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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資本家敲鑼打鼓過共產關
第七章 資本家敲鑼打鼓過共產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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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資本家敲鑼打鼓過共產關
1955 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高潮”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手工業建社速度明顯加快了。在中國七屆六中全會“反右傾”的壓力下,全國手工業生
產合作社籌委會于12 月9 日召開全國手工業座談會,檢查“與總路線不相適應的保守思
想”,提出了“加快發展,迎接高潮”的政治任務。
12 月21 至28 日,中央手工業管理局召開了第五次全國手工業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
“會議檢查和批判了過去工作中的保守落后思想后,著重研究了今后全國手工業社會主
義改造的全面規劃,并要求各地訂出全省、全專區、全縣和全區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
全面規劃;并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級手工業領導機構。。。。。。進行全行業分期、分批、分
片的改造,積極發展,積極過渡。”“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基本上完成全國手工業合
作化的組織任務,并且要注意發展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合作社,積極推動低級形式
的互助組織向高級的生產合作社過渡。”
1956 年1 月7 日,中共中央批轉這次會議擬定的全面規劃。認為:“加快手工業合作
化的發展速度,是當前一項迫切的任務。”總的要求是:1956 年組織起來的社(組)員達
到全國手工業從業人員總數的70%,1957 年達到90%,1959 年至1960 年全部組織起來。
1956 年3 月4 日,毛澤東在聽取手工業管理局局長程子華匯報時說:“個體手工業社
會主義改造的步伐,我覺得慢了一點。今年1 月省市黨委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
點慢。1955 年底以前只組織了二百萬人,今年頭兩個月就發展了三百萬人,今年基本上
可以搞完,這很好。”毛澤東批評加表揚,又給手工業合作化的步伐增加了新的推動力。
到1956 年6 月底,組織起來的手工業者,已占從業人員總數的90%;到年底,達到手工
業者的92%,建立手工業合作社99100 個,社員達到了5091000 多人,至此,手工業由
個體經濟體制到集體經濟體制的轉變基本完成。
手工業者建社后市集中管理,統一核算,把原來分散靈活,方便群眾的優點搞掉了。
據當時的一些典型調查,石家莊市將88 個小組合并為33 個大社,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
社,社員達到1400 余人。廣東省有的綜合社包括14 個行業,有的跨地區社縱橫達60 華
里。四川省眉山縣五金社把13 個鄉的鐵匠爐、制秤的、修自行車的、修鐘表的多種行業
的從業人員包容在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管理,發一次工資財務人員要騎著自行車跑七天。
上海修理自行車的原有1808 個服務點,改造高潮一開始,就撤并了450 個。沈陽市北市
區原有103 戶裁縫師傅,就近為居民服務,改造后合并成一個縫紉合作社,只設10 個門
市部。走鄉串村修鍋補盆焊洋鐵壺的小爐匠、修理雨傘的、理發的、磨剪子磨刀的、修

鞋的等等,全沒有了。
一個個體手工業合作化的高潮,“化”出了三個結果:
第一、 國家背了個大包袱,大約有510 萬個給國家納稅的手工業者,變成了每月由
國家發給工資的工人。國家給予他們鐵飯碗,但這個鐵飯碗小得很,并不能保證他們豐
衣足食,所以手工業者并不感謝政府。
第二、 勞動生產率降低,社員收入減少。改造前找個體裁縫做件衣服一個星期取活,
就近服務,居民稱便。成立了縫紉合作社,做件衣服要跑好遠的路,一兩個月也做不出
來。老太太家里水壺漏了,十里八里找不到焊的地方,群眾多有煩言。由于并社撤點,
活收得少了,社的收入下降,社員的收入也跟著下降。從1956 年8 月份起,北京、天津、
上海陸續發生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社員要求退社的現象。10 月20 日,手工業管理局給中共
中央報告說:“合作化以后,約有20%左右社員的收入,比入社前有所減少,合作組織的
勞保福利也比較差多數社員的疾病醫療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第三、 傳統名牌產品逐漸退化。雖然毛澤東說:“小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必搞掉
了。王麻子、張小泉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但改造的結果,原來的師徒關系破壞了,
徒弟成了共青團員領導改造師傅,師徒的一些行規也被當成“陳規陋習”給改掉了,師
傅和徒弟拿一樣的工資,這樣誰還帶徒弟手藝呢!毛澤東說的許多話都是對的,但他的
“大政策”把他的“小正確”給否定了。自己的左腳踩了自己的右腳。大躍進以后名牌
刀剪還是沒有了。無錫的惠山泥人是世界著名的工藝品。有一個傳統產品“阿福”,是一
個笑呵呵的胖娃娃。改造以后,惠山的“阿福”不樂了。不笑的娃娃沒人買。青年工人
很用心,娃娃就是不樂,老出廢品。公方代表給老師傅做工作,給老師傅落實政策,改
善待遇,要求老師傅把絕活往下傳,老師傅把徒弟捏的娃娃接過來,用手輕輕托一下下
巴,娃娃就樂了。你政策不對頭,他這一手就不傳。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當作具一件有歷史意義的大事親自來抓。
他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在1955 年11 月16
日至24 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委、自治區黨委和人口在50 萬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市委
