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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七千人大會上的較量
第二十一章 七千人大會上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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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七千人大會上的較量
大量餓死人的事發生后,各級領導人以保境安民為主,不大聽中央的瞎指揮了。一
個突出的問題是糧食調不上來了。1961 年全國征購糧食720 億斤,中央上調60-70 億斤。
九月廬山會議時,中央通過和各中央局協商,決定第四季度從各地上調糧食32 億斤。到
11 月中旬,時間過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糧食只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
食供應全面告急,中央憂心如焚。遂決定召開一次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地
委、縣委和重要廠礦主要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后又決定吸收軍隊的部分
領導干部參加。因有七千多人參加,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反對分散主義。
大會于 1962 年1 月11 日開幕。沒有隆重的開幕式。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先把主題
報告的草稿發給大家,與會者在賓館住地閱讀文件。12 日-14 日分組討論。各組議論紛
紛,反應強烈。集中到一點是不同意報告(草稿)中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調不上糧食
來當然是分散主義,但文章順勢做下去,把大躍進以來“政治設計院”的一切胡思亂想
所造成的惡果,都歸結為分散主義,都要省以下負責,地方干部就不干了。
湖北省省長張體學說:“幾年來,發生的問題是高指標,‘左’傾蠻干,是主觀主義。
問題出在主觀主義上,不是分散主義。反分散主義,不反主觀主義,分散主義也反不了。
計劃大,指標高,還能不出分散主義?”
一位縣委書記感慨地說:“這幾年工作想想真虧心。1958、1959 年心里憋著一口氣,
要人給人,要糧給糧,不曉得會出問題;1960 年出了問題不敢講,怕人說攻擊‘三面紅
旗’,又怕自己担責任,到揭蓋子時做檢討、挨批評,這是應該的,但從此產生了一種不
正常的心理,好像給蛇咬了一樣,見草繩也害怕。1961 年就生怕出問題,做工作膽戰心
驚,關照群眾多了些,現在又要檢討本位主義、分散主義。”
許多省委書記拐彎抹角地表達了這樣的意見:過去幾年好多政策是中央定的,自己
有不同意見也不便說,跟著中央走,現在出現了困難形勢,又要反對分散主義。毛澤東
原本是想通過這次會議,把餓死人的責任推下去,見地方各級干部頂得很厲害,就改變
了策略,16 日他提議重新組織報告起草委員會,先統一思想,然后再寫稿子、起草委員
會有21 人,他們是: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陳伯達、柯慶施、李井泉、宋任窮、烏蘭夫、陶鑄、劉瀾濤、王任重,還有5 人是執筆
的秀才田家英等。起草委員會17 日開始工作,每天下午討論。這個陣容包括政治局常委、
書記處的主要成員和六個大區書記,毛澤東要觀察每個人的態度。他重申三不主義,實
際上還是記賬、釣魚。
1 月18 日,彭真發言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不包括主席、少奇
和中央常委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錯誤都
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大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的毛主席不是花崗巖也是偉
晶石。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高。我們黨內
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
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負面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担起來”?担起來

對下面沒有好處。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
這時鄧小平插話:“毛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圣人,圣人是沒有的,缺點錯
誤都有,只是占多占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
大家一起搞的。’”平心而論,彭真的發言,講話,方向還是為毛辯護。沒有毛澤東,就
沒有勞民傷財餓死人的大躍進和公社化,這個大錯誤,毛澤東應負99%的責任,而不是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問題。要支部書記和毛澤東平攤責任是不公平的。革命勝利的功
勞為什么不這么平攤?就是這樣一個小批大幫忙的講話,成為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
個被打倒的原因。
把毛澤東琢磨透了的周恩來,絕不提毛澤東成立“政治設計院”讓自己靠邊站的舊
賬,仍以自我批評為主調:“在目前的困難時期,要頂住,承担責任,全世界都指望我們。
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情況是我們供給的材料、情況有問題,
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
調查工作進行后,情況正在好轉,但不能過分樂觀。經驗現在還不能完全總結,還是初
步總結。主席講過,不經過反復,不能取得教訓。現在不是弱了,而是強了。過去幾年
