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人文精神 >>>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字體    

辛亥革命,一個插曲——紳士憲政主義脈絡中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個插曲——紳士憲政主義脈絡中的辛亥革命
秋風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百多年來的現代史敘述賦予辛亥革命以重大歷史意義。這場革命當然具有重大意義,但也許并沒有人們所想想、論說的那樣重大。本文準備提出的命題是:辛亥革命不過是一場偉大的憲政主運動的一個環節、一個插曲。我把它稱之為“紳士憲政主義運動”,其目標是構建現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building)。它構成現代中國歷史的第一階段,始于1895年,終結于1924年。這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思想與政治運動,構成準確理解辛亥革命所無法回避的背景和框架。

理解“共治”體制

為準確理解這場紳士憲政主義運動,簡單地勾勒一下這場運動之前中國的治理架構。
按照法家所提供的方案,秦政府致力于消滅思想、學術和社會,儒家思想和儒生組織自然在重點打擊對象之列。由此,秦建立了一個沒有文化、反文化的治理架構,其統治機器由“吏”組成。吏就是刑吏或稱刀筆吏、文法吏。他們唯一的知識就是刑名律令,他們唯一的職責是針對每一個人嚴酷地執行刑名律令。吏同時也是“師”,此即李斯在焚書令中所說:“欲有學,以吏為師”。簡單地說,秦制是一個警察國家。
如此反人性、反文化、反社會的統治,終究不能長期維持,秦不二世而亡。劉邦推翻秦的暴政統治,但這個暴政造成的思想與社會空白,讓新的機統治集團基本上由游民、軍人、文法吏組成,它不具備任何制度構建能力,而不得不沿用秦制。如史家所說,漢承秦制,唯一的變化是,政府放松了刑律的執行。此即漢初“黃老之術”的含義所在。
與民休息的結果是社會的繁榮。但是,寬和的秦制終究還是秦制,皇權的絕對權力只是暫時收斂。一旦社會繁榮,權力就蠢蠢欲動,放縱其無節制的欲望。漢武帝的好大喜功就是秦始皇式權力所保障的。為應付這無度的需求,政府伸手搶奪民間財富,同時,政府也收緊對經濟過程的控制,制造了大規模的“國進民退”。為配合這些掠奪財富的活動,皇權也信用酷吏,回到秦制,濫施酷刑。由此導致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漢初短暫的繁榮很快轉換成為巨大的統治危機。
秦制以及寬和的秦制終于走到盡頭,儒家發出了“復古更化”的聲音。此前,借助于漢初的寬和,儒家獲得了發展空間,在教育、文化、進而在社會領域積累了力量,從而發動了一場天道憲政主義的“更化”事業。其理論的主要表達者是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非常簡練地描述了漢儒所向往的治理結構:“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第二》)。
儒者這一理想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現實。漢武帝部分接受董仲舒的主張,實行更化。其關鍵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當時語境中,“罷黜百家”就是罷黜支持秦制的法家,和面對秦制無所作為的黃老之術。儒者要抽空秦制的價值和觀念基礎,完全廢棄秦制。皇權當然不愿徹底退讓。雙方角力的結果是形成妥協,形成儒家士大夫與皇權共治之治理體制。漢承襲自秦的治理架構發生了相當重大的變化,絕對主義的皇權制被終結。
這一共治體制的哲學表達是道統、學統高于政統,而在治理架構上,至少體現為三項制度:
第一,借助于“獨尊儒術”的制度安排,接受過儒家教育的士人大規模進入政府,改變了以文法吏為主體的秦制之政府形態,而建立起錢穆先生所說的“士人政府”。
