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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個會議一部書轟起來的農業合作化高潮
第六章 三個會議一部書轟起來的農業合作化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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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三個會議一部書轟起來的農業合作化高潮
1955 年3 月上旬,毛澤東回到北京,找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鄧子恢、陳伯達、廖
魯言、杜潤生匯報工作。毛澤東肯定了他離京期間劉少奇、周恩來為緩解的農村緊張局
勢所發出的文件和所采取的措施。對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他說:“方針是三字經,叫
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當場共同議定,浙江、河北兩省收縮一些;東北、華北一般
要停止發展;其它地區(遲解放的新區)再適當發展一些。后來毛澤東又單獨約見鄧子
恢,提出:“全國合作化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每個五年計劃完成三分之一,15 年在全國
完成合作化。”
4 月20 日至5 月7 日,鄧子恢主持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傳達毛澤東的上
述指示;在5 月6 日的總結中分析了農村出現緊張形勢的原因和解決辦法,他說:
(合作化、糧食統購統銷、私商改造)這三種都是造成緊張的帶根本性的因素,同
意同志們的意見。當然應該承認,合作化是最根本的。。。。。。在去年12 月以前,那時我
也感到糧食問題壓到我們身上,但是去年12 月以后,今年1 月以來,我越看越感到合作
化是主要的。我們這里有好幾個人回家的,沒有合作化的那些地方牲口都很好,沒有什
么亂子,那些地方也有統購統銷,就是沒有合作化,一個合作社也沒有,所以那些地方
有牲口的就不那樣恐慌,這是很明確的。當然,牲口大批的殺賣也與糧食統購統銷有關,
不是沒有關,但合作化是最根本的。
鄧子恢強調反冒進,推出“冒進現象不是全國性的,比較多一點是少數省份。。。。。
比如浙江、山東、河北、安徽”。“但是我感覺干部中的冒進情緒是帶普遍性的。這種冒
進情緒如果不講清楚,如果不克服,他將來還要冒進,今年不冒進,明年冒進。”冒進的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對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對農民的小生產的本質認識不
足。。。。。有些地方農民覺悟是有高漲,比如社辦得好的地方,老社有基礎,互助組有基
礎,互助組辦得比較多,比較好,社會主義旗幟在那些地方有個榜樣,那些地方農民的
覺悟當然就有高漲了,這個不可否認。但是你說的那個普遍高漲,普遍的高漲,沒有看
到不平衡,這樣也是不對的,這只看到了它的表面,沒有看到它的本質;只看到表面現
象,沒有看到它的內心。把這個高潮估計過高,把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這是
主觀主義的,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是實事求是的,而是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不
從本質上看,就是不看究竟辦好了多少社,互助組究竟辦得怎樣,合作社辦得怎樣,已
經有多少合作社擺在那里,不是從這個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光看他的表面:高高興興,
雙手舉起來,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你就認為他們是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這樣看
會使我們犯錯誤的,就助長了干部的冒進情緒。
第二個原因,對合作化是改變生產關系,是社會主義革命,是最深刻的階級斗爭這

一點認識不足因而對把合作社辦好,對增產的艱巨性認識不足。。。。。。真正使合作社增產,
那是很費勁的,除非天老爺保佑他。認為只要插上社會主義旗幟就增產了,那就不是唯
物論。要把合作社辦好,真正增產,內部團結好,樣樣上軌道,樣樣制度化,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
對今后的方針,鄧子恢宣布了四條:
1、 要求一般停止發展。原來我們說今年秋天就停下來,以后主席說,干脆就停
止下來,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2、立即抓生產,全力鞏固。老社10 萬個,新社50 萬個都要鞏固。
3、少數的省是要適當的收縮。丟掉一些包袱,不是消極的退卻,而是為了更好
地前進,更好地鞏固。
4、把互助組辦好,整頓好,照顧個體農民,這就是為了搞好生產,為了將來合
作社的再發展。
鄧子恢在北京正在貫徹毛澤東關于停止發展一年半的指示,到了上海的毛澤東,思
想已經起了變化。中共高層干部中承歡媚上之徒,上海局第一書記柯慶施是個代表人物。
他摸清了毛澤東好大喜功急于實現合作化的心理,對毛說:“黨內有30%的高中級干部和
基層干部反映中農的情緒,不贊成搞社會主義。”這個觀點對毛澤東的影響很大,改變了
他十幾天前與其他中央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改變了三個五年計劃實現全國合作化,每年
“化”三分之一的比較穩健的計劃。
毛澤東急急忙忙回到北京,5 月5 日在頤年堂召見鄧子恢,開門見山提出“1957 年
‘化’個40%,可不可以?”