是浮腫,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現在的問題是要爭取時機,
不怨天,不尤人,發奮圖強,埋頭苦干。不吹,不務虛名,要謙虛謹慎,驕傲總是危險。
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
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艄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大家都知道,
大躍進以來的錯誤周恩來沒有什么責任,他把自己擺進去,一口一個“我們“,就是動
員大家把責任承担下來,保毛澤東渡過這一關。
周恩來發言不久,陳伯達向彭真發難:“我也胡說八道過,要檢查。我們還是要根據
毛主席的指導思想辦事。我編輯主席的語錄有很大收獲。他告訴我們,如何管理中國。
要根據毛主席的指導思想來檢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關
于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是不是要
檢查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農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
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
陳伯達說他“編輯主席語錄”是怎么回事呢?七千人大會前夕,毛澤東指示中央書
記處具體研究一下北戴河會議以后這三年的文件和指示,看究竟問題出在哪里?鄧小平
說:“毛主席的出發點是這樣:只講過去我們錯誤的責任,應該是中央第一,省第二。。。。。。。
各省去傳達,就不肯講中央有責任,自己担起來了,主席說,這不合實際,所以主席要
我們研究一下這個時期的文件,系統看一看,究竟中央的責任在哪里,毛病出在哪里?
研究的結果,編了兩個本本,一本是毛主席在這個階段的語錄,這是確定我們黨總路線
和各項具體工作的指導思想。在這方面研究的結果,沒有錯誤。這個本本,將來會印發
的,因為這些東西過去沒有拿出來過,常委還要先議,還要主席批準。一本是具體的中
央指示,批轉的文件,比如這個部門那個部門搞得東西,批轉了,這個毛病就很多了。
許多問題是出在這上面。。。。。。而這一部分,說到中央的責任,主要是書記處的責任。因
為這些文件主要是經過中央書記處拿出去的。”陳伯達丑表功說他編輯了一本毛主席語
錄,就是鄧小平說的這個本本。這是書記處為毛澤東背過。將為諱過作為指導思想從大
量毛的講話中選編只言片語,完全可以把毛澤東打扮成一貫正確的先知。這是毛澤東在
文化大革命中對劉鄧加以區別,對鄧網開一面的原因。

周恩來、鄧小平的高姿態、高風格一擺,各中央局書記就知所趨處了。起草委員會
同意報告草稿的框架,原來的三個問題不變,只是對第一個問題“關于目前的形勢和任
務”做了較大的調整,多講成績,少講缺點,還是要反對分散主義,只是把小標題改為
“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二十一人起草委員會開了四天會最重要的成果是這
樣一段話:
如果我們許多同志更好地領會毛澤東思想,善于運用毛澤東同志一向提倡的實事求
是的、調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認真執行毛澤東在每個關鍵時刻提出的指導性意見,那么
這幾年工作中的有些錯誤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減輕,或者在發生之后可以更快
地糾正。
1962 年1 月27 日子人民大會堂第一次召開全體大會。下午2 時,當毛澤東、劉少奇、
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出現在主席臺上時,會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毛澤
東主持會議,他說:“同志們: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今天開幕。請劉少奇同志
報告。”
劉少奇的開場白是:“中央通過的書面報告已經發給了大家,我就不再宣讀了。我準
備在報告的基礎上再講幾個問題。”他只有一個提綱,一氣講了三個鐘頭。
對于形勢的估計,劉少奇講了實話。他說:
關于目前的國內形勢,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
應該承認這一點。當前的困難表現在: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
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夠。就是說,人民吃、穿、用都不足,為
什么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 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而是減產了。減少
的百分數不是很少,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 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
或者還多一點。1962 年工業生產也難于上升。這就是說,去年和今年的工業生產都是減
產的。由于農業生產、工業生產都是減產,所以各方面需要都感到不夠。這種形勢,對
于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以前,我們原先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
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在過去的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
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馬鞍形。這種情況是不是應該承認呢?我想,要實事
求是,應該承認事實就是這樣。
關于造成困難的原因,劉少奇說:
這種困難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為什么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
