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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毛劉決裂
第二十二章 毛劉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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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毛劉決裂
七千人大會由于毛澤東和林彪的干擾。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糾“左”問題,調整政策
貫徹不下去,據1962 年5 月中央工作會議《簡報》記載:“比較普遍的情況是:還有些
盲目樂觀和僥幸心理,似乎只要今年農業有個好收成,明年就萬事大吉了。所以,大家
都在觀望、等待,硬撐著空架子,不肯收攤子減人,又錯過了近半年的時間。”高級干部
憑他們的政治經驗,感到毛澤東一定會反右,所以按兵不動,單等毛澤東一反右再來個
大干快上。
針對這種情況,1962 年5 月7 日至1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
鄧小平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武漢東湖休養,林彪在蘇州休養,陳云請病
假)。參加會議的有各中央局書記、中央各部門和國務院各部門的負責人,共105 人。
針對全黨存在的恐右病,鄧小平說:“現在是有個右的問題,就是不要信心,情況看
得對不對,決心大不大的問題。如果照現在這樣拖下去,無非是拖垮。拖垮是什么東西
呢?拖垮是“左”還是右?拖垮是右。我們現在的危險,就是喪失信心,就是看見困難
不采取辦法,不當機立斷,見事遲,情況難免,因為認識不到;但是遲一點見到了,不
采取辦法,,慢慢拖下去,拖垮,毫無辦法,恐怕真正的右是這個。”
劉少奇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現在
在經濟上來說,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
晉國近一年的調整,按照 1962 年代調整計劃,同1957 年比較,農業總產值仍將減
少22%,主要農畜產品的產量,絕大多數還將低于1952 年的水平;輕工業總產值將增長
9.6%,而其中6 種吃的將減少37%,14 種穿的將減少39%。1961 年糧食(包括大豆)總
產量約為2850 億斤,比1957 年減少了850 億斤。1961 年全國農村每人平均口糧只有300
斤左右,比1957 年大約減少130 斤左右。糧食收支還有80 億斤的短缺要靠進口來解決。
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周恩來、陳云、李先念主持起草的《中央財經小組關于
1962 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案)。報告涉及的問題很多,主要是減人、平反和恢復糧食
生產問題。所謂減人,是為了解決商品糧危機,下決心減少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
會上印發的《周恩來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于精簡問題的講話要點》,把裁減1000
萬職工和縮減2000 萬城鎮人口的方案,作了詳細周密的說明,細致地規定了各系統減人
指標、對象、具體辦法、政策界限,以及完成的時間、步驟、待處理職工待遇等問題。
城鎮人口的急劇增加是三年大躍進“大辦”各項事業的直接結果。工業上到處鋪攤
子,到處“大辦”,是建立在1958 年生產7000 億斤糧食,棉花7000 萬担的錯誤估計上
面的。當時以為糧食過了關,可以大辦工廠,所以大量招收職工。1961 年底全國職工總
數為4170 萬人,比1957 年的2450 萬人多1720 萬人。實際上1961 年比1957 年糧食產
量減少23%,而職工人數卻增加了70%,農村提供的農副產品。供養不起這么多職工。
以棉紡業為例,1962 年棉紗的計劃產量這樣260 多萬件,加上下一年增產的需要,僅保
留500 萬紗錠,一百個以下的紡織廠就夠了。可是當時棉紡織工業有1000 萬個紗錠,236

家紡織廠。許多機器沒有原料(棉花),工人沒有糧食,停產下馬就減工人勢在必行。陳
云在西樓會議時說:“去年壓縮城市人口1000 多萬人。如果這些人繼續留在城市,一年
要吃掉40 多億斤糧食。現在向農村征購40 多億斤糧食是不可能的,就是多征購十來億
斤,甚至幾億斤,也是困難的。讓家在農村的職工回家吃飯,在家里勻著吃,比較好辦。
對于減人,大家一定要下定決心,否則沒有出路。”
大辦教育還多招了一些學生,辦起了許多根本不夠規格的所謂“大學”。劉少奇特別
囑咐:“減少學校的學生,我看要注意方式。我們要保證北京、上海、天津、武漢、沈陽、
哈爾濱、廣州這些大城市中不鬧大事,盡可能不出亂子,少出亂子,不出大亂子,但是
我們也要準備出亂子。。。。。。。我想,我們是不是準備一種戒煙性的維持秩序的辦法,大
亂子已經出了,秩序已經亂了,那有什么辦法呢?只好戒嚴,斷絕交通,把秩序恢復,
我們要有所準備,講清楚,先要開會研究一番,中小城市也不要亂來,開槍打死人是不
行的。”
劉少奇還說:“我們減少這么多城市人口,關這么多廠,指標調低,是不是消極的?
