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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時代”里的“現代文學”
“大時代”里的“現代文學”
王曉明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27年冬天,魯迅這樣概括中國的狀況:“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①借用他后來的話說,這“大時代”“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復”②。
從龔自珍、曾國藩那兩代人意識到“頹世”難挽、“洋患”逼人,到今天全社會亟亟“與世界接軌”,中國人在被動“現代化”的道路上,已經跌跌撞撞了一百五十年。從某些指標———例如GDP和太空探測技術——來看,今日中國已經相當“現代”,但一些更重要方面的狀況:社會制度、“人心”、前景想象、與世界其他部分的關系……卻表明,中國社會并沒有解決“如何現代”———更準確的說法是“何種現代”——的問題。猶如一個在無路之路上艱難跋涉屢屢迷途的登山者,中國不斷地發現自己依然處在不得不“現代”的路程之中,那一座最消耗體力、同時包含了最大希望和最大危險的山口,依然還在前面。但是,從另一面來看,那山口已經不遠,社會內部長久積聚的各種深層因素的沖突,這些沖突凸顯的整個世界的“現代化”的內在矛盾——人類社會已經形成了非如此“現代化”就別無他路的大趨勢,可世界又難以承受這個“現代化”,矛盾開始顯露和激化。如果樂觀——或者悲觀——一點,那就可以說,我們正站在魯迅所說的這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的末端,甚至已經是開始走進“大時代”了。
中國的“現代文學”③,就在這樣的進向或開始進入“大時代”的時代里產生,并因此形成其具有世界意義的特點。當然,這里說的世界意義,并不僅指貢獻優異的作品,也同樣指呈現逼人深思的問題,甚至是提供慘重的教訓。



中國是一個自然和文化上都堪稱巨大的社會。進入19世紀的時候,它有四億多的人口,一套不斷擴展、差不多延續了五千年、沒有被外力完全打破過的文化系統,和一種也是持續了數千年的天下居中、世界中心的觀念。正因為是這樣一個社會,一旦卷入西洋人推動,因而是以西洋為榜樣,已經達到全球規模、不可能單獨退出的“現代化”運動,它的文化人群中,很自然就會產生如下持續的雙重的沖動:
一個是要用西洋——包括蘇俄——的模式改造中國,將它轉變為一個“現代”的“國家”,以適應新的世界競爭,進而在其中占據一個優越的位置。一百五十年來,這個沖動孕育了無數思想活動和社會實踐。單就前者來說,將“西洋”/蘇俄奉為樣板,再給它豎兩根支撐,一根是“普遍人類”,一根是“歷史規律”,然后拿樣板對比中國的現實,將各種對中國現實和歷史的不滿,統統轉化為“西化”——或“蘇維埃化”——中國的實踐的激情。身為跨越20世紀和21世紀的中國人,我們對這一套思想活動及其各種政治、經濟和學術形式,是非常熟悉的,這里就不多說了。
另一個是要超越西洋或蘇俄,創造比它們更理想的國家和世界。這里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這“理想”的標準,主要并非搬自西洋或蘇俄,而是取自中國本土,或者是新闡釋的20世紀之前的傳統文化,或者是20世紀新產生的革命文化,盡管這闡釋和產生的一個基本條件,正是西洋或俄蘇思想的影響。二是這“理想”要覆蓋的,并不只是中國,而是整個人類社會,之所以要將中國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就因為這是邁向建造理想世界的第一步。在19世紀晚期,這個沖動已經萌發,孕育出一系列先后超越西洋和東洋、最后達到人類———甚至超人類———之大同的大氣磅礴的夢想。20世紀最初二十年間國內國際的動蕩和危機,更深刻刺激了這個沖動,令它發展出多種重新解釋中國及其他非西方文化和社會傳統、企圖用它們來救治當世——中國和世界——之弊的思想和學術努力。也是在20世紀早期,一系列可以用“左翼”統稱的、堅決否定現代西洋式的社會結構、追求人類普遍解放的思想和理論活動,開始從另一個側面表達這一沖動。進入1930年代以后,日益嚴峻的國內沖突和外國侵略明顯壓制住了這個沖動的其他表達,左翼④思想就成為延續它的一類主要的形式。
