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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對“總統”不禮貌
張大春對“總統”不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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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讀者了解張大春,大多是通過2004年版的《小說稗類》。實際上張大春在臺灣是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家,他的作品從《雞翎圖》、《四喜憂國》、《公寓導游》,到結合新聞題材的《大說謊家》、《沒人寫信給上校》、《撒謊的信徒》等,都受到讀者青睞。

最近,他的代表作《聆聽父親》在內地出版,朱天文說,這一次,我們看到了他的弱點。

前些日子陳可辛的《投名狀》在各地大熱,二十多年前,張大春也寫過小說《刺馬》,在報紙上連載。這是一部越寫越長的小說,寫到38萬字的時候,已經連載3年了。老板受不了了,說,哪有一個連載寫那么長的?停掉算了。張大春說,腰斬可不行。這樣吧,馬屁股給你,馬腰我就不寫了。因此,《刺馬》是張大春未完成,也不知道怎么完成的作品。

最近八九年,張大春在寫作之外,另有一份正職:周一至周五,下午3點到5點,在臺北電臺做廣播節目。前一個小時講社會、文化、藝術、前沿科學,接著又講自己早上寫的兩三千字的文章。張大春在說書過程中,綜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忠、孝、節、義的精神與現代人復雜的內心世界和觀念,不僅吸引了七八十歲的老一輩聽眾,更將二三十歲的后輩也培養成鐵桿聽眾。

“我的報酬是全電臺最高的。即使我太太不工作,電臺的收入也可以讓我們全家過得很好。”

把主人公搞死,免得再寫續集

他的寫小說的才華顯露得很早。“我大學二年級得了臺灣最重要的一個小說獎——時報文學獎,還得了一個幼獅文藝獎。得了幾個獎以后就感覺入行了。”

大學畢業后,他去了《中國時報》。大部分時間是做編輯,寫稿子,“臺灣那個時候戒嚴,沒有那么多的記者的位子。”

讀研究所,當兵,耗去了接下來的6年。

28歲復員。“自己開始寫作,什么也不管了。在鄉下買了一所房子,我自己一個人住,混了兩三年,接著就被邀請到臺北來做晚報,中國時報辦的晚報,因為解嚴了,可以增加報紙了。”

他做副刊主任,“不到一年,我就不干了,因為要給人打分,你是甲等,你是乙等,這個很討厭。我就辭職。報社不希望我走,就給了我一個很奇怪的名分,叫撰述委員,吃糧不當差。”

他是臺灣的頑童作家,對各類文學實驗不遺余力,每次都要找出新的玩法,從不考慮會不會失去老讀者。

他做副刊,順帶發明了一種新聞小說的文體。“早上六七點起床,沖到報社看30份報紙,挑選當天最新最熱的新聞,進行改造。”不到11點,又出來更新的更兇的新聞,他就改,寫成小說連載——“大說謊家”。“看起來是虛構的,像卡通片一樣,可是又很逼真,當天發生的現實,可以引發大的討論,當時沒有網絡,就顯得十分獨特、好玩,讀者看得特別高興。”

《少年大頭春的生活周記》暢銷了以后,編輯就來跟他說,你出下集吧。他不干。編輯就說,“好,那我就找吳淡如寫一個大頭妹。”

“你不要糟蹋我。”他瞧不上吳淡如。逼急了,于是寫了《我妹妹》。“也賣得很好,16萬本。”

過了兩年編輯又來找,張大春說:“再這樣寫下去,我就成了類型作家了。”但還是拗不過。這次,他寫了12天。

“實際工作日是9天。在最后收尾的地方,我把主人公搞死了,不玩了,這樣總可以了吧?就沒有續集了。我就是不耐煩做已經做過的事。”

現在,他迷上了舊體詩,每天花在閱讀、整理、分析、解釋和創作舊詩上的時間,遠遠超過寫小說的時間。“年紀越大,關心的東西就越偏。我最要好的朋友,我所有的書都是他請著我出版的,他說你寫什么我都出。可是后來這幾年我寫的書,他一看就說,絕對不能出。”

潘越云的《一片海洋》

是他寫的歌詞

張大春還寫歌詞,和李壽全合作過《超級市民》。那是80年代,臺灣文藝最有活力的黃金年代。“臺北有那么幾個地方,小酒廊,咖啡店,書店,只要去了都會有朋友。一有朋友就有活要做。都是從事文字、音樂、戲劇工作的:羅大佑,楊德昌,侯孝賢,蔡琴,張艾嘉,還有李壽全,統統是在那里出名的。”

