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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啟博:傅斯年為何去臺灣?
周啟博:傅斯年為何去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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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是在毛澤東統治下渡過的。那時毛已經定傅斯年先生為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所控制的知識份子,這是我這種青少年在社會上所得的唯一資訊。在家庭中,我父親周一良也從不提起他自己與傅斯年的交往,所以我對傅斯年所知只有一項“反動文化人”的身份。文革爆發后,傅斯年的名字始見于對父親的批判和父親的“思想檢查”與“罪行交代”,我由此得知父親幾十年前與長他一輩的傅斯年曾有過從,所以受到牽連。離開大陸以后我讀到中一共控制以外的出版物,才了解傅斯年在廿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他的學問、人品和血性,他對社會進步和國難民瘼的關懷,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為學為人之道的精華,堪為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士”的楷模。

早年激進  歐洲留學  回國任教

傅斯年“五四”時年輕激進,曾是組織反北洋政府游行的學生首領。一九一九年他曾寫文章〈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推崇蘇俄,也曾說“俄國革命是全世界發展的模式”,并且因仇恨富人而主張“一切有汽車者應判死刑”。那時他的思想明顯親俄親共。但是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到歐洲留學,親身了解英德兩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看到蘇俄共產主義的弊端,思想向溫和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轉變。一九二六年他回國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次年六月加入國民黨。

當時廣州是國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一共的溫床。蘇俄派至中國的代表鮑羅廷肆意插手中國內政,張太雷、瞿秋白雖然在中一共黨內是參與決策的首領,在鮑面前卻只是上命下傳的翻譯。傅斯年因此懷疑中一共能否維護中國主權不受蘇俄控制。一九二七年中一共以“農民運動”為名,依靠鄉村的痞子,脅迫樸實農民對地主鄉紳實行燒殺搶,公開處決湖南大儒兼鄉紳葉德輝等,摧毀農村文化的載體,斬斷維系農村道德秩序和風化的社會纖維。“農民運動”積極分子對地主鄉紳施暴以后背負血債,在本鄉本地無法存身,只能投靠紅軍,成為中一共主要兵源。國民黨因此與中一共決裂,實施“清黨”,傅斯年在廣州支持清黨決定。駐廣州國民軍將領張發奎,黃琪翔優容中一共,養虎遺患。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張、黃所部各級軍官中的中一共黨員發起“廣州暴動”,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暴動雖然三天就被敉平,卻使廣州陷入血海,國共雙方和無辜市民死亡數千。

目睹廣州  暴動恐怖  走向反共

中一共官方記述暴動說廣州民眾支持中一共,只強調國民軍平暴時殘忍屠殺,對“蘇維埃”一方的暴行避而不提,而且著重宣傳暴動首領周文雍陳鐵軍“刑場上的婚禮”,刻意淡化周因參與殺人暴動而被處死,以婚禮的浪漫招徠幼稚青年。當事人張發奎回憶“真正工人并不擁護共黨”,事實上,暴動頭號領導人張太雷就死于中一共與機器工會工人的槍戰。張發奎還說“有一件最足說明中一共殘暴的事:原來我軍各部回師廣州時,共黨眼見大勢已去,竟不顧廣州市全體人民之生命財產,欲將全廣州市付之一炬,當時他們已經在南堤珠光里人力車工會集合了五六百人力車工人,各攜五加侖汽油一小桶,火柴一盒,報紙一捆,準備在各處放火,把全廣州市化為灰燼。幸我軍及時趕到,才制止了這一暴行,廣州市才免于浩劫。”

歐洲猶太人冒險家莫里斯.柯恩(馬坤)因曾任孫中山保鑣,一直到一九七○年代還是周恩來統戰的座上賓。柯恩經歷了廣州暴動,目擊國共雙方的殺戮,他的傳記寫道:

