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時代作品 >>> 易中天、龍應臺等先生的作品及相關評論
字體    

南方周末采訪流寇易中天
南方周末采訪流寇易中天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

今天(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

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

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
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書任務被層層分解,易中天所在團場被分配閱讀《哥達綱領批判》。這個任務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團部脫產讀書。他沒有那么“傻”,只讀那一本,而是把《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等都讀完了。他喜歡馬恩的文風,很多能背誦。 學完原著寫罷論文,還要給農工們講解經典。這事有點難度。比如《哥達綱領批判》說,到了共產主義,“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農工們怎么明白?他們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興。易中天舉了一個例子:一望無際的條田,四四方方。農活那么忙,莊稼反正長不好的地邊,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長說,你早上起床疊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還不是要攤開睡?易中天告訴農工們,這句話啟發了他。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對象,是有感情的。農工們表示聽懂了。 邊學馬恩,也邊反思。《哥達綱領批判》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嗎?那現在是離共產主義近了,還是遠了?剛到兵團時,西瓜兩分錢一公斤,肉湯免費喝,白面饅頭盡飽里吃。文革搞得轟轟烈烈,卻突然發現,細糧革沒了,油革沒了,肉也革沒了。只有國慶和春節,才吃一次肉和細糧。“這是革命的目的嗎?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饑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新疆這段經歷讓我認識了真實的人生,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個底色。”易中天在離開新疆三十多年后說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書任務被層層分解,易中天所在團場被分配閱讀《哥達綱領批判》。這個任務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團部脫產讀書。他沒有那么“傻”,只讀那一本,而是把《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等都讀完了。他喜歡馬恩的文風,很多能背誦。 學完原著寫罷論文,還要給農工們講解經典。這事有點難度。比如《哥達綱領批判》說,到了共產主義,“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農工們怎么明白?他們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興。易中天舉了一個例子:一望無際的條田,四四方方。農活那么忙,莊稼反正長不好的地邊,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長說,你早上起床疊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還不是要攤開睡?易中天告訴農工們,這句話啟發了他。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對象,是有感情的。農工們表示聽懂了。 邊學馬恩,也邊反思。《哥達綱領批判》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嗎?那現在是離共產主義近了,還是遠了?剛到兵團時,西瓜兩分錢一公斤,肉湯免費喝,白面饅頭盡飽里吃。文革搞得轟轟烈烈,卻突然發現,細糧革沒了,油革沒了,肉也革沒了。只有國慶和春節,才吃一次肉和細糧。“這是革命的目的嗎?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饑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新疆這段經歷讓我認識了真實的人生,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個底色。”易中天在離開新疆三十多年后說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書任務被層層分解,易中天所在團場被分配閱讀《哥達綱領批判》。這個任務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團部脫產讀書。他沒有那么“傻”,只讀那一本,而是把《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等都讀完了。他喜歡馬恩的文風,很多能背誦。 學完原著寫罷論文,還要給農工們講解經典。這事有點難度。比如《哥達綱領批判》說,到了共產主義,“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農工們怎么明白?他們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興。易中天舉了一個例子:一望無際的條田,四四方方。農活那么忙,莊稼反正長不好的地邊,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長說,你早上起床疊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還不是要攤開睡?易中天告訴農工們,這句話啟發了他。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對象,是有感情的。農工們表示聽懂了。 邊學馬恩,也邊反思。《哥達綱領批判》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嗎?那現在是離共產主義近了,還是遠了?剛到兵團時,西瓜兩分錢一公斤,肉湯免費喝,白面饅頭盡飽里吃。文革搞得轟轟烈烈,卻突然發現,細糧革沒了,油革沒了,肉也革沒了。只有國慶和春節,才吃一次肉和細糧。“這是革命的目的嗎?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饑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新疆這段經歷讓我認識了真實的人生,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個底色。”