我看不是消極的。只有這樣,才能停止目前經濟狀況的繼續惡化,才能轉入主動,才能
在以后恢復前進。我想,這樣的步驟是當前我們所能采取的最積極的措施。除開這樣搞,
還有什么積極措施呀?你說還要搞多少萬噸鋼,多少萬噸煤,那才叫積極?這叫消極呀!
恐怕提出那樣的高指標是最消極的。我們要拉長農業戰線,縮短工業戰線,縮短工業戰
線是為了拉長農業戰線。”
所謂平反,是給在三年大躍進中主張守生其實,被“拔白旗”、“反右傾”受到處分
的成千上萬的干部平反。不給這些人平反,那些頗帶有右傾色彩的各項政策上的調整,
就很難推行。人民心里有顧慮。想當年每個縣辦多少個工廠是有指標的,要求少辦幾個
工廠受了批判,犯了右傾錯誤;如今要關廠下馬,比當年的罪過嚴重得多,中央政策一
變,再來一次反右傾,那還不得進監獄?干部有這樣的痛苦經歷,你批他觀望等待也不
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錯案翻過來。1962 年4 月,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制定了《關
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說:“請大家注意,
最近中央發了一個關于甄別平反工作的文件。這個問題對于調動干部的積極性,特別是
調動農村干部的積極性很重要。所謂甄別平反問題,主要是干部。可是每一個干部都影
響群眾,實際是影響很大量的群眾。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比如河
南40 萬,實際上不止;全國估計總有1000 萬,影響的人數有數千萬。。。。。。全國縣以下,
首先是農村,來一個一攬子解決。就是說,過去搞錯了的,或者基本搞錯了的,統統摘
掉帽子。(劉少奇插話:不要一個一個地去甄別。)因為縣以下都是一些下級干部,問題
只有那么多,右傾也只是右傾到那個程度,‘左’傾也只是‘左’傾到那個程度。他們又
是直接聯系群眾的,親戚朋友各方面聽到,人心不安,大家情緒不安定,是不利的。現
在我們不是要抓生產隊嗎,為了把基層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是一個很重要
的工作,不要輕視這個工作。。。。。。。這件工作,請各個中央局告訴各省,凡是做了的,
繼續做;沒有搞的,用迅速的比較簡便的辦法。凡是這樣做的,一定要向前走當面公布,
不止是當面,不止是對干部,一定要對群眾。這實際上是我們承認一個錯誤,是搞得不
對。”
如何盡快恢復農業生產,使六億五千萬人民吃飽肚子,擺脫饑饉,是國家的大政。

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會上發言:“農村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
主要是以小隊為核算單位的所有制問題尚未完全落實,耕畜、自留地等均有不少遺留問
題;房產、林權等也沒有定下來,均應盡快解決。看了幾個縣,不管氣候怎么樣,凡是
自留地都是好的,大田都不好。這說明,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小自由有它的優越性,個
體經濟發展的結果,將來造成兩極分化,危險在那時候,在將來,危險不在當前。適當
擴大自留地,社員是會滿意的。我認為,平均土地在二畝以下的,可以20%,二至四畝
的7%,四至六畝或者六畝以上的不超過5%。包括自留地、飼料地、借地、借冬閑田等,
總數不要超過總耕地面積的20%,主要的生產關系還是集體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
就變資本主義呀?。。。。。。廣西龍勝縣的小區有10 萬人口,土地不多,這個地區,現在
單干60%。原因有多種,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山區分散。我告訴他們,這樣的地區不要
集體,就要他單干。或者叫包產到戶。這是社會主義的單干,他只要上調(糧食),有什
么不好?”
