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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根據斯大林意見建立一黨專政政治體制
第五章 根據斯大林意見建立一黨專政政治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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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根據斯大林意見建立一黨專政政治體制
毛澤東驕傲了。他再沒有初入北京時暗暗叮囑自己不能做李自成那種臨深履薄的謹
慎。抗美援朝的勝利和斯大林的去世使他覺得自己是當今世界第一強人,只要他下決心,
揮巨手,世界上沒有辦不到的事情。他要憑藉中國這個歷史大舞臺,率領他的六億子民
再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誰要說三道四,誰要制約他,誰要阻攔他,誰要反對他,他

就準備和誰決裂,不管是老朋友老戰友,黨外人士還是黨內同志。他的老朋友梁漱溟先
生為農民說了幾句話,他在1953 年9 月17 日政協會議大庭廣眾之中,出言失態,極盡
嬉笑怒罵之能事,就是這種心態的充分表露。他指責梁漱溟“班門弄斧”,覺得自己才是
最了解農民的。但他了解的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代的農民,至于土改以后分
得了田地的農民的理想和追求,憂慮和担心,他并不真正了解,至尊的地位把他和農民
遠遠地隔開了。在以后的幾年里,恰恰在毛澤東認為自己最了解、最熟悉的三農領域—
農民、農業和農村,他栽了大筋斗。
毛澤東為了貫徹自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1952 年11 月12 日作出決定:在省委、中
央局和中共中央建立農村工作部,專管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中央農村工作部1953 年2
月成立,調鄧子恢任部長,陳伯達、廖魯言為副部長。鄧子恢是福建龍巖人,早年留學
日本,是中共黨內少有的大知識分子,又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樹紅旗時的早期追隨者,長
期做農運工作和根據地政權建設工作,對農民有深刻的了解。
1953 年4 月3 日至23 日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鄧子恢作了長篇總結報告,
提出許多重要的政策思想:
1、影響農民生產情緒的是怕“共產”,目前農村中不少地區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緊張
情況,就是農民不安,怕“共產”,怕“社會”,怕露富,這種情況對我們是不利的。
現在的方針是把農村安定下來,鞏固我們黨在農村中已得到的陣地。不安,基本是中
農問題。從東北黑龍江的材料看,生產積極性高,擴大生產的占24%,縮小生產的占
13%,而維持現狀的占63%。24%是貧雇農,土改后仍未上升到中農。13%是富裕中農、
富農與土改前的地主之類。而問題的關鍵是那63%,他們是中農,他們多少有些顧慮,
不敢放手經營,是現狀維持派,也不縮小,也不發展。中農不安的,有顧慮,對我們
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產”,什么時候“共產”,必須使他們安定下來,否
則就不能夠鞏固黨在農村中已經得到的陣地。
2、互助合作反對一哄而起,主張慎重穩進。毛主席說要10-15 年甚至更多一些時間,
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問題要跟縣委書記、縣長們講清楚,他了解這個過程
就不急了。我們的前途是集體化。。。。現在是個體農民占優勢,互助組的組員、合作
社的社員也還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顧。如果急躁冒進,那就不
僅單干農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還會影響互助組合作社的鞏固。參加互助合作是為
了多生產、多收入。組員社員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產不好,或者生產多
分得少,他們就不來,就是打耳光也不來,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丟的。雖然經過了土
改,土改時農民是擁護共產黨的,因為他們從共產黨手里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
助合作搞不好,對他們不利,他們怕吃虧,當然就不來了。這我們不能怪他們。
互助合作是一個群眾運動,必須按照群眾運動的發展規律辦事,由小而大,由少到
多,由點到面,由低級到高級,發展一步鞏固一步,有陣地地前進,絕不能一步邁進,
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將一哄而散。互助合作關系到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的根本問題,
必須慎重穩進。
3、必須把改造農民小私有制與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所有權分清楚。對農民私有制
這個問題,必須逐步去解決,不能過急。分了土地給他,就不能隨便被剝奪了,必須

依法保障這種所有權。必須把逐步改造農民小私有制與保護農民土地財產所有權分清
楚,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弄不清,就會造成群眾恐慌。改造農民私有制是總方向,
決不能動搖的,但不能說橫豎將來要歸公,就隨便去侵犯農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財產。
4、限制富農發展,允許富農存在。一條是組織起來,互助合作,過渡到集體化