易中天在離開新疆三十多年后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13年,從2005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月25日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書任務被層層分解,易中天所在團場被分配閱讀《哥達綱領批判》。這個任務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團部脫產讀書。他沒有那么“傻”,只讀那一本,而是把《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等都讀完了。他喜歡馬恩的文風,很多能背誦。 學完原著寫罷論文,還要給農工們講解經典。這事有點難度。比如《哥達綱領批判》說,到了共產主義,“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農工們怎么明白?他們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興。易中天舉了一個例子:一望無際的條田,四四方方。農活那么忙,莊稼反正長不好的地邊,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長說,你早上起床疊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還不是要攤開睡?易中天告訴農工們,這句話啟發了他。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對象,是有感情的。農工們表示聽懂了。 邊學馬恩,也邊反思。《哥達綱領批判》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嗎?那現在是離共產主義近了,還是遠了?剛到兵團時,西瓜兩分錢一公斤,肉湯免費喝,白面饅頭盡飽里吃。文革搞得轟轟烈烈,卻突然發現,細糧革沒了,油革沒了,肉也革沒了。只有國慶和春節,才吃一次肉和細糧。“這是革命的目的嗎?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饑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新疆這段經歷讓我認識了真實的人生,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個底色。”易中天在離開新疆三十多年后說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書任務被層層分解,易中天所在團場被分配閱讀《哥達綱領批判》。這個任務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團部脫產讀書。他沒有那么“傻”,只讀那一本,而是把《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等都讀完了。他喜歡馬恩的文風,很多能背誦。 學完原著寫罷論文,還要給農工們講解經典。這事有點難度。比如《哥達綱領批判》說,到了共產主義,“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農工們怎么明白?他們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興。易中天舉了一個例子:一望無際的條田,四四方方。農活那么忙,莊稼反正長不好的地邊,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長說,你早上起床疊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還不是要攤開睡?易中天告訴農工們,這句話啟發了他。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對象,是有感情的。農工們表示聽懂了。 邊學馬恩,也邊反思。《哥達綱領批判》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嗎?那現在是離共產主義近了,還是遠了?剛到兵團時,西瓜兩分錢一公斤,肉湯免費喝,白面饅頭盡飽里吃。文革搞得轟轟烈烈,卻突然發現,細糧革沒了,油革沒了,肉也革沒了。只有國慶和春節,才吃一次肉和細糧。“這是革命的目的嗎?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饑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新疆這段經歷讓我認識了真實的人生,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個底色。”易中天在離開新疆三十多年后說 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書任務被層層分解,易中天所在團場被分配閱讀《哥達綱領批判》。這個任務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團部脫產讀書。他沒有那么“傻”,只讀那一本,而是把《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等都讀完了。他喜歡馬恩的文風,很多能背誦。 學完原著寫罷論文,還要給農工們講解經典。這事有點難度。比如《哥達綱領批判》說,到了共產主義,“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農工們怎么明白?他們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興。易中天舉了一個例子:一望無際的條田,四四方方。農活那么忙,莊稼反正長不好的地邊,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長說,你早上起床疊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還不是要攤開睡?易中天告訴農工們,這句話啟發了他。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對象,是有感情的。農工們表示聽懂了。 邊學馬恩,也邊反思。《哥達綱領批判》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嗎?那現在是離共產主義近了,還是遠了?剛到兵團時,西瓜兩分錢一公斤,肉湯免費喝,白面饅頭盡飽里吃。文革搞得轟轟烈烈,卻突然發現,細糧革沒了,油革沒了,肉也革沒了。只有國慶和春節,才吃一次肉和細糧。“這是革命的目的嗎?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饑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新疆這段經歷讓我認識了真實的人生,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個底色。”易中天在離開新疆三十多年后說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書任務被層層分解,易中天所在團場被分配閱讀《哥達綱領批判》。這個任務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團部脫產讀書。他沒有那么“傻”,只讀那一本,而是把《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等等都讀完了。他喜歡馬恩的文風,很多能背誦。

