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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討論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
人文精神討論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
王曉明     阅读简体中文版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健忘的时代,很多事情迅速地过去,也迅速地被忘记。但是,我今天所以在这里重谈"人文精神"大讨论,更是因为,我觉得十年前发生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它其实依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是说这个讨论所针对的那些问题,在这个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我甚至觉得它们还日长夜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正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今天我还可以再来谈这个问题,尽管在题目上用了"祭"这样一个非常庄严的词(这是夏中义先生出的题目)。

我先简单说一下十年前"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情况。

人文精神讨论大致是发生在1993-1995年间,持续了大约两年。最先是1993年的夏天,出现在《上海文学》上,然后是从1994年的春天开始,在北京的《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参加这一组对话的,主要是上海的一些人文学者,当然也还有其他城市(譬如南京)的一些学者参加。有意思的是,当时讨论的时候,不少参加者(我也是其一)并没有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媒体事件",不但国内的报刊广泛地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作了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我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文章发表。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好像是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1996年的时候,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两本《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到这个时候,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说陕西路靠近淮海路上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居然也有"发扬人文精神"这样的话。人文精神竟成为这样一个套话,可见当时的流行之广了。

这么大影响的一个讨论,却不是由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也不是任何一个大学、研究所、或别的什么机构来组织的,它完全是一些人文学者的自发的讨论,而竟有这么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可能还是第一次吧。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这要说到1989-1992年的那一段历史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世界上都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个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然后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1989年的6月4日,也正是波兰的大选之日,这个大选把波兰的统一工人党政权选下了台,而这正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改变政治颜色的第一个国家。最后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重新开始"市场经济改革"。这一连串事件,从1989到1992,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上划出了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同样,它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

在这之前,差不多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学术界(人文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体现,就是现代化。从1970年代晚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87年震动全国的电视系列剧《河殇》--这个电视系列片的基本主题就是:中国应该抛弃以大陆为中心的"黄色文明",走向蓝色的海洋文明,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学学者)一直是在为现代化摇旗呐喊的,因为大家都认定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可是,经过了"六四"风波,又经过了国际、国内那段时间的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震荡,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里面,在知识分子圈中,1980年代的那种乐观和自信迅速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困惑。

如果简单地讲,这个困惑就是,知识分子发现,对中国也好,对整个世界也好,包括对知识分子自己也好,原来的种种确信其实都是幻觉,原来自己对现实和历史根本不了解!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1992年新的一轮"市场经济改革"重新启动,社会开始发生进一步的改变,这个变化非常之大:一方面是经济生活领域一些状况的明显改变,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的巨大变革,新的阶级产生了,其中第一个就是暴富阶层(后来也被称为"新富人"),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失业阶层。这是从经济领域方面来讲。然后在文化等其他领域,如教育、出版,等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切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和解释这个变动的现实。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知识界大分化了,相当多的人走入颓唐,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一部分人出国,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继续留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里面。但是,人留在这里,心里却非常困惑,记得1993年年初吧,上海的文汇报开了一个座谈会,很多人激烈批评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一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却在旁边笑道:你们这些人,当初要现代化,鼓吹现代化如何如何好,现在现代化真的来了,你们又不满意了。当时他含笑的面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可是,当时的困惑却是:这个就是现代化吗?如果这就是现代化,那么,就因为它是现代化,我就得举双手赞成吗?换句话说,我们判断事情、思维的一些前提,是不是有问题呢?

社会的巨大变动,和与这个变动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界的非常深的困惑和怀疑,这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的社会和思想背景。

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讨论的基本观点。这里要先做一个说明(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作过这样的说明,但这次还是要重复一下):当时无论是在上海、在北京,还是在郑州、在广州、在南京、在西安,都有相当多的人在进行类似的讨论。这些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做这些讨论的人彼此有许多并不认识,甚至也彼此不知道,后来"人文精神"讨论公开化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同时在做类似的思考。就是在上海,一些后来参加公开讨论的人(例如张汝伦和我),当初彼此也不认识,是在讨论当中才渐渐相熟的。所以,它本来其实是一个分散的、大量的、私下的讨论。我记得当时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些研究生经常通宵达旦地讨论,半夜肚子饿了就啃方便面,困了就睡觉,中午起来再接着讨论,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气氛。但是,如此广泛的讨论,这么多意见,是不可能都形成文字、公开发表的,最后公开表达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在《读书》杂志发表的对话,根据记录整理出的文字初稿也往往多达数万字,最后一律删成8千字,所以,其实有更多的问题、大量的话题还没有充分展开。因此,我这里归纳的主要是在上海文学和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两组讨论中的观点。