儒家士人的心態和行為模式,與組成戰國時代王權制政府和秦之皇權制政府的“吏”,大為不同。后者不加反思地執行國王、皇帝的命令,是權力自上而下地進行統治的技術性工具。儒家士大夫則通過儒家教育,具有自成體系的價值、信念、理想,以及一套治理理念。他們具有倫理與道德的主體性。
這樣的儒家士人組成的政府與皇權之間,就出現了微妙的分立、對立。后者包括皇帝及依附于他的外戚、宦官、佞幸等人。后世歷史上,比如東漢末年、明末,這兩者間經常發生分歧,乃至爆發你死我活的激烈沖突。
第二,借助于儒術的權威和士人在政府內的資源控制權,儒生共同體也在社會中開始樹立治理的權威,從而構成了“社會”,并形成了政府與社會的共治。
社會不是天然存在的。從春秋末期以后,中國就沒有社會。除了政府的強力統治外,人們相互之間沒有找到恰當的聯合方式。儒生在漢初則開始構造“社會”。首先,儒生自己通過講學等方式,結成一個既有地方性、也有全國性的學術與政治社團。華夏天下一家的大一統意識,主要就是由儒生維系的。理由很簡單:他們一直在活動于一個全國性社團中。其次,儒家士大夫在基層社會積極構造家族等社會自主治理組織。西漢以來,家族制度經歷過多次變化,最典型者是漢、晉的士族,與宋明清的宗族。但維系家族制度的核心,都是接受過儒家教育的“紳士”。這樣的制度讓廣大的基層社會具有了自我治理的能力。
至關重要的是,漢武帝以來,皇權承認儒生生存于其中、并發揮領導作用的社會,享有自治性權利,自己則基本上從基層社會退出。因此,儒家主導的社會自主治理乃是“皇權不下縣”制度的條件。如果基層社會沒有紳士領導的自治,皇權就不可能不下縣,因為,人總是需要治理的。
第三,西漢中期以后,也出現了刑與德、也即刑律與禮俗共同治理的格局。
秦制是單純的“刑治”,治理的唯一依據是刑律,執行的工具則是文法吏。這樣的刑治類似于現代的警察國家體制。儒家深度進入社會治理架構之后,封建的禮治得以部分地恢復,而在基層社會演化成“禮俗之治”。禮俗中滲透著儒家精神,其規則的生成者、執行者也主要是社會中的儒家士人。這樣一套禮俗之治體系,乃是社會自主治理之本。
因此,從董仲舒-漢武帝以來,刑律與禮俗構成中華法律體系的兩個同等重要的部分。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后者的影響更大。社會合作、市場交易的大多數規則、制度,乃是由禮俗調節的。
綜合起來看,共治體制的大框架確實是皇權制,其整體結構則是漢宣帝所說的“霸、王道雜之”。在這其中,皇權帶有強烈的非理性、墮落的傾向,自秦以來就是如此。現在,借助儒家的共同治理,理性力量被注入皇權制的治理架構中,從多個方面下手,儒家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皇權的非理性傾向。因此,相對于秦制,這種體制具有明顯的憲政主義成分。
理解儒家士大夫與皇權的關系,尤其是其中具有理性精神的儒家的精神狀況和思想觀念,乃是理解董仲舒-漢武帝以來中國歷史的關鍵。共治體制的靈魂是儒家,這構成了中古中國治理制度演進的基本動力。儒家士大夫基于其道德理想主義和治理理念,對皇權治理的現實一直都不滿意,并從各個角度尋找改進之道。儒家思想就是因應這一追求優良治理的努力而變化、創新的。而漢以來歷朝的一切重要“變法”事業,均發源于儒家士大夫之道德與政治自覺。
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與政治自覺,同樣是清末紳士憲政主義運動的根本動力。

曾國藩之憲政主義革命

幾乎所有現代中國歷史敘事都強調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的斷裂。上面對董仲舒-漢武帝以來中國治理架構的簡單分析,已足可支持這樣一個命題: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是一脈相承的,構建現代國民國家秩序的意向,其實是從遙遠的古典中國延伸下來的。
十九世紀中期,中國被迫與外部世界大規模接觸。面對危機,敏銳的儒家士大夫立刻發出了“變法”的呼聲。關于這一點,學界已有很多研究,無需贅言。但是,如何變法?一直以來,人們較多地關注觀念的變化,尤其是仔細地爬梳了西方觀念流入中國的過程。