書記會議上,陳云做了報告,對《決議》(草案)進行了討論;1956 年2 月24 日中央政
治局作了個別修改,成為正式決議。《決議》指出:
我們處理對于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處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間有著很
大的差別。對于地主階級,我們是在無償地沒收他們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之后,再在勞
動中教育和改造他們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時間剝奪他們的選舉權。對于資產階級,我們
則是在同他們聯合的過程中,用贖買的辦法逐步地改變他們的所有制,同時又逐步地教
育和改造他們本身,不剝奪他們的選舉權,以便充分地利用他們的能力為國家服務。
在資產階級隊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幾(可能有5%左右)是屬于有嚴重問題的反革命
分子或者其他壞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著進步的、中間的和落后的這樣三個部分。。。。。。
這三部分之間的比例大約是這樣:比較進步的分子,約占20%左右;處在中間狀態即所謂
“隨大流”的分子,約占60%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頑固分子)約占20%左右。我們在這
方面的任務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進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的分子組成為推動工商業

資本家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適當地擴大這種力量。第二,要把其中
的中間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的方法逐步地爭取過來,使他們中間的多數提高覺悟,有
所進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減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頑固分子,使最頑固的分子
孤立起來。
要把一切行業的私營工商業逐行逐業,分期分批納入公私合營的全面規劃。這種全
面規劃要包括以下各項:(1)統籌安排各行業的生產和經營。為此,對于各行業的公私
企業之間、私營企業之間、近代工業和手工業之間、地區之間的關系,要有適當的調節;
同時對于各行業私營企業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組。(2)建立各行業的專業公司(有
的是一個行業的單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幾個行業的綜合公司),以便把資本主義工商業
按照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軌道組織起來。這種專業公司要担負起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
濟上的任務,也要担負改造資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務。(3)準備由原來的按企業所得
利潤的一定比例分配給資本家利潤的辦法逐步過渡到有分別地按資本定息的辦法。這種
定息的辦法實際上是將企業交給國家的專業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業的生產關系發生根
本性的改變,因而將大大地提高工人職員群眾的積極性。
小商業的改造,在鄉村中一般應該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一般可以在長時間內
代替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執行代銷經營的業務,這種代銷經營的形式應該作為公私合
營的一種形式。
應該使上述的在兩種改造。。。。。。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即在1956 年和1957 年,爭
取達到90%左右,并且準備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內,爭取逐步地使公私合營的企業家不
是過渡到國有化。
1955 年10 月29 日下午,毛澤東邀請以陳叔通為首的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到
勤政殿敘話。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的榮毅仁,北京的樂松生,天津的李燭
塵等都出席了。陪同毛澤東接見的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國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北京
市市長彭真,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等。
從 1955 年年初以來,由國家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的產品已占全部私營工商業產值的
90%以上。許多工廠實行了公私合營,并且在方式上已由個別合營發展到了全行業合營。
私營批發商業基本上都已合營,零售商業也出現了要求公私合營的“高潮”。根據這種形
勢,毛澤東說:
希望工商業者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你們要主動,要掌握自己的命
運,不要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應該來反對,應該
來主動參加。資本家只要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就有前途。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將對接受改
造的工商界人士給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適當安排,經濟上實行“贖買”政策。
這次接見以后,11 月1 日到21 日,全國工商聯執委會舉行第一屆第二次會議。由主
