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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批判中國高科技:只是一場幻象
郎咸平批判中國高科技:只是一場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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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批判中國高科技:只是一場幻象       

  “中國高科技是一個‘幻象’”——這是郎咸平教授最新的驚人之語。


  郎氏在最新一本洋洋26萬字、名為《科幻——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戰略評判》的書中斷言:“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國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新技術企業”、“中國的高科技思維是中餐館似的思維,也就是不講工序、不講紀律的思維”、“一個沒有紀律的團隊是根本無法成長為微軟的”。

 這本書中,郎氏祭出了他一貫的法寶——財務分析,而案例是清華紫光、方正科技、中關村科技以及聯想。


  被批判的聯想模式


  在郎咸平眼中,國內數得上號的高科技企業如清華紫光、方正、中關村(實際上是一間地產公司)以及大唐集團都是反面案例,唯一值得稱道的僅中興通訊一家。


  而聯想成為重點的批判對象。聯想“國際化+多元化”的恢宏愿景,在郎咸平眼中卻是一連串的戰略失誤。


  郎咸平通過數據分析認為,聯想早期的收購和注資行動使其資產不斷增加,然而由于聯想在購入新的業務時并沒有詳細的發展藍圖,聯想的總資產雖有增加但其資產回報率卻逐年下滑,由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聯想的互聯網業務經營艱難,與贏時通的合作于1年后宣告失敗,虧損超過2億港元,其后與美國在線的合作亦因雙方各自的內部問題,致使合資公司在兩年內沒有實際運作的情況下以虧損收場。


  郎認為,“目光短淺”主要表現在聯想的IT服務業務方面。聯想的IT服務業雖然一直處在虧損狀態,但其業務的發展卻有很高的增長,甚至比市場的增長還高出很多。例如,2003年,全國IT服務業的增長為31.5%,而聯想的增長是198%;另外,聯想在IT服務業內的咨詢服務表現出眾,2003年,聯想以3.5%的市場份額首次躋身中國IT咨詢市場前三名,僅次于IBM的11%及惠普的8%,在國內IT咨詢市場占有一席之地。但聯想卻在此時戛然而止,停止進攻。在2004年7月將旗下的IT服務作價3億元轉讓給亞信科技,以換取亞信科技15%的股權。聯想退出,究其原因是IT服務業收入并未能達到聯想預先訂立的目標。郎咸平認為,聯想并未給予IT服務足夠的時間來達到目標,就匆忙退出,此為目光短淺之舉。


  郎咸平還批判聯想輕視研發,聯想在2000年就一直實行“貿工技”戰略,把技術放在較次要位置,在2004年才有所轉變,開始重視研發,但當年只投入2億元作研發資金,占當年總營業額還不到1.2%,而相比華為和海爾的研發投入,聯想只能望其項背。華為每年投放不少于營業額的10%資金作為研發,海爾亦撥出不少于營業額的5%的資金,聯想明顯是落后的。


  當然,批評總是容易的。郎咸平在本書中并沒有為中國的高科技企業給出解決方案。


  危局與幻象


  關于“幻象”的論斷,不僅來自江湖。


  “中國過去保持25年GDP持續高增長是以犧牲過量能源為代價的。”一位科技部官員向本報分析。


  一組數據有力地支持這種觀點:2003年國家GDP實現9.2%的增長,消耗的資源是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鋼鐵的27%,水泥的40%以上。


  “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一方面表現出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和物質基礎越來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資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國經濟運行的基礎越來越帶有脆弱性,因此中國整個經濟在對外貿易依存度方面表現出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像中國一樣有如此高的對外依存度:美國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而中國始終在40%左右,2004年曾經達到62%。”


  在這樣背景下,2月9日發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指出未來十五年“發展能源、水資源和環境等11個重點領域的技術放在優先位置,解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瓶頸問題”的方針顯得非常及時。


  《綱要》別有意味地表示,“事實告訴我們,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而要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就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在若干重要領域掌握一批核心技術,造就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


  毫無疑問,郎咸平選擇了一個合適的時機表達他的“幻象”觀點。


  在郎引用的2002-2003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國際競爭力分析報告》顯示,中國2002年的技術基礎設施和科學基礎設施分別排在42位和24位,是非常低的。而中國的總體競爭力(包括經濟表現、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基礎設施四大指標組成),從1998年的21位下降為2002年的31位。


  郎認為,即便是這個排名結果,很大程度上還得益于“經濟表現”一項,“因為中國近年來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其它的幾項如政.府效率、企業效率、基礎設施等在世界上排名一直都在30-40位左右,“一般來講,經濟增長長期的高速度是很難保持的,如果去掉這一項,我們的得分就更低了”。


  另外,郎咸平還指出中國科技研究開發效率低下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我們的研究人員數量是世界第二,但我們的產出卻在世界最低之列。”


  7個不養高科技的傳統文化


  什么阻礙了中國高科技產業的進步?