了呢?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
還有一條,就是我們從1958 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
要原因呢?各個地方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
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
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里也發生了很大的
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
生產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后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

我問他們:1960 年這個水塘干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干,塘里水沒有干。塘里有水,可
見那里天災不是那么嚴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面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
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面是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
是由于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至于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
怎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
“三年自然災害”說,是宣傳部門制造的“輿論導向”,是為毛澤東掩飾錯誤的第一
塊遮羞布,在餓死人最嚴重的1959 年還想用強大的輿論吧“人禍”壓下去。1959 年秋天,
《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報道秋糧大豐收的消息:說江西取得了“桓古未有的大豐收”,
農民“生活顯著上升”;河北“糧食超產一、二成”;貴州“玉米大面積豐收”;青海“增
產一成到二成以上”;山東、安徽、江蘇“齊報秋糧豐收”。到1960 年夏天,又報《從長
江到黃河流域,揭開農業大豐收的序幕》。到1960 年“十一”國慶節,才有高人指點,
把餓死人的“人禍”轉嫁到“天災”頭上。《人民日報》國慶社論突然宣布:“兩年來,
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接著又說:“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
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饑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這篇社論
告訴人們:糧食緊張,壓低定量是天災造成的;餓死人的事情一個也沒有,這是中央統
一的宣傳口徑,不管看到什么,也得按照這個口徑說話,否則就要犯下攻擊人民公社的
大罪。經過一番鋪墊以后,1961 年1 月中共中央發布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宣稱:“在1959
年的嚴重自然災害之后,1960 年又遭到百年未有點嚴重自然災害。”后因情況未見好轉,
又順延一年,變成“三年自然災害”。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雖然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但所謂
“三分天災”的說法還是要老天為餓死人的事情承担30%的責任,仍然是要減輕毛澤東
的罪責,因為這三年是風調雨順的三年,根本不應該出現饑饉。此事的科學數據見上海
學者丁輝撰寫的長文《風調雨順的三年—1959-1961 年氣象水文考》,發表在《方法》雜
志1988 年第三期。該文利用氣象專家編制的1895-1979 年全國歷年旱澇等級資料中120
個水文站資料得出全國平均指數,認為:“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
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
但劉少奇這一說法卻大大地得罪了毛澤東,讓他承担 70%的責任他也受不了。毛澤
東提出反分散主義,就是要省、地、縣、公社、大隊各級干部為他背黑鍋,由他—--這位
永不犯錯誤的領袖—--出來糾正全黨的偏差。印發的書面報告羅列了12 條成績,4 條錯
誤,16 條經驗教訓。報告的基調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在三面紅旗光輝照
耀下。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斷地前進。”羞羞答答地承認“目前我國國民經濟中存在的困
難,還是相當嚴重的。”繼續為毛澤東在大躍進和公社化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和災難性后果
文過飾非,大量引用毛澤東語錄,批評下面說假話,不實事求是,強迫命令,脫離群眾。
這引起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極大反感。縣委書記和縣長們是這次會議上的基層干部,大躍
進、公社化以來他們被壓得喘不過氣來。虛報產量,強迫命令,拆房,扒墳,砸社員的
鍋,共生產隊的產,強迫老百姓搞深翻,放農業“衛星”,放鋼鐵“衛星”,反瞞產私分,
浮腫病,餓死人,他們都有責任,但難道不是上級硬逼著讓這么干的嗎?!想當初我們
不這么干,有多少人被拔了“白旗”,有多少人受了處分!(后來甄別平反時,鄧小平說,
全國在反右傾、拔白旗、反瞞產三個運動中,受處分的干部,包括社隊一級干部有一千
萬人。)如今怎么上級那么馬列,把屎盆子全扣在縣以下各級頭上呢?

