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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從吃鹽財政到住房財政
杜君立:從吃鹽財政到住房財政
杜君立     阅读简体中文版

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白居易
從茹毛飲血開始,直到火的發現以后,人類才開始進入熟食階段,而鹽作為一種調味品進入人類的生活,實際是較晚的事情。直至中國夏朝,鹽還是一種僅限于貴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鹽才為人們所了解,人們甚至用鹽來治療疾病。《周禮》提出“以咸養脈”,《管子》說:“無鹽則腫”,《漢書》則稱鹽為“食者之將”,鹽成為烹飪的核心原料。鹽是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會需求量大,消費彈性極小。在傳統專制社會,大部分生產和生活資料都能自給自足的情況下,鹽卻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從外界獲得。
三代之時,國家鹽法還沒有出現。進入周以后,鹽作為一種生活必需品引起巨大的政治變革。春秋戰國時期,鹽的來源日益廣泛,以崤山(潼關)為界,東面以海鹽為主,西面以巖鹽和池鹽為主,南方則多為土鹽。四川自貢和河南葉縣以井鹽而聞名,江南甚至以鹽城命名。鹽的風靡迅速使一批人平地暴富,產鹽的地區和國家依靠這項自然資源大發橫財。猗頓依靠販賣河東池鹽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代富可敵國的大鹽商。
依靠民眾供養的貴族迅速發現了這一財政藍海,周天子開始設立鹽官。到了春秋中期,法家思想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齊國對食鹽實行官方專營,開了中國歷史上長達2000多年的吃鹽財政之先河。“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奪私有為官有,變稅收為壟斷,官府的壟斷權力從政治延伸到經濟領域,財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強,巨額財政利益達到了富國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中國宋末史學家馬端臨說:“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之矣。”
“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其國無敵。”管仲作為一個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以他的法家思想和長期政治實踐奠定了未來中國2000多年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模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贊賞愚民之術,同時極力反對民眾了解統治真相。他關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汲取民脂民膏以供養統治者,同時又神不知鬼不覺,偶爾施以小惠使民眾感恩戴德,長期服從統治,既和諧又穩定。對此看似十分矛盾、簡直不可完成的任務,管仲體現出前無古人后有來者的中國智慧,這種智慧絕非蒼蠅蚊子老鼠可比。蒼蠅過于明目張膽,蚊子吸人血似乎可以做到毫不自覺,老鼠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但這些行為模式都事倍功半。管仲的辦法是躲在幕后,神不知鬼不覺即可讓民眾的錢財如江河一般流進他的大海里來。