學完原著寫罷論文,還要給農工們講解經典。這事有點難度。比如《哥達綱領批判》說,到了共產主義,“勞動不再是謀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農工們怎么明白?他們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興。易中天舉了一個例子:一望無際的條田,四四方方。農活那么忙,莊稼反正長不好的地邊,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長說,你早上起床疊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還不是要攤開睡?易中天告訴農工們,這句話啟發了他。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對象,是有感情的。農工們表示聽懂了。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
邊學馬恩,也邊反思。《哥達綱領批判》不是說,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社會物質財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嗎?那現在是離共產主義近了,還是遠了?剛到兵團時,西瓜兩分錢一公斤,肉湯免費喝,白面饅頭盡飽里吃。文革搞得轟轟烈烈,卻突然發現,細糧革沒了,油革沒了,肉也革沒了。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只有國慶和春節,才吃一次肉和細糧。“這是革命的目的嗎?就憑我們這樣,還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沒有解放的人民嗎?”

“我實在是再也左不起來了。”易中天回憶說。“饑餓是最好的老師。有些人說要回到‘毛時代’,讓他們回去,餓他三天,天天開會批判,檢討自己,交代和女朋友親了幾次嘴。”

上信得過的人。” 在易中天看來,“文革”期間的兵團,其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現役軍人,二等復轉軍人,三等知識青年,四等起義人員(1949年9月25日隨陶峙岳“和平起義”的“國軍官兵”,又稱“925”),五等盲流人員(后改稱“自動支邊”),六等新生人員(即刑滿釋放人員,也包括勞改勞教人員家屬)。這些都算“人民內部”。此外則是“階級敵人”,比如“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走資派,不是“人民內部”,也不是“階級敵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間“打秋千”。 易中天在這個序列里是第三等,剛去時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幫連隊的統計員計算職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沒有正式名分的“統計助理”。后來,還當過小賣部的售貨員,學會了打算盤。 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總是要犯錯的。”易中天說,自己也不例外,年輕的易中天其實常常被人說“很左”。他讀中學的時候開班會,曾經批判一個同學不關心政治只知道學習。 “文革”開始后,易中天第一個起來帶頭造反:“造走資派的反,我堅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至于他打倒的“走資派”,其實不過一些基層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別人也會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條底線,絕不動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們那派被另一派壓倒。他變成了“保皇組織壞頭頭”,很快被打入社會最底層,被批斗,受監管,干最臟、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資派”一樣,也在人民內部和階級敵人之間“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樣得挨打。 “那時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說,比如吃“憶苦飯”,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鹽,還要問你“好吃嗎”。你說好吃,他說你認為舊社會好;你說不好吃,他說你跟貧下中農沒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錯,“就是要整你”。 還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幾個小時強勞動,晚上還要開會過關,人人“恨斗私字一閃念”,否則別想睡覺。有一次,一個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親過幾次嘴,摸過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說沒有。干部說不可能,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個武漢支邊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說就像拜菩薩。結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說出是誰指使。這個青年自始至終一言不發。易中天想沖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組織的頭頭。頭頭是反革命,更多人會受株連。 “在那個年代的基層,我閱盡人間美丑善惡。”易中天說。 總體上說,兵團人還是純樸。真要表現好,大家也承認。所以,后來易中天還當過“五好戰士”和“宣傳隊員”。他畫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語錄,學毛澤東簽名,編寫歌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小節目。通讀《毛選》四卷,更是不在話下。 易中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底子,也是在這時打下來的。1970年廬山會議后,中央決定批陳整風,讀六本馬列經典著作并寫出論文。讀
“新疆這段經歷讓我認識了真實的人生,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個底色。”易中天在離開新疆三十多年后說

易中天是誰?這個自稱“流寇”的人,究竟與誰“合流”,又如何“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發表記者朱又可的長篇報道《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責任編輯袁蕾)。文章各節的小標題是: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文革:那你們在玉米地干什么?武大:同學臉都嚇白了廈大:“土匪”變“流寇” 電視:“你怎么看學者明星化” 獨立知識分子:路見不平插句嘴關于邏輯:“每個領導心中都有一個弱智的上級” 因博客字數有限,這里只貼出第一、二兩小節。后面部分不再貼出,請諸位在網上搜索或購買報紙。 新疆:拖拉機得交給組織上信得過的人 “我本來就是流寇一個。在我的詞典里,沒有什么‘應該’,只有‘不應該’。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讓貼慣了標簽的人完全無從下手。”接受采訪時,易中天開口便這樣說。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畢業去新疆,從“學生娃娃”轉變為“革命戰士”;13年后,1978年考進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從“革命文青”轉變為“青年學人”;14年后,1992年,從武漢大學到了廈門大學,從“傳統學人”轉變為“另類學人”;再過13年,從2005年開始,通過上“百家講壇”,從“另類學人”變成了所謂“公眾人物”。 四次轉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著紅歌進新疆的。不是蘇聯的《共青團員之歌》,是中國的《到農村去,到邊疆去》。蘇聯文學的影響也有。當時他讀了一部蘇聯小說《勇敢》,寫一批年輕人到西伯利亞建設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覺得自己也應該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寫一部中國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的“共青團農場”,那一年他18歲。 當時易中天是個文學青年。畢業前,就讀完了當時所能讀到的中外名著,還自編過一本《唐詩三百首集注》。也寫詩,特別喜歡賀敬之、郭小川、聞捷和李瑛。他當年的進疆,后來的轉型,都與“文學夢”有關——這表現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樹上》。但這個夢很快破滅。“在那個被詩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詩。”易中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兵團農場,易中天干過大多數農活。至今,他還能像說順口溜一樣,說出許多農活的名稱: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塊、脫褲腿、打頂尖、修毛渠、整地邊。這些“專業名詞”,不是兵團人聽不懂。打土塊就是做土磚,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鐵鍬像揉面一樣和泥,再一鍬一鍬扔到地面。“一天下來,感覺腸子都要斷了。”脫褲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葉子摘掉。這活看起來輕松,其實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動作還要快,否則完不成任務。“兵團的條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邊。這時就會想,這日子啥時是個頭啊!” 也有他沒干過的,比如開拖拉機。“別說開拖拉機,馬車我都沒趕過,只趕過牛車。那些都是‘先進生產工具’,代表‘先進的生產力’,得交給政治可靠,組織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sq7.html) - 南方周末采訪流寇易中天_易中天_新浪博客

2011-09-02 21:27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傳統官僚翰林總統
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