西方觀念之引入,對于變法事業之展開當然相當重要。但顯然,這并非最為重要的因素。變法固然離不開觀念的支持,但變法的前提是一種積極的道德與政治意向。同時,現實的變法必然呈現為波及諸多現實力量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沒有意向,人們就不可能尋找新知識;而沒有運動,觀念就難以變成法度。
但一直以來,這兩者均遭到忽視,人們集中于討論西方觀念的引入。這種研究方法以刺激-回應說為預設,反過來,似乎又在證實刺激-回應說的正確性。過分關注觀念的引入,強化了人們關于現代中國與傳統中國斷裂的印象,仿佛晚清的大變革都是西方觀念的產物。
這樣的范式當然是不正確的。清末真正呈現為社會和政治運動形態的“變法”,其主體乃是具有儒家道德理想主義自覺的紳士群體。這個儒家紳士群體的締造者是曾國藩。曾國藩對于清末紳士憲政主義運動的興起,做出了最為重要的貢獻。這當然不是說,曾國藩本人發出過憲政主義的呼聲,而是說,曾國藩推動了紳士群體的成長,從而為憲政主義的社會和政治運動準備了活動主體。
滿清以人數極少的野蠻部族入主華夏,出于憂懼,實施嚴厲的殖民統治策略。其中的重點當然是防范儒生,因為滿人深知,儒生乃是社會組織之核心,要消滅有組織的反抗,就必須消滅“士”氣。明末士人尚有結社議政的風氣,滿人入關后,陸續立臥碑于各省儒學,禁止士人上書建言、結社訂盟、自行刊刻文字。清廷也大規模制造文字獄,也是為了震懾儒生,禁止其議政、參政。
乾嘉漢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它是儒學之歧出,因為,漢學基本上放棄了《大學》所說儒家之基本規劃,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因而,乾嘉時代,學術看來相當繁榮,但儒家士氣之低落,卻為秦以來所罕見。可以說,一直到咸同之際,儒生普遍沒有道德自覺,沒有政治主體性意識。因而,清朝出中期,不存在共治體制,士大夫與皇權間關系嚴重失衡。此段歷史實為華夏歷史之歧出。
洪楊之變嚴重地動搖了這一殖民統治大廈。滿人的腐朽無能于此暴露無遺,此一治理空虛境況,讓儒家紳士趁勢崛起,而曾國藩為其中開天辟地者。此前,曾國藩已深切意識到“士”氣低落所導致的治理的普遍敗壞。為解決此一問題,他轉向復興宋明心性之學的事業。由此,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在暗中滋長,并逐漸影響及于士人小圈子,形成了一場較為隱蔽的道德覺醒運動。
洪楊亂起,曾國藩的政治主體意識立刻覺醒,奮起而救世。曾國藩也發布《討粵匪檄》中,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曾氏的精神結構: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圣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荊。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并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兇逆,救我被虜之船只,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折奏請優敘。
本檄文固然是討匪之檄,更是儒家士人道德與政治覺醒的召喚令,是紳士的政治動員令。曾國藩主要是對儒生言說的,也訴諸儒生的倫理與政治主體意識。這篇檄文乃是清代歷史的轉折點。
這一點,立刻顯示出來了:以曾氏為中心而組成的“勇”,全部是由接受過儒家教育、具有一定程度道德理想主義的紳士組織、領導的。曾氏文集也透露,其大兵所到之處,第一件事通常是尋找、召喚紳士,催促其起而行動。可以說,曾國藩創建的軍隊,從事的事業,其力量在于儒家紳士。
經過曾國藩的準備,在洪楊之亂中,曾經被殘酷壓制了一百年的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精神再度登場。這種精神既滲透于部分官員中,也滲透于基層紳士中。借助于這些儒家士大夫,曾國藩平定內亂,取得勝利。隨著這一勝利,儒家紳士在基層社會的權威完整地樹立起來。
