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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維光:長安從此無子期 圖
仲維光:長安從此無子期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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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同代人,那位馬列美學出身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才能的懷疑和不屑一顧,后來想到,其實是受到馬元德的影響。因為他說過,美學是一門最容易胡說八道的東西,更何況馬列主義美學。而那個人,甚至那個人獲獎后獲得的追隨者們都從來沒有提出過老馬提出過的問題——沒有質問過美學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美學又是什么東西!他們既無老馬的知識基礎,也無老馬的智力和才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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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元德先生不止一次地說過,好的文字,修養深厚的文字是使用最簡單的文字,卻能夠表達出最雋永的意義和韻律的文字,這在中外都如此。(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七月三十號中午,從北京朋友處傳來著名翻譯家馬元德先生兩天前,二十八號去世。消息傳來頓覺一片茫然,再次感到不知人生生死二字究竟意味著什么?我無法想像亦師亦友的忘年交、摯友馬元德先生竟然真的就如此駕鶴西去,再也不可能再見。

就在幾天前我還在想,八十多歲的馬元德先生竟也難得健康,沒有聽到什么意外的消息,還在想不知哪日能夠回到北京,而回到北京的一大樂事就是與馬元德先生深談,神聊,神侃!可如今一切隨風而去,隨風而去,再也不復可能心疼,神痛斯是人生,令人木然無語!!

馬元德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知識份子,一位一生窮困,似乎落魄卻飄然散漫的文人。他的譯著在當代中文翻譯界幾乎可說是無出其右者。

一.馬元德與羅素

我認識馬元德先生是七十年代初期。那時我們那代被文革中斷學業的老中學生被驅趕到社會的邊緣,在社會中沒了正常秩序的道路和人生的階梯,為此,有些思想和抱負的人各自都在按照自己設想的社會未來,對自己的人生規劃努力。有幾位在他那里跟他學外語的中學生,其中有四中的黃其煦與龔繼隧,可能就是通過他們老馬就認識了我們這個圈子的人。我想我認識老馬大約是通過于友澤,即后來筆名江河的所謂朦朧派詩人。很快老馬就經常到我家來,我和他的關系,聊天的范圍也超過了他和于友澤那些人。因為我從七零年起就轉向了經驗主義哲學,而這個哲學傾向,后來我發現竟然就是老馬的性格傾向。

老馬喜愛羅素,思想、文字,為人,他都愛。為此,他翻譯了羅素《西方哲學史》(下)、《羅素自傳》等。

我和老馬無話不談,談哲學當然是最主要的話題,可老馬從來不以專門的哲學家自居。他翻譯羅素是一種享受,但是卻無法掙得來錢。因為他時常是用幾周的時間來琢磨幾句的翻譯。賈島的那種,僧敲月下門式的推敲在老馬的翻譯過程中,翻譯作品中你都可以看到。就因為這個反覆咀嚼,他翻譯的《羅素自傳》出版擱淺。

我由于認識商務印書館的創館初期的老人戴孝侯,因此了解到,六十年代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都知道,老馬翻譯的稿子,字跡娟秀清楚、干凈,幾乎不用任何修改就能夠用。這是老馬的性格,也是他的特長。我疑心這也是老馬受羅素的影響。因為他常跟我說,羅素的文章一氣呵成,幾乎用不著任何修改。老馬把這點特點用到了他的翻譯稿子上。

仔細閱讀過馬元德的翻譯作品的人幾乎都認為,馬元德是那個年代翻譯西方名著,尤其是哲學、社會學作品中中國最好的譯者之一。因為他愛那些作品,他身上沒有那種教條氣、黨氣,沒有那種在腦子中已經成型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概念。

 

我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是逐字逐句對照英文本閱讀的。因為那時候我太太和我如饑如渴地在學習哲學和英文。這本書從兩方面來說幾乎都可謂是我們的教科書。在對照中,我們在上卷的中文本中發現幾十處感到不很合適,乃至不貼切的譯法。我們跟老馬說了。老馬說你們仔細閱讀下卷,幫我挑挑毛病。最后我們居然在下卷中沒有發現明顯的硬傷。事后老馬有些得意地說,我那譯文,不只是直接對英文的理解翻譯,而且對照了其它文的譯本做了訂正。