  郎咸平認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舉足不前,原因在于中華傳統文化觀念的困囿,關鍵并不在制度建設。


  郎認為,中國不養高科技的七個傳統文化觀念包括:“失敗是成功之母”、“殺雞不用牛刀”、“四兩撥千斤”、“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外行領導內行”、“寧做雞頭,不做鳳尾”、“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郎還指出,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存在著思維上的困惑,例如面向研發還是面向科研,面向專家還是面向產品,面向過程還是面向結果,面向機遇還是面向戰略,面向研發規律還是研發速度,面向“以人為本”還是“以法為本”。


  顯然,文化探源,對國民劣根性的反思是其提倡新思維的出發點,但郎并未與中國政.府管理層進行過對話,“我只專注于做企業的事情,并未涉及到政.府體制范圍”。


  正方


  郎咸平:中國有沒有高科技無關國企體制


  本報記者 丘慧慧


  深圳報道


  2月8日下午,原本打算馬上接受本報記者電話采訪的郎咸平臨時改變了主意,決定書面回復本報。傍晚時分,郎打來電話說,“回復本來已經寫好了,但是有些問題我要再仔細考慮一下,明天回復你。”


  顯然,從回復來看,比起《科幻》一書中體現出的郎咸平本人一貫的尖利、不留情面,郎在采訪回復中的措辭要婉轉、溫和許多。


  郎對自己在書中“刻薄”一面給出的注解是:“你不要把批評當成悲觀,應該把批評當成嚴厲的期許。”


  “要自主創新就必須思考現狀”


  《21世紀》:郎教授一向言辭大膽,正逢中國開始推行“自主創新”戰略之際,你對中國的高科技幻象發出如此嚴厲的批判,觸動你寫《科幻》的原動力和初始想法是什么?


  郎咸平:自主創新這個概念本身對于中國而言是極其重要的,這也是政.府提出“自主創新”的真正意義所在。可是要達到這個國家級的目標,我們必須一步一個腳印的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提出問題”是我的“科幻”的目的,而“解決問題”是另外一本書“思維”的目的。


  舉例而言,“思維”一書中就提出了韓國企業成功的原因在于,以后期創新為主而不是前期創新,這個思維是不是也是一種新型的“自主創新”思維呢?另外,真正注重前期創新的日本企業如索尼、三菱和日產反而碰到了經營問題,這是否值得我們反思“自主創新”的真正意義呢?所以如何正確的理解與發展科技創新是我寫書的目的。


  而政.府提出“自主創新”只是一個政策,至于企業應該如何具體的執行,也是我寫書的目的。只有企業理解了本質問題,國家“自主創新”的政策才有可能落實,因為企業才是“自主創新”的推行主體。


  《21世紀》:類似于“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這樣的斷言,相信很多人心中能產生共鳴,但中國科技競爭力疲弱的事實卻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你認為《科幻》一書意義何在呢?


  郎咸平:中國高科技競爭力疲弱是個事實,我們必須深刻的反思我國高科技的現況,才能使得我國未來的高科技發展更上一層樓。至于中國高科技競爭力薄弱的本質能否發生改變,那就需要整個社會群策群力才有可能改變。


  “我從來不認為國企是個問題”


  《21世紀》:在寫作此書前,你針對不少高科技企業做了相當的調查問卷,在這個過程中,你是否也與中國科技主管部門、決策者們做過溝通和交流?


  郎咸平:我這本書主要是針對企業,因此我們對企業作了相當多的調研。但我沒有和主管部門、決策者們溝通過,因為我只想談企業問題。


  《21世紀》:但是也會有人認為,你選取的企業個案是片面的:首先您選取的是上市公司,而中國還有一些做得非常不錯的非上市公司,比如華為;另外,在上市公司中還有比亞迪等民營體制下不少高科技企業做得不錯。或者你認為他們只是特例,成就不了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大局?