劉少奇借用群眾語言,說造成工農業大減產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實際
上是對書面報告的否定。弄出七分人禍來,,三面紅旗不那么光鮮了。他繼續說:“過去
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作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和和
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
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服人的,我到
湖南一個地方去,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
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
毛澤東坐在主席臺正中,聽了這一番話心中大為不悅;全國人民都知道,一個指頭
和九個指頭的問題,是我說的,即使要糾正,過兩天我講話自己糾正,你劉少奇搶這個
頭彩是什么意思?把我的威信打下去,把你的威信樹起來!全國三七開還不行,還得說
有些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就是要動搖總路線。他心中暗暗記下一筆
賬:黑暗風。后來在十中全會才出來算賬。
“其次,講一講三面紅旗問題。”毛澤東聽到這里歪過頭來看著劉少奇。只聽劉少奇
說:“‘三面紅旗’我們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現在,有
些問題還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過五年、十年以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
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原來是現在不取消,將來要取消。你劉少奇要從根本路線上否定我,好,走著瞧吧。
毛澤東心里又記下一筆賬:1962 年的右傾。
劉少奇這次講話,引起毛澤東的嫉恨,卻得到了廣大與會者的熱烈歡迎。大家感到
中央講了實話,不再戴著假面具教訓人了。劉少奇每天都抽出時間,參加各省討論會聽
取意見,也陸續發表了一些重要意見:“三年饑荒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血的教訓。和
平時期死了這么多人,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應該下罪己詔。可以考慮在每個縣委、地委、
省委直至中南海的門口立石碑,刻下我們的教訓,讓子子孫孫來記取!”“彭德懷同志可
以平反,錯了就改正,早改正比晚改正主動,總不能把問題帶到棺材里去。”聽說青年女
工劉桂陽(就是舉著“打倒毛澤東”的標語牌闖中南海的那個)被郴州法院定為敵我矛
盾,判了五年徒刑,劉少奇還特意到湖南組囑咐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回去要給那個女
工平反。
在七千人大會上,只有林彪了解領袖的孤獨、被動和憂慮,了解毛澤東讓步的最大
限度和必須堅守的最后防線。在毛澤東最需要支持的時候,林彪登上舞臺,他給毛澤東
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環,使領袖的頭上再放異彩。林彪1 月29 日大會上講了這樣一番話:
我們黨在近幾年內提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正確的,是
現實生活的反映,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是人民的創造,是黨的創造。當然三面紅
旗在開始提出時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發展中逐漸完整起來,具體化起來,而且將會繼
續完整起來,具體化起來,繼續發揮更大的作用。多快好省,毫無疑問,應該采取這種
做法。我們能夠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勁,需要力爭上游,而且能夠力
爭上游。我們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勁,不爭上游,少慢差費。人民翻了身,黨
掌握了政權,“三座大山”推翻了,正應該邁開大步向前進,這是應該的,也是可能的。
當然在執行中,不能把總路線的各個部分分離開,它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檢一個,丟一個,那就錯了。說明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的毛病。大
躍進,事實證明,可以大躍進,應當大躍進。去年、今年雖然生產數量不那么多,明年
也不那么多,但是與我國各個歷史時期比較起來,還是大躍進。大躍進與否,是比較來
的,同過去比,同客觀事實比,就是大躍進。如與主觀的過大過快的指標比,就不是大
躍進。因為那種指標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觀的,用它衡量大躍進,首先就是不符合事實的。
要根據現實情況來比,根據各國情況來比,這是大躍進。即使去年今年和明年數字低,
仍然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具有很多優越性。開始沒有整套的經驗,是自然的。但是它
把初級社高級社的優點都吸收過來,具有許多新的特點,它的效果日益顯著,我們的確
找到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實踐中更加
證明它是正確的,對社會發展是有利的,使我們找到了正確的發展形式,可以幫助我們