共黨攻占反共的總工會會館,燒死一百多名工人。五百名農民運動積極分子來廣州城參戰,分散成小股在城內各處燒房子,搶東西,殺人……

一股武裝的農民和工人涌出一條窄街,有幾名苦力為他們挑著從店鋪和住宅搶來的財物。一個手上戴銬的商人被他們揪著領子跑……

中央銀行起火,共黨占據著消防隊,不準救火。他們搶劫銀行,火燒日本醫院。大火很快延燒開去。十五歲的女孩子們持槍把守碼頭,想搭汽船出逃的難民們要由她們搜查行李(四十年后文化革命時中一共高干子女紅衛兵揮舞皮帶任意打人,與此一脈相承──周注)。

中一共自己的出版物也披露,廣州共黨事先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學學生張資江,《民國日報》主編袁某就是這樣未經司法程式被當街私刑打死或者拖到暴動總部槍決的。傅斯年也在捕殺名單上,因為有人報信,他躲進別人家中得免遇難。刀下逃生的經歷,使他不再如以往那樣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終生憎惡中一共。廣州暴動只是中一共武力奪取全國政權在一個城市的小規模預演,其血腥程度已震撼了傅斯年。十多年之后,他對中一共人士說“你們處決我很容易,但我絕難尊敬你們”。在理論層面,他對中一共的運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階級斗爭”不過是中一共掩蓋自己無止境權欲的面具。中一共利用挑動八種仇恨來奪權。

一、中國人恨西方人;
二、窮人恨富人(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贊同中一共解決財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尋常人恨地位超過自己的人;
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低薪雇員恨高薪雇員,無名者恨知名者;
六、農村人恨城市人;
七、子女恨父母;
八、年青人恨長輩。

延安晤毛  預見毛共坐大  國無寧日

傅斯年留學時曾研習心理學,他認為,許多人在潛意識中很容易接受把這些仇恨和報復欲合法化的理論,中一共的“階級斗爭”理論就投其所好,提供了發泄嫉恨的通道。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大陸生活過的人,從歷次整肅運動中逐漸發覺毛是調動人性陰暗面,制造人際仇恨為己所用的大師,而傅斯年早于一九三○年代已經洞燭其奸。除了從實際中觀察中一共以外,傅斯年也注意中一共用以宣傳鼓動的理論。一九三八年十月歷史語言研究所撤退入川,史語所學生張政烺陪傅斯年暫住宜昌等船,在掃地時發現傅斯年枕頭下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張對史語所長讀共產書籍感到好奇,告訴了自己的同學何茲全。一九四七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傅斯年因嚴重高血壓赴美治療,隨身攜帶多本共產主義書籍,在養病之余繼續研究這個正在席卷中國的思潮。

傅斯年政治上堅決反共,但在自己主持的史語所厲行學術獨立于政治,不干預所內青年們的黨派認同。受過傅斯年恩澤的學子中有心儀中一共的尹達,后來投奔延安,成為毛的歷史官員;有不諳政治的周一良,紅潮席卷大陸時誤信毛的蠱惑而上賊船;但也有許多人因自己頭腦清醒或者受傅斯年人格的感召而隨史語所遷臺,在以后六十年中艱苦耕耘人文園地,不但維護史語所的世界聲譽于不墜,而且成就了自己個人的學術事業。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員應中一共邀請訪問延安,與毛交談并在城內參觀,近距離觀察了中一共極權體制的實際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主客交談之間,毛表現出對古典低俗小說極為熟悉,這有利于他了解社會底層人群心態,因此煽動人群能得心應手。傅斯年親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記小朝廷已經坐大,深知其勢力越強,占地越廣,則危害中國越烈,預感抗戰雖然勝利,國事仍不樂觀。