的道路,另一條是讓富農泛濫發展的道路。兩條道路我們走哪一條?我們走前一條,
這是總路線。但今天的問題是既要限制富農發展,又要允許富農存在,不能說不允許
富農存在,而且完全不讓富農有一點發展也是不可能的,富農發展一點不要害怕,總
的方針是限制富農發展,這個是決不能猶豫決不能動搖的。這個改變了,那么進到社
會主義就不可能,但又不能完全杜絕富農某種程度的發展。這是矛盾的。在這方面掌
握起來是要很藝術的。
5、有條件地允許“四大自由”
雇傭自由的口號可以提,是不是雇工會有增加呢?當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沒有人
敢雇工的問題,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對雇工的工資問題,雇工的各種待遇問題,當
然不是允許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自由,這個自由是有條件的。
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貸。農民要借錢。。。。。規定幾分利就是高利貸,幾分利不是高
利貸,用意是好的,但如沒有國家的農業貸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社事業的發展相配合,
則其實際效果不大。因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貸。允許自由借貸是否就是讓高利
貸泛濫發展呢?不!我們要搞信貸合作,低利借貸,用經濟斗爭的辦法慢慢戰勝高利
貸,減少高利貸,直至最后消滅高利貸。單純用行政命令,高利貸是禁止不了的。
土地買賣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規定了,今天還不能禁止。但這種自由的范圍
很小,實際上也許孤寡烈軍工屬沒有勞動力從事耕種的人出租土地。將來是否要禁止
土地買賣,什么時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買賣,中央還沒有考慮。今天土地買賣
是可以的,但是否隨便買賣呢?不是的。我們要盡可能幫助農民克服困難,要從各方
面來幫助貧困農民,如貸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賣地,賣去土地對他們很不利,
賣了就更加貧困了。所以這個自由很有限度,并應盡量縮小這個自由的范圍。
商業買賣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國營貿易的領導和節制下。所謂領導就是控制。
貿易自由的范圍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讓其自由泛濫。但是不是不讓私人做
買賣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調整了商業后,私人商業有些發展,這是必然現象,
不要怕。
6、辦社中一定要克服貧農向中農揩油的思想
互助合作社的內部問題,基本是貧農和中農的關系問題。對中農要照顧,要克服
貧農向中農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時那樣,土改時是搞地主以滿足貧雇農,那是對
的;今天揩中農油以滿足貧雇農,那就錯了。今天的貧雇農將來也要成為中農的,今
天要他揩中農的油,將來就會讓別人揩他的油,這就使貧雇農上升增加顧慮,結果兩
頭不討好。
必須把互助合作辦好,確實做出成績來。走這條路,確實多分紅、多打糧食。中
農是左右搖擺的,我們辦得好,確實有利,多打糧食,多分紅,生活有改善,中農就
過來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對中農、貧雇農是好的,就是對富裕中農也沒有什
么不好,并沒有損害他們的利益,不要再揩他們的油就是了。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發生意見分歧以后,盡管劉少奇當即表示尊重
毛的意見,但劉始終認為“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
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
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在實際政策上,劉少奇支持不動搖私有基礎的互助合
作運動,并不熱心發展動搖私有基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但又不能違背毛澤東規定的農
業合作道路,于是強調照顧農民作為小私有者的特點,穩步前進。企圖隨著國家工業化
的發展,待國家有大機器裝備農業了,再辦集體農莊。鄧子恢的就職演說講了六條,實
際上也是這種主張。
在一定條件下,不動搖私有基礎的互助合作,確實能夠增產,有利于農業生產力的
發展,受到農民歡迎。據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農政司《1952 年上半年農業互助合作發展
概況》提供的資料,總計全國共有互助組600 余萬個,試辦的農業生產合作社3000 余個,
全國組織起來的農戶3500 余萬戶,約占全國總農戶40%左右。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本
年度全國興建及整修小型渠道74300 條,塘壩圩堤等160 余萬處,打磚井455000 眼,共
擴大灌溉面積2290 萬畝,超過1951 年擴大水田面積兩倍以上。山西省運城、臨汾、榆
次、長治等四個專區組織起來開渠打井,安裝水車,以及合理用水即增加灌溉面積44 萬
畝,等于1951 年全省增加的水田面積。平原省互助打井的農戶約占50%左右。在防治病
蟲害方面,互助組也起了很大作用。如熱河、遼東兩省曾組織起來51 萬多群眾,編成防
蟲隊,劃分防蟲區,進行防蟲滅蟲的斗爭。湖北省天津專區前后發生蝗災291788 畝,發
動群眾80630 人,廣泛組織互助,訂立合同,保證完成滅蝗任務。河北省有些縣群眾普
遍組織起來治棉蚜蟲集體配藥,互助根治收效很大。像這種不動搖私有基礎的互助合作,
農民是樂于接受的,對發展生產確實是有利的。