這是一個翻天覆地、重造社會的時代,無論怎樣的狂想似乎都有實現的可能。至少到1950年代為止,中國文化人大體都還能保持著“立功”的激情,許多人既是狂想者,也是政治家,是有社會影響力的行動者。因此,“超越”的沖動同樣孕育了大量的社會實踐。從章太炎以《中華民國解》為新國家奠定歷史和文化根據,到孫中山以 “五權分立”勾勒比西洋更優異的政治制度;從周氏兄弟印《語絲》,嘗試破除現代商業對傳媒的束縛,到馬一浮辦復性書院,探究學校體制之外的教育之路;從1920年代初少數青年人學習日本的“新村”運動,在中國提倡類似的試驗,到1930年代以后奉蘇聯為樣板,持續不斷、規模越來越大的社會改造:這些意在“超越”的實踐擴展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不用說,它們的后果至今還以多樣的方式,深刻影響著今日的中國人。
綜觀20世紀,這“西化”和“超越”沖動的關系始終很復雜,有時候互相激勵、甚至因此融匯,有時候卻互相沖突、你死我活。這兩個沖動的各種具體表達和實踐之間,更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纏混淆,錯綜復雜。即使是最看不上西洋的人,也明白不“西化”就難以“強國”的無情現實,越是想最后超越西洋,反而越要盡早 “西化”。倘說康有為式的大同理想,正屬于“超越”沖動的第一批表現,它卻同時為那“西化”沖動的正當,作了強有力的論證。從晚清到1970年代中期,各種版本的“強國”方案———包括1974年重新提出的“四個現代化”,都大體遵循了這一從“超越”的角度肯定并收攬“西化”的思路。另一方面,早在20世紀初,那些由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領頭的“理想小說”,就觸目地顯示了“超越”沖動內含的士大夫君臨天下的古典情懷,1960年代晚期天安門廣場上百萬“紅衛兵”歡呼“世界人民的大救星”的盛大場面,更令人不能不想起昔日百姓對“天子”的五體投地。正是對此種新衣冠內的舊靈魂的疑懼和反感,不斷地驅人轉向對西洋的崇拜,澆滅他的“超越”沖動,甚至令他安心于做“美國人”——不僅是“今夜”,也不僅是“我們”⑤。
1918年,陳獨秀們抨擊傳統、倡導西化的聲音最響亮的時候,李大釗卻呼吁東洋和西洋文明各自反省、調和,創造“第三新文明”⑥。這當然是充分表現了五四時代激進思想內部的多重旋律,甚至是一個旋律內部的多樣音調,但反過來說,激進思想的這一李大釗式的“多樣”特質,又預示了“超越”沖動在以后的延續中不知不覺被收窄、甚至消溶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的前景。1957年,張君勱以“新儒家思想”對抗“不正統的共產主義”,卻同時指出,正是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侵略和文化滅絕,促成了此種“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⑦。他所以倡導“新儒家”,是為了實現中西方文化的平等和“友善合作”,這似乎體現了“超越”沖動在左翼思想之外的另一種延續,他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后果的洞察,也再次顯示了這延續對中國現代思想的正面意義。但是,與當時中國大陸“埋葬美帝國主義”的全民興奮相比,“超越”沖動在大陸之外的這一路延續,還是更清楚地暴露了這個沖動的想象和實踐空間的急劇縮小:五十多年前康有為們那一份創造比西洋更文明的新世界的雄心,日漸消退,惟有“保種”、“保教”的焦慮,甚至是“保”而不得的悲觀,愈益膨脹。
