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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上古時代的決策
陳良:上古時代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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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時代的決策


        決策,是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種行為。決策正確與否,是決定工作或事業成敗的關鍵。尤其是最高領導人的決策,直接關系到國家與民族的興衰。

        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富有智慧的民族,早在上古時期就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決策機制,制定了較為合理的決策規則與方法。《尚書·洪范》這篇古老文獻,記載了箕子向周武王提出治理國家的九條法則;其中第七條,就談到古代帝王如何進行決策。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兇。”

       箕子這段談話表明,君主處于猶豫不決的時候,該如何做出抉擇。為了確定做還是不做,行還是不行,君主應當召集卿士、庶民、卜人、筮人與自己(共五類代表)一起商議,通過表決進行決策。這五類代表,代表著各個方面的意見。君主,代表君主個人的意志;卿士,代表官僚集團的意愿;庶民,代表平民百姓的意見;卜人、筮人,屬于智囊人物,相當于現今知識精英,他們通過龜策,反映上天與神靈的意愿(包括自然境遇)。

   需要說明的是,龜策在現代人看來頗具迷信色彩,但在那個時代算是不太科學的科學。畢竟處于農耕文明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很不發達,人們對自然奧秘知之甚少,而農耕生產與人類生活又與自然條件密不可分。既然人與自然密切相關,我們的老老祖宗在敬畏自然的同時,力爭了解并利用自然,探索出與此相關的預測方法。相傳,“伏羲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烈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另據《易論》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可見,夏商周三代都有過龜策或占卜預測。不管上述預測方法是否科學,從概率角度講,至少有50%的準確性,故而不能一概否定。況且,卜筮預測的結果,只是決策的依據之一,權重也有限;卜筮時,遵循服從多數的原則,三人占卜,以二人結論相同為準。

       上述五類代表都可以發表意見,依據各種表決結果進行抉擇。箕子認為,在六種情況下做出的決策是吉利的,或者說可行的。

       第一種,全票贊同,即“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這種情況下,所做出的決策符合君意、官意、民意、天意與自然條件,名符其實“大同”;施行之后,就能“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可謂大吉大利,皆大歡喜。

       第二種,三票贊同(即“汝則從,龜從,筮從”),兩票反對(即“卿士逆,庶民逆”)。出現這種情況,可以做出決定,施行之后,也算吉利。

       第三種,也是三票贊同(即“卿士從,龜從,筮從”),兩票反對(即“汝則逆,庶民逆”)。盡管君主、庶民反對,另有三類代表贊同,也可以施行。

       第四種,還是三票贊同(即“庶民從,龜從,筮從”),兩票反對(即“汝則逆,卿士逆”)。這種情況下,即使君主、官僚反對,只要順應民意,仍然可行、吉利。

       第五種,兩票贊同(即“汝則從,龜從”),三票反對(即“筮逆,卿士逆,庶民逆”。這種情況下,應慎重決斷,“作內吉,作外兇。”

   第六種,兩票贊同,三票反對,亦即“龜筮共違于人”。出現這種情況,“用靜吉,用作兇。”也就是,不可輕舉妄動。

   通過上面的解讀,可以清晰地看出:上古君主在決策的時候,通常會綜合考量各方面意見,最后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做出決定,而不是憑君主個人意志獨斷專行。如果全票贊同,無疑可以下決心做,施行效果最佳;如果三票贊同兩票反對,也可以決定做,施行效果尚可;如果兩票贊同三票反對,就要慎重考慮,付諸實施,效果可能喜憂參半,有兇有吉。依此類推,如果一票贊同四票反對,肯定不能做,硬要施行,恐怕兇多吉少。

          事實上,箕子所說的決策原則與方法不愧為古代帝王治理國家的法寶,值得學習與借鑒。在重大決策上,君主應把個人意志與卿士、庶民、智囊的意見結合起來。歷史證明,帝王如若尊重并傾聽多方面多數人的意見,就可以獲取較為全面的信息,從而集思廣益,便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并取得良好效果;反之,帝王如若自以為是,不尊重不傾聽多方面多數人的意見,只聽信片面意見,或憑個人意志決斷,就必然導致決策失誤,終將造成嚴重后果。

       周厲王為了增加賦稅,不聽大臣(卿士)的勸阻,一心實行“專利”,侵害庶民的利益,國人因此怨聲載道。于是周厲王果斷采取措施,指派巫師監視國人,發現哪個議論“專利”或咒罵厲王,就抓捕處死。從此以后,國人“道路以目”,再不敢開口說話。聽不到反對聲音,周厲王不由得沾沾自喜;宰輔召公規勸他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周厲王置之不理,仍舊施行高壓暴政。國人最終忍無可忍,共同起來造反。周厲王成為無人擁護孤家寡人,只好灰溜溜地逃跑,不得不下臺,流亡到彘地。

       東漢桓、靈二帝時期,外戚、宦官兩股勢力異常強大,君主寵信外戚、宦官,在重大決策上,聽任這兩股勢力做主。尤其是靈帝,讓宦官牽著鼻子走,大興“黨錮之禍”,對評議朝政的士大夫和太學生予以嚴厲打擊,使得當時政治日益腐敗黑暗,東漢王朝因此走向滅亡的不歸路。中晚唐以后,唐王朝逐漸衰落,除了藩鎮尾大不掉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貞治、開元時期所形成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聯合協商的決策機制遭到破壞,君主信任或屈從掌握禁軍(神策軍)的宦官,往往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南宋時期,先后出現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權臣,他們要么依君主意愿行事,要么恃君主恩寵專權,而君主不能依據多方面意見進行決策,這樣的王朝終究難逃滅亡的命運。

       時過境遷,跨越三千多年,如今再閱讀箕子這段談話,仍讓我們對上古先賢肅然起敬。我們不禁感嘆,如此古老的決策機制與原則,不僅充滿著極高的政治智慧,也包含著很大的合理性。在當今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中,人們仍需要對諸多事項做出決策。根據與時俱進的脈博,《尚書·洪范》中所說的五類代表,其實可以類比置換為領導人、公務員、人民群眾、智囊團和社會精英。如果按照箕子指示的原則與方法,綜合這五類代表的意見進行決策,恐怕不會有太大的失誤。換句話說,老老祖宗的這一套,并不腐朽落后,還是值得借鑒的。

  

  

——原載2015年第3期《群言》雜志

2015-05-19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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