但如果再向前多走一步,看來仿佛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變成了謬誤.。
當時有些基層干部企圖動搖私有基礎,動員農民帶著土地和牲畜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
時候,農民就不干了。據河北大名縣委提供的資料:“強迫入社的結果引起群眾生產情緒
低落。四區小龍楊文選社,未并社前社員生產都很積極,盲目并成144 戶的大社后,冬
季積肥和副業生產搞不起來了,社員閑了一冬天,社里的20 多垛花生秧子和一堆堆谷撓
子都丟在村外場里任風雪飄沒,無人經管。一區儒家寨村里村外滿地糞無人拾,遍地棉
柴無人拔。五區小寨張遂學社擴大后運輸歇業,磨粉數量較1951 年冬減產50%,積肥數
量也大為減少。社內的61 個牲畜因斷草料都餓瘦了。又六區老莊朱秀亭社共有13 頭牲
畜,已餓死母牛一頭,還有三頭瘦得要死。”“群眾被威脅入了社,現在有很多社員來要
求退社,有的社員為了達到退社目的,故意毀壞社里的工具,企圖叫社把他開除。該社
一個社員反映:“俺社50 多戶,如果允許自由退社的話一天就能退40 戶。”(1953 年《河
北大名縣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犯盲目冒進錯誤的檢討》)像大名縣這樣的情況華北其
他省區、東北地區、中南地區都有發生。
鄧子恢上任后,1953 年3 月8 日向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匯報全國農村互助合作
運動發展情況,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建議。中央采納鄧子恢的意見,于當天發出《中
央關于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發展的五年計劃給各大區的指示》,指示說:
關于農業增產的五年計劃數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發展計劃以及1953 年這兩項的指標
數字,各大區所已經提出者,現在看來都嫌過高。在農業增產方面,不能根據三年恢復

時期中每年的增產率來計劃今后五年的增產,因為發展時期的增產要比恢復時期困難得
多。證之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農業增產的計劃也不能訂得太高。而且我國在第
一個五年計劃之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機器投入生產農業,農業增產主要還是靠農民群
眾積極性與互助合作,靠興修水利與若干新式農具和初步的技術改良。如果計劃一開始
就訂得太高,完成不了,將大大傷害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因此,中央現在正考慮將農
業五年計劃增產數字縮減到1952 年實產為基數的30%。其中1953 年的指標是增產7%。
在互助合作方面,計劃訂高了,也勢必發生急躁冒進,貪多貪大,盲目追求高級形式與
強迫命令形式主義。目前無論在老區(如華北地區)或新區(如四川等地)均已發生了
“左”傾冒進的嚴重現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將招致生產的破壞。因此,中央現在考
慮將互助合作的發展計劃,五年之內組織起來的農戶,老區控制在占農村總數的80%左右,
新區控制在70%左右。其中農業生產合作社老區平均控制在農村總戶數的45%左右,新區
平均控制在20%左右;常年組新區控制在占農村總戶數是30%左右。以上兩項數字都是初
步擬出的平均數字,望各大區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把你們原定的數字加以壓縮,提出
新的計劃數字,在3 月20 日以前報告中央,以便匯編新的計劃。
到 1953 年6 月,在全國范圍內的急躁冒進傾向基本上得到了糾正。七月間,華北局
向中央報告說:“糾正冒進的結果,農民生產情緒已趨安定,部分地區賣土地、賣耕畜、
殺豬宰羊、伐樹等混亂現象已停止,抗旱播種任務已順利完成。干部認識到冒進對工作
的危害,開始轉變了重社輕組的錯誤認識,曾消沉一時的互助組,又開始活躍起來并有
了發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華北局在1953 年7 月向中共中央送的這份報告中,提出農村互
助合作運動,“根據目前條件,必須堅持以互助組為中心”。劉少奇和鄧子恢1953 年10
月4 日向全國批轉這個報告時,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對此作了肯定。批文說:“華北局在此
報告中,確定當前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應以發展和鞏固互助組為中心環節,是完全正
確的。在目前的條件下,從全國范圍看來,互助組依然是適合廣大農民群眾生產要求和
文化水平是一種合作形式;同時也是目前在克服生產困難和向自然災害作斗爭中,便于
廣泛地發揮農民群眾力量的一種組織形式。”
毛澤東見鄧子恢就任農村工作部部長之后,沒有積極貫徹他的思想,卻和劉少奇配
合默契,對鄧子恢非常不滿意。于是,趁鄧子恢外出公干的時機,毛澤東直接找陳伯達、
廖魯言兩位副部長,委托他們在1953 年10 月26 日至11 月5 日召開了第三次農業互助
合作會議,推翻了22 天前中共中央對全黨發出的《互助合作運動應以發展和鞏固互助組
為中心環節》的指示,規定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數字,命令攤派下去,第一次把全國
農村搞亂。
會前(10 月15 日),毛澤東同陳廖談話,不指名的批了鄧子恢。他說:“‘確保私有
制’。‘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農和富裕中農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難矣哉。”借用孔子的話,賦予調皮的新解。批鄧子恢言不及“社會主義”,“不靠社會主
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真是難矣哉!”