歪打誤撞,他寫紅了一首歌,潘越云的《一片海洋》。

“李宗盛約我給他寫首歌。”他們常去臺北的一家咖啡館碰頭,碰不到就留言。李宗盛約的歌詞,張大春忘了。過了一個禮拜,李宗盛催他,他就當場在咖啡館里寫。寫到一半,李宗盛有事先走了。

“我就把那兩段歌詞貼在布告欄上,我還特地跟他講,沒寫完。大概一年以后,我在朋友家,朋友忽然說,你是不是寫了一首歌叫《一片海洋》。我說不可能,我沒寫這個。結果放出來一聽,哎,前面兩段是我寫的。后面就沒有了,就‘一片海洋,一片海洋……’那是我生平寫歌詞的恥辱,根本沒寫完,好像在臺灣賣得還挺好的。”

去年,京劇發燒友張大春,還和吳興國合作了一個現代京劇《水滸108》,他担任編劇,只用了4天。

“這個戲是融合曲藝、說書、搖滾樂的現代京劇,當然唱還是傳統的唱,有一小部分昆曲。找了周華健做配樂,做音效,做主題曲。又找了臺灣一個年輕的說書人林文彬,把他原來的段子融進劇中。”

我不想當烈士

人物周刊:讀完《小說稗類》,覺得你是很博學的人,對傳統文化了解十分深入。

張大春:我不算博學。但是臺灣像我這樣每天有那么多時間可以讀書的不多。

讀不讀書不只是一個個人修為的問題。現在的社會形態,使得我們這些哪怕是文字本行的人,也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接觸典籍。如果不能用很長時間去從事資料的收集、整理、思考和反省的工作,是不容易出現具有廣泛知識背景的作品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小說提供的是“另類知識”,這種知識“多有冒犯之處”,“在冒犯了正確知識、正統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同時以及之后,小說還可能冒犯道德、人倫、風俗、正義、政治、法律……”,這種冒犯,有沒有給你帶來過麻煩?

張大春:哪兒都一樣,只是方式有所不同。比如說有些地方的官員把人關起來,大陸現在怎么樣,我不知道,肯定有很多中國以外的國家碰到這種事情,會把你關起來,會把你干掉,都有可能的。

在臺灣,你說有沒有壓力?至少我個人,在任何一個社會恐怕都不是主流。但坦白地講,我不想當烈士。因為不想表演成一個烈士的樣子,所以我沒有特別的體會。我有些朋友,經常覺得自己被監聽,經常聽到咔嚓咔嚓錄音的聲音。我沒覺得自己重要到能夠破壞社會。

偶爾,他也會冒犯大人物

李登輝在位的時候,張大春作為小說獲獎者,見過他兩次。李登輝對他說,小說家能不能替中國人塑造一些新的形象?中國人應該有正面的形象(那時李登輝還在講“中國人”)。張大春便頂了回去:小說不是漫畫,不能說你畫的你表哥,就代表著所有的中國人。

第二次是找小說家來當面談。李登輝說,文學是自由的,是不依賴國家的。張大春又頂回去:不對啊,很多國家的翻譯工作,都是把自己作家的作品推到國外。李登輝說:我們有“國立編譯館”。張大春說:“國立編譯館”目前在編教材,沒有在做翻譯工作。

事后有人對張大春說,你對“總統”太不禮貌了。

陳水扁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提到張學良引用明代詩人歸莊的詩句“人何寥落鬼何多”,被張大春挖苦,“這就是政治人物最沒教養的表現,不懂出處,瞎賣弄什么!”他還說,“如果‘總統’要告我,就告吧!”

“我碰到那些當權的人,也不是特別地要冒犯他。事實表明,每次碰到這些大人物,我都多有得罪。這也沒辦法。在臺灣,越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就越笨。碰到笨人,你當然要好好地教育教育他。”

他寫過一本《沙皇的信徒》,里邊提到李登輝。“朱天心跟我說,你這樣有點不值得。你寫了李登輝,他的影響力在歷史上能傳多久?讓他搭便車,劃不來的。”

他說,“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講話。對待農夫,你這樣做就是難為人家;但是對‘總統’有不同的標準,刻薄他是活該的。”

“一個好的、合格的政治人物,必須面對一個很清楚的民主法則。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從不信任領導者開始的。  ” (本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吳虹飛)

 

2015-06-07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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