  郎咸平:我的案例研究都是透過公開數據,因此無法分析華為。以中興的例子來看,華為也應該是好的,但是以中國如此之大,而今僅有少數幾家高科技公司是絕對不夠的。我希望透過“科幻”和“思維”徹底改變企業家的思維,以一個與國際接軌的高科技思維發展我國的高科技行業。


  我認為我們的高科技和傳統行業最缺乏的不是資金而是思維的落后。只有整個企業家團隊的思維提升了,我們中國才有可能創造出一代成功的企業。如果思維沒有正確的提升,那么我們企業的成功就是比較隨機性,這才是危機之所在。


  《21世紀》:你在書中導言里探討了中華文化到底養不養高科技的問題,并且似乎中國文化當中的不少傳統觀念的劣根性成為支撐你此書觀點的重要論據?在你看來,這是中國高科技疲弱的根本原因嗎?


  郎咸平:我只是認為文化問題是我們忽略的一個阻礙,只有真正理解了文化的問題才能有效的去除阻力。我在“思維”一書中也指出,日本企業的衰退和日本的文化也是有關的,因此有效發展高科技必須先認清文化所起的作用。我認為我們企業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警惕不足,而且也是我們以前所忽略的。我只能說文化問題是個大問題,但不能說是唯一的問題。


  《21世紀》:你認為“中國高科技企業研發戰略與研發組織結構是錯誤的”,你是否有考慮過,在你選取的北大方正、清華紫光等案例,導致其研發戰略失敗的背后,都有相當重的國企背景?


  郎咸平:我寫書想達到的目標就是從不同的角度談問題,我所以沒有特別的談論國企問題,因為我從來就不認為國企是個問題,像中興通信就有國企的成分。


  另外,日本和韓國的大型商社是真正的民企嗎?他們難道沒有相當成分的政.府參與嗎?亞洲比較成功的國家和地區政.府所占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例如韓國、日本的商社,新加坡和臺灣前期IT的發展。當然,并不是說政.府參與程度大就一定成功,日本商社的衰退不就說明這個問題嗎?


  我認為更應該將注意力放在企業戰略思維本身才是正途,只有與國際接軌的思維才有可能創造出與國際接軌的高科技群體。


  向鴻海、長江生命學什么?


  《21世紀》:你選取了臺灣鴻海、香港長江生命科技作為正面的案例來試圖說明“一個真正的高科技公司應該是怎么樣的”,你覺得這樣的案例對大陸企業有現實借鑒意義嗎?


  郎咸平:臺灣鴻海、長江生命科技也不算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公司,但是他們的某些做法值得我們關注。臺灣鴻海的成本控制和后期產業整合式的擴張值得我們關注,長江生命科技在研發高風險的癌癥和艾滋病時的策略是先發展有機肥料來降低風險,這種思維也值得我們關切,這才對我們企業發展具有借鏡意義。


  《21世紀》:你在書中舉了中興通訊的例子來說明中國大陸同樣是可以出現高科技企業的,但是為什么會與北大方正、清華紫光這些同樣的大陸高科技企業命運如此不同?這中間說明什么問題?


  郎咸平:我正想透過這些案例的對比說明我們還是可以發展高科技的。但是如何發展高科技呢?我們就必須先從文化,研發戰略以及與國際接軌的發展戰略提出新思維,供企業家們參考。如果我們不能有系統的理解高科技的本質,那么未來成功的必然性就大大降低,這就是我想說明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思維上認清楚什么是高科技的本質,才能有效發展高科技。


  《21世紀》:你對中國高科技未來的發展是徹底悲觀嗎?


  郎咸平:你不要把批評當成悲觀,應該把批評當成嚴厲的期許。一個不知道檢討自己的民族,是很難創造出輝煌的未來的。就是因為我太希望我們高科技的未來能主導我國經濟發展,我才會如此嚴厲的期許。但如果我們還是因循舊思維,那我才會覺得悲觀。


  反方


  郎咸平的三大疏漏


  金心異


  郎咸平教授一向擅作驚人之語,不過這一回他的斷言并不叫人吃驚——“中國沒有真正的高新技術企業”——這幾乎是業內流傳已久的說法,被人在媒體上說出來也不是第一次了。


  《科幻》一書仍能引起人們側目的原因有二:其一,這是郎教授說的話,而郎教授剛剛在國內引起過一波又一波的軒然大波,正是當紅炸子雞;其二,他剛好在中國第三次舉行全國科技大會、自主創新戰略上升到國家戰略、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正在大談特談科技創新之際,大聲地說了這句話。


  需要更正的“新”


  郎教授如果在這句話中更正一個字,把“高新技術企業”中的“新”字去掉,那就要完善而且合理一些了。如果不去掉,馬上就會有許多人來更正他:中國也許沒有真正的高科技企業,但是高新技術企業還是有的吧?關鍵是如何給“高新技術企業”下個定義不是?