鄧子恢說:“上次說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左右為好。”
毛澤東說:“不要重犯1953 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做檢討。”
5 月17 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華東區、中南區和河北、天津、北京等15 個省市委書
記會議。毛對他提出的三字經“停、縮、發”作了新的解釋,主要強調“發”。說在合作
化問題上,有種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
6 月14 日,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農村工作部的匯報,批準了1956 年在現有65 萬個社
的基礎上發展到100 萬個的計劃。因為毛澤東在外地,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劉少奇說“明
年發展到100 萬,關一下門,辦好了,讓中農自愿前來敲門,關鍵是保證中農自愿。”劉
少奇主持的這次會議,是緊跟毛主席的思想變化,由“停”而“發”的一次會議。
不料還是沒有跟上毛主席的天馬行空的變化。六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又找鄧
子恢,他認為政治局會議定的到明年春天發展到100 萬個太消極,提出要翻一番,65 萬
個翻一番就是130 萬個。鄧子恢建議還是100 萬個,不要變動了。講了六條理由:(1)
整個合作化運動應與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2)現有的65 萬個社存在的問題很多,鞏固
任務相當繁重;(3)地區之間群眾覺悟水平不同;(4)干部的領導經驗尚待積累;(5)
會計的培養訓練頗費事;(6)蘇聯和匈牙利農業合作化過程的教訓應加注意。談話間鄧
子恢犯上,與毛澤東發生了爭吵。

7 月11 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見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杜潤生,并要譚震林也
參加,這是準備用譚震林代替鄧子恢抓農業。一見面毛澤東就重申了自己的一番意見,
批評鄧子恢;鄧仍然堅持自己意見。毛澤東不悅,說:“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轟!”談話持
續了5 個多小時。鄧子恢犯顏直諫,一片忠心,可惜沒有得到毛澤東的理解。
7 月18 日,毛澤東給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杜潤生寫一便條:“請將上次農村工作會
議各項材料,如報告,各人發言和結論,送我一閱為盼。”毛要的是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
會議文件,據以做靶子,著手撰寫《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重炮猛轟鄧子恢。這件事情,
是對鄧子恢,也是對劉少奇。發展100 萬個社是6 月14 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會議定的,
毛要鄧子恢加碼到130 萬個,鄧硬是不同意,毛認為不僅是30 萬個社的問題,是他能不
能左右政治局的問題,是鄧子恢跟劉不跟毛的問題,是誰代表黨中央的問題。毛澤東超
越于政治局之上的權威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他所謂退居二線,讓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
是個以退為進的策略,中央政治局除他以外的多數定下來的事,要經過他點頭認可才算
數,這不是政治局與主席的關系,這是軍機處與皇帝的關系。
1955 年7 月31 日,毛澤東繞開政治局和書記處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
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所謂“繞開”就是說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同志對毛澤東在這個
會上要講什么事先并不知道,他們是和省委書記們一起聆聽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
題》的報告的。只聽毛澤東說: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高潮就要到來。我們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
搖西掇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
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
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通觀毛澤東這篇演說,高屋建瓴,頭頭是道,把個鄧子恢和主張穩步發展合作社的
干部批得抬不起頭來。從形式邏輯來看,毛澤東的推理是嚴密的,環環相扣,無懈可擊。
但這一番大議論的前提是農民到底有沒有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這是通篇立論的基礎。
毛澤東說有,很大,而且是高潮,這種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鄧
子恢認為:“把這個高潮估計過高,把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估計過高,這是主觀主義的,
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實事求是的。”毛澤東認為這種不同的認識,“表現了兩條
