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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民國教育,深感今不如昔
回首民國教育,深感今不如昔
現在有一種說法,民國出產大師,回頭看,在即將亡國滅種之際,在長期抗戰,國家財政瀕臨沽竭的時期,仍然“對教育的投入,戰時要當平時看”(蔣介石語),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沒有理由不產生幾個大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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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網載,抗戰前曾任川康省軍政首腦的劉文輝,說過一句狠話:“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這話有個來歷。1939年1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劉文輝為西康省主席。同年,影視教育大師孫明經到西康拍攝紀錄片《西康》,他發現西康學校校舍大多堅固寬敞,政府機構則破爛不堪。孫明經就好奇地問一個縣長:“為什么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答:“劉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劉文輝這句話以及他的所作所為,凸現的是他對教育的重視,做到了“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樓堂館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證孩子們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上課。


其實,這在民國期間并非是劉文輝的“個人之舉”。1935年,蔣介石主持的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決議,要在10年期限內普及義務教育。重視教育不能光靠嘴說,需要實實在在的行動,尤其是看得見的、真金白銀的財政支持。自抗戰爆發后,由于軍事開支的不斷增加和沿海發達地區陷落,關稅收入喪失,國民政府財政赤字極其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仍然不放棄對教育的投入。


隨著日本侵略不斷擴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遷,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都于1938年4月遷至昆明,改稱西南聯合大學。這些大學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經濟來源,為了確保他們繼續學業,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用貸款的辦法支持學生上學。經盛鴻先生說,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貼各高校貸金達10萬至14萬人左右。“由于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金以后并未償還,這等于政府向學生無償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費,因此貸金制隨后改成了公費制。”對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貸金制度,貸款給家庭陷入戰區的中學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頒發《國立中學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到后來國民政府實行公費制,為教育完全兜底。


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余人,這其中就包括了“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僅次于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由于政府對教育真金白銀的投入,在戰火紛飛的情況下,硬是為學生放下了一張安靜的書桌,學生不減反增。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抗戰前的43.4%上升到了勝利前的76%,初等學校學生數量幾乎是戰爭爆發后的2倍。在職業教育方面進步更加明顯,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余人。


現在有一種說法,民國出產大師,回頭看,在即將亡國滅種之際,在長期抗戰,國家財政瀕臨沽竭的時期,仍然“對教育的投入,戰時要當平時看”(蔣介石語),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沒有理由不產生幾個大師的。


在中國,大學教育開始于19世紀末年滿清政府,當時就有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和南洋公學等設置。辛亥革命以后,我國正式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20世紀20-30年代,我國的大學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蘇杭、廣州和一些通商口岸等地區;大學和規模逐步走向現代化、正規化。此后20年間,我國各大學先后培養出了幾十萬名大專畢業的專門人才,成為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從此,進入大學校園讀書,成了每一個平民子弟的夢想。


通常認為,在所謂“舊社會”,上大學幾乎是富家大戶和貴裔子女的專利,一般勞動人民無力負担那樣昂貴的學費,因而對于大學校門難以問津。其實,這并不是事實。在30年代,我國的大學分為三大類:國立大學,私立大學,還有教會大學。學費最便宜但是也最難考取的,是清華、北大、北師大、交通大學、中山大學這樣一些主要由國家教育專款支撐的國立大學;而被稱為“貴族大學”的協和、燕京、輔仁和上海圣約翰、滬江等等,這些具有西方(特別是美國)背景的非常洋氣的教會大學,近乎為外國大學的分部,學費特別昂貴;另外一些借助捐贈和基金會補貼的私立大學,如天津南開大學、北平朝陽大學、中國大學、中法大學、上海復旦、大同、大夏、光華大學等,學費介于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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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我國各類大學需要多少學費呢?史料準確地給出了答案——


1932年修訂的《國立北京大學入學考試簡章》,其中第14條明文規定:北京大學學費每年銀圓20圓,分兩期,于每學期開學前交納:第一期自9月至次年1月,交10圓;第二期自2月至6月交10圓。又,體育費每學期銀圓1圓。這就是說,北大學生每年交費共22塊銀圓。宿費全免。1930年代清華大學以及北平醫學院、工學院、法商學院等等的學費跟北大基本一樣。國立上海商學院、國立上海醫學院等,學費都是每學期10銀圓,每年20銀圓;但此外須交宿費12圓。鐵道部所屬的交通大學(總部在上海、而在北平設有分部)的學費為每學期20銀圓,每年40銀圓。


1936年制訂的《國立北平(北京)師范大學學則》規定:“本大學不收學宿費”,“入學新生除辦理注冊手續外,須交納保證金20圓”,“本大學學生所交納之保證金于畢業(或病故)時發還,但自請退學或因故由學校令其退學者,已交納之保證金概不退還。”


