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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流行用民國教材!語文教材從民國到現在 新版課本究竟痛在哪兒
現在流行用民國教材!語文教材從民國到現在 新版課本究竟痛在哪兒
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獲好評一片。老教材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南都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獲好評一片。老教材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語文教材:從民國到現在

由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意象優美,對現在的小學生吸引力絲毫不減。

語文教材:從民國到現在


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獲好評一片。


20個一線語文教師組成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關于現行語文教材批判的新書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學者、媒體以及更多是家長們的廣泛討論。


老教材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南都周刊記者_黃修毅 實習生 郜藝 攝影 劉林


永兒的爸爸對永兒說:“如果有客人來,先要問他尊姓。”明天,對門的徐先生來看永兒的爸爸,永兒說:“徐先生,請問尊姓?”


這是1917年版《商務國語教科書》第117課《請問尊姓》的全文。現在上海市江灣中心小學讀二年級的蔡亮,盯著右下方一臉懵懂的永兒肖像咯咯直笑。書頁在她手中輕快地翻動,《語文》課本反被拋在了一邊。


“如果拿現今的課本與此讀本相比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歡的書籍課本。”


“這本書孩子看了幾頁后,甚是喜歡。這更讓我們家長明白好書籍才是孩子的良師益友。”


“目前海外的許多華人家庭和臺灣地區,還以此書來教育孩子。”


當當網讀者對這套再版書的評價頗具代表性。


這套顏體字排印,淡墨著畫,一課一圖的教材,是民國初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館長張元濟親自担任校訂。自1917年問世后的十年里,總發行量達到七千多萬冊。


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針“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國文課本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葉圣陶、豐子愷、朱自清、呂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熱心于小學課本的編撰,負起“這担責任的事”。


編得太用心了,小孩怎會不喜歡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務國語教科書》,原名《共和國新國文教科書》,薄薄八小冊,素色封面上干凈的豎排文字,別無他飾。


陳寧寧五年前從舊書堆里刨出它們的時候,還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担任編輯。她1983年從華東師范大學畢業后,即從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現在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所在地,一棟法式洋樓,原是張元濟、顧廷龍等開辦的合眾圖書館。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還收藏了不少民國年間出版的“舊平裝”。


這些當年被當成“新書”搜羅的古舊書籍,還來不及細加甄別、保護和收藏,“有的亂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憑著對館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國叢書編目》,陳寧寧從“舊平裝”里,翻尋出全套1917版《商務國語教科書》。


在這個過程中,還勾連出了開明書店1932年版國語課本,和世界書局1930年版課本。三個版本均插畫精美,陳寧寧兩只手指掂著黃脆的書角,嘖嘖稱奇,“這種書編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會不喜歡。”


為了揀選出幾部合適的老課本再版,當時,她的案頭堆滿了各種蒙學讀本和新式課堂教材。有《三字經》的民國新排本,做成了識字卡片的樣子;也有清末的欽定新式讀本,少不得講經尊孔。


最后選定再版的這三套老課本里,“最先確定的是葉圣陶和豐子愷一起編寫的開明書局版”。為此陳寧寧還聯系上豐子愷的女兒,時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任職的豐一吟,“沒想到那么多年過去,她對這套課本的記憶還很鮮活。”


陳寧寧的老同學吳遵民,現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這幾套老教材的價值:現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編纂小學課本,既沒有名又沒有利,也沒有人出來邀請,他們很難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師們,編了一個好教材,就滋養了一代人。


由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這套意象優美的課本,選文獨多自然與人、花鳥魚蟲、乃至貓貓狗狗的題材。《田里的麥熟了》、《一籮麥》、《我被縛住了》……幾乎構成了一組兒童田園詩,也符合1929年《國語課程標準綱要》制定的“選文要蘊涵文學趣味”的要求,“因為少年時期的學生,正是心性活動的時候,讀有興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勝。”


課本經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為“第一部經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教育部的批語說:“插圖以墨色深淺分別繪出,在我國小學教科書中創一新例,是為特色。”


不用教,一讀就能成誦


開明等三套老課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學、上師大第一附屬小學引以為課外讀本。“幾乎不用教,孩子們一讀就能成誦。”高老師舉出佐證:

《綠衣郵差上門來》,“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做聲,事事說得清。”


貼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個年代小學課本編寫的一個共識。“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于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但是這還不夠。”葉圣陶在《開明課本》的“編輯要旨”里寫到。


民國時期的語文課本洋溢著開放的精神,有些問題并不設置惟一正確答案,以引導小學生主動探討問題。1932年版的《新選國語讀本》有篇《兩個疑問的信》。課文這樣寫:“平之:先生時常對我們說,進退要守秩序,應對要有禮貌。但是也有人說,秩序,禮貌,是束縛自由的東西。照你看來,究竟應該怎樣呢?”