路線的分歧。”
毛澤東是以救世主的慈悲心腸認識問題的。他充滿感情地說:“許多貧農,則因為生
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
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
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
他們解決困難。”
被貧苦農民稱頌為“大救星”的毛澤東,領導農民分了地,翻了身,過上了好日子。
其中85%左右的人經過三四年的勞動發展,上升到中農的地位;還有一些人家很快享用
完了土改的勝利果實,重新陷入了貧困,究其原因或由于主要勞動力有病或死亡,或由
于不會經營,或由于好吃懶做等等。毛澤東關心這些貧困戶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怎么
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辦法是政府出錢來救濟這些人,但毛澤東領導下的政府百廢待興,

拿不出錢來;再一個辦法是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把農民組織在一起解決富幫窮的問題,
避免有些人發家,有些人賣地。如果這樣做能帶來生產力的大發展,政府從農民手里拿
到更多的糧食去發展工業,這是解決五億農民問題的最佳方案,毛澤東對此充滿了先知
先覺的自信。
在毛澤東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以后,各省、市、自治區聞風而動,開
展了批判“小腳女人”的反右傾斗爭。
1955 年10 月4 日至11 日,中共中央舉行七屆六中(擴大)全會。陳伯達代表中央
政治局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毛澤東以《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
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為主題作會議總結,又有驚人之論,他說:
要使帝國主義絕種,封建主義絕種,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在這方面,良
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么馬克思主義。使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很有意義的事。我們的目的就是
要使資本主義絕種,要使它在地球上絕種,變成歷史的東西。
從毛澤東的這一番宏論來看,他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小生產,都是
作為政治概念來看待的。
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些東西同時還是個經濟概念,是個生產力的概念。毛
澤東既把這些東西看作是政治觀念,他消滅這些東西的手段也是政治手段,即在他權力
所及的范圍內,運用政權的力量,發動和領導群眾來消滅資本主義和小生產。作為代表
一定生產發展水平的資本主義和小生產,如果不是用經濟手段,即創造更高的生產率的
生產方式來代替他們,而用政治手段—政府領導的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消滅它們,那必然
會流于荒謬。但毛澤東竟認為只要不是“太仁慈”,只要“良心少一點”就可以辦到,這
里確實表現了毛澤東對經濟理論的驚人無知。他的魯莽滅烈的改造中國的計劃—消滅資
本主義和小生產的計劃,最后弄得一塌糊涂,一片混亂,絕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在總結時心里有些不踏實,自問自答地說:“會不會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
少。他們認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們搞的這一套將來統統要翻,說我們并非馬克思主義,
而是機會主義。但是,據我看,大勢所趨,這個案是翻不了的。”
他要求各級干部一定要堅決貫徹他的路線。“在今后五個月之內,省一級,地區一級,
縣一級,區一級,鄉一級,這五級的主要干部,首先是書記副書記,務必要鉆到合作社
問題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種問題。。。。。如果老是鉆不進去那怎么辦呢?就應當改換
工作。”這里“改換工作”是撤職罷官的客氣說法。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之后,各地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小腳女人”,成為時尚。
各級干部承受了巨大壓力。本來毛澤東給共產黨的干部定了一條規矩:對黨的領導機關
負責和對人民群眾負責的一致性,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這是毛澤東得民心、得天下的
一個法寶。這個規矩一破,黨風整個就變壞了。從開展合作化運動以來,對上級負責和
對人民負責不一致的情況,甚至截然對立的情況,越來越多。你要堅持對人民群眾負責,
就要準備當“小腳女人”,被扣上右傾的帽子,就要準備撤職丟官。你要跟上上級精神,

跟上毛澤東的路線,就要昧著良心說瞎話,報假情況,對下級,對群眾,強迫命令,不
擇手段,按上級要求的數字,完成發展指標;你要想有突出政績,比別的鄉、別的區、
別的縣、別的地區、別的省市自治區發展得快,發展得多,就要完全不講良心,不顧群
眾死活,吹牛造假,瞞天過海,無所不用其極。反正毛主席說了,不講仁慈,不講良心,
才是馬克思主義。各級干部經過一番痛苦的思想斗爭和抉擇之后,大多數跟上來了,決
心只能顧一頭,顧上頭。少數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要講良心,講黨性,對群眾下不了狠
手的干部,就當了“小腳女人”,被淘汰了。1955 年10 月,山西、浙江、廣西、四川、