毛澤東急于實現農業合作化是為了解決糧食問題。1952 年蘇共召開第19 次代表大
會,馬林科夫在會上宣布,蘇聯以前最尖銳、最嚴重的糧食問題,依靠農業集體化,“順
利地解決了,徹底而永遠地解決了。”這對毛澤東影響很大。糧食對他來說,不僅是軍需

民食問題,發展工業、發展城市需要糧食,積累資金、出口換匯需要糧食,償還外債、
與蘇聯等國發展易貨貿易需要糧食,特別是支持世界革命,需要取之不盡的糧食—在斯
大林逝世以后,他要扮演世界革命領袖的角色,指導世界革命,光有思想指導,沒有物
質支援,世界革命領袖是做不成的。正如他后來常說的一句話:“手里沒把米,叫雞都不
來。”
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開始,因陳伯達不會講普通話,先由廖魯言傳達毛澤東的指示,
把主管你要到干部剛剛端正了的指導思想,一下子吹到了“左”邊。到11 月4 日會議結
束前,毛澤東再次接見陳伯達、廖魯言,對當年春天進行的反冒進提出批評,不僅批鄧
子恢,也批了劉少奇。由廖魯言在會上傳達他的講話:“批評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
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應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系。
斯大林說,生產關系的基礎就是所有制。這一點同志們必須弄清楚。現在,私有制和社
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
搞‘四大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走資本主義道路。”“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提
出來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發展32000 多個,1957 年可以發展到70 萬個。但是
估計有時候可能突然發展一下,可能發展到100 萬個,也許不止100 萬個。”
這是毛澤東繞開書記處,繞開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領導兩個副部長,直接指揮
農業合作化運動,第一次把全國農村搞亂。他給強迫命令正名,說:“要有控制數字,攤
派下去。攤派而不強迫,不是命令主義。”“攤派”怎么能不“強迫”呢?
1953 年12 月16 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通過的《關于發展農業生
產合作社的決議》。這個決議,是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從注重互助組轉向注重合作社的
轉折。從此,互助組被認為是過時的落后的形式了。一上來就辦“動搖私有基礎”的合
作社,根據毛的指示,全國六大行政區攤派的結果是:從1953 年11 月間開會時全國現
有14171 個社,到1957 年要發展到70 萬個社,占全國總農戶的16%。中央通過決議時
又加碼10 萬個,變成到1957 年要發展到80 萬個,占全國農村總戶數的20%。
這次會議上,各大區與會者帶著毛主席的新指示和攤派的數字,回去后向所屬各省
委攤派,省委向地委攤派,地委向縣委攤派,縣委向區委攤派,區委向鄉委攤派,鄉委
向村支部攤派。1954 年,以土地入股、土地分紅為特點的初級社在全國出現了“大發展”
(實是大攤派)的高潮。
毛澤東責令:“中央局書記、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區委書記,各級書記,
都要負責,親自動手。”并把是否積極推進農村合作化運動作為考核干部的標準,上了兩
條路線斗爭的綱。黨的領導發出指示,各級干部誰也不敢怠慢,誰也不甘落后,于是層
層加碼,都要超過攤派數字,超額完成指標。
動員農民入社的辦法越來越簡單有效。浙江吳興縣善連區召開全區斗爭富農大會,
會上,縣委宣傳部長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辦社;不入社,跟他們一樣。”農民害怕
重劃成分,與地主、富農一樣挨斗,有痛哭流涕要求入社者,這被認為是“農民中蘊藏
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證明。
強迫入社,農民認為要“共產”了,引起極大的不安,生產力開始遭到破壞。其第
一個信號是大量屠宰出賣牲畜,包括生產用的耕畜。據中央商業部1954 年12 月發出的

《關于目前牛羊市場情況和毛豬生產問題的通報》指出:
第四季度以來,許多地區牛羊上市量驟增,收購計劃大大超過,且有許多母牛、乳
牛、小牛、小豬,仔豬價格也隨著下跌,這種情況幾乎在全國各大城市均有發現。熱河
省出現大量宰殺耕牛,山西北部牲口向綏遠倒流,四川農民養豬數字大減。
中共熱河省委1954 年12 月報告:
入秋以來牲口市場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反常現象,各地牲口價格普遍下跌了三分之一
到一半左右,大批牲口有價無市沖擊市場。國營公司第三季度收購牛14842 頭,超過計
劃99.4%,超過去年同期10.2 倍。第四季度兩個月又十天的統計收牛171442 頭,羊168276
只,其中有一部分是耕畜母畜。有些地區還發生宰殺耕畜現象。據寧城縣報告,全縣殺
驢149 頭;凌源十區七個村殺驢21 頭,楊大營子一個村即殺了10 頭;喀喇沁、平泉、
朝陽、赤峰等地亦發生殺驢現象,有的農民因政府禁止宰殺耕畜就故意砸斷驢腿,再要
求殺驢。喀喇沁旗賣耕畜的農民見國營公司不收購耕畜,先把牛牙打掉,裝作退役老牛
牽到市場出售。
中共華南分局送來古大存、趙紫陽的調查報告:在 1954 年12 月下旬,各地普遍發