更快更好地發展。
這一番話立即使毛澤東堅持錯誤的膽氣又豪起來。有林彪帶著幾百萬軍隊幫我守住
三面紅旗這一道防線,社稷無憂矣!他心中暗自高興,臉上放出紅光。
往下聽,這個林彪,還有精彩的:
在困難時期,要更加依靠黨中央的領導,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領導。只有這樣,才更
容易克服困難。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由于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
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聽毛主席的話,那么,困難會小得
多,彎路會彎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時間是不長的,但是從看得到的,聽得到的,同志
們的思想經常出現的三種情況: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
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確的。但是有些同志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思想,但
是把事情往“左”拉,執行主席思想走了樣,精神并不一致。當然也有右的問題,黨內
黨外都是有的,如彭德懷就算一個,廬山會議暴露得很清楚。凡是“左”的右的,都是
不符合實際,不符合馬列主義的。正確的東西,是 唯物主義,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
優點是多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的體會,他的突出優點是實際,總是與實際八九不離
十,總是在實際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比之我們某些同志的只是一股蠻勁不
同,也與某些同志沒有勁,不振作,沒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們的世界觀中,最主要的
是唯物主義,這就是尊重實際,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把主觀條件、客觀條件綜合起來
辦事。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
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因此,在困難時
期,黨更需要團結,越要跟著毛主席走。只有這樣,黨才能從勝利走向勝利,國家才能
更好起來。
這一段話如醍醐灌頂,把個毛澤東說的五體通泰,六神皆安。他底氣更足了。只要
有林彪支持,就不怕你們—劉、周、朱、陳、鄧聯合起來反對我;劉少奇你膽大包天,
把你培養成為第二號人物,你竟然企圖從路線上清算我,要否定三面紅旗,好吧,走著
瞧吧。現在是困難時期,一些棘手的難題先讓你們去解決,賬將來再算。1967 年4 月12
日,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由此可知,毛澤東在會上的自我批評,他的請求大家批評的高姿態,全是假的。
亂世奸雄林彪,制造了中共歷史上兩個最大的謊言:一個是餓死3700 萬人,他還說

“三面紅旗”是正確的;一個是毛澤東親自指揮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面,毛澤東
沒有一點責任,“恰恰是由于我們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罪在
全黨,只有領袖是完人。這篇講話有力地支持了毛澤東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林彪發完
言,毛澤東站起來帶頭鼓掌,劉少奇和眾常委遲疑了一下,他們沒有勇氣和毛林決裂,
也隨著站起來鼓掌。隨后,毛澤東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于黨的路線,
關于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與會者多數對林彪的講話雖然表示捧場,但那是政治表態,實際上大家非常抵觸。
就在這天,會場上出現了一條標語:“打倒毛澤東!”毛澤東破例沒有讓追查,息事寧人
了事,嚴禁此事的傳播和擴散。
在小組會討論林彪講話時,河南魯山縣縣委書記楊殿國的發言,代表了大多數人的
真實想法:
林彪講話是袒護毛主席的,什么交學費了,毛澤東離正確總是八九不離十了,我心
里清楚,有很多錯誤的東西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嘛!林彪在那里講得天花亂墜,不實事求
是呀!
有了林彪的講話作鋪墊,1 月30 日,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強調加強集中
統一,加強和恢復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把餓死的3700 萬人說成是分散主義造成
的,是省地縣各級干部沒有聽他的話造成的。他以勇于承担責任的高姿態講了一番推卸
責任的話。
去年6 月12 號,在中央北京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
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
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
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
