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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因何得罪毛澤東被斥百無一用
梁漱溟因何得罪毛澤東被斥百無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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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史客1201·一脈》
  作者:薩蘇   出版社:金城
  本書簡介:本書的主題為“一脈”,其中解璽璋的《梁啟超與胡適》、柴靜的《一百年前的領導干部》分別講述了梁啟超與胡適、朱啟鈐與梁思成思想、事業上的傳承;余世存以獨特的視角梳理了梁漱溟家族、宋氏家族的精神血脈……


梁漱溟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

  余世存

  今天的中國人已經難以想象先人那種大家族的生活,難有那種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經驗。以倫理見長的中國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驗,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家庭、宗族倫理是跟王朝專制一樣消逝了,但新的個人以上的文明單位:縱向的代際或橫向的兄弟姐妹,并沒有建立起來。即使那些一度最先進的中國人,如孫中山、陳獨秀、魯迅、胡適……他們的后人跟他們似乎屬于不同的種類。當代人所稱謂的“官二代”、“富二代”則絕大多數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說不肖子孫的代名詞。今天的中國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歸宿和認同。只有父子兩代之間的傳承已經談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風,這正是當代人的遺產,也是我們中國人仍得努力尋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運的是,中國的巨國規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淺薄、粗鄙、無文,能夠給失教的當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說,總有例外能給人以教育和示范。在傳統家族向現代艱難轉化的今天,我們考察這些家族,可以理解傳統與現代變易最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諸種況味。廣西桂林梁家就是這樣的一個縱貫數代而一脈相承的家族。

  一

  梁家籍貫廣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聽朝廷命剿捻軍,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兒。梁的兒子梁濟只有8歲,家貧不得回廣西,母親帶著他到北京討生活。在母親的督導下,梁濟喜讀戚繼光論兵書暨名臣奏議,涵養出忠賢胸臆。光緒十一年,梁濟27歲,考中舉人,他的父執多貴,而他不求聞達,直到40歲才當官。梁濟做過文化官員、內閣中書(四品)、民政部主事(相當于處長),十余年不升不調。

  梁濟的官職不大,口碑卻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負販、拉人力車者多識我。常于途中遇襤褸苦人,大呼曰:‘梁老爺,你好嗎?’”據說有趕驢車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請他上車。《清史·忠義:梁濟傳》有載:“濟以總局處罪人,而收貧民于分局。更立小學,課幼兒,俾分科習藝,設專所授之,費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發,清廷遜位,共和建立,梁濟辭職家居。民國的內務部總長一再邀請他出山,他拒絕,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變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瀾是巨大的,對梁濟(他的字即是巨川)來說,這一變易是難濟未濟了。他認為,“中國每個朝代滅亡都有人或許多人為之殉,清亡無一人殉,這在歷史上是可恥的,既然如此,我來做這件事。”因此在民國元年,梁濟就向神明、父靈起誓殉清,并著手寫遺書。

  但梁濟絕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專制腐敗與積貧積弱,他的視野極為廣泛,讀過嚴復翻譯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創辦北京最早的白話報《京話日報》,對這一新事物,他從物質和精神上也給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發后,梁濟的態度是旁觀。次子梁漱溟參加反清的京津同盟會,他只是以“謹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勸,并未表示強烈反對。他自己曾明確表示,內心“極贊共和”。

  因此,從他計劃殉清,到實現,整整七年,他都在觀察新的時代社會,他對民國寄予過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為“革命更新,機會難得”,可借機舒緩社會矛盾。雖說“國粹莫大于倫常”,不能輕易更改;但若使“全國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則價值相抵,可以“不惜犧牲倫常以為變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換得人民安泰,開千古未有之奇,則拋棄固有之綱常,而應世界之潮流,亦可謂變通之舉”。但他痛心地發現:“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子弟對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義之說者。家庭不敢以督責施于子女,而云恃社會互相監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濟甚至知道人們會怎樣看待他的自殺,也許他知道有人會稱他為“梁瘋子”。他說,只有那些“注重須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國可以立,不專靠死板法律以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濟60歲生日前夕,為準備給他祝壽,家人進行大掃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說生日那天回來。結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國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濟自沉于別墅附近的“凈業湖”,即今天的積水潭。他留下遺書《敬告世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可以說,梁濟絕非遺老,也毫不糊涂,他說:“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圣之倫理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以對于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于吾頭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于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于世界。”

  二

  遺憾的是,梁濟這樣的中國人在我們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們忽視。他的兒子梁漱溟認為,他有任俠、認真、不超脫等特點,這些精神個性也影響了孩子。但實際上,這個60歲自我了斷的中國人極為開通,他對友人對孩子都是和藹的、循循善誘的。梁漱溟追憶兒時趣事時說:他積蓄的一小串銅錢不見了,吵鬧不休。父親在庭前桃樹枝上發現,讓他去看。梁漱溟看時,見樹上有父親寫的小紙條:一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于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親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涂。