廣東五個省(自治區)的黨委向中共中央送來報告,大講本省農村“社會主義積極性空
前高漲”,證明毛澤東的預言“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確實已經到來了。
毛澤東認為中央農村工作部是“促退部”,下令各省關于農村合作化的文件電報,直
接送他處理。他通過寫批語,樹“先進”的辦法,選擇一些報告轉發全黨,無形中造成
了各省在做法和指標上互相攀比的形勢。8 月31 日毛澤東在批發安徽省委的報告時寫道:
“安徽省委尖銳地批判了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這種批判是完全必
要的。”因為安徽省委承認本地區有“小腳女人”,用斗爭“小腳女人”的辦法,解決干
部中的“右傾思想”,促進本省的農業合作化高潮。
呼風喚雨,造成農業合作化高潮的不是廣大農民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
是廣大干部不講“仁慈”,不講“良心”,強迫命令造成的;是“三個會議一部書”改變
了干部思想作風一哄而起的。三個會議就是1955 年5 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15 個省市
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7 月31 日毛澤東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的全體省市自治
區黨委書記會議和毛澤東主持并作結論的七屆六中全會,一部書就是毛澤東親自選編并
作序言的《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高潮》,這部書選了176 篇材料,90 多萬字,發行152
萬冊,當然是公家印,公家買。毛澤東在談到這部書時不無得意地說:“我用了11 天功
夫,看了120 篇報告,包括改文章、寫按語在內,我就‘周游列國’,比孔夫子還走得寬,
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這就是聲明,他說:高潮來了是有根據的,是唯物論,不
是胡思亂想。這就增加了他的結論的科學性和說服力。但他這一次調查研究,與井岡山
時代對長岡鄉和才溪鄉的調查研究有根本的不同。那時他像窮教書先生一樣,親自深入
到農民家庭中去,農民和他沒有一點隔閡,無拘無束地談自己的境況,毛澤東口問手寫,
整理成篇。這些成了他在民主革命時期組織發動農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實行農村包
圍城市的革命路線的最可靠的理論基礎。現在不同了。他是國家元首,是主席。在農民
心目中,主席和總統、皇帝是一個概念。而毛澤東又給農民分了土地,使他們得到了翻
身解放,因此毛澤東在廣大貧苦農民心目中又是大救星,有一種半人半神的神秘和敬畏
感。他一出現在群眾中,就是山呼海嘯的一片“萬歲”聲,他再也無法接近群眾,無法
接近農民了。有時他要“抗議”,一定要見群眾,也能見到。但那是在省、地、縣各級領
導的陪同下,在從中央公安部到省公安廳到縣公安局的秘密保衛下,見什么人,在哪里
見,被召見的人要穿什么衣服,說什么話,都在事先導演排練好了,毛澤東很難知道群
眾在想什么,很難知道農民的真正憂慮和渴望。這是毛澤東的悲劇。在中國這樣的體制
下,國家領導人下去視察是很難看到真實情況的。所以古代有作為的皇帝講究“私訪”,
那時沒有電視,沒有照片,群眾不知道皇帝長得什么樣,“真龍天子”青衣小帽出現在市
塵酒肆之間,很能看到和聽到一些真實的民間疾苦。毛澤東既無法真正向農民作第一手
的調查,就只能依靠各省送上來的報告。在報憂得憂,報喜得喜的情況下,各省的第一
書記要摸準毛澤東的意向,才敢向中南海報材料。于是,省委對地委,地委對縣委,縣
委對區委,區委對鄉委,鄉委對村支部,一級對一級,對材料的觀點和導向是非常明確

的。既然政治局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說了實話,碰了那么大的釘子,當了
“小腳女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誰還敢再講實話呢?于是迎合毛澤東的“高潮”
說,從各個角度反映農村確實出現了社會主義高潮,反映農民確實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積極性”,反映合作化比單干確實有“增產”的優越性的典型材料,經各級文章圣手層
層編造、層層修改、層層把關、層層拔高,最后送進了中南海,毛澤東看到的就是這些
東西,他據以判斷“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
將到來”的理論基礎,就是這些東西。
毛澤東在 1951 年12 月27 日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說:
1955 年下半年,中國的情況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中國的一億一千多萬農戶中,到
現在—1955 年12 月下旬—已經有60%以上的農戶,即七千多萬戶,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
加入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我在1955 年7 月31 日所作關于農業合作化
問題的報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農戶數字是1690 萬戶,幾個月的時間,就有五千幾百
萬戶農戶加入了合作社。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只需要1956 年一個
年頭,就可以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
1959 年,或者1960 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這
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前一些