它们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一个基本判断: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时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

第二,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

第三,为什么精神状况这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因为没有基本的确信,所以你的精神立场是东倒西歪的。这里又要说明一下,当时如此强调知识分子的主观因素,绝非认为外部因素不重要,只要不是白痴,生活在当时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外部因素的严重,只不过限于种种原因--这本身亦说明了外部因素的严重--不能畅快谈论而已。

第四,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

第五,正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走出这种恶化的状态,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

第六,既然是这样的长期的努力,作为开端,当时公开发表上述意见的这些人就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精神,一种关怀人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在自己内心培植和发展价值追求,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实践这个追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精神,就是"人文精神"。

第七,这样,"人文精神"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不断生长的、日益丰富的过程,而且这是通过个人来展开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努力,通过个人的差异,来发展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每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的,甚至靠这些"不同"所形成的丰富性,来推动的。

这大致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发起人的最初的看法。这些意见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

其中一些是尖锐的批评。批评的意见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以说是政治性的批评:你们这些人如此集中地提倡一种精神的倾向,并且根据这种精神倾向激烈地批评各种社会现象,这是妨碍了文化的多元化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恐怖"。还有人进一步分析,这种提倡会导致一种不适当的道德的强制,从而在客观上为过去、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套神话的复活提供帮助。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开始进入消费时代,进入后现代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转型,这个时候提倡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是犯了一种启蒙的毛病, 是一种过时的文化冒险主义。更有人说,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发泄对改革、对现实的不满,企图否定现实。这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批评。第二种批评意见是比较学理化的,认为人文精神的讨论不错,但是讨论的题目太大,那么大一个题目,太抽象,什么是人文精神说不清,而且把许多问题都放在人文精神这个题目下来谈,缺乏对具体的、制度方面问题的思考,应该把制度问题和人文精神问题结合在一起谈。我个人觉得这是富有远见的、建设性的批评。

当时,对这些批评(尤其是带有政治性的那些批评)的反应也很激烈,双方是唇枪舌剑、剑拔弩张。当然,更多的人是理解这个讨论的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把自己不同的理解放进去,这样的意见是大多数,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我这里就不多谈了。

十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说这场讨论在今天依然存在,依然有意义?

总的来说,虽然这次讨论影响的范围很大,但讨论的水平并不高。原因有两个:第一,从自身来看,当时发起这个讨论的人,和参加这个讨论的人(包括我自己),对很多事情想得都还不是很清楚,是随着两年的讨论逐渐深入,很多问题才慢慢想明白的。自己都没有想清楚,讨论就很难往深处讲。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很多非学术的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当时有很多的意气用事,很多的借题发挥...... 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把一个问题讨论好,确实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后来的有些讨论变质了:不是仔细去听对方的看法,而是一味要在论战当中压过对方,这样的风气一起,特别是一些人身攻击的发生,确实都暴露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条件的恶劣。

不过,虽然"人文精神"讨论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它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个标志至少体现在这样两个意义上。第一,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动荡、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1980年代知识界非常热闹,各种观点很多,討論很熱烈,但從1989年夏天至1992年,幾乎沒人說話,很沉悶,而"人文精神"的討論可以說是知識界第一次重新大聲說話。正因為是第一次,所以許多人都會加入,因此,客觀上就成為一個標志,一個知識界恢復思想活力的標志。第二,這個討論打破了進入1980年代以后,中國知識界只有一個集體的聲音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你們觀察一下1980年代,所有的人幾乎都發出同樣的呼聲,都是要現代化,而很少有別的聲音。如果一個社會的知識分子發出的只是一個聲音,那是很不正常的,而這次"人文精神"討論,你去看,討論者在思想、在學術、在政治、乃至道德層面上都有非常深刻的差異和分歧,這些差異和分歧都在討論中清楚地暴露出來。從這次討論之后,中國的知識界、人文學術界很明顯地分出了不同的派別,在很多問題上都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正是在分歧和不同的觀點的交鋒當中,一個社會真正有活力的思想局面才可能會形成。在這個意義上"人文精神"討論正是一個重要的標志。