不知道世界各地其他那些先后被拖入“現代化”歷史運動的非西方社會中,是否也有一些和一百五十年來的中國一樣,同時被激發起這樣分明而強烈的雙重沖動。從梁啟超開始,許多心存“超越西洋”的志向的知識分子,都特別愿意強調中國的獨特性:地域廣闊、人多、歷史悠久、文化從未被外力滅絕過……這些說法常常顯得夸張,令人疑心是自己給自己打鼓,但有一點他們說對了,那就是,一直到19世紀中葉歐洲軍隊攻進北京的時候,中國士大夫依然普遍相信自己有世界上最文明的文化。從西洋式“現代”的角度看,這當然是閉塞和可笑的自大,但今天回過頭來,我們卻也應該看到,這“閉塞”和“自大”背后,是有許多別的情況的支撐的:傳統的政治和教育制度、根深蒂固的詩書農耕的生活方式、對西洋古典和現代思想的初步了解、對中外數十年“現代化”狀況的深切感受……其實是這些情況匯合在一起,共同培養了清末民初幾代文化人的狂想的底氣:不僅僅以被西洋接納為榮,也不愿只以功利的成敗定是非,不甘心接受弱肉強食的新世界法則,總是克制不住地要構想一個更文明的和平世界,一個他們——例如章太炎——不愿意用“現代”命名的世界。當然,這也使他們從一開始就和那些企圖繼續緊閉門窗、固守一隅的專制、顢頇之徒劃清了界限,他們是睜了眼看世界的人,想的也是整個的世界,是包括了昔日所謂各色夷狄的世界,而不僅僅是一個華夏的中國。
一百五十年間這兩種沖動互相激蕩的歷史,遠非上面講的幾個例子所能代表。我所以不避粗陋地如此概述,只是想說一點:正是這兩個沖動的共生和相伴,給了中國人一個珍貴的歷史可能,一個形成闊大、深邃,因此也較為豐富的現代意識的可能。主要正是它們之間的復雜的互動,拓展和限定了中國現代意識——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思想——的大致范圍和深度,進而促成了它的若干重要的特點。比如說,那種從一開始就是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中國”——不僅僅是從“中國”去看“世界”——的寬闊的眼光,那種也是從一開始就萌發的改變現存全球秩序——不僅僅是在其中謀一個好位置——的理想和激情。不用說,也正是這些互動的活躍、擴展、深化,或者被壓抑、被破壞、奄奄一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中國現代意識的狀況:有時候廣闊而豐富,有時候殘破而狹窄。
如果還是要用“現代性”這個概念,那就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性”問題的核心,是如何——或者后退一步,是否可能——“超越西洋”。重復一句,“超越”的意思是使整個世界更文明,而不是讓中國比西洋更西洋。人的歷史應該是不斷使自己更“好”——我借用“文明”一詞來描述這個“好”——的歷史,它不能因為現代西洋的出現而終結。



中國的現代文學,正是和這樣的雙重沖動一起誕生的。一百五十年間,文學經常是這些沖動的最重要的表達者,它以文字賦予它們生動的故事和意象形式,引發讀者情感的共鳴,從而最大規模地傳播和激發這些沖動。更重要的是,在這個“賦形”的過程中,文學大大擴展了這些沖動的內涵,不但使它們變得具體,而且使它們因這具體而變得豐富。因此,在很多時候,文學又成了這些沖動的最重要的發展者。當人們將這些沖動付諸實踐,因而勢必從不同的角度將其簡化、抽象,甚至將它們顯現、凝固為標簽式的概念和制度的時候,文學卻常在精神和心理的領域里反向而行,在這些沖動的內部和周圍,為它們開辟許多新的難以抽象的內容。
舉一個例子:直到今天,許多讀者一看見“阿Q”,依然會習慣性地想起“精神勝利法”、“民族劣根性”、“改造國民靈魂”等詞匯;一談到“幻燈片事件”,腦子里也立刻會涌上“麻木”、“棄醫從文”、“救治人心”這樣的判斷。之所以普遍發生這樣的聯想,當然有學校教育、文學闡釋等多方面的原因,但魯迅創造的這兩個意象的文學意味,它們在表達和傳播啟蒙意識時——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候,啟蒙都是被解釋為 “西化”沖動的產物——詩性的適應力,卻是整個事情的基礎。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學不間斷地創造這樣的人物、故事和意象:鳳凰涅、高家大院、子夜、陳白露、劉世吾、梁生寶、“傷痕”人物、喬廠長、李向南、丙崽⑧……即便其中有許多很快被人遺忘了,但在各自的膾炙人口的一時間,它們都充分發揮了呈現和促成那雙重沖動——特別是其中的“西化”沖動——的巨大作用。