朱德說:“自留地真正是救命地。現在下去的人,每一個人都分自留地,人沒有地不
行,我們北京為什么要搞機關生產呢?就是因為吃靠不住。賺錢是小事,吃要緊得很,
衣食住行,光靠正業分點糧食解決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業來解決。現在限制家庭副業
太死了,要解除禁令。農業和副業結合起來,社員的收入就增多了,生產隊也就富裕了。
國家把生產資料統統拿到手里,不分給他,你有什么法子不讓他偷?他不偷得不到東西。
你分給他,他就不偷了。”
包產到戶,茲事體大,劉少奇不敢決斷,說:“鄧子恢講的這些問題,以后將來再討
論。”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其實,上上下下都明白,包產到戶能救荒,能治窮。但這違背毛澤東思想。餓死百
姓事小,違背“思想”事大。各級干部都被整怕了,大多數信守這一條官箴,看住百姓,
不許單干。但在活活餓死的威脅下;仍有鋌而走險的人。1959 年安徽省宿縣褚蘭公社苗
光大隊王莊生產隊有個老漢劉慶蘭,73 歲,帶著有肺病的兒子進了深山,做了桃花源中
的化外之民。父子倆開荒16 畝,第二年收了糧食3300 斤,留下口糧、種子糧、飼料糧
1500 斤,給隊上交了1800 斤糧食和60 元現金,以贖單干之罪。
附近災區的農民聞之紅了眼,于是興起了單干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大躍
進中跟得緊,安徽餓死人在600 萬以上,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曾說過曾希圣應該開除黨
籍。曾覺得對不起安徽百姓,這次冒著丟官的風險同意了下邊搞包產到戶。為了應付中
央,他在名詞上動腦筋,起名為“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包工包產責任制。從1961 年
3 月6 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了全省的85.4%。
安徽的包產到戶風很快就吹遍全國。到 1962 年上半年,一般生產隊占20-30%,有
的達到70%。1962 年7 月24 日,新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上送《關于河南實行借
地渡荒問題的報告》稱:豫東、豫北400 萬人口的地區,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28.6%;
一般地區(約4000 萬人口)借地加自留地占耕地的16.5%。農民交口稱贊,說這是“救
命政策”,“拴人政策”(可以減少人口外流),“叫人政策”(可以把外流人口叫回來)。正
在河南負責查處吳芝圃的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說:“如果這也叫資本主義,寧愿要資本主
義,也不要餓死人。”

1962 年上半年,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帶工作組到湖南韶山調查,
農民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后,強烈要求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希望他把鄉親們的要求告訴
毛澤東,給農民一條活路。田家英回到北京,如實地向毛澤東轉達了湖南農民的意見。
同時向劉少奇、鄧小平、陳云作了匯報,他們都同意,并授意田家英起草文件。田家英
就起草了以包產到戶為核心內容的《恢復農村經濟的十大政策》。但最后一關要通過毛澤
東。
7 月8 日,陳云求見毛澤東。系統地談了他在家鄉的農民家里15 天,開了10 次座談
會的情況,結論是:農民迫切要求包產到戶。毛澤東未置可否。
陳云將毛后的一天,劉少奇帶著常委多數的意見又去找毛澤東。這位宣稱退居二線
的主席正在游泳池奔濤戲浪,似乎知道劉的來意,在水里吼起來:“你急什么?壓不住陣
腳了?為什么不頂住?”
劉少奇覺得總不能這樣談工作,就在更衣棚坐下來,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說:“陳
云、田家英是在黨內談意見,不違反組織原則,他們有想法跟你講,沒有錯。”
毛澤東說:“不在組織原則,而是談的內容!他們都找了你,鄧子恢吵了那么久,西
樓(1962 年2 月21 日至23 日在中南海西樓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簡稱西樓會議)
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劉少奇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要上書的。”
毛澤東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后怎么辦?”