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豬價陡降。中山縣張家邊鄉殺死母豬70 多頭。小豬仔的價格從過
去60 萬元(舊幣,相當于人民幣改制后的60 元)至100 萬元一担的正常價格陡降至14
萬元一担。粵東潮安縣九區發現一天即殺母豬40 多頭,臺山縣一農戶將剛生下來的10
只小豬全部弄死。總而言之,農民認為要“共產“了,不過了。春耕大忙季節,不積肥,
不添修農具,入了社的出勤率很低。再加上1953 年施行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強迫農民
賣過頭糧,加劇了農民與共產黨的嚴重對立。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
下捆綁農民,全鄉綁了八九個人,竟將合作社的生產隊長捆起來,由鄉干部拿著秤挨家
挨戶秤糧食,不賣的當場捆綁起了(捆了2 人)。將用部分糧食喂鴨子的一個中農拿來斗
爭,甚至沒收不賣余糧的農民的土地證(全鄉沒收了3 戶);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
了53 人,該區依坑鄉搜屋36 戶,十區東園鄉封了一戶富農的屋,將一老慪封在屋內,
致刪掉自殺。部分干部認為,斗爭富農就是合作化高潮。全縣應逼糧造成的自殺事件111
起。群眾反映:“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厲害!”新會、高要縣農民反映:“共產黨變了臉!”“共
產黨要整死人!”
此時毛澤東不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和周恩來從1955 年1 月至3 月接連下
發五個緊急指示,以遏止農村的嚴重混亂。
1 月13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現在全
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發展到48 萬余個,在現有社中,約有10 萬個是1954 年春夏建立
的,還有30 多萬個是秋收前后建立的新社。這些新社由于其中有相當部分是無準備或準
備很差的條件下建立的,又由于1954 年11、12 兩個月全黨正集中力量進行糧食統購工
作,沒有對這些新社進行整頓。因而在許多地方有新建社垮臺散伙和社員退社的現象發
生。整頓和鞏固這40 萬個社,已經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
1 月15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大力保護耕畜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幾個月來,不
少地區發生大量出賣耕畜,畜價猛跌,和濫宰耕畜的嚴重現象,優點省估計至少殺了30
萬頭,有的省估計耕畜減少20%。。。。。分析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部分農民對

于農業合作化政策還有某些誤解,部分地區在政策執行中也存在著某些偏差。例如過早
過急地實行牲畜折價歸社,而估價也偏低,價款也不按期歸還;或者是合作社使用私有
牲畜所給的報酬過低,于是有牲畜的農民往往入社之前賣掉牲畜。”“大量出賣和濫宰耕
畜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如果不及時扭轉,不僅今年春耕受到阻礙,而且今后將農業生
產的發展,亦將受到嚴重的影響。因為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耕畜的大量損失,不是
一兩年能恢復的。為此,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必須把保畜工作列為當前重要工作之一。”
2 月25 日中共中央、政務院發布《關于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指
示》,針對廣西壯族自治區,因為強迫命令,硬趕漢區,建立所謂“直升”合作社,引起
群眾騷亂的事實,“要求各地黨委,認真研究和檢查中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
各項工作,防止和糾正這種‘硬趕漢區’的冒進傾向。”
3 月3 日中共中央、政務院發布《關于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
急指示》,指示說:“糧食的緊張情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糧食
緊張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不足,而發展生產則是解決糧食問題的決定環節。糧食生產
增長一分,糧食緊張的情況就可以緩和一分。因此,農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須圍繞
這一環節,都必須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都必須避免對于這種生
產積極性的任何損害。必須認識,糧食的購銷是具體表現工人階級同農民關系的一個重
要方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做到既取得糧食,又能鞏固工農聯盟,既照顧國家需
要,又照顧農民的可能。這里,政策的界限具體表現于糧食統購數字和糧食統銷數字的
正確規定。”并下達了1955 年7 月至1956 年6 月年度糧食征購指標為900 億斤(比上年
多20 億斤),銷售指標為753 億斤(比上年減20 億斤)。“國家的購銷計劃已經確定,銷