這樣,洪楊亂定后,滿清不得不退回京城,紳士開始全面主導基層社會。即便在京城,自稱“奴才”的滿人政府宣告解體,政府大體回歸傳統的士人政府。由此,滿清苦心維系的殖民統治架構崩潰,而這也讓滿清王朝重回華夏歷史之正軌,因為此時,儒家士大夫與皇權共治的體制基本上恢復了。這才是華夏治理之正統。“同治”年號其實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同治中興”的深層含義恐怕就是傳統共治體制之中興。
可以說,至此,儒家士大夫已經相當順利地完成了一次從政治上“驅逐韃虜”的事業。曾氏此舉不僅拯救了中國,也拯救了滿人。已獲得共同治理之主體資格的儒家士大夫,不憚于承認滿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正當性。因為,此時的滿人皇族已不再是外來的殖民者,而是脫去種族敏感性的權威與秩序的象征。也因此,晚清的憲政主義紳士們可以從容地主張“君主立憲”,而反對排滿革命。
換言之,談論晚清變法,必得從曾氏平定洪楊之亂談起,因為,此一事件所促成的儒家士人的道德與政治自覺,及儒家紳士群體的崛起,才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元變法”。它自身就構成了一場憲政主義革命:滿清種族性殖民統治轉換成為傳統中國的共治體制。惟在經歷這樣一場憲政主義革命后,旨在建立現代國民國家的紳士憲政主義運動,才有可能。

紳士憲政主義運動

同治時代儒家紳士群體崛起之后,滿清治理架構發生巨大變化。經歷了道德和政治覺醒的儒家士大夫馬上投入于更大范圍的社會變革與政治變革事業之中。而因為紳士群體已經具有道德和政治主體性意識,因而,這一次變革從一開始就具有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特點。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學界對于康有為、梁啟超師徒是否真正上書有所懷疑,但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則是確鑿的事實。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個上書運動,此即高層官員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三十余件,簽名的舉人多達一千五百余人次。這兩個事件實為晚清政治生態大變之標志。
即便公車上書未送出,康有為的歷史地位也絲毫不受影響。康氏對紳士憲政主義運動的貢獻首先在于,恢復漢、宋共治時代儒者以著書、講學而論政、參政的傳統。康氏從根本上改變了滿清儒學之形態,徹底走出漢學歧途,完整地回向儒家整體規劃,面向現實的倫理和政治問題進行思考。這樣的講學活動也就是政治訓練與動員過程。康氏后來發起多個政黨,其骨干就是自己的學生。
換言之,現代中國的政黨制度并非起源于西方,而是中國傳統內生的。儒家師徒結社活動的制度,一轉即成為精英主義的現代政黨--這當然與后來的列寧式革命政黨有本質區別。
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只是當時儒家士大夫積極行動的典范。這一覺醒的波及范圍是相當廣泛的:首先,朝廷上、下相當部分官員的政治主體意識已經非常成熟。其次,受到康梁等人塑造了一種積極參與治理的新士風,由此,基層紳士中相當一部分具有了政治主體意識。第三,至關重要的是,有一部分士人在實業救國理念推動下轉入商界,從而形成了“紳商”群體。他們在相當快速地擴大的城市商人中居于領導地位,也就把儒家價值和政治意識灌注于現代商人群體中。
凡此種種接受儒家價值的官員、士人、紳商,就構成了晚清憲政主義運動的主體,紳士,我稱這場憲政主義運動為“紳士憲政主義運動”。
這場運動所確定的實體性目標是什么?儒家紳士所期望的治理秩序之藍圖,是由康有為最早、也最完整提出的。董仲舒、漢武帝以來兩千余年,儒家士大夫對于共治體制并不滿意。很明顯,這個體制在很多時候并不能有效地約束皇權,儒家的理想也不能有效實現。他們一直在尋找新方案,而在與西方接觸之前,他們尋找方案的唯一資源是歷史。經、史之所以不分,就是因為儒者在經學中所形成的理想,必須在歷史中尋找制度的鑒借與經驗的論證。
當與西方接觸之后,一些敏銳的、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的儒者立刻發現,西方的很多制度可以有效地實現儒家的理想。這就是徐繼畬、郭嵩燾等儒者的基本心態。康有為同樣是以這樣的心態對待西方制度的。