隨蔣遷臺  決意埋骨于田橫之島

傅斯年的憂慮不出一個月就成了現實。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借對日宣戰出兵東北的機會干涉中國內政,阻撓國民政府接收中國工業最發達的省份,同時以物資和武器大力援助中一共。中一共對內放手擴軍備戰,對外謊稱興趣只在中國土地改革,無意加盟國際共產主義集團。美國決策者杜魯門、馬歇爾等輕信中一共,停止支援國民政府,釀成大陸變色。因為這一決策錯誤,幾億中國人在以后幾十年中付出慘重代價,美國也在幾年后朝鮮戰爭中嘗到自己種下的苦果,為了阻止中一共和北韓南侵,美軍傷亡十幾萬人。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倉皇撤出大陸,國民政府時期成名的文化人多數選擇留在大陸。傅斯年卻率領史語所大部分學人及圖書資料文物追隨國民政府遷往臺灣。這時中一共挾決勝大陸之威,積極準備借助蘇聯海空軍越海犯臺,而美國卻宣布它的亞洲防務圈不包括臺灣,使臺灣變成了一個內缺有效防衛,外無國際支援的孤島。如果中一共在臺登陸,島上的人如不投降只能蹈海,許多逃離大陸的文化人因此選擇香港或歐美而不去臺灣。“時窮節乃現”,傅斯年在中一共氣焰達到頂峰,國民政府命懸一線的時刻,寫下“埋骨于田橫之島”,表示了堅持自己政治選擇的決心。

知識份子助毛為虐 晚年才醒悟

百年以來中國積弱,為內亂外侮所苦。中國人尋求救國良方,形成多種思想理念和政治派別。合法執政的國民政府和實行武裝割據的中一共是兩個主要派別。國民政府標榜三民主義,許諾從軍政經訓政達到憲政民主。中一共也以民主招徠,但實際操作是在蘇聯支持下武裝推翻國民政府。國人看到國民黨組織松散軟弱,施政也確有貪污腐敗之處,而中一共則師從列寧斯大林的暴力專制手段,以嚴密組織和蠱惑宣傳見長。兩害相權,那個為輕?中國知識人面臨要在國共之間選擇的難題。一九三○和四○年代,不少涉世未深的中國知識青年,被中一共激進口號所迷惑,讀了艾思奇等中一共筆桿子的幾本小冊子,就自認學通了馬恩列斯學說,并尊為真理,決心追隨中一共和毛以馬恩列斯的藥方救中國。這些青年為學力所限,極少讀過馬恩原著,當然不了解馬恩原著本身就有局限,也看不出列斯對馬恩已有篡改,更不知道毛對列斯的一套又加進了秦始皇的權術。他們助毛為孽幾十年,晚年才覺悟到自己的錯誤選擇。傅斯年的選擇有理論和實踐的深厚基礎,大不同于投共知識青年們的盲目和輕信。幾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在臺灣已經還政于民,而中一共在大陸許諾的民主仍遙遙無期。歷史肯定了傅斯年的選擇,大陸人民也正重新認識他的歷史地位。聊城鄉親深以先賢傅斯年為傲,率先突破了毛“欽定”的禁忌,為他修復祖居,立碑塑像。

以傅斯年與北大的淵源,和奠基現代人文科研的貢獻,各種紀念傅斯年的方式進入北大燕園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殿堂當可預期。近年來臺灣民主使大陸專制政權如芒在背,當年武力犯臺未成的中一共卷土重來,使出導彈威脅和經濟引誘的兩手迫臺灣就范。因此,傅斯年六十年前對抗極權專制的精神不但對今天大陸民眾,而且對臺灣朝野仍有現實意義。

傅斯年小傳

(一八九六~~一九五○)山東聊城人,字孟真。歷史學家,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一九二○年留學英國、德國。一九二六年回國,任中山大學教授、文學院長。一九二八年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九四五年任北京大學代校長,開除日偽時期教職員。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參政員身份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長談。一九四七年發表文章批宋子文發國難財,宋因而下臺。一九四八年任臺灣大學校長。一九四九年臺大四六事件,力保學生不被逮捕,一九五○年五月腦溢血去世。

(原載《開放雜志》十一月號)

 

2015-05-23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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