當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討論凸現了當代中國社會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問題。十年過去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一點都沒有減少。

下面,我簡單談一下其中的兩個問題。第一,當"人文精神"討論快要結束的時候,許多人的眼光已經開始轉向當代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其實大家的分歧并不在別的地方,而就在對當代現實的判斷上面,這是問題的關節點。為什么討論深入不下去?就是因為討論者對現實本身缺乏深入的認識,不了解,基本上是憑著印象在那里說,而如果討論要深入,你就必須要有更深入的了解,需要研究。所以,"人文精神"討論的一大結果,就是促使知識分子將注意力轉向對當代中國社會真實狀態的研究。

一旦視線轉移到中國社會的現實,一個不約而同的感覺就出來了:那些我們用慣了的、主要是在1980年代獲得的概念,特別是那些兩兩對立的概念,什么傳統與現代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啊,雖然不能說就完全無效了,但確實是不同程度地都喪失了大部分有效性,不能再靠這些概念來解釋社會、解釋現實。一旦看清了這一點,更大的問題就產生了。簡單地說,就是:我們現在生活在什么樣一個時代? 它既不是我們過去熟悉的那種"社會主義",也不是現在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的"資本主義",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我們正在過著的,究竟是怎樣的生活呢?當"人文精神"討論剛剛開始的時候,即使是一些抱著同情的理解的人,也覺得這些不是問題:你們這是杞人憂天,并不是說你們批評的那些事情不存在,它們確實存在,單這些都是"前進中的困難",是可以解決的,只要國家現代化了,譬如人均國民收入達到了2000或者多少美元,這些問題都會比較容易地解決。當他這么說的時候,他其實對現實是不疑惑的,他認為這就是現代化,只要這么走下去,到了一定階段,那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初這樣的確信是越來越難以繼續了,現實不斷地將知識分子逼到這一類問題面前:這個現實是究竟怎樣的?用那一套現代化的理論,還能有效地解釋社會嗎?說實話,這樣的問題不搞清楚了,其他一切都談不上。

一方面,是越來越覺得應該重新研究社會現實,可另一方面,又越來越清楚地發現,要作這樣的研究還真不容易。你看看我們今天的大學,今天的學術界,譬如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大致是分成兩塊,一塊是所謂純學術,理論、考據,有不少有價值的研究,但也有大量重復勞動,遠離現實,甚至是學術垃圾。另一塊呢,是所謂緊貼現實、注重應用、圍著就業和人力市場轉的,市場今天需要什么人才,我就給你培養什么樣的人才,一切都以適應社會為目標。而那種以分析的、甚至是懷疑和批判的態度來面向社會現實的研究和學科,在今天這樣的大學和學術格局里,很難立足。

這就是困難之所在了。一個知識分子也好,一個人文或社會科學的學術工作者也好,他要批判地分析和認識這個社會,當然首先是靠自己的精神傾向和生活經驗,他不但有深厚的人文情懷,有敏銳的洞察力,更有大量的活生生的具體的經驗,將他和公眾的遭遇和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但事實上,這一點在今天已經成為問題,譬如在現在的上海,人的衣食住行越來越分開,不同階層的人進不同的商店,住不同的小區,乘不同的車子,住不同的旅店......,特別是中等階層(學者大多屬于其中)的人,似乎總是與其他的中等階層的人士生活在一起,生活經驗越來越狹隘,缺少與社會下層的血肉聯系。一個這樣的在精神上越來越狹隘的人,他很自然就會逐漸遠離那些尖銳的社會和時代問題。但我在這里要特別的是,即便沒有上面這樣的問題,知識分子或學者要深入認識社會,還是會有很大的困難。他需要獲得充分的信息,要依靠學術體制所提供的多樣的研究和交流渠道,包括需要時間、人力和經費上的種種支持。可是,我們現在在這些方面的條件還很差,特別是當代社會研究,信息渠道不通暢,研究的途徑非常少,其他方面的條件也不好,更不要說那些更內在的問題了。