劉少奇把想好的話端出來:“三面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
不辦。調整政策還得繼續,該退的要退夠。”
毛澤東蠻橫地否定了常委多數的意見,他把自己的面子和“一貫正確”看得高于一
切。餓死了幾千萬農民,竟沒有把這位獨夫喚醒。如果說毛澤東開始推行合作化、公社
化是出于好心,餓死人的后果是他始料不及的,這時仍不改弦更張,則是出于私心惡意
了。
1962 年8 月6 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這是檢討三年來的錯誤,
實行各種調整政策以來,毛澤東進行反攻倒算的一次會議。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發表主
題講話,大講階級斗爭,嚴厲批評所謂“黑暗風”、“單干風”和“翻案風”。他說:“現
在一部分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亂,喪失
前途,喪失信心了。農村集體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為主就
是這樣一個問題。”
于是主張包產到戶的人,上至陳云、鄧子恢,下至田家英紛紛作出檢討。
開完北戴河會議,又回到北京開八屆十中全會。從8 月26 日開預備會議,先批鄧子
恢的“單干風”,再批彭德懷的“翻案風”(彭德懷上了8 萬言的申訴書),最后借批小說

《劉志丹》為高崗翻案,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打成“反黨集團”,以平掉彭德懷的
西北山頭。開了29 天的預備會,八屆十中全會于9 月24 日正式開幕。毛澤東不再捍衛
那條“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新提出了一條基本
路線,他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
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存在著
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
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澤東悄悄地用這條“基
本路線”代替了那條“總路線”。毛澤東抓經濟失敗了,要在政治上贏回來。他不再為“三
面紅旗”辯護,講什么“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那樣老打被動仗,他退出了不熟
悉的經濟領域,轉入輕車熟路的政治領域,他由經濟上的退卻轉入政治上的進攻。他攻
擊的敵人不是別人,就是領導國家渡過了困難時期,使政權免于崩潰,使毛澤東的至高
無上的王位得以保持住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幾位領導人。
從 1960 年下半年開始的國民經濟調整,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到1962 年底,取得
了顯著成效,1963 年國民經濟出現全面回升的趨勢。經濟剛一好轉,毛澤東迫不及待,
又開始折騰。毛澤東從政治上轉入進攻,突破口還是選在農村。1963 年2 月,他在北京
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在全國農村開展四清運動。群眾提出的四清是清理帳目、清
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后被毛澤東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毛
澤東危言聳聽地說:“全國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里。”
1963 年5 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制定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
案)》,一共十條,被稱為前十條。前十條有厚厚的理論包裝,但核心思想是要說明:“黨
高舉的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這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是偉大的。”前幾年農村
中的一些壞事,虛報產量、一平二調、拆房伐樹、反瞞產、浮腫病、餓死人,都是階級
敵人和四不清干部在搗亂。因此,要領導群眾“進行階級斗爭,進行兩條路線的斗爭。”
毛澤東用這種辦法把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等根本政策上的錯誤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和
責任,轉嫁到廣大農村干部和那些被管制的地主、富農身上。部分農村干部確有作風不
好、多吃多占、貪污盜竊等錯誤,但不是那些大災大難的主要原因。被貶為賤民階級的
地主富農更沒有操縱政局的能量。毛澤東說全國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里,結
果就出了這么大的亂子。一個淺顯樸素的真理是:在全國政權100%不在共產黨手里的時
代,在國民黨時代,在封建王朝各個時代,都沒有餓死過這么多人!
劉少奇沒有參加五月杭州會議。他于 4 月12 至5 月16 日子陳毅副總理的陪同下,
以共和國主席身份訪問了印度、緬甸、柬埔寨和越南四國。回國后看到前十條,劉少奇
認為有些政策界限還不夠明確具體,為了緊跟主席,他于9 月6 日至27 日,在彭真的協
助下,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也是十條,
被稱為“后十條”。后十條高度評價前十條“是一個偉大的具有綱領性的文件”、但重點
強調團結兩個95%。在“團結95%以上的農民群眾”問題上,提出了“四個區別”,即“把
進行復辟活動的的階級敵人同落后群眾加以區別;把投機倒把分子同資本主義傾向比較
嚴重的農民加以區別;把投機倒把活動同正當的集市貿易活動、臨時性的肩挑運銷以及
少量的販賣活動加以區別;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同正當的家庭副業加以區別。”在“團結
95%以上農村干部”問題上,提出要做全面分析,切忌片面性;對犯錯誤的干部,要教
育為主,處分為輔,區別情況,分別對待,批判、退贓從嚴,組織處理從寬;對上中農