我讀他翻譯的霍夫曼的《量子史話》的時候,雖然從哲學上已經接觸了量子力學的哲學,看過賴辛巴赫、波爾、海森堡和玻恩等人的物理學哲學,看過一些量子力學的科普,可還沒有在物理上真正學習過量子力學,因此這本深入淺出的書給了我非常多的教益。我非常喜愛他翻譯的這本書。老馬對我說,他翻譯這本書非常注意了這本書的輕松詼諧的行文風格,里面有很多英語文字是雙關語,很不好翻譯,可他都力圖把它們在中文中再現了出來。老馬對他的再創造,既有自得的滿意,又有非常多的遺憾。

九四年我回北京的時候,老馬唯一希望的是我能夠給他帶一本羅素《西方哲學史》的英文本。過去他翻譯用的是公家的書,他希望能夠自己擁有一本。那時沒有網購,舊書店難尋,但我最后居然是運氣地買到帶給了他。他非常高興,可見他對于羅素這本書的愛。

我之心慰的還有,我畢竟在幾年前,在誰是當代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中記述過一次老馬,老馬看過這篇文章,并且問我現在如何看西方哲學史的中文譯本。我托朋友轉告他說,現在感到,敘事方式還不是地道的經驗主義敘述方式。老馬深以為然,他甚至說,希望能夠有機會再翻譯一次出版,他相信會翻譯得更好。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下中文譯本真的可說是老馬的生命之作,他在羅素身上寄托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認定老馬是中國的可數的幾位真正的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自由主義者。

二.馬元德與同窗李澤厚的不同道路

我那時知道老馬是北大數學系肄業,我想大約因為馬元德是學數學的,或者說因為他的探究問題的才能才會去學數學,我們都對言之有物,言之有據的經驗主義哲學,科學哲學推崇有加,都對那些昏話連篇累牘所謂精神哲學不屑一顧。我們都認為被那樣的哲學唬住是自己智力的無能。要談問題就要知道自己談的是什么,應該如何去談,不那么談,結果是什么。

我想,也就因為此,他對那種假大空,完全意識形態化的黨文化天生就有一種抵抗力。盡管經歷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洗腦,可老馬的語言,說話方式,腦子中的思想毫無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朽氣,棒氣。

我曾經由于朦朧詩人江河的一再推薦而不幸花了一元七買了一本李澤厚的《美的歷程》。我之所以如此說,時過幾十年還記憶猶新是因為自從六九年之后我發誓絕對不買四九年以后的人寫的書。而一元七在當時一筆大錢,我因為江河之薦破了財、破了戒,更重要的是覺得精神上上了當。買前我想,如果如江河所推薦的那么好,雖然不曾期待會有羅素等的大家風范,可覺得好的美學書至少應該有王國維的文氣與高度。但是買回來我只看了幾頁,就再也無法看下去。那幾頁文字間的氣讓我看到的是一個毫無思想的瑣碎之作,是令人厭惡的教條。那本書為此到現在還完好如初地躺在我北京家中的書柜中。為這本書,我特別和老馬聊了李澤厚,因為我知道五十年代初期,老馬和李澤厚都在北大。而我這才知道他其實和李澤厚很相熟。

老馬對我說,他和李澤厚在北大時相識,算是不同專業的同學。我問老馬,李澤厚如何,怎么我覺得如此糟糕。老馬沒有直接回答,他首先說,我給你講件事情,六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我打開光明日報,看到整版文章,標題是五星紅旗美在什么地方,你猜是誰寫的?李澤厚!你說,能夠寫出這樣的文章的的人能有什么學問,能如何評價。

老馬接著說,美學本來就是最容易蒙混瞎扯,沒有學術性的東西,李澤厚又是馬克思主義美學,那就更是胡說八道了。聰明人怎么能夠去搞馬克思主義美學而卻沒有看法?

他接著又告訴我另外一個故事,說與這本《美的歷程》幾乎是同期出版的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中的康德的德文部份都是找他翻譯的,那本書出版后李澤厚不僅沒有感謝他,沒有送他一本書,而且有一天在人民出版社門口遇到李澤厚的時候,李澤厚趕緊把他拉到一邊,悄悄對他說,那德文部份你翻譯的,你可千萬不要說出去啊!