任委員陳叔通作《適應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的形勢,為進一步推動全國工商業
者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而奮斗》的報告。通過了《告全國工商界書》,提出:“全國人
民正在做我們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這就是把我們祖國從一個貧窮
落后的農業國改變為繁榮富強的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工商業者當前首要任
務是應該堅守愛國守法的立場,積極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對一些思想上有懷疑和顧慮的

人,要進行耐心的幫助和善意的批評,使他們認清前進的道路。對少數破壞改造的違法
分子,必須展開嚴肅的批評和斗爭。希望全體工商業者努力學習,接受新思想,不斷地
改變舊思想,改變舊生活,把自己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良好公民。”
1955 年11 月以后,首先在上海出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上海輕工業中,
有棉紡、毛紡、卷煙、搪瓷、面粉等八個行業實行了公私合營,重工業的重播、機器、
電器等13 個行業也開始進行整個行業的公私合營。北京的面粉、電機、制藥等九個行業
帶頭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到12 月上旬,僅據上海、北京、天津、武漢、廣州和重慶
等大城市和江蘇、浙江、安徽三個省的不完全統計,私營工商業中有30 多個行業、二千
多家工廠、私營零售商業中有十多個行業、三千多家商店,經政府批準實行了全行業的
公私合營。
1956 年1 月10 日,新年已過,春節未到。北京的鬧市區忽然爆竹聲連連不斷,鑼鼓
聲鏗鏘不停,大小商鋪張燈結彩,游行隊伍抬著大喜報魚貫而來。原來這一天又有17963
戶私營工商業走上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道路。
郊區農民給毛主席的報喜信說:“自從您發出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指示以后,我
們郊區就掀起了一個空前的社會主義高潮,沒有入社的農民爭先恐后地入社,所有的低
級社都積極要求轉變為高級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北京郊區就實現了完全社會主義
合作化。”
手工業合作社社員的報喜信說:“我們聽到政府按行業批準所有申請入社的手工業者
入社的消息喜歡得跳了起來,互相道喜。在11、12 日兩天里,共有53882 人被批準入社。
現在我們新老社員已有八九萬人了。”
私營工商業的代表,同仁堂藥鋪總經理樂松生宣讀報喜信說:“北京市資本主義工商
業已于本月10 日勝利地全部走上了公私合營,向著社會主義大大邁進了一步。”
最后,北京市市長彭真講話說:“我們要慶祝郊區農業完全社會主義合作化的勝利。
慶祝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公私合營的勝利。慶祝手工業全部合作化的勝利。慶祝我們已
經挖掉了窮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勞動,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礎,我們的首都已
經進入了社會主義。”
1 月21 日,上海市各界人民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大會。大會宣告:“上海市的
資本主義工商業,今天已經公私合營了;上海全市的手工業,今天已經合作化了;上海
郊區農業,今天已經轉為社會主義高級社了;上海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
資本家敲鑼打鼓把自己的企業“共了產”,這真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社會景觀。你要說
是共產黨、人民政府強迫中國的資本家這樣干的,絕對不是;你要說是中國的資本家是
真的提高了覺悟,從內心愿意交出自己畢生甚至幾代積累的資本來,那是天方夜譚。資
本家的真實思想,大體有三種情況:一種是少數資產階級頭面人物表示擁護總路線,接
受社會主義改造,主動申請合營。他們平時出頭露面,政治上有一定地位,與政府靠拢,
自稱為識時務的“俊杰”。常州大成紡織公司董事長劉國鈞可作這方面的代表人物,對于
帶頭接受公私合營,他私下說:“先走一步既有利可圖,又有位可得。”絕大多數是無可

奈何,只好隨大流走。天津的資本家說:“1949 年為什么不講總路線?那時講,人都跑了,
現在講出來,誰也沒有辦法。”工商界“上了賊船,跟著走,能有出路;逆著辦,只有下
水。”“自動走吧,何必讓人家用鞭子趕呢。”還有極少數非常抵觸,幻想變天。無錫廣裕
布廠董事長王堯臣說:“美國已在日本訓練精兵200 萬,下半年出兵打下越南,然后進攻
中國。”常州大成紡織廠老板聞亦友散布:“上海朋友談北京有三個人生病,毛澤東已去
莫斯科治療,劉少奇肺病沉重,朱德血壓過高。”這三種情況,都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
我們再回頭看一看他起草的那個文件,不能不佩服他把資本家確實琢磨透了。他能夠造
成一種特定的政治形勢,特定的社會潮流,讓資本家“敲鑼打鼓”過共產關,毛澤東確
實是政治斗爭的高手。
從政治上講,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資產階級的改造,是非常
成功的。沒有流血,沒有“剝奪”,實行贖買政策,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創舉。中共對此一
直引為驕傲,在較短的歷史時段內也確有值得驕傲的理由。
但是,從歷史的長時段來考察,從經濟上來來考察,從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來考
察,從創造物質文明推動社會進步來考察,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進步性就值得懷疑了。
共產黨人反對了一百多年的資產階級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壞蛋。他們是第三等級中
最勤勞、最能干、最精明、最優秀的一部分。他們的祖先是農奴他們的父輩是城關市民。