時候去完成,才能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
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
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
在這種氛圍下,各省不斷加碼,悄悄修改自己的指標,以免成為落后的典型。所以,
實際運動的發展,又比各省報的發展規劃快得多。到1956 年11 月底,全國農村實現了
合作化。共建農業生產合作社764000 多個,入社農戶1674 萬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6.1%。
由于毛澤東在《高潮》一書中對北京郊區白盆窯農業社由互助組直接升入高級社加以肯
定,各地立即掀起了“一步登天”辦高級社的高潮;由于毛澤東肯定了浙江省慈溪縣岐
山鄉辦大社的做法,一鄉一社,幾鄉一社的大社也多了起來。到合作化完成時,高級社
占全國總農戶數的83%,達488500 個,入社農戶超出一億戶,平均每社206 戶。
于是,奇跡出現了:原計劃用三個五年計劃,15 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的農業社會主義
改造—由個體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轉換,在短短四年時間就宣告完成了。
就在毛澤東期望農業合作化帶來農業生產大發展的時候,“不識時務”的忠臣鄧子恢
又給毛澤東送去了壞消息。1956 年12 月6 日鄧子恢在一份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簡報上說:
“最近在電話中與遼寧、安徽、浙江、江西、四川、陜西、河南、河北等八個省委農村
工作部作了聯系。。。。。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農業生產合作社內,出現了社員退
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搖想退社的戶,所占比
例要大一點。浙江的寧波專區,已退社的約占社員戶數的5%,想退社的占20%左右。廣
東全省已退社的約7 萬戶,占社員戶數1%,并已有102 個社垮了臺。遼寧省今年是豐收
的,也發生社員退社的現象。”退社的主要原因“大多數是因為減少收入而引起的。各省
一般就有10-20%的社員減少收入。減少收入較多的戶,多半是富裕中農、小商販、有技
術的手工工人等,積極想出去單干;減少收入不多的戶,情緒也有些動搖。”

接著河南省委于 12 月21 日報告:“臨汝縣汝南原十區一帶,曾經一度發生所謂‘鬧
社’。其規模涉及13 個鄉,67 個自然村,35 個合作社,84 個生產隊,共包括3 萬人口的
地區。。。。。。嚴重的地方,發生打罵干部,甚至私自改選干部和人民代表,個別社搶分公
糧,最后鬧分社、退社。”
12 月24 日毛澤東又接到廣東省委的報告:“據最近到省人民委員會請求退社較嚴重
的中山縣南頭區調查統計,全區增收的戶5164 戶,占54%;保產保收的2431 戶,占25.5%;
減收戶1767 戶,占20.4%。在減收的農戶中多數是上中農。如中山永寧洪水村一戶老中
農鄧丙業,入社前每年純收入1750 元,入社后只得600 元;九州基老中農劉旺興,入社
前純收入650 元,入社后只得180 元。上中農認為:合作社富養窮,強養弱,是大拉平。”
毛澤東認為這是農村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沒有一番嚴重的階級
較量是不行的,他要打退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他在《誰說雞毛不能上天?》
一文的按語中說:“在中國農村中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貧農和下中農同
富裕中農實行和平競賽表現出來的。”“在合作社這面站著共產黨”,“在富裕中農后面站
著地主和富農”。這個階級陣容一擺,還有什么和平競賽呢?誰還敢鬧退社呢!合作社成
功的標志就是在生產力的發展上超過富裕中農,社員的平均收入超過富裕中農。毛澤東
沒有辦法把合作社的生產率提上去,讓社員增加收入;卻有辦法把富裕中農的生產率打
下來,讓富裕中農減少收入。把富裕中農推向地富陣營,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他很快
就辦到了。他用政治手段把富裕中農經濟催垮,合作社就一枝獨秀,沒有人和它比美了。
毛澤東要防止兩極分化,要富幫窮,這在道德領域是無可非議的,但在經濟領域是
落后的,是行不通的,是空想社會主義。
所謂貧富“兩極分化”,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并不是絕對的壞事。如果不允許分
化,人類還處在集體漁獵、集體耕種的原始公社時代,實行共同生產、個體分配的制度。
這種制度的維系是以生產力低下基本上沒有剩余產品為前提的。是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原
始公社解體的。奴隸社會的產生不是某個人有了邪惡的思想,是生產力的發展、產品有
了剩余的結果。所以恩格斯說:“文明向前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一步。”恩格斯還辯證
地指出:“可是這種進步包含著對抗,它同時又是退步。”(《反杜林論》)把兩極分化當做
絕對的壞事,一輩子提倡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的毛澤東自己就陷入了形而上學。
野蠻人和半野蠻人通常也沒有任何階級差別,每個民族都經歷了這種狀況。我們絕
不會想到要恢復這種狀況,至少因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這種狀況中必然要產生
階級差別。只有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發展到甚至對我們現代條件來說也是很