關于這件事情,我在德國遇到曾經與李澤厚在一個所工作的,學德語的傅海健時,我對他講了后,他說,他當然相信是真的,他在所里的時候就察覺到,李澤厚定期在所里圖書館借閱德文書籍,可他細心地看了那些書,都沒有閱讀過的痕跡。李澤厚如此不過是為了留下借閱的記載,而不是為了讀書。

大約就在那時,與李澤厚同所的梁存秀也到許良英先生那里談過李澤厚的為人和政治投機表現。這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被命運嘲弄卻又陰差陽錯地發跡的人物。李澤厚一心想走姚文元們的路,卻居然既無緣又有緣。七六年四人幫倒臺前,他給工宣隊寫信表忠心,工宣隊立即在大會上朗讀了他的信,可沒過幾天四人幫倒了臺。八三年反對精神污染,他從美國寫信給所里表忠心,他的信又被朗讀公布,可幾天后反對精神污染終止。梁存秀是地下黨員出身,在所里的黨內有相當的發言權,所以他們否決了李澤厚積極爭取入黨的要求。我想這大約也是李澤厚至今不是黨員又為此得了利的原因。

李澤厚和老馬,這一對當年北大的學生,真的是知識份子的兩個典型。

回想這兩個故事,也讓我看到老馬對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這個影響不細想甚至連我自己有時候都覺不出來。

我對同代人,那位馬列美學出身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才能的懷疑和不屑一顧,后來想到,其實是受到馬元德的影響。因為他說過,美學是一門最容易胡說八道的東西,更何況馬列主義美學。而那個人,甚至那個人獲獎后獲得的追隨者們都從來沒有提出過老馬提出過的問題沒有質問過美學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美學又是什么東西!他們既無老馬的知識基礎,也無老馬的智力和才氣。

認識了馬元德,如果你對這個問題還沒有感覺,我想那是你智力的低能,也是白白認識了有才能的人。進一步細想,不僅一些觀點受他的影響,我之自以為是,也是因為認識了一些老馬這樣的人。

三.馬元德談朦朧詩、音樂及其它

馬元德是個有才氣,有感覺,有能力的人,是個不平常的人。受到馬元德的影響,我真的無法容忍那些裝腔作勢的平庸。我對所謂朦朧詩人的評價不高其實也處處印著馬元德的痕跡。因為我們經常在聊天中談到他也非常熟悉的那些詩人們,江河、顧城,乃至顧城的爸爸,紅色詩人顧工。

馬元德對我說,江河讓他看他的詩,他一眼就看出那些翻拍自洛爾迦、波德萊爾,聶魯達的翻譯詩句的詩,他對江河解釋說這樣的寫法的特點在西語中是如何來的,如何能夠更好。可他看出來,江河根本不知道他模仿的那些詩句好在哪里,人家為什么那么寫。

我認為那些朦朧詩人缺乏詩人的素質,不認為那些斷行的碼字是好的中文詩歌,這個看法是有底氣的,因為我和馬元德討論過,對這些問題,有中西學之根底的馬元德和我的觀點一致。那些朦朧詩人是無根基的,他們既沒有中國文字,古文和當代文學的修養,也沒有外文閱讀能力,所以我絕對不相信,就靠那幾句翻譯詩和翻拍翻譯詩就能夠成為詩人,并且在中國文學史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天下沒有這么容易騙得的事情!沒有一種學問和人文的創造可以沒有根基。如果沐猴而冠而被認為學有所成和有創造力的大人物,不被質疑。那是我們的無能。他們如今成名是因為我們時代的黑暗,因為政治。因為房龍在《論專制》中所說:專制使庸才成名。當然在專制外,也因為這個時代的缺乏有才能的人,或者說老馬這樣的人沒有發言的機會。