成分的干部和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表現好的還可以分配適當工作。農村剛搞完甄別平

反,劉少奇、彭真怕又把農村搞亂,想在政策上作些規定,盡量縮小打擊面。為了取得
第一手材料,劉少奇還派他的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撫寧縣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社教工作
隊副隊長。
毛澤東號召各級干部下去搞“四清”,遲遲推不動。為了落實主席指示,劉少奇叫組
織部長安子文具體安排,并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
全黨聞風而動,省部級干部下去了180 多人。地委一級的干部下去了1000 多人。這給毛
澤東深深的觸動:大權旁落了。
毛澤東認為黨政系統的干部絕大多數是跟劉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軍隊,希望軍隊
干部參加“四清”運動,干預地方工作。當然不是像彭德懷那樣干預,是林彪式的干預。
因此,他于1963 年10 月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軍隊干部如羅瑞卿、楊成武等帶頭參
加“四清”運動,并對林彪的身體表示關懷,隨信用他那龍飛鳳舞的毛體字抄了一首曹
操的名篇《龜雖壽》,當時可能是僅憑記憶默寫的,他寫錯一字,寫成了《神龜壽》:
神龜雖壽,猶有競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
毛澤東以詩文唱和,只對黨外民主人士,像柳亞子、郭沫若等,與黨內高級干部很
少題詩、贈詩一類的事。林彪又是個從無詩文雅興的軍人性格,毛澤東忽然題贈《神龜
壽》,有深意存焉。
毛題《神龜壽》一詩贈林傳出來后,《解放軍報》曾邀筆者寫一篇注釋性文章,介紹
一下這首詩。為此,筆者見到毛書《神龜壽》的影印件,并寫了一篇短文:《關于曹操的
“龜雖壽”—答李祖建同志問》,共一千多字,發表在1964 年1 月1 日《解放軍報》文
化副刊上。當然當時只能是就詩文論詩文。時至今日,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毛澤東題
贈《神龜壽》,是向林彪進行“路線交底”,透露他改變接班人部署的初步決心。
詩的頭一句:“神龜雖壽,猶有競時。”是毛自比,雖目前健康,有望長壽,但總有
壽終的一天,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
第二句是關鍵:“騰蛇乘霧,終為土灰。”這乘霧的騰蛇指的誰?是暗指劉少奇的,
意在告訴林彪:別看劉在第一線很活躍,政治舞臺上頻頻亮相,但他不是“真龍天子”,
是乘霧的“騰蛇”,對此你心中要有數。后四句則是林彪好生保養身體,準備担當大任。
林彪接此詩后,多日領悟、理解、著實興奮了幾天。后來拍成放大影印件給許多人
傳看。意在炫耀。但很快冷靜下來,時刻提醒自己,謹言慎行,不要做了第二個高崗。
1964 年3 月3 日,毛澤東與林彪密談,據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記》記載,林彪
嚇了一身冷汗。林彪寫道:
是福還是禍?毛囑:要我關注政局在變化,要我多參與領導工作,又問,上層也在
學蘇聯,搞修正主義,怎么樣?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么辦?毛認為被

人架空,這個人是誰?我吃了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一場大的政治斗爭要來臨。
1964 年1 月3 日,中央軍委發出指示,號召全軍立即行動起來,開展學習郭興福教
學方法的群眾運動。郭興福是南京軍區第12 軍第34 師第100 團第一營第二連副連長。
他帶著敵情,帶著仇恨,重難從嚴訓練部隊。葉劍英到鎮江觀看了郭興福教學方法的現
場表演。他寫報告給軍委領導人,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毛澤東仔細閱讀了葉
劍英的報告,當看到“把兵練得思想紅、作風硬、技術精、戰術活、而且身強體壯,一
個個都像小老虎一樣”時,在這句話下面劃了紅線,批道:“這一條我最感興趣。”根據
毛澤東的批示,1 月3 日軍委發出指示,迅速在全軍掀起了練兵高潮。1964 年是建國15
周年,全國人民剛從大饑饉中緩過勁來,中共中央決定不舉行閱兵。總參謀長羅瑞卿建
議組織一次全軍大比武,檢閱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的訓練成果。毛澤東同意,林彪、賀
龍等軍委副主席也在報告上劃了圈。組織了以葉劍英為主任委員的全軍比武籌備委員會。
《解放軍報》發社論,發消息,聲勢造得很大。
從 5 月15 日到6 月1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這時各項調整政策初見
成效,工農業生產有所恢復,國民經濟開始好轉。計委提出的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是:
基本建設投資一千億元左右。預計1979 年糧食產量達到4300 億斤至4600 億斤;鋼產量
1600 萬噸至1800 萬噸。預計1970 年工農業總產值2330 億元至2610 億元,平均每年增
長8.1-9.5%。毛澤東在會上大造階級斗爭和反修防修的輿論。
會議期間,賀龍向毛澤東匯報了北京軍區楊村軍事表演的情況。毛聽了很想地說:“有
這樣好的事情,為什么不告訴我也去看看!”賀龍立即通知羅瑞卿調那些尖子分隊來京給
毛主席表演。
6 月15 日下午4 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諸常委(陳云、林彪
請假)率領到會的政治局委員、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委負責人來到北京
十三陵射擊場,觀看北京軍區尖子分隊的軍事表演,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同參加表演的
分隊官兵合影留念。然后,在總參謀長羅瑞卿和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的陪同下巡視了演
習場。當毛澤東看到沙袋上有蔣介石的漫畫像時,上前用拳頭打了幾下,詼諧地說:“老
朋友,久違了。我也打你幾拳。”
7 月2 日,毛澤東同賀龍、羅瑞卿談話說:“看了北京、濟南軍區尖子部隊表演,很
好,要在全軍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隊是不夠的。普及要多久?”