  梁濟跟孩子之間的關系是莊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記憶中,父親對他“完全是寬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厲色地教訓過我們”。他“只記得大哥挨過打,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則“在整個記憶中,一次亦沒有過”。

  梁漱溟到讀四書五經的年齡了,梁濟不讓他讀,而讓他學習《地球韻言》。年輕的梁漱溟拒絕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當和尚,梁濟雖不以為然,但也不明示反對……他的影響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處事做人上跟他一樣,以至于在梁漱溟17歲時,梁濟贈其兩個字“肖吾”。

  自殺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經下了決定的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講師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這是他留給兒子的最后的話。梁濟的死,在京城有過一些影響,徐志摩、陶孟和、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傅斯年、梁啟超……等人都有過評論,他們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自然,父親的自殺對進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殺的梁漱溟是一個啟示。有人說,“民族血脈的新舊交替,這驚遽的時刻總要有人來表現,梁濟選擇了表現;這驚遽的時刻過后總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選擇了承担。”梁漱溟選擇了活下來,并開始了他傳奇而高壽的一生。

  三

  梁漱溟跟毛澤東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澤東結緣。馮友蘭在他去世后寫的挽聯說:“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直言。”上聯即述其德業,下聯則涉及到跟毛澤東的緣分。

  1918年,兩人在北大教授楊昌濟先生的家里初識,當時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澤東談中國的出路,半個月中毛澤東與他長談八次,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毛澤東后來則稱,“我同梁漱溟比較熟”。

  梁漱溟沒有進過大學,他是自學成材的。僅有中學文憑的他被蔡元培請到北大教印度哲學,30多歲即在軍閥韓復榘治下開展他的鄉村建設實驗。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期發表的重要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及在國共兩黨激烈沖突的時刻出版的《中國文化要義》,是極為重要的思想文獻。前者批評新文化運動“向西走”的不對,宣稱他就是要“向東走”,宣稱世界未來有待于中國文化的復興;后者則基于他對中國社會實際的觀察與研究,提出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以此否定階級斗爭理論,張揚自己多年來進行的鄉村建設才是中國的惟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這些言論,也曾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人譏評。

  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的邀請下,梁漱溟從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多次請他到自己家里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毛邀請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職位,梁拒絕后,毛仍照顧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的小組討論會上,梁漱溟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這一被稱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發言,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毛認為中共比梁漱溟更懂農民,毛還說梁百無一用,“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沒有一點好處。你說他有沒有工商界那樣的供給產品、納所得稅的好處呢?沒有。他有沒有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好處呢?沒有。他起過義沒有呢?沒有。他什么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他什么時候跟中共配合,打倒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呢?沒有。所以,他是沒有功勞的。他這個人對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斗爭都不是點頭,而是搖頭……”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會場上對梁極盡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發言,但會場上幾乎一邊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滾下臺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毛澤東以一國之尊給梁漱溟的結論是: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自此梁漱溟深居簡出。“文革”中,他受到沖擊,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來了。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賀毛澤東的生日壽禮。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終是平視毛的。他就事論事,“文革”尚未結束,梁漱溟就在政協會議上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協學習會上,人人要“表態”,梁一直沉默不語。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即席講演。在眾人追問他對“批林”的態度時,他說“我的態度是不批孔,只批林”,從而引起對他的大規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對梁歷時半年的批判會告一段落時,主持人詢問梁對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脫口而出:“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釋。梁說: “‘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后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四

  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經被人們視為中國的圣賢,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學家,鄉村建設的代表人物,是毛澤東的諍友……也許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濟那里找到源頭。他的“尸諫”影響了梁漱溟,成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顧及自己,而是為國為民。在《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書中,美國學者艾愷問梁漱溟:“您認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個就是為社會奔走,做社會運動。鄉村建設是一種社會運動,這種社會運動起了相當的影響。”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貪”,“不僅貪圖的事不應做,貪圖的念頭也不要起”。他把“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當作家訓。他自己一生不斷追求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么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在一個世紀以來反復的中國社會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給我們中國社會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學者林毓生認為,梁漱溟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傳統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國文化經過調整還能繼續存在并復興,他相信中國本身擁有走向現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更足以與魯迅構成表面對立、其實互補的兩極。他們一位是傳統文化的偉大批判者,一位是傳統文化的偉大發揚者。梁漱溟說:“我愿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并愿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說的。