管仲反對明目張膽地對民眾收稅。常言說,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民眾的稅,民眾自然要提出權利要求,甚至說不定會像同一時期的古希臘和古羅馬這些西方國家一樣,提出什么公民共和。所以最好不要向民眾要錢,但不要錢怎么辦?日理萬機的學雷鋒啊?作為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和發展方向的代表,不僅不能不要錢,而且要少了也不行。不僅要收稅,而且要雁過拔毛變本加厲地收稅,要做到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讓民眾知道他被收了稅。
既然人人都離不開鹽,那么從鹽上下功夫。管仲專門算了一筆賬:“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大歷也。”接下來,管仲食鹽官營的“官山海”計劃隆重出爐,齊國的鹽價飛漲至它國數十倍,但再貴,人總得吃鹽,民眾的財富通過鹽這個媒介迅速流進齊桓公的金庫。在鹽專賣制度下,鹽的生產、銷售和定價都由官府組織執行,導致其商品屬性退化。
司馬遷在《史記》中評價道:“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說:“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飾、軍餉、百官俸祿皆仰給焉。”一個偌大帝國,在接下來的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里,竟然依靠普羅大眾每日必需的小小調味品來支撐,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史載,秦時鹽利二十倍于古,鹽商富累巨萬,人食貴鹽,小民貧困。
漢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漢武帝正式實行鹽鐵專賣政策,“籠天下鹽鐵”,由政府募民煎鹽,食鹽官收、官運、官銷。凡是杯葛鹽鐵國策者都受到打壓,御史大夫卜式被貶逐,而顏異竟以“腹誹”被誅。桑弘羊歷任大司農中丞、大司農、御史大夫等重要職務,掌管天下財政大權40余年,是鹽鐵國策的主要策劃者。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漢昭帝的主持下,從全國各地趕來的60多位民間知識分子,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就鹽鐵官營展開辯論,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在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堅持認為鹽鐵官營“有益于國,無害于人”,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佐助邊費”,“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而持反對意見的一方——知識分子們基于儒家思想,從道德仁義角度反對“言利”,他們要求“罷鹽鐵、酒榷、均輸”。他們認為鹽鐵官營是“與民爭利”,違背了古代圣賢“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的信條,敗壞了古代淳樸的社會風尚,引誘人民走“背義而趨利”的道路。他們還提出“外不障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的自由經濟主張。這種看法與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的自由市場思想一樣,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亞當?斯密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理論。會議結果當然是桑弘羊代表的官方獲勝,所以中國繼續一萬年不動搖地保持壟斷官營經濟。30年后,桓寬根據這次會議的官方記錄寫成著名的《鹽鐵論》。