我和老馬談哲學、談文學、談歷史、談音樂,有朋友在的時候甚至也談性。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當時封閉的中國學界的性問題著作專家,據說商務有關于弗洛伊德,有關于性問題的翻譯都要找他,或者征求他的意見。因為那時他就看過金賽的性學,而當時不要說看過,就是知道金賽的人都不多。所以沒有結過婚,沒有過女人接觸的老馬卻是性問題專家。幾乎我們當時的每一個認識他的中學生都喜歡向他討教這個問題。而我那時卻是狂妄自信至極,覺得老馬有些迂腐而沒有豪氣,所以很不屑于和老馬談除了具體學術以外的任何問題,尤其是人生問題,自然包括性問題。

那些年由于我們經常一起去聽音樂會,并且交換音樂磁帶,所以我和老馬經常聊古典音樂,聊指揮、樂團、錄音版本。很多他的見解,我是在其后一二十年才體會到,例如那時他說卡拉揚是酒吧間水平的古典音樂流行指揮家,這對我們這些還未入世、入音樂很深,還在崇洋媚外階段的青年來說猶如天方夜譚,所以我們更多地把這話當作笑談。及至出了國,看到了更多的樂評,且自己也聽過更多的指揮家的詮釋,才發現卡拉揚特有的卡拉揚聲是一種缺乏表達力的聲音。這尤其是在我反覆對比聽了福特萬格勒、阿巴多和卡拉揚等六七位指揮家指揮的貝多芬第六之后,才突然醒悟老馬十幾年前的評價。進而去查閱更多的文字才發現那原來幾乎是主流國外樂評行家們的共論。羅馬尼亞出生的著名指揮家切利比達凱(Sergiu Celibidache)甚至在電視的采訪中用的是就老馬的原話,他說,卡拉揚指揮演奏的音樂是酒吧音樂。

老馬是看了樂評后的覺悟,還是自己的評價,這我就無從得知了。但是老馬對音樂的喜好和挑剔是發自內心的,而不是附庸風雅的。因為實在說老馬不需要附庸風雅,他雖然窮迫,在人生的夾縫中生活,一生中受盡冷眼與侮辱,可我在和老馬交往中最深地感到的就是老馬的自我,他不需要社會的承認。所以這也造成了他一生的孤寂、簡單甚至可說是簡陋的生活。就為此,我看不起老馬那一代幾乎所有的中國知識份子,卻從與老馬見面那天起我從不曾對這個窮困的讀書人有任何小視。

為此,我說我和馬元德亦師亦友,那真的是千真萬確。由于我們接觸的太多了,聊的太多了,我耳濡目染受馬元德先生學術教益,知識教益,音樂文學教益不可勝數。一九八八年后我離開大陸,期間九四年至九六年三年間每次回去兩個多月,再其后就再無緣促膝切磋。這真的是我人生的一個損失。而我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哀嘆、孤獨感,究其根本馬元德也有其責任!

四.馬元德在北京老三屆中學生中的影響

馬元德其實在北京七十年代堪稱知識沙龍界中,在我們那批老三屆中學生中大名鼎鼎,不知道他的人可說是不入流,不認識他的人可謂遺憾,他的很多見解在我們那圈子人中有著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

一九七三年,我去五臺山玩,并且拜訪了當時看廟的尼姑,與那位尼姑聊了半日。據說她當年是北京某大學的經濟系學生,后因身體不好而出家為尼,又有說她是當年被美軍士兵強奸后的女學生沈崇,后出家為尼。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一門對生命認識的哲學。接著她對我們,即便從唯物唯心主義的角度,人死,生命怎么會沒了呢?那么它會到什么地方呢,它的存在形式就是靈魂。我們那時是狂妄的,雖然已經不相信共產黨,可還是一套所謂科學世界觀、革命理論,根本聽不進去。不過回到北京在和老馬聊的時候,我問老馬是否會是沈崇,他知道沈崇的情況嗎。老馬對我說,沈崇后來的去向他不知道。但是據他所了解的北京,當年在東單街頭是不可能發生那種強奸事件的。那件事情據說沈崇是地下黨員,是共產黨犧牲沈崇制造的圈套,他覺得這個說法是可信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寫在教科書上的事件居然可能是個欺世大謊。我當時雖然已經讀過《新一階級》,自己也經歷過很多共產黨的卑鄙行為,可聽了老馬的話,聽到這個就因為需要政治影響就犧牲了女學生一輩子,制造一個事件的事情,還是覺得心驚肉跳。后來知道,那個尼姑不是沈崇,真的沈崇改名為沈峻,在北京外文局工作,嫁給了畫家丁聰。