賀龍答:“要兩年。”
“要很好布置,要抓緊這個工作。”毛澤東叮囑說。
從 7 月16 日到8 月23 日,全軍分18 個區長陸地、天空和海上進行了比武,參加比
武的指戰員和民兵13700 人,參觀者87000 人。通過比武,在陸海空三軍掀起了軍事訓
練熱潮。據統計,全軍1964 年在步兵武器訓練中獲得優秀成績的師比1963 年增加了4
倍,投彈平均40 米以上的師比1963 年增長六倍。
總政治部兼主任羅榮桓于 1963 年12 月16 日在北京逝世。1964 年9 月21 日肖華出

任總政治部主任。他上任后根據林彪的指示派出劉志堅副主任率領八個工作組到基層蹲
點,意在為否定大比武搜集材料。
1964 年11 月23 日,林彪派葉群帶三個秘書來到在廣東英德駐防的第43 軍第127
師第379 團。這個團隊紅二連是林彪發跡的老連隊、葉群避開紅二連,說是要在1、4、7
連做調查。如果是好事。是樹立先進典型,是少不了紅二連的。一連是參加比武的尖子
連隊。葉群在一連召開的支委會上說:“這次比武是林副主席不知道的,是背著林副主席
搞的,林副主席被架空了,說話不靈了。現在部隊是軍事冒尖,政治不濃,脫離了毛主
席的建軍路線,是很危險的。”她在1、4、7 連調查后寫出了報告,把這三個尖子連隊糟
蹋的不像樣子。有些基層干部想不通要自殺。
1964 年12 月27 日《林彪日記》記載:
好不尋常!我、伯達、康生,成了毛生日的座上客,還有婆娘(林彪私下對江青的
稱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按:湖南第一酒),翻來覆去問:“中央有人要搶班奪權,怎
么辦?要搞修正主義,怎么辦?”又問:“軍隊不會跟著搞修正主義吧!中央政治局、國
務院、中央書記處都要排斥姓毛的。毛還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
個天翻地亂。”
今天,毛來電吩咐說:“昨天我生日,心情舒暢,酒喝了過多,發了一通,不算數。”
要我們不要傳開。我想毛下一步要從北京市委、從計委、從中辦、從文化部開刀。
按著有預謀的政治步驟,12 月28 日,林彪來到了廣州,召見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和《解
放軍報》總編輯唐平鑄,對他們說:“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沖垮了。明年要反對單純軍
事觀點,反對單純技術觀點,反對單純生產觀點。比武擠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復比
武以前的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的地位。”當晚,劉志堅給在北京的羅瑞
卿打電話通報了林彪講話的內容,羅瑞卿聽了很不安,當即在電話里說:“那今年我們豈
不犯了路線錯誤?”