《共產黨宣言》中說:“從中世紀農奴中間產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從這個市民等級
中發展出最初的資產階級分子。”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確地指出,:“資產階級爭得自
己的階級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
力還要大,還要多。”它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生產方式,是機械化大生產的組織者
和領導者,它最積極地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
政治主張:為解放窮苦工人,必須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倒資本主義制度,剝奪資產階級,
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這個“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
文明中來”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是《共產黨宣言》的根本性錯誤,是馬克思恩格斯
的空想社會主義胎記。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社會主義革命,由此成為打著解放工人階級
的旗幟摧毀先進生產力的暴力運動,誤導了包括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在內的幾代共產
黨人。這些偉大的使徒們自以為是在運用馬克思理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建立一個更
高級的社會而斗爭,實際上恰恰是在阻礙和破壞生產力,消滅建立更高級社會黨經濟基
礎。。資產階級被消滅了,先進生產力也隨著被消滅了。帶給社會(包括工人階級)的是
永遠的貧窮落后,永遠的票證經濟。這是20 世紀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經歷。馬克思
主義以暴力為后盾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雖然傳播逾百年,縱橫半世界,但最終沒有
改造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隨著蘇聯的解體而悄然淡出了歷史舞臺,原因就在這里。一
場以消滅先進生產力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征的制度,無論以什么
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先進生產力和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階級,無論遭到多大誤
解,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人類就是這樣不顧平等、正義的呼聲脫
離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的。
毛澤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改造社會的經典主要是《共產黨宣言》。《共產黨
宣言》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的“大同”理念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
義模式。他的發展是馬克思+秦始皇,加進了很多封建性的東西,最后蛻變為封建社會主
義。一旦掌權執政,立即把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上日

程,心急火燎地搞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憑藉以暴力為
后盾的國家政權,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更不怕農民不聽話。他理智地、堅決地、持
續地干了半輩子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反對先進生產力的事情。自以
為是在干一件前無古人的空前偉大的事業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空前荒唐的在歷史上絲毫
沒有進步意義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在生產力極端落后的條件下,憑藉國家政權的力量
劫富濟貧,實現人人平等。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言論,以及所謂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雖有一些看是正確的語句和觀點,但綜合起來考察,
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其根本錯誤是嚴重脫離實際,違背經濟規律,主觀上
想加速生產力的發展,實際上破壞和毀滅了大批生產力,窒息阻礙了先進生產力的產生
和發展,用用人為制造的階級斗爭,不斷變動生產關系(即法律上的財產關系)的辦法,
對有限的社會財富進行分配和再分配,雖然是越分越小,越分越少,但要在市場萎縮的
條件下尋求社會公平,消滅階級,消滅差別。所謂“貧窮的社會主義”就是怎樣造成的。
有一種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多留幾分成績的說法,認為“三大
改造”至今仍是正確的;但同時又承認“改革開放”也是正確的。這在形式邏輯上是一
種二律背反的錯誤。“三大改造”是消滅了資本主義和小生產,“改革開放”是把資本主
義和小生產又請回來了。“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確的,“改革開放”就是“復辟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如果是正確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的發端。改革,就是改
革毛澤東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經濟模式;開放,就是從毛澤東晚期思想的禁錮下長期形