當時處于反叛青春期的我們,拒絕黨的一切教導,拒絕一切因循,但是卻很容易地接受馬元德的很多看法。例如當時我并沒有讀過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可由于馬元德說那本書翻譯的文字很好,談到翻譯文字我也就經常轉銷他的觀點。因為這是老馬說的,應該沒錯。他不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與此同時他對人們都吹捧的錢鐘書的英文造詣頗不以為然。他不止一次地對我說過,好的文字,修養深厚的文字是使用最簡單的文字,卻能夠表達出最雋永的意義和韻律的文字,這在中外都如此,例如他所推崇的羅素。這我絕對相信他的看法是對的,鄭板橋早就有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之說。

老馬說,錢鐘書無論中文還是英文都是賣弄文字,尋找最荒僻的字詞用。但是他最簡單的行文卻常常犯非常基本的語法錯誤。我九五年回國探親臨返回德國的前一天晚上,正在收拾箱子,老馬來送別,結果坐在那里,他拿著一篇錢鐘書的英文序言,逐字逐句地給我講解錢鐘書到底哪里錯了,錯成了什么,一口氣就是三個多小時。

老馬掌握多少門語言我沒有問過,朋友對我說他除了英文德文外,俄文、日文也能夠閱讀。我雖然沒有跟老馬學過英文,可在很多方面深受他的影響,例如我一直向不同的人推薦韋氏大詞典,就是老馬的看法。他認為那是最好的英文辭典,是案頭必備的。而版本不是最新的好,是此前的一個版本好。因為每個版本修改后側重不同。

一九八二年我太太被推薦錄取到德國留學的時候,老馬對我說,德語是個落后的語言。因為一種語言靠那么多的變格來界定,是還在進化的特征。這些變格影響了表達的順暢,限制了更多的可能。他說,德語常常一句就一頁,你要在其中各子句依靠變格尋找關系。他并且說,德語字典沒有二十萬字根本就不可用。因為兩個字一湊就是一個新詞,這是德語的特殊特點。六年后,我四十歲的時候也開始了學習德語,并且成了我其后主要運用的閱讀語言,如此,老馬的這些看法也就一直伴隨著我。我雖然在德國生活了二十年,可深知,就語言掌握,無論英語還是德語我都不如老馬。而老馬也還有一個名言,凡是出國的大都外語不好。老馬說這話當然有其深厚的基礎和背景,因為他和他所推崇的傅正元先生都是花了力氣,一步一個腳印地學習了英語的,他們甚至背誦了很多名篇。

八十年代中期,我翻譯《愛因斯坦傳》的時候,因為馬元德在身邊我心里非常踏實,有了問題盡可以去問他。就是他不能夠回答的他也會告訴你到哪里去查,或者說這個問題難以或無法解答在哪里。他不會言顧左右而其他,讓你不知所云、不知所措。

五.超越現實桎梏的馬元德

七六年地震的時候有朋友去看老馬,回來說,老馬一人孤獨地躺在塑料棚下,仰望著塑料布,周圍是那些街道上的老太太、老頭以及婦女兒童。一幅非常奇怪的難以讓人說出是什么滋味的景象。那時的老馬可能腦子中回響的是門德爾松的第四交響曲意大利,也可能正在琢磨羅素的想法和行文。這幾乎可以說是老馬一生的寫照,他一生就是在活在這種糟亂的環境中,你難以想像,他竟出產了那么多好的文字翻譯。

我曾經問過老馬,有如此閱讀量和知識背景,他為何不寫點文章,而只是述而不作。老馬笑了,對我說,他長期翻譯已經不習慣寫作,不能夠寫作了。我沉默思索,對此還是理解。一個看過那么多高超大家作品的人,眼高了,如何能夠動筆寫些泛泛之作。而他又既無條件也無機會稍長時間地集中在一個題目。為了維生他無法專心。當然更重要的是,老馬比我們更明白,這是一個根本不讓人說人話的時代,說人話的人是要付出生命代價的。老馬已經過了我們的熱血年紀。于是我勸他寫點翻譯心得,但是老馬終究沒有動筆。