不只是人物、故事和意象,也不只是激發人對這些沖動的共鳴,文學還以多樣的方式,參與了對更深一層的精神土壤的翻耕。中國人不再對著皇上磕頭了,同時也不再能傲視夷狄了,現在是要做“國民”、要成為“個人”、要當革命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然后又是要找回“自我”了。另一方面,“朝廷”不再能令人安心歸屬,是“國家”、“民族”、“人類”、“現代化”、“美國人的生活”輪番出場,來收聚人的認同之心了。在這中國人的頭腦不斷被重新“格式化”的過程中,文學一直是積極的介入者:第一人稱敘事之于“個人”的確立,“鄉土文學”之于現代知識視野中的農村想象的形成,楊朔式抒情筆法之于“新中國”青年人情感結構的傾斜,王朔式“佯痞”語調之于 “后革命”時代利益至上心態的急速膨脹……從某一個角度看,正是人的意識“根部”的這些變化,決定了前述雙重沖動的起伏興衰,而深深鍥入這些變化的中國現代文學,對那些沖動的影響也就更內在,更深遠。
應該進一步列出這樣一些文學的形象:孔乙己、魏連殳、雨巷、邊城、魚釣、棋王、“命若琴弦”的盲琴師、“小村人”⑨……它們在你心中喚起各不相同的情感,引你浸入一些特別而強烈的意趣和氛圍,你的感動是如此形形色色,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都不鼓勵你親近“全盤西化”一類的主張。它們更像是體現了文學對那“超越西洋”的沖動的參與,不僅有力地呈現它,更以一系列動人的意境,在中國人心中培養各種非“西化”的情感和趣味,潛移默化。如果更仔細地體會,你又會覺得,它們并不只是將你引向某一種集體的沖動,無論那是否意在“超越”。它們中有一些甚至是要告訴你,這一切都不是關鍵所在,人生中還有別的更重要的事情……
這就是文學優長于現代精神生活的其他形式的地方了。它總是自相矛盾,甚至醉心于曖昧和游移。因此,在現代中國,它雖然奮力迎向時代的中心問題,不可避免地深陷那雙重沖動的漩渦之中,卻又同時從別處——日常生活經驗、作家的個性和天賦才能、過去遺留和新產生的非主流文化,等等——獲得另外的滋養,不斷從漩渦中向外突破,創造出大量既與那些沖動相關、又遠非其所能包容、往往與之差別、乃至明確沖突的經驗和想象。有對那些沖動的絕望,也有對它們的否定,有對那些沖動的義無返顧的逃離,也有向它們的同樣堅決的返回……正是在與那些沖動的既親近——以致血肉相連——又疏遠——總是心生二意——的深刻糾纏中,現代文學逐漸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質。
這里也舉一個例子:進入20世紀以后,文學遭遇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制度層面的。現代制度有極大的彈性,可以是政治、經濟寡頭的聯合集權,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市場,也可以是政府控制下的無序市場;可以反資本主義,也可以和資本主義結盟。正是憑這多變而不離其宗的特點,制度不斷地強化文學與那雙重沖動的關系:因為憎惡這種管制,便親近西洋式的“個人”,投身“自由”的市場,因為受不了資本主義的壓迫,就轉向激進的“革命”,憧憬“人民”的解放……從這里,你正可以看到那雙重沖動對文學的一種最強勁的吸引,或者說,文學對那些沖動的最慘烈的承担。嚴酷的歷史給社會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人的心靈的普遍的“病態”——我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詞,姑且用它,而這正是文學處理的主要對象,尤其當任何作家都不可能避免被它感染的時候。因此,中國現代文學的那些最重要的特點——無論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都在它與這制度的交往中最終形成,可以說無一例外。