康有為的一大貢獻在于,依據非常有限的資料,對西方現代治理之根本--“國民國家(nation-state)”--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觀念,從而在戊戌維新之前上皇帝的一系列奏折中,系統了提出了構建現代國家的方案,包括憲制、法律、商業。他更以天才般的敏感意識到,原來滲透于治理架構中的儒家可能被現代化過程甩出去,因而積極地思考拯救儒家的制度方案。雖然,戊戌維新遭遇挫折,此后也出現了幾度政權鼎革,但中國人構建現代國家的事業,始終在康氏方案籠罩之下--此一事業最后的完成,也必須回到康氏方案。
就在清末,經過短暫的停滯后,1900年開始,以《變法上諭》為標志,“變法”再度啟動。儒家紳士的變革意愿早已形成,慈禧不可能長期阻止。這場范圍本來有限的新政,很快就演變成為波及所有方面的立憲運動。為此,儒家紳士通過各種渠道獲取西方現代國家體制的知識,比如引進西方專家,翻譯西方著作,梁啟超等人創辦報刊,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以及大量留學生之派遣,等等。但是,所有這些知識,都是依靠儒家紳士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才變成法律與制度的。
對清末立憲的基本主張略作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場憲政主義運動與傳統地連續性。郭嵩燾出使倫敦,最為羨慕的是英國的議會制度與地方自治制度。康有為在戊戌維新期間提出得最為重要的建議是開國會。在1905年以后的立憲運動,開國會與地方自治同樣是憲政主義者心目中最看重的制度。
儒家紳士們堅持這樣的立憲訴求是合乎邏輯的,也充分體現了中國歷史的延續性與清末憲政主義運動的內生性:這場運動就是把士大夫與皇權共治體制中紳士已經長期享有的非正規的社會治理權,通過地方自治、議會等現代制度,予以正式化,從而對共治體制進行完善和升級,使理性、德性在治理架構中壓倒非理性的皇權,而居于主導性地位。
可以說,儒家紳士主導、起源于1895年的現代國家構建事業,就是董仲舒-漢武帝未完成的立憲事業的繼續。西方的知識只是為儒家紳士提供了一些新技術,但現代中國的歷史與古代歷史之間是連續的,而沒有斷裂--哪怕是辛亥革命,也并未造成人們想象的那種嚴重斷裂。

辛亥革命及其保守化

1894年,當儒家士人在北京發動社會性政治運動之先,發生了一件當時并不起眼、但對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事情: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根據現有主流說法,此舉未得到孫中山期望的響應,孫便踏上革命之路。
這樣的反應顯然是非儒家的,它帶有明顯的邊緣人行為特征。這一點也一直是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切激進革命觀念和力量的基本特征。不論是反滿革命黨的積極分子,還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活躍的知識分子,以及后來兩大列寧式政黨的成員,大體上都不是支持主流社會結構的儒家紳士,而是社會結構中的邊緣人。他們在社會結構中沒有什么利益,因而可以輕易地形成各式各樣的革命念頭,毫無顧忌地投身于顛覆現有價值、社會與政治結構的事業中。
這就是梁啟超的維新派與革命派爭論的實質所在。問題不在于新國家的制度架構如何設計,在這方面,兩者沒有多大差別,兩者追求的都是現代憲政制度。唯一的區別在于:君主立憲還是共和立憲。一詞之別,影響巨大,波及范圍極廣。用梁啟超的話說:立憲派只追求“政治革命”,也即政體的變化,革命派則追求“國體革命”,或可以“小革命”與“大革命”概括這兩者。君主制關聯著一系列傳統的價值、信念、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在梁啟超看來,這些都不應列入革命對象。一旦這些列入革命對象,則儒家為本的華夏文明將不復存在,基本社會秩序也不復存在。文明之皮不在,憲政之毛焉附?