  五

  但這并不表示他薄情,相反,他對自己的兩個兒子的教育可圈可點。他給兩個兒子取名培寬、培恕,因為“寬恕是我一生的自勉” 。像父親一樣,梁漱溟也很注意培養兒子們的個性。他對長子培寬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誼。梁培寬回憶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一次梁培寬考試得59分,曾拿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漱溟長年為社會奔走,居無定所,無睱顧及家庭,兩個兒子寄居親戚家,他就要求長子培寬多帶帶弟弟培恕,讓培寬“研究研究恕之受傷或受‘病’在何處,當如何藥之”。

  即使在他奔走忙碌的空隙,梁漱溟也會和兩個孩子一塊聚聚。“兩三個星期,會接我們過去和他聚會,他的朋友、學生來找他,無非談論的是關于國家、社會的事情。”

  梁漱溟的家信是溫厚的,他關懷、培養兩個兒子的人品與學業。“兩人之自傳均閱看。寬兒所做雖不甚好,尚清爽簡潔,但開頭一句無主詞,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簡短,總是因為他對所作之事無興趣之故,勉強他多寫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則是:一個人要認清自己的興趣,確定自己的興趣。你們兄弟二人要明白我這個意思,喜歡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攔你們的(1943年2月28日)。”

  在長孫梁欽元出生時,遠在重慶的梁漱溟高興之后給兒媳婦寫了一封甚為動情的信,培寬至今仍保存著這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說,“得聞危險期過去了,我不去看你。但你是人才的生產者,想到這一點你該是自慰的。”

  梁漱溟聽任孩子們自由選擇,他對他們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漢”,就是不要成為只顧自己的人,標準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趨于低俗,在識見上不流于淺薄”。

  梁漱溟的寬放教育貫穿始終,他的教育顯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時,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寫孀婦的詩“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給父親看。梁漱溟看后點點頭,就算父子交換意見了。

  他的家教使得兒子在多災難的世紀得以平安度過,梁培寬、梁培恕一生不喜出頭露面,為人低調。大概正因為如此,兩人在歷次運動中都沒有遭到太多的磨難。

  梁先生晚年給兩個兒子打了個電話說,我老了,需要你們照顧。郭齊勇教授曾對梁培恕先生說:“你很幸福,你有一個這樣的父親需要你繼續工作。”

  六

  梁家兄弟在父親去世后相繼退休,他們想到了應該研究整理父親的文稿。兄弟倆的分工不同,培寬負責父親的全集編撰出版,培恕則負責撰寫父親的傳記作品。梁培寬說:“我們哥倆一直在整理父親的文稿,邊整理邊開始了解他。年輕時候只是知道他有什么書或是關心什么內容,但沒有深入進去。到現在才算有些了解。但也很困難。”

  兄弟兩人一生的職業事業跟父親沒有多大關系,卻在退休后投入了向父親志業的世界。他們的見解也不流凡俗,梁培寬說:“他不是一個很淺薄的人,不是一個只顧自己的人。他的有些主張肯定是錯的,但有些看法卻值得參考。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在自我修養上是比較無私的,比較無我。在破‘我執’上下了功夫。”

  梁家兄弟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親遺著的工作中,并為父親編輯出版了八卷本600多萬字的“全集”,以及“自傳”、“傳”、紀念集、書法集等,接待了國內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在整理出版父親著作所得的數萬元稿費中,只留下了買一臺電腦(供繼續編選著述用)用的幾千元錢,其余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義捐給了當年梁氏所辦的勉仁中學(即現在的勉仁職業學校)。有人問梁培恕先生原因,梁笑著說:“不為什么,我們只覺得這樣做比較好。”孫子梁欽東向祖父求字,88歲的梁漱溟錄諸葛亮《誡子書》,令其研讀自勉:“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因為梁漱溟的歷史地位,他生前死后都有國家因素介入,因而梁家后人在事關評價等問題上也同樣顯露出梁家獨有的直道。他們不是強者,但也非小民軟弱,梁家兄弟多次跟政府交涉事宜。梁漱溟去世后,要召開例行的追悼會。中央統戰部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關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寫道:“受到不實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認可。但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為“受到批評” ,他們表示反對。有關部門反復勸兄弟倆“以大局為重”,他們據理以爭,不肯讓步。后來,新華社播發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標題即是《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而更年輕的一代則更是直抒胸臆。1988年,梁漱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告別大廳舉行。靈堂入口大門上懸掛的挽聯是:百年滄桑,救國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評說。橫批是:中國的脊梁。挽聯是梁培寬次子梁欽寧擬就的。在梁欽寧張貼時,工作人員阻止,但他執意堅持。據說,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閻明復、劉瀾濤、習仲勛等黨和國家領導以及梁漱溟先生的親友四百余人。

  在君子之澤及身而沒的中國,在家族分崩離析的現當代,梁家人很了不起,他們直道而行很了不起。

 

2015-05-29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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