  要知道,中國絕大多數省份、許多城市宣稱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像北京、深圳、上海這樣的城市,紛紛宣稱其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已占到了其工業總產值的1/3甚至更多(上海的數字是40%強,深圳的數字是50%弱),如果郎教授這話成立,叫這些省份和城市何以自圓其說?


  而且,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門,其中會有一個機構專門負責審定“高新技術企業”的資格,還有不少城市政.府設有“高新辦”,更不消說全國數以百計的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郎教授豈不是要砸人家的飯碗?


  其實郎教授也知道,這些飯碗是砸不掉的,觀點嘛,僅僅是觀點而已,最好的結果是能引起大家有一些反思,足矣。因為我們國家從上到下,用的都是“高新技術產業”的概念,而不是“高科技產業”,盡管有些無知者常把二者混淆——后者是指在全球真正領先的技術及產品,而前者,外延要大多了,一般來說要包括:全球領先;國內領先;國內較領先且比原來有改進。


  中國真沒有一家高科技企業?


  即便一定要說高科技企業,難道中國真的就一家也沒有嗎?郎教授書中所列舉的那些企業里面,一家也不是嗎?沒有被該書提到的呢?比如,華為(小聲地)?誠然,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企業也許不多,郎教授所提到的那些現象讓人刺痛,但是也許,還是有幾家的吧(更小聲地)?


  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高科技落后的事實,中國的研究人員數量全球第二,與中國技術落后,二者并不矛盾。從技術革命的角度來說,中國100年來一直就是一個所謂的“追趕國家”,哪怕是越追越遠,也仍還是個“追趕國家”。


  “追趕國家”有多種追趕方法,說得拗口一點就叫“追趕戰略”。比如說,人家領先的技術,一直未公開,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也掌握了,也許還比前面的人落后,但比后面的人已先進許多了,這是一種辦法。


  比如,人家發明了一種技術,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進一步,或者在這種技術形成產品的工藝或功能改進上,玩出新花樣,這也是一種辦法,據說日本人就是用的這一招;


  還有一種辦法,技術也是商品嘛,你雖然研究出了新技術,但如果你愿意賣,而且我愿意買進,那就等于我獲得了這種技術,這20年來中國實施的“技術換市場”,賣出市場買進技術,做一回交易,大概就是這種辦法吧?這兩年我們進行大反思,開始追求“自有 知識產權、自有品牌”,大約是對這種方法的揚棄;


  也還有一種辦法,選擇在技術完全更新換代的當口,在技術革命的節骨眼兒上,實行卡位戰略,掐準了點兒,取得領先,這大概是韓國三星的辦法吧?據說有人就建議中國的 汽車產業采取此種戰略,在傳統汽車上咱是拼不過你們啦,但是在電動汽車上,大家都同時站在起跑線上,俺跟你玩命一把,說不定就此進入先進國家行列了呢。


  只有批評沒有解決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科技界,甚至在全國科技大會上,據說對科技產業發展戰略,已有了“南派”與“北派”之爭,南派據說以“市場主導、企業主導”為特點,北派則以“政.府主導、國家戰略、依靠科研院所進行攻堅”為特點。


  更有意思的是,在郎教授書中所列舉的9個企業個案中,有四個——中興通訊(深圳)、鴻海精密(臺灣)、長江生命(香港)、三星電子(韓國),被“咸評”為成功的案例,除三星外,大約可歸入“泛南派”之列,而四個大約被定性為失敗的個案——清華紫光、方正、中關村(天哪!一間地產公司,居然被郎先生當成高新技術企業來分析?)、大唐集團,卻恰恰大約可以歸入“北派”之列。郎教授,我要質問你:你什么意思?是明目張膽地支持“南派”,否定“北派”嗎?


  爭論歸爭論,就中央已出臺的一些政策來看,隱隱已可以看出,經過修正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大概會是以下三個方向同時進行:其一,認可“南派”的辦法,鼓勵市場化的高新技術大企業爭取在全球獲得競爭力;其二,修正“北派”的做法,使其與市場結合得更緊密一些,尤其是科研機構、大學的資金獲得,會用更市場化的資金配置方法;其三,效法美國,將中國相對領先的軍工技術民營化,或與民間產業結合起來(這是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辦法,既刺激科技產業進步,又刺激軍事技術進步)。


  人常說,“批評最易,辯護較難,幫人想出解決方案是最難。”郎教授選了最容易的一環,批評。

2015-05-25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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