售數字已經沒有增加的可能。突破這個計劃,就將陷我們于完全的被動,引起嚴重混亂。”
同日,政務院第六次會議通過《關于春耕生產的決議》,提出:“按照國家的計劃,
1955 年要求糧食產量較1954 年增加200 億斤,棉花總產量增加約450 萬担。”為了保證
能夠增產,《決議》正面看到了一年來農業合作社的大發展,因為這是總路線,這是大方
向,在“但”書后面糾正“左”傾冒進的做法。這個意義文字上是這樣表述的:“農業生
產合作運動,一年來在全國范圍內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到1955 年2 月初,已經有近60
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入社農戶已達1500 萬戶,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正常的。”“但
另一方面,必須指出:由于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較快,而我們的經驗不足,準備不夠對
于合作社的多項政策缺乏統一詳明規定,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就難免有些地方未能切實貫
徹自愿互利原則,在處理有關社員實際利益的種種問題時照顧不周,或者使貧農吃虧,
或者損害中農應得的利益,也由于對合作化的政策和步驟宣傳不夠或解釋不很恰當,甚
至發生了強迫命令的錯誤,有些地方急于并大社,急于實行牲畜農具歸社公有,過早降
低了土地報酬,主觀要求過渡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合作社,以致引起部分農民對
合作化的懷疑和誤解。去年秋收前后各地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一批新社,緊接著就忙于糧
食工作,而放松了對合作社的整頓和鞏固。”“為了保證農業生產合作運動的正常的發展,
農業合作運動的步驟應放慢一些,在春耕以前,應停止發展新社,集中力量圍繞著春耕
生產這一中心要求來整頓現有的社,認真貫徹自愿互利原則,把它們鞏固下來。”
周恩來簽發這一文件用心也是良苦的。他以自己和政務院的名義,替毛澤東和中共
中央承担了1953 年冬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毛澤東下令攤派數字,強迫發展合作社,搞亂
了全國的責任,把毛澤東放在“永遠正確”的第二線。

1954 年9 月15 日至28 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
了毛澤東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次會議標志著《共同綱領》的終結,標志著
民主聯合政府的終結。
中共原來打算在完全建成社會主義之后再著手制憲。建國前后,反對“一邊倒”的
聲音多來自民主人士。在斯大林眼里,中國充斥著民主人士的“聯合政府”若長期存在
下去(至少按中共規定的時間表來說已經太長了),可能導致中國向民族主義方向發展,
所以堅持要中國提前制憲。根據蘇共操縱建立二戰后東歐各國共產黨政府的經驗,為中
國設計了體制轉換的模式,通過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選舉,將還稍微有點“民主協商”味
道的聯合政府改換成一黨政府;而改換成一黨政府之后再“給其他黨派以恩惠”。如此既
可將民主人士從權力結構中基本排除,把他們變成了完全意義上的“點綴”,卻又令他們
必須對共產黨感恩戴德。通過這樣的巧妙安排,1954 年9 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完成了政治體制的轉換。雖然依然保留政協,但是它已由之前的代行“國會”變成
了咨詢機構,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則由憲法規定為議行合一的最高權力機關。實際上它與
政協一樣,政治儀式的作用要更大一些,也可以使民主人士的安置有了更大的空間。與
此同時,原來民主人士占主要成分的政務委員會取消了,原來擁有大量民主人士的中央
人民政府委員會也取消了(這個委員會曾担負討論國家政策和重大行政舉措的職責,所
以非同小可);取而代之的是最高國務會議,參加者有嚴格的限制,由國家主席、副主席、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組成,也就是說,民主人士基本上
被從最高國務會議中排斥出去了;原來的政務院變成了國務院,權力有所擴張,不過副
總理中卻連一個民主人士也沒有了,政府各部長中民主人士也大幅度減少(在36 個部委
的正職負責人中僅占12 席),這些尚保有部長位置的民主人士在此后的幾年內逐漸退了
下來。此前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討論的政務都轉移到了最高國務會議,原先中央人民
政府委員會開會時政協委員得列席參加,大家七嘴八舌發言討論的情形從此再也不可能
重現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新中國政治演進和制度變遷中起
了非常關鍵的轉折作用,通過制憲儀式,中國完成了體制的轉換,確認了轉換的合法性。
這一轉換,民主機制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了,在民主制度建設上是一個倒退。
毛澤東設計的權力結構基本上和蔣介石的獨裁體制一樣:黨在議會之上,領袖在黨
之上。理論上講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一致的,問題是出現不一致的情況怎么辦?