從齊桓公到漢武帝,官府對鹽鐵的壟斷不僅是為了掩蓋經濟上對人民的野蠻掠奪。《管子》說:“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冾于上也。”桑弘羊說:商鞅相秦,外設百倍之利而民不見賦稅之增,“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官營經濟以超額的壟斷價格代替利稅的征收,國家源源不斷地攫取暴利而民眾卻不知覺。壟斷造成的高價掠奪使民眾苦苦掙扎,因此還可抑制民間力量的成長,“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
唐朝為了籌措軍費鎮壓安史之亂,始立榷鹽法,(榷的意思是獨木橋,)將鹽戶生產的鹽全部低價收購起來,然后再高價賣給民眾。“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實行民制、官收、官運、官銷的嚴厲鹽政制度,嚴禁私煮私販,違者一斤一兩皆處極刑。榷鹽法實施后鹽價驚人上漲了36倍。鹽價在每斗370錢時帝國官府可獲得120倍的超額利潤。安史之亂平定后,榷鹽法繼續變本加厲,其他物價大幅降低,只有鹽價直線上升。韓愈批評道:“國家榷鹽糶于商人,商人納榷糶于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于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后為輸錢于官也。”食鹽的暴利使私鹽越來越多,官方對私鹽的嚴厲打擊導致私鹽商王仙芝黃巢暴動,最終唐帝國滅亡。歷史會再次重演,在蒙古人統治的元朝,農民糶終歲之糧,不足食鹽之價,鹽販張士誠方國珍揭竿而起,元朝遂亡。史家有“元代之亡,亡于鹽政紊亂”之語。
自唐代中葉劉晏創立民制、官收、官賣、商運、商銷的就場專賣制以來,沿用855年,至明萬歷時代被民制、商收、商運、商銷的商專賣制所取代,開啟此后綿延300余年官督商銷權力尋租的紅頂商人時代。鹽商以有專利,遂致暴富,生活窮極奢侈。上至皇帝,下至鹽務和地方官吏,皆以鹽商為利藪,競相分肥。每遇慶典、建造和賑災,輒令鹽商捐資“報效”,少則數十萬兩,多則數百萬兩;康熙乾隆南巡亦由鹽商供給。商人于繳納國課之外,復付帑利,承担辦公“規費”,承担沿途“匣費”,補貼“養廉”俸銀,以及各種陋規黑費。導致食鹽浮費日增,成本日重,鹽價日昂。晚清改良運動一度變動鹽務官制,圖謀整頓,但官商基于既得利益,堅決抗拒改革,直至天朝覆亡。史稱“專商積弊與清代相終始”。
民國20年(1931年)5月30日,國民政府公布新《鹽法》。“鹽就場征稅,任人民自由買賣,無論何人,不得壟斷。”從春秋戰國直到滿清,中國用了2000多年的時間才走完了食鹽勒索的歷史過程。從各個王朝正史的食貨志及相關文獻記載來看,鹽利收入與田賦相當。就征收賦稅和實施鹽專賣兩種做法比較而言,后者的社會成本數倍于前者,全社會為之付出高昂的福利損失代價,鹽專賣制度獲利的隱蔽性充分滿足了統治者搜刮民眾財富與保證政權穩定性的雙重目標,最能表現鹽專賣制度品格的無疑是“民不知”三字——民不知而謀其利,實與賊無異也,就這樣大肆竊取民眾財富。
從唐宋到明清,中國的食鹽財政使運河源頭的揚州成為中國屈指可數的大城市。明清兩代的國家鹽運使公署就設在揚州。明清時期,國內最大的商業資本集團是麇集揚州的兩淮鹽商。而在鹽商中,人數最多、勢力最雄的又是徽商,他們幾乎壟斷了兩淮所產食鹽的全部流通過程,揮金如土,富埒王侯。維持其奢侈性消費的經濟來源,無疑是其攫取的巨額壟斷利潤。清朝的食鹽實行官督商辦,就是國家只出售限量的許可證,而不直接買賣食鹽。其時,揚州壟斷了最為富庶的兩淮食鹽市場,城內富商云集,僑居者達數萬之眾。“富者以千萬計,百萬以下者皆小商。”在完全的壟斷體制下,乾隆時代食鹽的購價與銷價相差三、四倍,年利潤率則高達194.1%。他們一方面以暴力打壓掠奪生產食鹽的“灶戶”,另一方面則抬高食鹽市場售價。“多方罔利,或鹽船故令遲到,使鹽價騰貴;或詭稱鹽將缺乏,致百姓搶買,頓收數倍之利。且復每包缺少分兩,摻和泥沙”。
在康乾盛世日落西山之際,國家元首乾隆六下江南感受萬民擁戴。在那個年代的這種形象工程所造成的天價花銷,有點類似如今的奧運會或者登月計劃。事實上,如此奢靡的巨額支出幾乎全部由揚州鹽商埋單,乾隆老兒一個子也不用破費。為博得“萬歲爺”龍心大悅,揚州眾鹽商們如同參加奧運比賽一般爭著揮霍萬金,大興土木修建園林。乾隆老兒看了贊不絕口無比滿意:“揚州鹽商擁有厚資,其居室園囿無不華麗崇煥。”