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
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做了第一書記,對于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就要担起責任。怕
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
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
另一個稿子在“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后面是說:“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應負第
二份的責任,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負第三份責任。依此類推,地委、縣委、
公社黨委則要負第四、第五、第六份責任。大躍進是全黨對手,出了問題也應由全黨來
負責。而不是把責任推給別人。要端正全黨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在困難面前要表現出原
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當前正是考驗全黨干部黨性立場的時候。本主席愿意和大
家一起接受新考驗,適應新形勢,學習新事物。對于被錯劃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干部
可以甄別平反,恢復黨籍和工作。但同時也要防止刮兩股風:一是翻案風;一是黑暗風。
要保三面紅旗,而不是砍三面紅旗。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頭子,非但不給平反,還要成立
專案審查,繼續查清軍事俱樂部、里通外國等問題。”這篇講話經過七次修改才發給縣團
以上的干部閱讀,發下來的文件把這些明顯推卸責任的話刪掉了。
他怕下面繼續頂牛,摸完“老虎屁股”的晚上,他把六個中央局第一書記找到他的

住處,講了許多安撫的話,還古為今用,講了個秦穆公的故事,他說:
秦攻鄭國,被晉國抄了后路,秦國軍隊全軍覆沒。晉國俘虜了三個將軍,這三個將
軍在晉國有私人關系。晉國的人把這三個人放走了。晉王發覺后就派人追,沒有追上。
三個將軍跑回秦國,秦穆公穿著孝衣去迎接他們,并且說打了敗仗不怪你們,這是我的
責任。秦穆公仍然重用三位將軍。三年以后,秦國攻打晉國,晉國全軍覆沒。
第二天,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原原本本地向省委書記和政府部長們傳達了毛主席的
談話和秦穆公的故事,省委書記們和部長們豁然開朗,只要我們把責任承担下來,“打了
敗仗”不受責怪,將來依然會受到信任,受到重用。
在這樣的氛圍中,各中央局、各省的負責人,都紛紛出來承担責任,檢查自己的錯
誤,聽取地、縣干部的批評。與會人員都敞開了思想,縣級干部對省的領導人指名道姓
地提出批評。把壓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氣都吐出來了。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們也都作
了自我批評,他們說:“中央把責任承担太多了,工作沒做好,在下邊的同志應負主要責
任。”地縣委書記們在討論劉少奇的報告時,無不聯系到自己工作的地方餓死人的事情,
許多人熱淚盈眶,痛悔不已,發誓、詛咒,再也不搞“左”傾狂熱那一套了。
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沒成為秦國的那三個將軍,而是成
了不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把各地引向災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2 月6 日,鄧小平在大會上講話,他說要講講黨的問題,一上場就說中國共產黨有五
好,也就是說有五大優點:
第一、 有好的指導思想。這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黨的指導思想,毛澤
東思想,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的思想。這個思想,從歷史上證明了是好的。中國的革命,不是由別的思想引導
到勝利的,而是由毛澤東思想引導到勝利的。革命勝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澤東思
想的指引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才獲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并且繼續勝利地前
進著。
第二、 有好的黨中央。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從1937 年1 月
遵義會議以來,27 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的黨中央是一個好的黨中央。
第三、 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積極分子。。。。。縣以上的主要骨干,
軍隊團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數是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地委一級干部大都
是抗日戰爭初期入黨的,縣委書記多半是抗日戰爭中期入黨的,當然也有一批新
的。這些骨干,是經過風浪的,是很可寶貴的。