雙方的爭論是在東京展開的,孫、梁都是流亡者。但兩者與國內主流紳士的關系,是大不相同的:梁啟超與國內有直通車,他的觀念代表著國內紳士的主流觀念。革命派的觀念在國內則少人知曉,除了一些青年學生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呼應。也因此,即便滿清成立皇族內閣,紳士們的立憲熱情遭遇挫折、因而趨向激進,也與革命派無關。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武昌起義純屬偶然事件,根本不在革命派的計劃之中。當然,武昌起義為同盟會打開了一個機會之窗。孫中山、黃興等領導人紛紛回國,參與建國事業。但是,幾乎從一回國始,同盟會內部就出現了根本分裂。黃興、宋教仁等領袖在同盟會種本來就屬于溫和派,其心智結構更接近于立憲派紳士。因而,回國之后,他們洞明時勢,立刻向立憲派紳士靠拢。臺灣剛剛出版的周德偉先生自傳即清楚指出,黃興具有強烈的儒家信念,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贊成激進派的主張。至于孫、宋之間的理念沖突,更是盡人皆知。
也只是在經歷了保守化轉變后,同盟會才勉強進入當時的政治舞臺。對辛亥革命的全景略作觀察即可發現,武昌首義后,各地起義的主導者并不是革命者,而是立憲派紳士。革命者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根本不可能站住腳跟,也不可能穩定當地秩序。因而,易幟之后,除少數地方,大多數地方新政府的實質性權力掌握在立憲派官、紳手中。而在南北對峙中,南方大多數紳士與北方紳士心氣相同。
因而,清廷于《清帝遜位詔書》中特別指明遜位于袁世凱,孫中山讓出臨時大總統之位,乃是事理之必然--事實上,中華民國之法統來自《遜位詔書》,這本身就說已經明了由帝制到共和,并非中國歷史的斷裂,其間依然保持著連續性。造成這一連續性之根本,就是儒家紳士。
由此,我們可以從正面理解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學人士比如魯迅對辛亥革命的評價。辛亥革命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古典革命,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說,王者革命,“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白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辛亥革命讓政體實現了革命,而社會、文化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從制度大轉型的角度看,這才是一種健全的革命--英美革命,也正是這樣一種模式。
總之,從紳士憲政主義運動的視角來看,辛亥革命確實是一個偶然事件,這場社會與政治運動并沒有因為辛亥革命而中斷,而是經過幾個月的插曲后,重回原來的軌道。這樣說來,中華民國的建立,也是一個意外事件。但它也完全在紳士憲政主義運動的邏輯中,由此而具有歷史、社會與法理的正當性。
這樣,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幾個月內,我們就看到了一輪激進-保守傾向快速轉換的情形。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確實可以觀察到一輪又一輪的激進化。關于這一點,學界有很多研究。但是,在每一輪激進化之后,總是出現一輪保守化。這一點卻被人們經常忽視。辛亥革命后短短的幾個月,就已經演練了第一輪激進化-保守化的轉換,這一點也顯示了紳士憲政主義運動強大的社會基礎。

辛亥之后

當然,辛亥革命之后,社會政治格局確實逐漸發生了一些細微變化,這變化最終釀成歷史大轉折。但仔細分析或許可以看出,這場大轉折也許不是辛亥革命帶來的,而另有其深刻的原因。
從1905年到1915年十年間,甚至于到1924年之前的二十年間,儒家紳士群體一直在社會中占據主流地位。因而從理論上說,他們本來有機會完成現代國家的建構。但是,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相反,紳士群體反而趨向衰敗,并變成日趨激進的文化與政治力量所欲消滅的對象。