我特別要說一下這些特質中雖有負面意味,卻不能單用負面一詞概括的部分,它們都和魯迅說的“大時代”———或者“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直接相關。以那雙重沖動為核心發展起來的現代意識,總體上是一種積極的意識:求變,求新,求成功。但是,它卻遇上了屢屢迷失方向,千辛萬苦攀上山頂卻不斷發現前面是斷崖、時間越來越晚危險也越來越大這種種令人沮喪的境況。迫切求成,卻總是不成,這可說是構成了現代中國人的一種基本的精神境遇。有時候,文學似乎并不注意這一點,因此就有了那些熱烈鼓吹、歡呼、贊嘆的作品。但整個來看,與現代中國人精神活動的其他形式相比,文學還是最敏銳地呈現了對這種境遇的體會。正是從這個體會出發,它才形成了如下這樣的特質:
一是各種深具中國特色的“消極”情致的表達:悲觀、絕望、虛妄、感傷、自戀玩世、枯寂……這“消極”并不僅在這些情致的內涵,也同樣在其表達:它是固執的卻每每又是半遮臉龐、不愿意全露出來的;
一是怎么也不能斷根的干預現實的救世的熱忱,它不但驅引作家向社會現實搜取創作的素材,而且激勵他們創造與之相適的新的藝術形式,甚至不惜重新定義什么是文學;
一是往正面應對社會和時代壓力之外的其他方向,開拓確證人生意義和詩意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這可以說是被逼出來的,但惟其如此,這些遠近不等的開拓,反可能促成對若干混合著相反因素的精神境界的深入的體會:“輕”與“重”、“瑣碎”與“巨大”、“通脫”與“隱痛”、“淡漠”與“關切”……
這些特質時斷時續地貫穿了到目前為止的整個現代文學的歷史。在還沒有走出這個“大時代”之前,它們大概還將繼續存在。



“走向世界文學”,是1980年代大多數作家和研究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判斷。現在的認識自然是較為準確了:不是“走向”,而是被迫加入,加入的也不是“世界文學”,而是西洋規劃的“世界”,正是這樣的“加入”創造了中國的“現代文學”。也就是說,事情主要不是發生在文學層面,而是發生在社會和一般意識層面,那“世界”也并非標準,更非歸依之地,它僅僅只是原因。如果這樣來看,真正的并非由世界之某一部分規劃的“世界文學”,目前就還是遠未完成的事物,中國文學的走向其中、融入其中、成為它的一部分,也因此還只是一個可能,或者——樂觀一點罷,一個才開始不久、注定會很漫長的過程。但是,正因為一切遠未結束,中國的現代文學反而獲得了作出具有世界意義的貢獻的可能。不僅是提供關于自身的“寓言”,也不僅是以“病態”啟示負面意義上的“問題”,中國文學同時還呈現了探究現代人類和人生困境及其詩意的多種可能,其中有大量今人不易體會的艱辛和慘敗,但也分明還有別樣的堪稱豐富的收獲。當然,這收獲一定是超出了狹義的文學的范圍的。
說到“收獲”,就要稍微多說幾句。我 們置身其中的這個西洋規劃的世界,是一個高度分工的世界,這分工不但是經濟和政治的,也是文化和思想的。少數“大國”的人思考全球的、普遍的、抽象的、超越的、烏托邦的、形而上學的、審美的……事,其他“小國”的人專想本地的、具體的、切身的、功利的……事,就是這文化分工的一例。當然,這“大國”之大和“小國”之小,都主要不是看領土、人口、歷史和文化,而是看你在全球等級秩序里的位置:五千萬人的法國、就比兩億人的印度尼西亞“大”,三億多人的美國,更是比十三億人的中國“大”一旦分工的時間長了,再看見貧弱地區的文化人表達對世界和普遍問題的看法,就不但 “大國”的學者不以為意,他自己的同胞也覺得荒唐:你還想這些?想也是空想!慶幸的是,這樣的輕視和自我抹殺并不符合現代世界的歷史,不符合各地人民保存下來的記憶。就以中國來說,與那雙重沖動一路糾纏著走過來的文學,貢獻出了多少對于人生和世界的,并不僅僅屬于中國人的體會和想象!這絕不是說中國的現代文學已經如何偉大,相反,在許多時候,這文學的表現是相當糟糕的。但是,惟其在一個愈益深刻地 “西化”⑩人類情感的世界上,也惟其常常喪失自我表達的可能和心力,我們反而要特別 珍視中國現代文學抵抗情感“西化”的一面,珍視這拒不接受世界的文化分工,掙扎著保持豐富的“空想”志趣的一面。在這個意義上,我甚至想剝用章太炎當年“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欲滅其史,先滅其文”的名言,說:欲滅其人,先滅其文學,欲滅其文學,先滅其空想之志趣。