高的階段,才有可能把生產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以致使得階級差別的消滅成為真正的進
步,使得這種消除持久鞏固,并且不致再說話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甚至衰落。
(恩格斯:《流亡者文獻,論俄國的社會問題》)
由此可見,有兩種防止“兩極分化”的辦法:一種是把社會拉向倒退,回到野蠻人
和半野蠻人的“沒有任何階級差別”的狀態,那當然是普遍的貧窮,在普遍貧窮的條件
下求社會平等,中國古代的空想社會主義,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張“不患貧而患不均”;
另一種辦法是把社會推向前進,不怕道家義憤填膺地喧嚷,允許競爭,允許會經營的人
先富起來,在生產力大發展,社會財富普遍增加的情況下,“使階級差別的消除成為真正

的進步”,“并且不致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中引起停滯甚至衰落。”前一種辦法是毛澤東的合
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的辦法;后一種辦法是鄧小平“包產到戶”,也許“自發資本主
義勢力”自由發展的辦法。
在農村經濟領域,人們追求多勞多得發財致富的努力,即所謂自發資本主義傾向,
是先進生產力的活的靈魂,滅了這個活的靈魂永遠不會有先進生產力。“掐尖減富”(即
不許有人先富起來)是空想社會主義的死穴,是毛澤東農業合作社道路失敗的根源、所
以他堅持辦起來的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年年整頓,整頓20 年也沒有整頓好,公
社化的優越性全在報紙上,在廣播里,而實際生活中,人民的口糧越來越少,布票越來
越少。1956 年人均口糧408 斤(市斤,每市斤折合半公斤),合作化道路走了20 年,到
1976 年人均口糧是380 斤,減少28 斤;食用植物油1956 年人均消費5.13 斤,1976 年為
3.19 斤,減少1.94 斤,1959 年棉布憑票供應時每年每人29.17 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
分之一米),1976 年為23.55 尺,減少5.62 尺,其中1966 年每人只發了9 尺布票。(《中
國統計年鑒》(1984 年)第477 頁)經濟發展數字可以造假,平均到人頭上的油、布,幾
億人口在那里證明,造不了假。經過20 年窮折騰,在毛澤東死后人民公社全部垮臺,回
到包產到戶,恢復單干。這就是歷史對社會制度的選擇。
現在又有人鼓噪,包產到戶搞錯了,在每人幾分地上農業是發展不起來的,農民是
富不起來的,還是要搞集體化、合作化。把“包產到戶”理解為發展農業的終極政策是
“左”的流毒未肅清的表現。包產到戶是開頭不是結尾,接下來土地私有(農民可以買
賣租賃土地),兼并分化,土地向種田能手那里集中,形成種田大戶,最后出現私人農場,
都是以包產到戶開頭的農業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到包產到戶就止步當然不行。現在的
問題是鄧小平破題的文章沒有人敢往下做。在上層是怕承担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
責任;在下層是把土地所有權控制在政府手里,可以任意地開發利用土地資源,剝奪(只
象征性地給一點補償)本該屬于農民的土地。于是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越來
越嚴重,長期得不到解決。中國五十多年“三農”問題的源頭,是合作化中農民被剝奪
了土地的“產權”。“一切土地歸國家所有”,這就不去“三農”的根基徹底懸空了。改革
開放以來連發8 個中央一號文件,沒能解決“三農”問題,其癥結就在于指導思想老是
要繞開“耕者有其田”這個本質問題。沒有土地的產權的農民、農村和農業是永遠發展
不起來的。
我國的土地制度,參照世界先進國家情況,以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混合土地私有制
為宜。美國公有的土地總共將近8.7 億英畝,它大約等于美國全部土地面積的38%,其
余62%的土地則分布在幾百萬私人手中。日本現行土地所有制有三種主要形式,即國家
所有、公共所有、個人與法人所有。屬于國家所有和地方自治團體所有的土地占國土總
面積的35%,屬于私有的土地面積占占國土總面積65%,其中,個人所有的土地占57%,
法人所有的土地占8%。土地的自由買賣推動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并最終推動日本經濟的
發展,使其實現了強國富民的夢想。
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是虛置的。按我國現行的土地法,用地
單位如果要取得所需的農村耕地,不是直接面對他的的主人農民,而是要向政府提出申
請。由當地政府(省、市、縣)出面將所需耕地轉變為國有土地。政府出面買農民的土
地,農民的法人代表村長或村支部書記只能乖乖地聽政府的,在村民們不知情的情況下
做主將耕地賣出;再由當地政府高價賣給用地單位。當集體的成員(農民)不具有實際

的土地財產權利,而具體的法人代表在失去農民監督的情況下,行使所有者權利時,任
何外來的對集體土地權利的侵害和剝奪,在滿足了個別人利益之后,不會遇到任何阻礙。
真正的土地所有權在鄉以上各級對方政府官員手里,大至一個開發區的建立,小至一個
高爾夫球場的建立,那里頭包含多少地方政府的利益乃至地方官員的私人利益呀!“南方
某市市政府國土部門征用農民土地每平方米10-30 元,賣給開發商每平方米150-300 元;
中部大省某市征用農民承包土地每畝3 萬元,而農民實得不過1 萬元,市政府國土局賣
給房地產商每畝10 萬-30 萬元;某城市2000 年征地13 平方公里,每畝農民得補償3 萬
元,賣出掛牌價每畝135 萬元(引者注;政府的暴利達45 倍),當地政府通過賣地已賺
了65 億元,正在建四套班子的辦公大樓。”(2005 年8 月24 日《文匯報》,張根生:《關
于土地經營的調查》)這樣干法還能說黨和政府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嗎?