成的封閉狀態下開放。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滿懷信心地前進;理論
上的羞羞答答,必然帶來行動上的動動搖搖,給左派留下陣地和市場。
為什么說“三大改造”是毛澤東空想社會主義的發端呢?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
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派別的腦海中。但是,這種占有只有在實現
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
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并不是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
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于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于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
毛澤東在著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三大改造”的時候,具備了
恩格斯所說的實現這種改造的“物質條件”和“經濟條件”沒有呢?沒有。有的僅僅是
“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的矛盾”的義憤,還有就是共產黨掌握著國家的領導政權,
所謂“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當然,有這兩樣,改造個
把資產階級是綽綽有余了。
資本主義不僅代表剝削和壓迫,不僅有罪惡、陋行和血淚,而且代表現代物質文明,
代表先進生產力。
對資本主義的譴責揭露和批判的文章已經是汗牛充棟。除了對本國無產階級和勞動
人民的剝奪、奴役、剝削和壓迫之外,對殖民地的瘋狂掠奪和屠殺尤其令人發指。在資
本的原始積累階段,殖民主義者帶上他們的常規軍和現代的槍炮,征服和屠殺土著民族,

占領殖民地。在美洲大陸,資產階級甚至在立法會議上規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
皮或俘虜一名印第安人,賞給四十英鎊。整個整個的印第安部落被他們斬盡殺絕。資產
階級還在殖民地進行欺騙性貿易,用玻璃球、小鏡子等廉價小商品換取非洲人的象牙、
黃金和鉆石,換取印尼人的丁香、胡椒和豆蔻,用鴉片換取中國人的茶葉和絲綢,運回
歐洲高價出售,謀取暴利。殖民主義者還搶掠非洲黑人,販運到美洲充當奴隸,奴隸貿
易延續了三百六十多年,成千上萬的黑奴死于販運途中,累計非洲被掠走的人口在一億
以上。為了爭奪殖民地劃分勢力范圍,爭奪原料產地和市場,資本主義各國之間還進行
過多次戰爭,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之后,為了重新分割世界,還發動了兩次世界
大戰,使幾千萬人口喪生,使軍火貿易興隆發達,資產階級大發橫財。如此等等,罄竹
難書。
雖然資本主義制度有千條罪惡,萬條罪惡,應該被推翻一百次,但是它有《共產黨
宣言》中說的那一條好處—創造了比過去一切世代的總和還要高得多的生產力,你就不
能推翻它;除非你創造了比資本主義還要高的生產力。
毛澤東發出豪言:要讓資本主義絕種,要讓小生產絕種。其志雖然可佳,但事實上
辦不到。他可以組織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打敗美國人,可以運用手中的政權剝奪資本家
和小生產者,但他拿不出高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來,在農村甚至連高于小生產的生產力
都拿不出來,資本主義和小生產就絕不了種。任何偉大人物在經濟規律面前都是無能為
力的,只能順應而不能違抗。就像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違背了經濟規律也要鬧出大
笑話來。
當時的中國資本主義是非常弱小的。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以說還沒有發育起來。
如果毛澤東按照《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指導思想,采取“節制資本”而不是“消滅資本”
的政策,其社會效果可能好得多。據1956 年8 月統計,中國的工商業資本家大約有533,
000 人,私營企業職工250 萬人(其中工業160 萬人,商業90 萬人)。資本家擁有資本一
萬元以上的僅有22,700 人,資本在2000 元以下的約436,000 人,這些人中的大多數
其實是小商、小販、小業主。中國工商業資本家的總資產大約是33 億人民幣,相當于第
一個五年計劃投資總額(766 億人民幣)的二十三分之一。這筆錢拿到國家手里在建設上
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卻消滅了其極具經濟活力、為國計民生所需要的一種生產經營
方式,并入了單一、僵化、大鍋飯的公有制經濟體制,其弊端立竿見影地顯現出來了。
首先是資本家拿定息后,成為一種旱澇保收的固定收入,是大鍋飯的另外一種型號,
其個人收入與企業經營好壞盈虧脫鉤,雖然名義上他仍然當經理、廠長、副經理、副廠
長,但實權轉移到公方代表手里,資本家的經營積極性沒有了,他如果太積極還有抓住
企業不放的嫌疑。公方代表多是經營上的外行,想的是如何貫徹黨的政策,而不是經營
狀況的好壞,所以生產和經營的情況每況逾下。像北京全聚德烤鴨店是中外馳名的老字
號,合營時把匾燒了,改名北京烤鴨店。但鴨子卻越來越不好吃了,生意也大幅度下降
了。它原來的鴨子是定點供應貨源,小米和綠豆磨成粉精工飼養,所謂“填鴨”,一百天
上市,又鮮又嫩合營后用勞改農場的鴨子代替“填鴨”,烤鴨當然就變了味。各行各業都
是如此。用主管領導人陳云的話說是“出現比合營前質量下降、品種減少、管理馬虎的
情況。”
其次,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莫大不便。1953 年全國有商業網點434 萬多個,1956 年經

過社會主義改造,減少到210 萬個,縮減了50%以上;到1957 年又減少到204 萬個。其
中私營網點1953 年是414 萬個,1957 年減少到41 萬個,留下了十分之一。全社會飲食
業網點1953 年是84 萬個,1957 年減少到47 萬個。由于商業體制集中社會商品要經過一、
二、三級批發站才能轉到零售點,流轉時間長,費用高,消耗大;同時,國營商業對生
產廠家是包銷的辦法,生產什么賣什么,很少考慮市場和人民生活的各種需要,常常出