總之,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我個人認為這是擺在中國知識界或人文和社會科學界面前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我們今天的人文學術的最大的動力或者活力,就是來自于對這樣一些問題的回答。在這一方面,現成的所有的西方理論都只有參考的價值,我們必須通過我們自己的深入的研究,一步一步地創造新的合適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論,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而且,這也是中國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能夠為整個人類思想增加新的東西的最具可能性的一個途徑。因為,這個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這樣的問題不僅僅我們中國人在問,地球上大家都在問。今天的中國的事情已經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緊密相連,中國又是這么一個大國,中國的知識和學術界就有這個責任,應該為整個人類思想做出自己的貢獻。如果我們在對當代中國社會的研究上能有突破,那么,對其他地方的思想和學術活動,一定會有正面的影響和貢獻。

越是想到這一些,就越覺得我們的研究太不夠了。從"人文精神"討論到現在,這么多年過去了,當代社會研究的進展還是很有限。1990年代末的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既然還是和"人文精神"討論差不多,明明分歧的關鍵點是在對社會的判斷不同,但因為缺乏對社會的實際研究的充分支持,最后變成了理論的分歧,什么我是自由主義、你是新左派,甚至又降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真是毫無意義。大家知道,在今天的中國,一個新的階級正在快速地崛起,它已經掌握了非常多的經濟的資源,正在染指更多的政治和文化資源。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新的階層已經和正在對中國的未來,發生越來越大的舉足輕重的影響。可是,學術界至今還沒有對這樣一個階層的命名。我們曾經用"新富人"這個詞來稱呼它,但這個詞還是太籠統,并不能說明問題。它已經影響到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我們卻沒有一個恰當的詞可以形容它,從這里,這的確可以看到人文學術界的遲鈍和滯后。社會的大船正在急轉彎,搖晃得很厲害,每個人都在這個船上,可是我們對這個船為什么晃卻說不清楚,這真的很危險。

回過頭來看,是"人文精神"討論第一次迫使我們發現我們自己對現實的隔膜,僅此一點而言,這個討論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把問題提出來了,雖然要回答這個問題是很不容易的,但我想,有了這樣的問題意識,就一定會有研究,有結果,有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回答。現在很多人都在做這個研究,雖然很困難,但是在做。有些社會學家做得很不錯,經濟學界也有不少人在做,文學和歷史研究方面,現在一些人在嘗試所謂"文化研究",也是在進行這方面的努力。這是我想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想說的問題,就是:當人們把眼光轉向社會現實以后,很自然地會引發對制度性因素的關注,政府責任、憲政問題、產權問題、經濟體制,等等等等。這些都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最近十年來,知識界和學術對制度層面上的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是最引人關注的,可以說是成為了"顯學"。其正面的意義非常巨大,這我想不用多說。但是,"人文精神"討論畢竟打開了一個另外的空間,一個討論生存的意義、價值、倫理和精神信仰的空間。與對制度性問題的討論相比,這個空間好像是虛的,是無形的。可是,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就會發現,制度性的改革并不能夠解決一切,它還需要另一方面的支援或配合,這所謂另一個方面,用一句老話來講,就是"人心"。制度改革,說到底,是謀求一個利益上的合理的分配,可是,一個社會,如果它的根基只是利益的平衡的話,那么這個社會是非常脆弱的,今年4月的SARS危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SARS本來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因為它一下子造成了普遍的利益不確定,你不知道你的同事或者鄰居會不會傳染給你,而一旦利益的平衡被打破了,又沒有別的東西制衡,一些地方的社會一下子就亂了。這其實是暴露出了我們的社會的脆弱,好像一點點事情就會滑到崩潰的邊緣。