第四、 有好的傳統、好的作風。我們黨的好傳統、好作風,就是毛澤東同志
所概括指出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作風,聯系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當然也
包括批評)的作風。總的來說,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實事求是的作風。
第五、 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信賴。。。。。。這幾年來,我們一

些同志濫用了黨的威信,群眾是不滿意的。但是,當我們犯這樣的錯誤的時候,
群眾還是這樣想的:共產黨不見了。當我們改正錯誤的時候,人民群眾說:共產
黨回來了。這樣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們不依靠人民,不走群眾路線,是毫
無道理的。
鄧小平看出來了,在餓死人幾千萬人的非常時期,毛澤東如不承担責任,反而發明
新的理論,轉移目標整人,黨有分裂的可能。他維護毛澤東,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黨
中央領導核心的團結,維護縣以上領導骨干的團結,希望毛澤東能在保持面子的情況下,
主動地、體面地退出歷史舞臺、由劉少奇掛帥,徹底糾正錯誤,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渡
過這個非常時期。所以他講話一個半小時,卻巧妙地避開了對“三面紅旗”作出評價,
避開了追究餓死人的責任問題。
鄧小平之后是朱德在大會講話。會前常委通過了他的講話稿。1 月29 日林彪講話后,
他給毛鄧寫信,說前稿不適用,重寫了一個講話稿。他顯然是要跟林彪的講話對口徑。
第二個稿子對毛澤東和“三面紅旗”的贊美調子很高。反彭德懷以來,朱總司令因為袒
護自己的副手被毛澤東整怕了。
2 月7 日,大會最后一天,周恩來講話。他嚴格按照毛澤東定的基調展開:
這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成績是偉大的,是第一位
的。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三面紅旗”經過實踐的考驗,證明是正確的。從建設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來
看。今后將更加證明“三面紅旗”的正確和光輝。我們的缺點和錯誤雖然嚴重,但是,
它是屬于執行中的具體政策和具體工作的問題,不是“三面紅旗”本身的問題。缺點和
錯誤,恰恰是由于違反了總路線所確定的正確方針,違反了毛主席的許多寶貴的、合乎
實際而又有遠見的意見才發生的。
對于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和
各部,要負很大責任。國家計劃和具體政策。具體措施。有許多是由政府部門提請中央
審核批準的、還有一些政策性文件,沒有經過中央審核批準。就由各部門擅自發出,這
更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分散主義行為。
計劃上的高估產、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
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國務院及其下屬部門,都是有責任
的。
本來是毛澤東直接領導的“政治設計院”指揮各口子瞎指揮、亂提指標、亂提口號
造成的這些惡果,周恩來以國務院總理的身份全担起來了。對此。毛澤東是滿意的,這
也是他后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傳位給江青不得不整周恩來、但又總是手下留情的原
因。周恩來講話后,毛澤東希望陳云也講一講,陳云說:“我不講了。”
毛澤東要把中共全黨各級領導班子通通打倒的荒謬念頭大概也是濫觴于七千人大
會。他聽了許多人的發言,看了各組的簡報,看到了黨內正洶涌著一股批評、否定、反

對“三面紅旗”的思潮,這股思潮一旦成了氣候,將徹底清算他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
將徹底清算他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他將作為一次
錯誤路線的代表被狼狽地趕下臺。會場上出現的標語事件使他刻骨銘心。參加七千人大
會的這些領導骨干,共和國的四梁八柱,大多數已不是他的支持者,而是將來可能逼宮
的異己力量。廬山會議打倒了彭德懷,但還是沒有把反對“三面紅旗”,威脅到自己寶座
的洶涌潮流鎮住。這么多的反對派,該怎么對付?怎樣戰而勝之?到哪里尋找依靠力量?
不能等你們打倒我,我要先打倒你們,問題是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這是七千人大會之
后,毛澤東日夜縈懷的中心問題。
劉周陳鄧想的是如何恢復生產,渡過難關,讓人民吃上飽飯,使國家擺脫危機。
毛澤東想的是先讓你們去恢復生產,等眼下的困難過去,不能等你們清算“三面紅
旗”,我要先發制人,發明新的理論,組織新的力量,批你們的右傾,批你們要走資本主
義道路,使你們措手不及地陷入被動地位。
新的斗爭在表面一致的掩蓋下已經開始了。會議結束時,書記處安排呼兩個口號:“毛
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以顯示黨的團結,安撫毛澤東因出現“打倒毛澤東”的標語
事件所受的創傷,同時樹立劉少奇的威信,為權力交替做輿論準備。面對這種逼宮的形
勢,毛澤東氣得想殺人,但這位大陰謀家面帶笑容,拉著劉少奇的手說:“我是三天不學
習,趕不上劉少奇。官當的大了,不做調查研究了。總之,錯誤在我。不論直接的間接
的,再說一次。少奇呀,你聽到了嗎?現在是兩個主席,兩個萬歲,很好嘛,‘萬歲’的