現積壓和脫銷。消滅了長途販運致使許多農副產品和土特產品的城鄉流通渠道中斷。城
市推車挑担賣菜的,組織起聯營小組,由行商變成了坐商,不到胡同叫賣了。夫妻店估
產給定息,按月領二、三十元,原來半夜敲門買合煙也賣,如今叫不開門了,因為賣多
賣少跟他的收入脫鉤了。游街串巷叫賣的上海蓮子粥、北京的杏仁茶、天津的餛飩、豆
腐腦全都改造得沒有了。
第三是國家得不償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結果,是增加了三百萬吃皇糧的人
員,資方人員變成了國家干部;私企職工變成了國企職工,也要一視同仁。工資是鐵飯
碗,還有公費醫療以及各種福利。國家都得包下來。許多個體手工業者、小攤販等等,
積極要求“改造”,要求“合營”,也是沖著鐵飯碗來的。本來這些私營企業是國家的納
稅人,如今成了吃皇糧的,國家失去了一部分財源,還要支付工資和定息。
換而言之一句話,“三大改造”不是帶來了生產力的大發展,而是生產力的大衰退;
不是社會經濟生活和市場的繁榮,而是市場的萎縮和人民生活的不便。這種改造不可能
帶來真正的社會進步,只是一場虛熱鬧。
一個歷史之謎是毛澤東為什么要急急忙忙拋棄新民主主義的正確理論和七屆二中全
會的正確路線?中國學者有種種解釋和猜測。據筆者看來,其個人動機是毛澤東急于當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強烈愿望。自從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澤東認為天將降大任于斯
人也,只有他才有資格遞補斯大林留下的空缺。要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自己的國家搞的
是新民主主義,在社會形態上比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落后一個時代,那就不具備這種領導
資格,必須使中國盡快地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毛澤東在建設問題上犯急
性病的思想根源。
在建設理論上,毛澤東一個致命的錯誤是認為:只要消滅了私有制,改變了生產關
系,就能給生產力帶來大解放和大發展。1956 年1 月25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
一番話: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私有制變為社會主義
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
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這是對的。
但生產力只有受到束縛的才需要“解放”,才應該“解放”,像女人十月懷胎一樣,
足了月份,才需要助產士接生。生產力并沒有受到束縛,在自己的母體—生產關系的胎
胞中正在成長發育,還不足月份,你要“解放”他,提前催生,認為這樣可以為他長成
巨人創造條件,這就是聰明人辦蠢事。所以毛澤東后來的事似是而非。“三大改造”是毛
澤東懷著崇高的動機,神圣的理論辦的一件大蠢事,大錯事,可悲的是他一直自負地認

為自己是在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說: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他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
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形式變
成了生產力的桎捁,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
毛澤東不等“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不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基本適應還是受到
了限制,發生了矛盾,不管這種生產關系是處在生產力的“發展形式”的階段,還是到
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捁”的階段,莽莽撞撞,上去就打碎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在中
國的城鄉資本主義生產工作正處在“生產力的發展形式”的階段,他把這種代表先進生
產力的生產關系打碎了,以為可以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其結果是這種先
進生產力像不足月的胎兒一樣,被扼殺了。從此中國就沒有了先進生產力,毛澤東所建
立的制度是不允許先進生產力的產生、存在和發展的。代之而起的是與大鍋飯的報酬相
適應的大鍋飯生產力。社會進入了一個停滯緩慢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時期。
如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的認識
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衍化和進步與時俱進的。他們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病開過兩個
處方:第一個是暴力革命。這是1848 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和1867 年8 月出版(資本
論)第一卷時的處方。在1865 年至1881 年馬克思撰寫和修訂《資本論》第三卷時期,
1866 年爆發世界經濟危機。危機過后,資本的集中有了驚人的發展。大規模投資銀行和
股份公司的出現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隨著一個新的銀行制度的出現,資本
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的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而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吸
收社會的資金辦企業,股份公司就應運而生了。在歐洲大陸,首先是鋼鐵工業,接著是
化學工業,機器制造業和紡織工業,一個部門接著一個部門變成了股份企業。馬克思非
常看重這一變化,認為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