無法寫作,沒有寫作,老馬不是唯一的。沒有任何真正的寫作空間是二十世紀產生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有一個特點。智力和品質沒有問題的,思想越是純粹越不可能寫作。著名的分析哲學家洪謙先生是另外一個例子。只有那些缺乏品質的人,那些半瓶醋,能為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新話服務的人才能夠并且有機會寫作。這在整個四九年后一直是如此。

七十年代初期后,我們那批中學生非常看不起陳一諮、金觀濤們那批六六年前的老大學生。看到他們窯洞里的情書等文字,認為到那時還用那種語言和思維,那是一批沒有反叛精神,毫無思想能力,充滿革命豪情的傻瓜。但是就在這種氣氛中,奇怪的是我們從來不曾覺得老馬是隔代人。現在明白是真正的知識的追求把我們連接在了一起。

其后的發展果然如此,七六年后,所謂恢復正常的時候金觀濤們的文字立即就在黨的出版機構、報刊上發表出來,和已經存在的意識形態水乳交融,他們在極權主義的文化中如魚得水。但是,老馬卻永遠只能夠述,不能夠作,而且只能在夾縫中。不僅是七六年后,只要這個制度存在,它的任何放松都不是為老馬這樣的人預備的,沒有他的空間,至多有桎梏有所放松。在這一點上,在知識和精神的位置上,我和老馬一樣,所以我們依然非常相投。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的一些國家機構人事任用有些放松,而這個放松給老馬帶來進入國家單位,找一個鐵飯碗的可能。為此,我曾經聽說社科院以及我后來所在的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可能要他,因為老馬的譯著已經充分證明他的能力。可陰差陽錯,他終究沒能進入這兩個單位,最后進入北京建工學院教授英語。不過這一出路,在我后來進入自然科學史所工作,并且和那些人有了一些交道后,我為老馬慶幸。如果進了社科院那樣的單位,老馬最后三十年的日子不會好過。早年在浙大學習物理,后來投身革命,有半生的時間在中國科學院主管意識形態刊物的范岱年曾經說過一句話,這樣的地方,這樣的專業是好人不來,差的人做不了的地方。這話的確說出了一些真相。那些才能一般,卻充滿心機的人,剩下來的就只有嫉妒和內斗了。所以老馬竟然可說是運氣地沒有進入這樣的中央單位,而安度了一個晚年。

以老馬的才能、感知力、記憶力、理解力,老馬如果不是生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至少會成為一位知識巨人,可現在,在地球這個星球上走過八十四年的他卻一直是一個在社會夾縫中偷生的人,能夠安全生存到八十四歲已屬不易。這真的讓人唏噓,讓人問天,問地,問社會,這難道就是人生?難道是這個時代的必然結果?

六.北京永遠的老馬

凡認識老馬的人都知道,老馬的物質及社會生活,一生不僅與奢華絕緣,而且與所謂主流社會的知識階層絕緣,可老馬嘴里,腦子中永遠充滿的是這個世上最高的、最富有的精神內容,老馬呼出的氣永遠是才氣。

就為此,我和老馬從七十年代初期認識開始,一路聊到九六年我最后一次回北京。

回想這二十多年的交往,我和老馬之交真的只是君子之交,只有神聊,神交,除了少有的幾次他在我家吃飯外,我甚至沒有去過他的家,也從沒有和他一起下過館子,但是我和他在精神和知識上的互相滲透卻是很深。

對我來說,他最根本地影響了我的是,認識了他這樣的忘年交朋友,你如何能夠再與平庸之輩敷衍交往!

馬元德和我青少年時期的個別朋友一樣,讓我終生交友變得落落寡合!

長安從此無子期、人間何處有元德老馬去了,我如何能夠想像沒有老馬的北京,沒有老馬的人世焚硯燒書,椎琴裂畫,難解我心頭之痛!

2014-08-04德國埃森

2015-05-25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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