當全世界都開始意識到,面對愈益復雜、變化叵測的現代生存狀況,人類不能只有一種西洋式的感覺和思維,當我們終于明白,真正的“世界文學”是必須要和真正的“世界意識”一同生長才可能形成,那么,靜下心來體味、發現、重新描述和闡釋,不但使我們真正擁有中國現代文學的收獲,也讓別地的人能較確切地知道這些收獲,就是我們今天迫切該做的事了。

2005年12月上海

注釋:
①魯迅:《〈塵影〉題辭》,《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頁。
②魯迅:《小品文的危機》,《南腔北調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頁。
③這里的“現代文學”一詞中的“現代”,并非一個時間概念,指譬如從1917年到1949年的這一段時期,而是一個有關“意義”或“性質”的概念,指與“是否現代”、“如何現代”或“何種現代”這樣的社會問題一同產生并與其相互影響的文學。因此,本文所說的“現代文學”從晚清一直延續到現在,而且——很可能——還將延續很長時間。
④本文這里及其后的“左翼”一詞,都是在比較廣泛的意義上用的,并不僅指中國共產黨所組織、領導的思想和實踐活動。
⑤這里借用了2001年“9·11”事件當晚中國一批自由主義傾向的文化人在互聯網上發表的聲明的標題:《今夜,我們是美國人》。
⑥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北京,《言治》季刊第3冊(1918年7月1日)。
⑦張君勱:《〈新儒家思想史〉前言》,《張君勱集》,黃克劍、吳小龍編,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93頁。
⑧這里列出的“人物、故事和意象”依次取自郭沫若的詩集《女神》(1921)、巴金的長篇小說《家》 (1931)、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1933)、曹禺的劇本《日出》(1936)、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1956)、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1959)、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1978)、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1979)、柯云路的長篇小說《新星》(1984)和韓少功的中篇小說《爸爸爸》(1985)。
⑨這里列出的“文學形象”依次取自魯迅的短篇小說《孔乙己》(1919)和《孤獨者》(1926)、戴望舒的詩集《我底記憶》(1929)、沈從文的中篇小說《邊城》(1934)、高曉聲的短篇小說《魚釣》 (1981)、阿城的中篇小說《棋王》(1984)、史鐵生的短篇小說《命若琴弦》(1985)和張煒的長篇小說《九月寓言》(1993)。
⑩可能這是一個多余的解釋:這里說的“‘西化’人類情感”是指在按照現代西洋的模式改造世界各地的人的日常生活——同時通過教育等方式傳播西洋的現代思想觀念,造成各地人民均自覺不自覺地依據這些思想觀念來理解自己的感受——的基礎上,潛移默化地造成的情感的相類化。指出這一點并不意味著拒絕“自由”、“民主”這樣的所謂外來的觀念。當然,更進一步說,對不平等的不滿和對解放的欲求,是各地人民共有的悠久的傳統,并不能僅僅歸之于現代西洋。

2011-08-28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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