實行揚棄”。資本家不再擁有私人企業,而只是擁有私人財產,這份私人財產是用貨幣量
化的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他們不再是企業主,而只是企業的股東,公司利潤中的一定部
分合法債權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組織和指揮生產勞動的經理、廠長階層,使企業的所有
權和管理權分離。這一項分離是一場和平“革命”,使和平過渡到一種新制度成為可能。
于是馬克思開出了第二個處方: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經過恩格斯10 年的編輯和
修訂,于1894 年6 月由漢堡的奧·邁斯納出版社出德文版。一年后,恩格斯在臨終前發
表了《‘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的資本主義的認識和工人階級斗爭策略進行了最后的
反思和修正。
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的和平演變,在保留私有制的條件下,把資本家
從生產過程中分離出來了;但資本家通過董事會或股東大會的組織形式監督企業的運營
和掌控企業的發展,這就避免了那種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義、貪污腐敗、
浪費無人過問、虧損無人負責的國營企業弊病。在這種制度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無限
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馬克思指出:
“我們工業制度的靈魂”不是產業資本家,而是產業經理。。。。。。資本主義生產本身
已經使那種完全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指揮勞動比比皆是。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434-435 頁)
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
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度轉
化為生產者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
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
(《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494 頁)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社會化大生產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通過股份公
司解決了。這是恩格斯和伯恩斯坦提出由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恩格斯是反對輕易地實行國有化政策的。
只有生產資料或交通手段真正發展到不適宜由股份公司來管理,而且國有化已經成
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國有化—即使由現代國家實行的—才意味著經濟上的進步,才意
味著在由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準備階段。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第239 頁)
馬克思對那些懷疑第二個處方的人說:
庸俗經濟學家不能設想各種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發展起來的形式,能夠離開并
且擺脫它們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的性質。
(《資本論》第三卷,1975 年版第435 頁)
《資本論》第三卷俄文版是1947 年出版的。列寧和共產國際,陷入了庸俗經濟學家
的立場,只宣傳暴力革命的處方,誤導了幾代共產黨人。所以在共產黨人中,第一個處
方深入人心,許多重要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根本不知道有第二個處方,把和平過
渡這個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得出來的最重要的政治結論,視為異端邪說和洪水猛獸。
毛澤東一生,沒有到過資本主義世界,沒見過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見過
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他的資本主義概念定格在1921 年的安源煤礦。對于馬克思主義,
他得其“三昧”的是哲學和階級斗爭學說,對經濟建設他的理論準備是不足的。1949 年
他第一次訪蘇會見莫洛托夫時承認自己沒有讀過《資本論》。自從中共清算了王明的教條
主義之后,毛澤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杰出代表,
這在民主革命時期,指導戰爭和革命,他是當之無愧的。但逐漸地他被神化了,成為類
似宗教里面的“先知”,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他的至尊無上的地位,連劉少奇、周恩來也
不能跟他平等地討論問題了。清算高饒反黨集團以后,他們更加謹小慎微,毛澤東要上
天,他們跟著上天;毛澤東要入地,他們跟著入地。偉大舵手是毛,他們只能跟,不能
糾正偏差。但他們是參與最高決策的人,毛澤東把國家搞亂的種種錯誤,他們當然也有
一份責任。在毛澤東天馬行空的胡來把亂子鬧大的時候,他們出來檢討,承担責任,收
拾局面。他們都是超一流的偉大政治家,當然不是甘心扮演這種角色的,于是就想在總
路線、總任務方面遵從毛的思想的前提下,在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對毛的空想社
會主義有所匡正,使之變成務實的社會主義。他們和毛澤東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后來
由于發生了餓死人的大亂子,毛澤東知錯不認錯,竟發展成為你死我活的內部斗爭。

2015-06-02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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