據國土資源部主辦的中國土地雜志2001 年第九期劉田一著文說:“近二十年內,國家向
農民征用土地約1 億畝,國家利用壟斷一級市場的制度和征地廉價剪刀差(土地市場價
—征地補償費之差)總共從農民手里拿走土地資產大2 萬億元以上(這顯然是一個保守
的估計數)。”這2 萬億元以上的資金,成了這些年不少政府的第二財政,主要用于城市
建設、城市擴張上,對農村則是極大的損失,有人推算,這筆資金如果大部分能用到農
村的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建設上,那么農村的發展將大為改觀,城鄉差距就不會像現在
這樣懸殊。
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在
政治體制下以國家的名義已經剝奪了4000 萬農民的耕地,使他們成了赤貧。農民貢獻了
土地,一座座新興城鎮閃亮登場,但城市化并沒有帶動農村的現代化,并沒有幫助農民
脫貧致富。據多部門多渠道調查,土地補償金分配結果一般是各級地方政府拿走50-60%,
村組拿走30-45%,農民只得到5-10%。2003 年底,我國耕地面積只有18.51 億畝,人均
耕地僅1.43 畝,為世界耕地資源的45%。我國是13 億人口的大國,年均需糧5000 億公
斤左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經連續四年達到這個水平,但2003 年降為4305 億公斤,
這個底線敲響了警鐘。我們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必須保證全國人均有一畝基本農田。
目前全國已有8 個省低于這一水平,有666 個縣已低于人均0.8 畝。地方政府靠倒買倒賣
土地搞創收,增加GDP,得實惠,出政績,不僅損害了農民的利益,而且斷送了子孫后
代的生計。
必須在包產到戶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實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土地
私有有兩個最主要的標志:一是無限期可以繼承的所有權,二是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如
果土地所有權完全私有化了,農民將成為自由民,若農民要棄農進城,或從事它業,他
可以出租或賣掉土地,讓土地轉化為貨幣資本。可自由出租買賣的土地比不可以自由出
租買賣的土地市價要高得多。國家建設必要的土地征用,地價形成要靠市場機制。農民
要有參與權、要價權、談判權。要讓土地資本化,并將安置失地農民為前置原則,還要
考慮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土地私有化會使農民富起來。臺灣很多農民比城里人富,
就是因為他們有大塊土地的所有權。
鄧小平破題的文章群眾在自發地往下做。廢除公社制度20 多年來,農村發生了什么
變化呢?在湖北省江漢平原的監利縣,改革開放以來,出外務工者日見增多,據2000 年
統計,外出人口達33.8 萬人,占全縣總人口的33%,其中勞動力22 萬人,占全縣總勞
動力的49%。村莊是“38-61-99(婦女、兒童、老人)部隊”留守,出現了棄田撂荒現象。
監利縣棄田41 萬畝,占耕地面積的26.4%;棄田最厲害的毛市鎮占本鎮土地的38.9%;

在毛市鎮的吳村這個比例達 71.4%。這種情況下出現了“種田大戶”,土地向集約經營、
規模經營發展。“種田大戶”萬良伍原是洪湖市農民,老家只要七八畝田,但他懂農活,
會經營,1997 年來監利縣網市鎮扒頭村承包200 畝田,據他自述:“種七八畝田就算一畝
收入500 元也不過4000 元,種200 畝田就算一畝收入只有200 元,收入也有40000 元。”
據《南方周末》2001 年6 月14 日《新土地革命》一文報道:
就在萬良伍200 畝水稻田旁邊,30 出頭的黎維華種植了500 畝湘蓮,去年他種湘蓮
200 畝,賺了七八萬元,預計未來幾年收入可以突破20 萬元。
規模的擴大有利于機械化耕作及引進新技術新品種,調整種植結構,種田人因此節
約了開支,提高了產量。增加了收入。記者在田間遇到萬良伍時,他的一條機耕船正在
犁田,而在他只種七八畝田時,使用的是耕牛。
橋市鎮南塘村的張新芝剛化9 萬元買了一臺聯合收割機。
在監利、橋市鎮南塘村的張新芝有種田大王之稱,今年他種了1100 畝田,去年更是
達到1500 畝。去年年初張新芝對一些鄉親們說:“你們外出打工放心走,你們丟下的田
我一個人包了,年底我們比一比,看誰賺的錢多。”她認準一個理:“只要肯吃虧,種田
有錢賺。”在張新芝的“莊園”內,不光種水稻,還種棉花、大豆、甘蔗、高梁;不光搞
種植,還養魚、養雞、養豬、榨油、釀酒。
“都說現在種田不賺錢,我的體會是種憨田不賺錢,憨種田也不賺錢,現在糧食價
格下跌我不怕,我有糧食加工廠,糧不賺錢,糧食酒還是賺錢,菜籽不賺錢,菜油也賺
錢。糧食滯銷我不怕,我辦有養雞場、養豬場、油廠、酒廠,都可轉化余糧。”去年一年,
張新芝的“莊園”純利潤達十幾萬元
在耕作方式上種田專業化與社會化初步顯露。一些農戶在逐步摒棄以往事必躬親的
小農經營方式,他們雇人播種、管理、收割、指導技術,種田大戶張新芝去年開給雇工
的工資就有六萬多元。
一些專門的農業服務行業逐漸興起。監利縣拓木鄉謝北平今年與人合伙買了三臺聯
合收割耕種機,花費26 萬元。自從機械買回后,農忙時節沒有一天空著,租用機械的不
僅有本鄉人,還有外鄉人,“生意好得出奇”,當年就可以賺回本錢。
現在,拓木鄉做農機服務生意的有8 戶11 臺機械,而且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謝北