從億萬民眾口中豪奪聚斂的滾滾金錢使揚州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人間天堂,不僅吸引來了無數美艷絕倫的名妓優倡、文人墨客,也吸引了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優秀園林工程師和匠人。揚州的園林藝術在大清食鹽財政的支撐下,達到奢靡無度登峰造極的程度。美女蘇小小在揚州鹽商巨富的追捧下名冠江南。巨富們附庸風雅的時尚也成就了“揚州八怪”的美名。而袁枚則從收藏養身園藝詩歌音樂美食獵艷等各個方面成為鹽商們的高尚生活教父。一時之間,巨富鹽商們攀比炫富成風,無數妓女文人道士和尚以被鹽商包養為榮。大寄生蟲身上爬著一群小寄生蟲。食鹽財政依靠壟斷盤剝的卑劣手段,創造了一個鶯歌燕舞繁榮和諧的寄生蟲世界。
清代乾隆時期的食鹽財政所產生的揚州現象不過是一個政治壟斷下的經濟怪胎。食鹽的開采與販運并非任何革命性產業模式,與歐洲同期發生的蒸汽機工業革命不可同日而語,它依靠的是權力和剝削,而后者依靠的是技術創新和觀念轉變。揚州的紅頂鹽商作為一個顯赫的政治集團和財富集團,他們已經從某種意義上把持了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而由他們斂聚出來的巨額兩淮鹽稅也成為上至皇族下至胥吏的腐敗支出來源。因此鹽商與官府結為利益同盟,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官府無限庇護鹽商的胡作非為哄抬鹽價,鹽商慷慨資助官府和官員一切特殊開支。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戰略聯盟對延續皇權專制統治、加重民眾生活困境有著舍我其誰的歷史意義。
在食鹽財政體制下,2000多年來鹽一直是一種必需的奢侈品,歷史上屢屢出現吃不起鹽的事件。在北方許多地區,窮人們常常從鹽堿地里拾取苦澀的鹽堿食用,即使這個辛酸的舉動也招致官府嚴厲的打擊,借口食用鹽堿有害健康。在中國歷史中,私鹽如同現在的毒品一樣遭到官府的嚴厲查繳和打擊。曾有一個孩童從鹽場私帶了一粒鹽,結果被鹽官嚴厲杖殺。因為小小的一粒鹽,丟掉了一條寶貴的性命。
政府通過操縱和控制鹽商,使食鹽價格居高不下。通過鹽商這個吸金管道,歷代皇權政府從每個活在中國的人口中勒索去無法估量的財富。同時,政府常常極其狡詐地將民眾吃不起鹽的罪責推到“見利忘義”的鹽商身上,使社會地位很低又沒有任何政治地位的鹽商一直扮演著帝國的替罪羊。曹操曾經很無恥地向他的糧官王垕說:“借爾人頭一用。”這一招實際上被充分應運在中國食鹽財政歷史中。民眾向帝國輸送著大量的財富,卻常常茫然無知。這充分體現統治者極其高明的政治技術和愚民手腕。在帝國與草民的博弈中,草民從來只能落得被奴役被侮辱被愚弄的下場,甚至連人們的智商都無法擺脫被侮辱的境地。
人類的時間轉到了2004年,沒有皇帝也沒有萬歲的中國政府很驕傲很慷慨地宣布免去數億農民的農業稅,中國農民終于在稅收負担上跟城市人“平等”了。事實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帕金森困擾下的中國政府來說,農業稅早已經入不敷出。為了從中國最最貧窮的這些人身上榨取那么一點稅收,每年用于暴力鎮壓的費用已經遠遠超過了稅收收入。反過來,那些被地方酷吏追討“三留五統”的貧苦農民成群地逃亡,土地被大片大片的撂荒——“誰愛種誰種去,爺不干了!”
如果我們以為豁免農業稅是對農民的莫大恩惠,那我們也應當將鐵枷換成木枷看作一種幸福。隨著農業經濟的瓦解,農民已經被完全地毫無保障地被拋入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甚至連自己吃的糧食和蔬菜也需要從市場中獲得,而市場只有一個東家,就是政府。政府在這里收到了遠遠超過農業稅的更大稅收利益。對人類來說,自從進入政治階段,稅收已經成為一個任何人都無法逃脫的枷鎖,它如同空氣一樣,只要你呼吸就要被“剝削”(前兩年中國政府甚至動議要開征“呼吸稅”)。實際上即使你不呼吸,也依然難逃稅收的羅網——喪葬在中國不是一種福利而是一種奢侈。在西方政府以減稅為榮的時候,中國政府在琢磨如何增加新稅源,而同時保證民眾不知覺甚至歡呼。所謂中國特色不過就是,如果正常國家減稅,那么我們就給黑領集團加薪。