這樣的問題對一年級小學生來說似乎深了些,但這種尊重小孩子,并鼓勵他們進行討論的平等思想很讓人服氣。尤為可貴的是,有些課文不僅告訴孩子們道理,還會教給他們方法。


最能夠體現當時孩子的神采的,是這樣一篇應用文,出現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書國文讀本》第一冊:

《致某校足球會書》“某校足球會諸君公鑒:經啟者,會自組織以來,只有兩月,素乏練習,無從觀感。久仰貴會熱心體育,成績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時,擬約貴會諸君,在公共體育場比賽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聯絡感情;想諸君亦必樂于贊同也。如荷俯允,請先示復為盼。此上,即頌健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足球會謹啟。”


“這就是當時孩子們的日常應用文,這樣的溫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氣度,讓你情不自禁地贊嘆。”媒體人潘采夫感慨,讀者都是明白人,這樣的課文,對于大國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對培養我們的獨立思想的小國民,又有著多么巨大的價值。


語文教材:從民國到現在


Ian是上海中心學校(小學部)的“高材生”,不久前還在全國小學生辯論賽上獲獎。才十一歲的他,對學了五年的課本的感覺是“被洗腦了”。


小學語文教材有“毒”


現行的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被稱為“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還有蘇教版、北師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重點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版、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這三種使用較廣的版本進行分析找錯。這份報告詳盡列舉出了三套教材的種種“毒素”:

母愛和母親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見到有血有肉的、真實生活中的母親。比如蘇教版中的《花瓣飄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臺前的孩子》、北師大版《母親的純凈水》等文中,母親多身體不健康,極度壓抑,或功利心太強。而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看電視》、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和《媽媽的愛》等里,母親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無邏輯。她們多數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課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樂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態,或在恐懼中成長,比如北師大版《花臉》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養,如北師大版《三個兒子》。他們被教育要“吃苦”,不斷“吃苦”,卻不知道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觀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場,比如“孝”、“報恩”、“服從”。種種道德陷阱,在面對尚未完全形成獨立判斷能力的小學生時,具有相當的殺傷力。


新語文課本有多“痛”


在“二期課改”之后,普遍加長的課文,讓老師和學生們疲于應付。有23年語文教齡的王老師感嘆,課堂延伸閱讀和學生自主思考的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


上個月,20位教育一線的語文教師共同發起和成立了“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專題研究小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發布新書《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小學語文教材的問題又一次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


跟課堂教育較勁


二年級學生Sunny的媽媽,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說》的課后練習里,和課堂教育暗暗較勁。


課文講述了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時候,在客人前提反對意見,因為“我怎么想就怎么說”。思考題設問: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嗎?“難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現你的誠實嗎?”Sunny的媽媽針鋒相對,默許女兒違逆標準答案,寫上,“不會,因為媽媽會罵我!”


在事后與老師的交流中,Sunny媽媽坦陳,“因為感覺課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說教,有意挑戰一下。”


紹興稷山中學的語文老師蔡朝陽,與“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的其他成員,對北師大版、蘇教版和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的“母親”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拔高也是一種傷害,就像‘我們都是祖國的孩子,我們都愛祖國媽媽’這樣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國際學校


上海江灣中心小學,有23年語文教齡的王老師感嘆,課堂延伸閱讀和學生自主思考的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王老師的一對女兒,“盡管語感不錯,但文章不太會寫。”一道世博會的命題作文,姐妹倆的筆墨潑灑在觀禮世博煙花,爭辯煙火的形狀上。“但會寫文章的同學,就能從世博煙花聯想到世界和平。”


這道同題作文,在作家葉開的家里,則引發了一場教育倫理的討論。女兒喬喬因為沒去過世博會,為寫作文發愁,老師傳授,“實在寫不出可以編”。專程為寫作文去了世博,女兒又為“要不要寫廁所”發愁,因為“寫作文要寫那些漂亮的東西、美好的東西。即使不好的東西,也要寫好的方面。”


徒生出這樣的無奈,父女間甚至達成了如此暗號,“語文考過九十分就是一樁丑聞”。三年前,葉開就注意到小學語文教材的嚴重問題,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應《語文教學與研究》主編曉蘇之約,寫了十二期“語文之痛”專欄。


“我們這一代已經被犧牲掉了”,為了讓女兒能夠多少掙脫這種教育思想,葉開把喬喬送進了協和雙語尚音學校(小學部)。這所建有國際部的學校,“至少能同時奉行兩套價值觀的教育”。


就像絕大多數就讀于國際學校的孩子一樣,喬喬偏愛原版英文課本勝過語文課本,每每看到一個人偷笑。上海中心學校五年級學生Ian比較中英文教材,認為“英文課本突出知識點,而在語文書里總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訴你一個課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課本里的“餐廳”一課,調動起了研究菜譜的興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語文課本也可以講燒菜,只是最后要加一個感悟‘我這才體會到媽媽的辛苦’。”Sunny媽媽的話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還有課外書


Ian一結束考試,向媽媽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課外書了嗎?”


喬喬在學習時,會偷偷夾塞一本《波西杰克遜》瞄上幾眼。這讓爸爸葉開感嘆好書的誘惑,但仍難釋懷“抄詞、歸納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費小孩子的時間,二是讓小孩子在語文作業這個問題上學會了陽奉陰違。”


雖然,從2001年語文教材放開以來,領袖的故事有所減少,但是王老師還是對敘述陳毅年少時的《神童》等課文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其實這是‘主題先行’觀念作怪”,葉開如是說。


而另一方面,語文課本中的經典缺失到了貧瘠的地步。蔡朝陽歷數三個版本,也就是泰戈爾的《新月集選》、托爾斯泰的《窮人》和羅大里的《不肯長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學課本里,長年沿用著幾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舊文,經典幾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壟斷”。


但在課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喬喬讀過全套七本近千萬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遺傳”著“男讀《三國》,女讀《紅樓》”的傳統。Ian唯一一篇可稱喜歡的課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編而來,但《一千零一夜》幾乎在教材中處于完全空白狀態。王老師揣測道:“因為那樣考點只能出一個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夠。”


(本文來源:南都周刊 )


2015-05-21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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