是黨拍板還是議會表決?最后決定權屬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如果按照憲法程
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讓人民當家作主,是可以避免這場浩劫的。說是黨
拍板,也不是中央委員會討論表決,而是領袖拍板,毛澤東乾坤獨斷。有人說我們的制
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的議會民主、三權分立那一套。當年劉少奇也是這么說的。直到
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共和國主席的尊嚴掃地以盡的時候,他才想起了民主憲政。
他沒有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威建立起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就不能保護他了。一
個制度好不好,不是個理論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
標準。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50 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
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
何反抗。說這個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保衛憲法尊嚴方面,形同擺設,是假民主,
真專制,難道不符合事實嗎?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朱德為副主席;

選舉劉少奇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宋慶齡、林伯渠、李濟深、張瀾、
羅榮桓、沈鈞儒、郭沫若、黃炎培、彭真、李維漢、陳叔通、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賽
福鼎為副委員長,彭真兼秘書長;根據毛澤東的提名,決定周恩來為公務員總理;根據
周恩來的提名,決定陳云、林彪、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賀龍、烏蘭夫、李富春、
李先念為副總理;國防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
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云為副
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為董必武;中國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為張鼎丞。
在政府系統的高級職務作了合理安排之上后,1954 年8 月28 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過一個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在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時,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
德懷為副主席,沒有另外的的的軍委。這次政府系統軍委改稱國防委員會下有委員81 人,
成為安置原國民黨高級起義將領的統戰機構,并沒有指揮軍隊的實權。重建的黨的軍事
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
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委員劉少奇、周恩來不再担任軍職,朱德、彭德懷由軍
委副主席降格為委員,軍隊的統帥權和指揮權集中在毛澤東一個人手里,周恩來作了《政
府工作報告》,他說:
我國在 1949 年至1952 年迅速地完成了工業恢復的任務,在恢復期工業總產值平均
年遞增36.9%。在建設期間,工業發展的速度當然要低些,但是1953 年總產值仍然比1952
年增加了33%。1954 年預計現代工業總產值將等于1949 年的4.2 倍。如果加上農業和手
工業,那么今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將等于1949 年的2.2 倍。這樣的發展速度,在舊中國是
不能設想的。
我國的那樣做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發展。1952 年糧食和棉花的產量都超過了解放
前的最高年產量。預計今年的糧食產量可以等于1949 年的1.5 倍,棉花產量可以等于1949
年的2.8 倍。
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業建設項目約有600 個,大家知道
的蘇聯協助我國建設的141 個項目就是其中的骨干。這些建設項目的完成將使我國的工
業水平和技術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們可以自己生產冶金設備、發電設備、采油設
備、鍛壓設備,自己生產汽車、火車頭、拖拉機、飛機,并將使我們有新的工業區域和
工業基地,使我們目前工業分布上的不合理狀態開始發生變化。這些項目的大部分將在
1958 年完成,其余部分要將近10 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由于毛澤東那些天馬行空的大計劃尚未提出來,國民經濟基本上在務實的周恩來主
持的政府系統的控制之下,按部就班地發展著。雖說成績很大,但1952 年國民經濟恢復
的總體水平只是超過了舊中國所謂的“歷史最高水平”。例如糧食,舊中國最高產量是1936
年的1.5 億噸,1949 年為1.1318 億噸,1952 年為1.6392 億噸,棉花1936 年為84.9 萬噸,
1949 年為44.4 萬噸,1952 年為130.4 萬噸;鋼,舊中國產量最高的年份是1943 年的92.3