重任,你早挑起來啦。”
據最近啟封的鄧穎超日記記載:七千人大會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1962 年2 月12
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要進一步搞清楚,各常委在大會上的表態是真心
擁護他繼續當領袖還是禮送他下臺?他誠懇地表示:“愿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
搞社會調查。”朱德、陳云、鄧小平表態:歡迎毛主席辭去主席職務。周恩來堅持:“主
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以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他這一票是決定性的。他
這一表態,一直受到毛的提拔重用的劉少奇,又最講共產黨員的修養,就說不出逼宮太
緊的話來,使毛保住了搖搖欲墜的寶座。如眾常委態度一致,作出同意毛澤東辭去主席
職務的決定,乘勢召開九大,團結全黨,徹底清算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總結餓死幾千萬
人的慘痛教訓,給毛安排榮譽職務養老,廢除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實行民主憲政,與
民更始,可以使改革開放政策提前20 年。國家避免一場浩劫,劉少奇也不至于是那樣一
個悲慘結局。
如果眾常委同意毛澤東退位,毛澤東有可能串通林彪發動軍事政變。但他們取勝的
可能性很小。餓死三千多萬人的慘狀擺在那里,毛澤東人心喪盡,那時候攤牌,毛澤東
絕對無法造成文化大革命那種政治上的優勢。如果失敗,毛澤東就不是體面退休的問題,
而會遭到徹底地清算,兩害相權取其輕,毛澤東有可能接受體面退休,去當那個名譽主
席。
中共黨史界有人說七千人大會“真正貫徹了三不主義(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
抓辮子),保證了黨內民主生活的正常進行。”只是就會議的28 天而論,其實哪有什么三
不主義,清算和報復只是延期而已。

在全國人民陷入大饑饉的年代,毛澤東為了表示與人民同患難,宣布不吃肉。從1961
年1 月1 日起不吃豬肉和雞,堅持了七個月。他可能是受到隋文帝的啟發。公元594 年
秋,關中大饑,隋文帝楊堅前去視察并讓扈從帶回一碗災民吃的飯----豆腐渣和米糠合成
的飯團子。“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期年。”(《綱鑒易知錄》中華書局
版第三冊,第1058 頁)隋文帝堅持了一年,比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還長五個月。
傳遍全國毛主席不吃肉的事是一種政治上的作秀。實際上在全國人民饑寒交迫的日
子里,毛澤東生活日益腐化。曾制止他選妃子的彭老總被他軟禁了,沒有人敢對他的私
生活說三道四了。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改成了“118 會議室”。據知情者評述,里面的裝璜、
家具、陳設、吊燈遠勝于克里姆林宮。名曰會議室,其實是毛專用的與女服務員密戲的
行宮。中南海的春藕齋重新粉畫裝修,成為毛澤東的專用舞廳。舞會由每周一次改為兩
次,中南海里的女工作人員以及從部隊文工團選去的女演員為毛伴舞,兼供挑選伴寢對
象。毛這樣做,一方面是政治上受挫折需要發泄;另一方面,也有裝作沉迷女色,淡泊
朝政,等候去做名譽主席,麻痹劉少奇的意思。
在毛澤東的授意之下,興起了為毛澤東大修行宮之風。1959 年6 月毛澤東回韶山時,
指示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為他在滴水洞蓋“幾間茅屋”。后任的省委書記張平化、華
國鋒在萬綠叢中,背靠毛氏祖宗墳塋,面朝龍頭山,仿毛澤東在中南海住房式樣,修建
了一座青灰色四屋脊的平房,內部裝修和陳設極盡豪華。有回廊通二號樓,那里是客房
24 間。三號樓是衛隊駐地和省委接待處辦公的地方。還有可以防震、防毒、防原子彈轟
炸,長約百米的地下工程。這個別墅主體建筑3638.62 平方米。從1960 年下半年開工,
直到1962 年底才完成。耗資1.2 億元。從此,一個連隊守衛者滴水洞別墅,直到1966
年6 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幾天。毛十分滿意,上上下下皆大歡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
湖南餓死了248 萬人的時候蓋起來的。1969 年毛澤東如果稍一轉念,用蓋別墅的錢去買
糧食賑災,可供248 萬饑民吃一年(1.2 億元均分給這些災民,每人可得50 元。全國有
20%的農民年收入在40 元以下),三湘子民一個也不會餓死。
上海本有的是高級賓館,柯慶施卻又為毛澤東擴建了規模宏大的西郊賓館,連同園
林占地1000 多畝,上海市委稱之為額“414 工程”。1962 年毛住進去的時候,既沒斥責
柯慶施不該在各地餓孚遍野的時候大興土木,更沒為100 多人常年為他守著那空別墅待
命而內疚。偌大一個賓館,十幾年里,毛總共只住了幾天,浪費的金錢不計其數。
這些超級揮霍,使毛澤東那幾個月不吃肉、穿一件帶補丁的睡衣等艱苦樸素的事跡,
黯然失色。
毛澤東一生重權力,輕財物。他指使或默許各地在民窮財盡的最困難的年代,為他
大興土木,揮金如土,政治上的意義大于享受和占有的意義。他明知住不了幾天,也明
知不能傳給后代。他要用這種方式強化自己的地位,讓全黨知道,他雖然“退居”二線
了,但仍牢牢地掌握著權力,他仍是全黨供奉著的天字第一號尊神。

2015-06-02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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