平說:“先有種田大戶,再有我們農機大戶,反過來農機大戶又帶動了種田大戶。”
產業結構的調整也變得輕松了。棋盤鄉桐湖村村民張連發在做水產生意積累一定資
金后,今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 畝養河蟹,養河蟹每畝效益比種水稻高出20 倍,在
張連發等一批大戶帶動下,全鄉有70%的農戶搞起了養殖。在棋盤鄉調整產業結構的過程
中,土地流轉后形成的大戶或前來投資的公司起了關鍵作用。
據統計,到今年三月中旬,監利縣承包或租賃100 畝以上農田的種田大戶有一千多

個,其中開發 1000 畝以上的有30 多個,比去年都有翻番的增長。
各省都有自己的“監利縣”,監利縣是全國農村的縮影。監利縣的農業發展道路概括
地說就是:通過土地向大戶集中,農民向城鎮轉移。監利道路為為中國“三農”問題找
到了光明前途。如果把土地產權給了農民,這條道路接近歐美國家家庭農場的發展道路,
經過20 世紀許多先進國家的實踐證明,這是一條成功的道路。要走好這條道路,,關鍵
是政府放開政策,不要干預,讓農民自己去搞,自發地搞;一干預,搞什么變相的合作
化(如合并農戶搞農業公司之類),那些生機勃勃的現象很快就會被扼殺,回到共同貧困
的合作化老路上去。
中共在反思歷史的時候,企圖以 1958 年大躍進為界,在這以前的合作化是正確的,
在這以后的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好像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只是過快、過急,工作粗糙
的問題,如果采納鄧子恢的意見,穩步發展,工作細致一些,按原來計劃15 年過渡完,
也許情況就不同了。鄧子恢與毛澤東的分歧,是工作方法的分歧,鄧子恢不敢也沒有從
根本上反對農業合作化道路。按照鄧子恢穩步發展的意見,農村可能少遭受一些破壞和
損失,但最終農業還是發展不起來。
試圖通過農業合作化讓農民擺脫貧困的蘇聯集團各國,沒有一個是成功的。蘇聯的
農業,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時,盡管已經有了拖拉機,糧食還是沒有達到沙皇時代的水
平。1913 年沙皇時代俄國的糧食產量為8600 萬噸,到1953 年斯大林去世,這時的俄國
已經變成了蘇聯,由一個俄羅斯變成16 個加盟共和國,領土增加了24%,“解放”和“發
展”了40 年生產力,糧食產量是多少呢?8200 萬噸,比起沙皇時代的俄國,不僅沒有增
加,還減少了400 萬噸。蘇聯開創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及其相關政策,被實踐和時間證明
是失敗的,因而也是錯誤的。
說合作化基本正確,公社化才把事情搞糟了是不對的。公社化后期實行所謂“三級
所有,隊為基礎”就是恢復合作社。三級所有就是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
隊為基礎就是以生產隊為經濟核算的基礎。實際上,保留公社名義,是為毛澤東保留面
子,隊為基礎就是退回初級社階段。問題的關鍵是退到這一步并沒有使我們在農業上擺
脫困境。二十年來,許多農民付出了溫飽和生命的代價,換得了年年豐收的虛假數字。
請看1978 年的農民收入吧:
1978 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33 元,其中90%以上為實物,貨幣收入不足10%。
全國有4000 萬戶農民的糧食只能吃半年,還有幾百萬戶人家,地凈場光就是斷糧之時,
從冬到春靠政府經濟、靠借糧或外出討飯度日。約有2 億人每人每天掙的現金不足兩角,
有27160 萬人每人每天掙0.164 元,有1 億9 千萬人每人每天掙0.014 元,有1.2 億人每
人每天掙0.011 元。山西平魯縣每人每天掙六分錢。提供這些數字的是一位有良知的記者,
1978 年他訪問了沂蒙山區農村,拍下了許多珍貴照片,用鏡頭定格了毛澤東模式的“農
村社會主義”:一家三口擠在一張床上,床對面拴著山羊;一位老人一個冬天都躺在床上,
因為沒有衣服穿;病在床上的病人不讓洗碗,為的是餓極時能聞一聞碗里的香味。。。。。。
(《大轉折的瞬間:目擊中國的農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6 月版)鄧小平倡導
改革開放以來,在世紀政策上摒棄了合作化那一套,農業退夠,回到了包產到戶、單干,
但理論上只推倒了1958 年。2003 年官方出版的《毛澤東傳》仍在鼓吹毛澤東“開辟中國
農業合作化道路”,睜著大眼說瞎話,硬說合作化“沒有引起社會震蕩,沒有出現毛澤東

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糧食大量減產的情況,相反,糧食年年增產。”(《毛澤東傳
1949-1976》上卷418 頁)這等于宣布,改革開放第一炮—解散人民公社后沒有回到合作
社搞了包產到戶—搞錯了,為第二次農業合作化運動,為下一輪大折騰留下了歷史的和
理論的根據。這是明目張膽地否定改革開放的路線,中國共產黨如果采納他們的理論,
膽敢搞第二次農業合作化運動,再重復一遍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錯誤,那就真的要亡黨亡
國了。

2015-06-02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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