萬噸,1949 年為15.8 萬噸,1952 年達到135 萬噸;棉紗,舊中國最高年產量是1933 年,
達到45.5 萬噸,1949 年為32.7 萬噸,1952 年為65.6 萬噸。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是相當嚴肅認真的。1952 年初,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成立了

由周恩來、陳云、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沼文六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主持“一五”
計劃的編制工作。八月,寫出《五年計劃輪廓草案》,組成以周恩來為團長,陳云、李富
春為副團長的政府代表團,帶著草案前往莫斯科征求蘇聯政府和斯大林的意見。1954 年
4 月,調整工作班子,成立以陳云為組長的八人小組,成員有高崗(未參加實際工作)、
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勛、賈拓夫、陳伯達,寫出《五年計劃綱要》(初稿)。
毛澤東閱后,批轉劉少奇、周恩來審閱。八月,在陳云和李富春主持下,起草小組接連
舉行17 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初稿)》逐章
逐節地討論修改。十月,毛、劉、周三位最高領導人聚會廣州,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討論
修改“一五”計劃草案。11 月,由陳云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11 天時間討論“一
五”計劃草案,又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和建議。1955 年3 月,召開中央全國代表會議,
討論通過了“一五”計劃草案。7 月30 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
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中國民經濟的一個五年計劃》。11 月9 日和12 月9 日,國務
院先后頒布命令,將“一五”計劃下達各省和各部執行。
這個蘇聯模式的“一五”計劃,指導方針是:首先要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
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選拔技術人才,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
農業和擴大商業;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正確地
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作用。
“一五”計劃投資總額為新人民幣766.4 億元,折合黃金7 億兩。計劃規定投資比例
是“工業部門占58.2%(其中重輕工業的比例為9:1),農、林、水利部門占7.6%,運
輸、郵電部門占19.2%,文教衛生部門占7.2%,貿易、銀行和物資儲備部門占3%,城市
公用事業建設占3.7%,其他占1.1%。計劃注意了財政、物資、信貸的平衡,不留缺口。
整個計劃安排比較符合實際,預訂的發展速度是工業平均每年增長15.3%,農業平均每
年增長4.3%”
“一五”計劃以蘇聯援助和改建的 156 項工程為重點,后因情況變化實際動工的為
150 項。這150 個項目的構成是:軍事工業企業44 個(其中航空工業12 個,電子工業
10 個,兵器工業16 個,航天工業2 個,船舶工業4 個);冶金工業企業20 個(其中鋼鐵
工業7 個,有色金屬工業13 個);化學工業企業7 個;機械加工企業24 個;能源工業企
業52 個(其中煤炭工業和電力工業各25 個,石油工業2 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 個。
來華幫助中國建設的蘇聯專家達到3000 余人。在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情況下,
蘇聯人民、蘇聯共產黨、蘇聯政府和斯大林,對中國的這些援助是非常寶貴的,幫助中
國初步建立起了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的骨架,為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對
此,中國人民不應該忘記。當然,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是互惠互利的,在1954 年至1959
年期間,中國向蘇聯提供了鎢砂16 萬噸,鋼11 萬噸,銻3 萬噸,橡膠9 萬噸,以及大
量的農副業產品,作為對蘇聯援助的補償。
不怕慢,就怕亂。只要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變,搞上三四個五年計劃,一切都
有了基礎,上了軌道,再說改進和創新,中國也會發展起來,至少不會把造福于人民的
經濟建設變成一場大災大難。但毛澤東是個不耐寂寞的人,似這樣編制經濟計劃,依靠
經濟專家,依靠技術專家,依靠統計專家,他這位大英雄是沒有用武之地的。第一個五
年計劃執行了兩年多,從1958 年開始,毛澤東跑到第一線,他把總理和國務院晾在一邊,
以執政黨主席的身份親自指揮經濟建設。情況不明決心大,心中無數辦法多。睡醒一覺
一個主意,游著泳心血來潮就決定鋼產量翻一番。指標天天變。他先搞亂了農業,又搞

亂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最后把“一五”計劃各項指標沖了個一塌糊涂,把全國的經濟搞
亂。

2015-06-02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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