原因也許在于,儒家紳士群體的這一輪崛起,本身存在問題。紳士們崛起于平定洪楊之亂過程中,因而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軍事事功性質。可能由于此一特征,晚清紳士的精神世界乃每下愈況。曾國藩當然是晚清儒家重鎮,但此后,李鴻章已無真正儒者氣象,袁世凱更是一介武夫,不學而有術--張謇、梁任公對袁的評價都相當之低。他們普遍缺乏具有儒家道德和思想自覺的儒者,而是沿著功利主義的哲學一路下墜。正是這一事功派的徒子徒孫開始訓練新兵,進而掌握了現代軍事力量。
當然,這個時代不缺乏具有儒家道德理想的思想者與整治實踐者,康有為、梁啟超、乃至張謇,都是這樣的人物。他們掌握著觀念的力量與儒家士人為核心的社會的力量。正是他們,構成了紳士憲政主義運動的驅動力量。李、袁等人如果對新政、立憲也作出過什么貢獻,但這并非原創性貢獻,而是實施有功。
也就是說,晚清紳士群體中,出現了儒家理想與事功之間的嚴重分離。皇權秩序尚有能力把這兩個整合起來。經過同治之變,皇權秩序已然灌注著儒家精神,成為儒家士大夫主導的治理秩序的象征。在此秩序下,儒家紳士還是一個整體,軍人還是紳士,并尊重儒者。軍事力量因此受到倫理與政治的有效控制。皇權秩序崩潰后,暴力就享有了崇高地位,軍人得以突出于整個紳士群體之上,在政治上居于主導地位。而這些軍人的儒家價值自覺是較為淡漠的,這樣,暴力就逐漸墮落成為一種盲目的力量,變成軍人實現私人欲望的工具。
歷史似乎故意與儒家紳士們開了一個玩笑:本輪儒家紳士崛起的因緣是軍事,他們在平定叛亂過程中掌握了軍事力量,憑此恢復了儒家士大夫與皇權共治之傳統體制。但在皇權秩序崩潰之前,同樣是軍事力量讓紳士們的權威大受損失。
民國初年,紳士們的權威相對于晚清,大為萎縮。也因此,雖然沒有皇權阻礙立憲了,但憲政主義的社會政治力量反而弱化了。晚清沒有完成的立憲事業,此時的紳士們更沒有能力完成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表現出自己政治上的無能。比如,十幾年時間內,他們竟然無法完成憲法的制定工作。立憲的滯后讓他們的權威沒有及時地制度化,政治上的無能也讓他們的威望進一步流失。
各種邊緣性力量趁此機會興起,有意無意地摧毀紳士主導的文化與治理秩序。從政治上看,同盟會中始終存在一股激進力量,這股力量在民國初年曾被其中的穩健派所抑制。但議會政治遭遇挫折,讓激進派獲得了崛起的機會。
激進派現在也可以方便地找到激進意識形態的支持。辛亥革命之后幾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現代性遭遇了最為深刻的危機,憲政主義和現代國家遭到普遍懷疑,憲政的聲望一落千丈。此一危機反沖中國,導致儒家紳士群體堅守了二十的“憲政共識”破裂,歐洲各種替代憲政的反現代性的意識形態涌入中國,這些意識形態的共同特征就是激進。意識形態越激進,在失望、乃至絕望的邊緣中國知識分子、職業革命黨人中的信徒就越多。
《新青年》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就是這些激進觀念促成、由邊緣化知識分子發動的。因而,它立刻以摧毀儒家主導的價值和社會結構作為自己的目標。1924年國民黨改組成為列寧式政黨,則是上述激進心態與意識形態結合的產物。這個政黨確立了以暴力摧毀舊秩序、構建新秩序的革命規劃。
凡此種種標志著,興起于十九世紀最后幾年的紳士憲政主義運動終于非正常死亡。中國進入革命年代--這當然是梁啟超所担心的“大革命”。這場漫長的大革命在不同戰線上先后展開,且日益激進。
從性質上說,這場綿延不絕的大革命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更接近于傳統中國的古典革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它發生于儒家紳士主導社會的時代。因此,它一經爆發,立刻受到控制。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雖然經常被歸功于革命黨人,但其實,儒家紳士群體在這場革命中居功至偉:儒家紳士群體是這場革命的真正主體,他們也把這場革命控制在“小革命”的范圍內,沒有讓它走向不斷革命的惡性循環。
沒有了儒家紳士,一切就都根本不同了。革命不同了,中國也完全不同了。
 

2011-09-27 02:40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新與古典文化研究大家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民族主義思想大師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嗣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中國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