暗稅制度是一種相當無恥的政治安排,它隱去了納稅人的明顯身份,使收稅變成一種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強盜行為。政府通過商業機構完成對全體國民的征稅,而使商業機構成為直接納稅人,一般消費者從而隱去納稅人的主體身份。事實上,即使最窮的農民,哪怕他買一件最便宜的衣服,或者他買一袋化肥,賣掉一袋玉米,他都要被政府征走稅,只是他被蒙蔽了。在這種蒙蔽之下,到了下次他遭災的時候,或者糧食短缺的時候,突然政府賞賜下來25塊錢補貼,他就會感動得連呼萬歲。而這正是政府的高明之處。與傳統時代相比,現代貨幣制度使掌握發鈔權的政府擁有更加方便的掠奪民眾財富的渠道,只要印鈔機轉動,民眾的血汗錢就被通貨膨脹這個巨大的水泵榨取一空。2010年以來“漲”聲一片,中國政府新增貨幣10.38萬億元,增幅高達19.46%。同期,美國M2年增長3.3%。日本則控制在2.5%左右。通貨膨脹的陰險之處在于以降低民眾手中的貨幣購買力來對全體國民進行掠奪。
當下的中國樓市不過是土地財政的延伸,與2000多年來的食鹽財政沒什么兩樣。2000多年來,每一朝中國皇權政府都依靠民眾口中的食鹽獲得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歲入”;而如今,每一處中國地方政府都依靠民眾的住房“剛性需求”獲得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許多“房奴”將他一輩子的收入通過房子送給政府,而有的則是三代人的血汗積累被政府以房子的名義席卷一空。房子真的很貴么?每個有良心的地產商都會告訴你不貴,水泥不貴鋼筋不貴農民工更不貴,唯一昂貴的是開發用地,而地只能從政府那里以寸土寸金的黃金天價以競買珍貴藝術品的方式得到;天價地之外都被政府列為“非法”的“小產權”,如同2000多年來的“私鹽”一樣。中國政府正打算將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以這種方式賣給(實際是租給)13億中國人,而且70年到后還可以再賣一遍。
一個平方米的房子的直接成本其實很小,普通高層的建筑成本大概在1850~2500元/m2之間。包括:土建,裝飾,園林,水電。土建是指毛坯,大概1200元/m2,包括地下室和基礎;裝飾部分80元/m2,包括外墻磚,入戶門,欄桿和鋁合金窗等;園林大概550元/m2;水電大概250元/m2,包括電纜,智能安裝,及室外排水設施。即使加上營銷成本、財務成本、各種營業稅、土地增值稅等等,真實的房屋成本只有目前動輒兩三萬元/平米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說一個人一生的收入不足以買到一套房的話,其實也就是說一個人辛勞一生也償還不了政府所收的居住贖金。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體制內的黑領一般都享受成本價的房屋特供,任志強因此說北京人實際購買房屋的價格僅僅數千元。
一個房地產項目除了地價,開發商一般還要交64項行政性收費。為了少交或者免交某些費用,開發商只好想方設法拉關系走后門,說白了就是必須接受政府和官員的敲詐和勒索。房價過高根本問題在于,開發商對官員的行賄買通行為必然由買房者埋單。河南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在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屆亞布力年會上說:“我們清清楚楚的說是65%,假如說一萬塊,6500塊是政府拿走了。”
壟斷產生暴利,暴利產生巨富,巨富之下,錢財如糞土,而肥沃的糞土也制造了娼妓文人佛道和收藏品奢侈品的繁榮。當朝第一紅頂地產商人王健林為南京一寺院拋灑10億,不過是當年紅頂鹽商為風月揚州的妓院戲班一擲千金的歷史再現。滄海桑田時過境遷,如今食鹽換成了房子,一方面說明我們中國變了——人們已經富裕得不追求吃鹽而追求住房了;另一方面說明我們中國沒變——政府還是習慣于用不光彩的勒索手段從民眾生活必需品上斂財,同時又將道德的譴責推給不名譽的商人。政府還是躲在遙遠的幕后,回避自己與民眾之間明確的金錢契約關系——是小偷、是強盜、是剝削者還是服務者?
 

2011-09-27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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