這時(1964 年12 月15 日至1965 年1 月14 日),中央政治局正在北京召開有各大區
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下一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議照例由劉少奇主持。鄧
小平認為是一般的匯報情況,曾好意地對毛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了。”毛
不滿意,但隱忍未發。后來討論問題時劉少奇插話打斷了毛澤東的高談闊論,冒犯了毛
的權威,到12 月28 日的會上,毛澤東雷霆震怒。他進入會場時,一手拿著《黨章》,一
手拿著《憲法》,上來就說:“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他指著鄧小平和劉少奇)一
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據我看,我們
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毛澤東意猶未盡,沖著劉少奇
說:“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手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這成為毛劉決裂的轉折點。
分歧的焦點是四清運動的重點指向哪里的問題。
毛澤東主張要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地富是后臺老板,
前臺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都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是通不過的,迫切
的是干部,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于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
臭,上面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毛澤東這番話把自己擺在了代表

貧下中農跟四不清干部做斗爭的政治制高點上。
在所謂“社會主義”道路走至險關絕地、山窮水盡的日子里,在饑荒萬里,伏尸千
萬的恐怖歲月,毛澤東束手無策,退居二線,浪跡于春藕齋美女的懷抱中和西子湖畔的
湖光山色里,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放開手腳,挽救已經崩潰的國民經濟,
制止餓死人的事態繼續發展,救人民于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些
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才能挽狂瀾于既倒。劉少奇等所采取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舉其
大端就是所謂“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三自一包”
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強心劑一樣,給奄奄一息的六億神州注入了活力。廣袤的的農村復
蘇了。農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勞動活下去的希望。1964 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3750 億斤,
比上年增加350 億斤,農業走出來低谷。對于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劉少奇等心里并
不踏實,是一種戰戰兢兢、忐忑不安的狀態。因為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
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質,屬于資本主義的范疇。他們只是暫時利用一下這些帶有資本主
義性質的政策,并沒有準備走多遠。,一旦國家渡過危機,就趕緊回頭,最怕被毛澤東抓
住小辮子,費力不討好。在意識形態領域里他們沒有話語權,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牢牢地
掌握在毛澤東手里。盡管“三自一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飯吃,使國家渡過了危機,使毛
澤東的金鑾殿沒有倒塌,但毛澤東并不領情,他要領情就得承認自己錯了。他要先利用
這些“走資派”穩住農村,把糧食生產出來,使自己江山不倒,然后再打倒這些“走資
派”,他認為糾正自己錯誤的人必是將來的反對派,他不能忘記七千人大會上全黨置疑他
的路線,追究他的責任的那個可怕情景。他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說“三自一包”是極
大的罪惡,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把實行“三自一包”的各級干部打成“黨內走資本
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最担心的事情發生了。他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一提法,是
因為生產剛有所恢復,人民有口飯吃了;通過甄別平反,剛把干部情緒穩定下來。在形
勢好轉的情形下正該好好抓一抓生產。在全國到處抓走資派。勢必又把局面搞亂。他在
會上說:“有三種人:漏劃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
犯有四不清錯誤,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地主當了權的。”
他想把斗爭矛頭引向階級敵人,保護農村干部。
毛澤東說:“不要管什么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要整我們這個黨,
中心問題是整黨,不然無法,不整黨沒有希望。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
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根本問題就在這里。”
劉少奇說:“恐怕不能太絕對了。現在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
各種矛盾交叉。”劉少奇想打亂仗。
毛澤東強調:“首先要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
派。”
劉少奇堅持:“還是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