最近二十年來,我們的社會在很多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改革、投資,但是對那些無形的精神的領域卻明顯是忽略了,好像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至少不是現在緊迫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邊去。這個偏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經很明顯了,我們的社會正在為這些"虛"的東西的惡化付非常慘重的代價。在今天,我們不但需要合理的制度,也需要能與這合理的制度相適應的精神上的某種根據。如果人的精神和心理狀態不斷惡化,再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來。當前社會出現的許多問題,不是制度性的改革就能消滅的,當一個人為了很小的利益就可以用磚頭把人砸死的時候,你光靠利益、靠懲罚、靠獎勵,靠訴諸他的利害之心,是遠遠不夠的。人都有趨利避害之心,但社會不能只建立在這個上面。"我相信他因為利益關系不會對我怎么樣"--在這個信心之外,人還能不能有點別的信心?如果大多數人之間只有利益關系的話,那么,這個社會即使有了一點富裕的生活,也絕不可能長久。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告訴我,有一個老師居然對他們說,你們讀什么書啊,大學四年,趕緊考一些有用的證書,畢業以后能找到工作就行了。大學的教師居然這樣來教導學生!整個社會的"人心"的惡化,是到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地步了。面對這樣的狀況,怎么辦?一個簡單的辦法就是嚴刑峻法,先秦和秦代的法家就是搞這一套的,用嚴刑峻法威逼利誘,訴諸人的趨利避害之心,結果如何?二世而亡。面對中國今天這樣一個社會狀況,似乎你不用嚴刑峻法還真沒辦法:這是一個困境。可這個困境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覺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少年來我們的社會忽略了無形的東西,人和人的信任感,基本的價值觀念、倫理觀念,對生存意義的理解,對所有這些抽象的東西的重視,認為人的幸福是可以用錢來確證的,除了錢,除了各種實際的利益,其他都不重要。為什么會如此,原因很多,我今天沒法在這里詳論,我只說一點,就是,正是這些看起來很簡單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積少成多,最后把我們逼到了今天這樣一個困境里。

或許有人說,我們過去太窮了,因為窮,所以先考慮利益,等以后我們富裕了,就不會這樣干了,就會有時間關心那些"虛"的東西了。但是,世界上很多比我們窮的國家,有許多比今天的上海窮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和知識分子,卻并不象我們這樣在心理傾向上一邊倒。而且,與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情況相比,也可以看出問題并不僅僅在是不是"窮"。譬如1915年的捐獻"救國金"的例子(羅志田先生在一本書中仔細分析過這個事情)。當時袁世凱想做皇帝,需要日本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和日本人秘密地談判,日本人提出一個要求,就是后來有名的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把一部分國家主權讓給日本人。袁世凱不想答應,但他又不敢公開拒絕,怎么辦呢?他就把這個消息透露給民間,希望借打"民意"這張牌來與日本人周旋。這個消息透露出來,全中國的人都憤怒了,有人就發起一個運動,叫做捐獻"愛國金",你袁大總統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錢唄,那我們捐錢給你!于是,從哈爾濱一直到廣州,西北,更不用說江浙上海這一帶了,從達官貴人到黃包車夫,紛紛捐錢。捐獻出大量的錢以后,要有人管,于是很多人出來自動地管這個錢。當時他們預計要捐到多少億,再一起交上去,可就在捐的過程中,袁世凱因為別的原因,居然就簽了那個"二十一條"。他簽了這個協議,大家就覺得不應該再捐錢給他,于是就要把這些錢退還給原來捐錢的人,這個退款也就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沒有政府組織,完全是民間自己組織起來干的,結果,錢全部退還,沒有發生大的問題。這就是當時的中國人。現在的、譬如今天上海的市民,肯定有許多是比1915年的許多捐錢的中國人富裕得多,可是,我們今天會象他們那樣做嗎?今天春天SARS時候的一些捐款的事情,就是證明。1915年的那些中國人所以有那樣的熱情,是因為他們覺得,在個人的實際利益之外,還有別的更高的價值。單用"我們過去太窮了",是不能完全解釋我們今天的這種普遍的狹隘功利風氣的。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一個社會,一個民族,要想變得富強一些,并不是太難的事情,只要你認真做,好好經營,以中國人這樣聰明,致富并不很難。但是要建立一個精神上是健全的社會,就難多了。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在今天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幾乎全世界的人都面臨這樣一個問題,都在苦苦追問人的生存的意義。但我覺得,這個問題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更為嚴峻,簡直可以說是生死攸關。是"人文精神"的討論,以那樣一種強烈的方式,把這個精神的問題,這個精神生態的惡化的問題,特別提到了公眾的眼前。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這個討論因此具有了特定的生命意義,好像一直還活著,延續到了今天。

但我更希望,過多少年以后,人們回過頭來,會覺得如今我們討論的這些問題,已經很好地解決了,真的可以遺忘了。也就是說,不需要再用"祭"這樣嚴重的詞,來討論什么"人文精神"的問題了。我期待著這一天早日到來。

2003年11月 上海

2011-08-28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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