全國各地的師范學校一律不收學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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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修訂的《燕京大學本科教務通則》中關于納費的規定:“本大學學生,每學期須于注冊時,依照下列費用表納費:本科正式生學費55圓;特別生附習生學費每學分5圓(學生以學分為交學費標準者,每學期至少需交學費15圓);宿舍費(電,爐,水等)20圓;醫術費(藥費另計)2圓;體育費2圓;雜費2圓”。這就是說,1930年代燕京大學本科正式生的學費每學期銀洋81圓,每年162圓。此外一些著名的教會大學,如北平輔仁大學、上海圣約翰大學、滬江大學,以及廣州嶺南大學的學費,跟燕京基本上一樣,每年大約160銀圓。


私立天津南開大學的學費,據吳大猷教授回憶:“南開的經費,學宿費為一主要來源。學費每年60圓,宿費兩學期30圓(每年共須交費90圓),這與國立大學(如北大)之學費每年約20圓錢,自是很高的;但與教會大學(如燕京嶺南等)比較,則是平民化的了。”北平市私立平民大學學費第一學期26銀圓,第二學期25銀圓,每年共51銀圓;私立北平鐵路大學(私立鐵道學院)學費每學期29圓,每年58圓。


1934年制訂的《私立中法大學組織大綱》規定:“本大學本科學生每年應該納下列各費(甲)學費全年30圓,分兩學期交納,每學期各15圓;(乙)實驗費每學期5圓,不足補交,有余退還。此外,須交納保證金10圓。”這個學校是由留法預科改辦的,不必住宿,所以學費比較低,合計大約45圓。


1933年制訂的《北平私立朝陽學院學則》規定:各科系學生每年納費如下:學宿費52圓,講義費10圓,圖書費2圓,制服費2圓,體育費2圓,新生入學費2圓,雜費1圓,共計交費71銀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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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1936年上海市最著名的四所私立大學,被公認為學費比較昂貴,(因為當時上海市生活程度為全國最高):復旦、光華、不同、大夏,所收學費如下:上海復旦大學每年學費100銀圓;上海光華大學每學期學費50銀圓,每年100銀圓;上海大同大學每學期學費60銀圓,每年120銀圓;上海大夏大學每學期學費45銀圓,每年90銀圓(以上如住校另收宿費)。


總之,在30年代我國的大學收費情況大致分為3種:國立大學每年約22-40銀圓,師范類甚至不收學費;私立大學每年約45-120銀圓不等,中間數約為90銀圓;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圓。


那么,當時一個普通家庭為了培養一個大學生,需要負担多大的代價呢?1930年代我國民眾各階層的收入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1929-1930年進行的社會調查報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數據,30年代初,一個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銀圓。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圓之間,平均約為22銀圓;每個家庭必須有兩個人同時做工方能維持生計。所以,一般民眾家庭若要供一個孩子上大學,只能是國立大學,如北大、清華、交大、北師大等等,或免費的師范院校。1930年代北京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和北師大有許多大學生來自普通家庭,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史實。


而私立大學或“貴族化”的教會大學,對于工農子弟來說確實是上不起的。


19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大約5-10%,或者相當于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而貴族化的“教會大學”的學費占平民家庭生活費的份額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說,教會大學的昂貴學費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年工資的三分之二。當時有人說,教會學校是培養“高等華人”和“精神貴族”的溫房;而北大、北師大則洋溢著“平民意識”。


193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起點月薪一般為50銀圓;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銀圓。一般從事腦力勞動自食其力的知識階層,如中學教員,工程師,記者,編輯,職員等等,月薪在100-200銀圓之間。大學教授平均月薪為350銀圓;一級教授最高月薪可達500-600銀圓。這些人群組成社會的“中產階級”,而當時我國的大學生們多數來自這個階層。原因之一是這個階層熱愛知識,并且以他們所掌握的知識為社會服務;原因之二,是他們的勞動所得能夠保障子女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學費,一般說來,大學學費不高于他們一個月的薪金。他們中間,收入稍低的可以把子女送入國立大學,收入較高的可以把子女送入私立大學。


為便于將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生活作定量比較分析,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早就提出了“生活費指數”、“生活程度”、“物價指數”和“貨幣購買力”等科學概念。有學者由統計數據計算出:1930年代銀圓1圓對于日常生活用品的購買力,約相當于2009年的人民幣100元。舉幾個形象的例子:1930年代,上海的米價恒定為每舊石(178斤)6銀圓,1銀圓可以買30斤大米;豬肉每斤1角2分-1角3分錢;1銀圓可以買8斤豬肉;這時“一塊錢”約折合1990年代中期人民幣45-50元;折合現人民幣120元。讀者很容易把這些價格與今天的情況作一參照。如此說來,在1930年代國立大學每年約22銀圓學費,相當于2009年人民幣2200元;私立大學每年約90銀圓的學費,相當于2009年人民幣9000元;“貴族大學”每年約160銀圓的學費,相當于2009年的人民幣16000元。


那么,人們只要回憶一下2009年公立大學的年收費數目,就知道當年民國政府是如何重視教育,也就明白現在的大學教育為何成為壓在老百姓頭上“三座大山”之一。所以,才會有今不如昔只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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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0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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