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張霖之就是。”毛澤東脫口而出。與會者面面相盱。張霖之是煤炭工業部部長,就

憑毛澤東這一句話,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
在廣州的林彪聽說 28 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公開攤牌的消息后,考慮了一天,29 日晚
11 時,再次接見劉志堅和唐平鑄,口授了《關于當前部隊工作的指示》,給毛澤東以強有
力的支持。其要點是:
1964 年全軍各方面的工作成績是很大的,部隊的政治情緒高,作風好,干勁大,毛
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總的來說,成績是主要的。但是,現在出現了不好的苗頭,軍事
訓練搞得太突出,時間占得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沖擊了政治。有的部隊只抓
軍事技術,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虛造假,搞錦標主義和形式主義。這樣下去,必然會
把政治工作沖垮,把其他一切東西沖垮,也會把軍事訓練本身沖垮。要敲警鐘,如果聽
其自然,不加糾正,那就不得了。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大
抓毛主席著作學習,在全軍掀起一個更大、更廣泛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
著作當做最根本的必修課。毛主席語錄,在部隊很受歡迎,現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搶
著看不夠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發給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
主席著作選讀本和語錄本,要像武器一樣發給每個戰士。
1965 年應當著重抓政治,首先是大抓學習毛主席著作,堅持四個第一,大興三八作
風,發揚三大民主,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繼續搞四好。考核評比標準,第一是政治思
想,第二是三八作風,第三是軍事訓練,第四是生活管理。一定要按照這個程式來評定
部隊的工作。
這一支持是以凸顯林彪的政治分量和權威的特殊形式表現出來的。堂堂正正,義正
詞嚴。林彪四兩撥千斤,把賀龍、葉劍英、羅瑞卿所提倡、所組織的,毛澤東、劉少奇、
周恩來、朱德所檢閱、所贊揚的軍事大比武給否定了。
最微妙之處是毛澤東默許了、同意了這一否定。從時間的巧妙配合上看,這是毛林
合演的一出雙簧。沒有毛澤東的授意,林彪絕不敢如此孟浪,以一票否定軍委,以林彪
否定毛澤東。軍隊要練兵習武,這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任何軍隊都是天經地義的事;
何況這次大比武毛還親自檢閱、親自表彰、親自指示推廣。毛澤東所以能夠容忍林彪這
一動搖毛的權威的“撥正反亂”,是因為林彪主張代替“全軍大比武”的是要在“全軍掀
起一個更大、更廣泛地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可能損失的權威,要在這里得到幾十
倍、幾百倍的補償,此其一;毛澤東正在跟劉少奇攤牌,而劉少奇得到政治局常委多數、
政治局多數、中央委員會多數的支持,毛有意識地要強化林彪的權威,要強化到能壓住
政治局常委的多數、政治局的多數和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為了壓住這三個多數,毛認為
即使自己的權威受點暫時損失也是值得的。在跟那三個多數攤牌的時候,有林彪和自己
站在一邊,將極大地加強自己不可動搖的領袖地位。此其二。
毛澤東沒有失望。在他批準了林彪的“撥正反亂”之后,一個把毛主席語錄當作圣
經的帶有宗教性狂熱的所謂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在300 萬軍隊中興起來了,
隨后普及到了全國。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輿論準備、思想準備和政治準備。1964
年1 月5 日《毛主席語錄》總政治部編輯出版。到1965 年8 月1 日,就發行了1213 萬
冊。軍隊集中統一,搞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地造成聲勢,加上《解放軍報》推波助瀾
地宣傳,很快壓倒了《人民日報》和所有地方報紙,更使刊登過批評大躍進文章的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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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志的領導人膽顫心驚。頌毛成為全國輿論的主旋律。三百萬軍隊天天大造歌頌毛、忠
于毛的輿論,這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不久就要到來的決戰中,使毛處于壓倒一切的優勢地
位。毛澤東這時對軍隊的要求就是起這個政治作用,不是要打下臺灣來。所以放松軍事
訓練,專搞突出政治,竟成為這一時期建軍的大方向。
1965 年11 月15 日,毛澤東在蚌埠同安徽省委領導人談話時,找人拿出一本《毛主
席語錄》給大家看,說:“這個本子不錯。這本書共有23 章,夠了,比孔夫子的著作還
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 字,還沒有這個本子這么多。馬恩列斯文章太長,我主張寫
短文章。”當安徽省委領導人表示群眾很歡迎這本書最好一個生產隊發一本時,毛澤東說:
“好嘛,向中央辦公廳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再提。”可見,毛澤東對林彪主
持出版的《毛主席語錄》是非常欣賞的。從此,這本小紅書推廣到全國、至文化大革命
結束,《毛主席語錄》最后發行量是50 億冊。
1964 年12 月28 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要打倒劉少奇之后,對全黨的震動
太大了。為了彌補這個巨大的裂痕,劉少奇登門謝罪,向毛主席檢討。1965 年1 月13
日下午,劉少奇召集了一個黨內生活會,有17 位政治局委員參加,自己檢討之外,大家
進行了批評幫助。由陳伯達記錄向毛澤東匯報。
在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里,表面上劉少奇繼續主持一線工作,作為國家主席從事日常
國務活動,但毛澤東不再與劉少奇和書記處通氣,暗地里指使林彪、江青等少數人進行
新的斗爭的準備,實際上另立了一個黨中央,另立了一個司令部。

2015-06-02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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