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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治邏輯與人心向背——讀《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
民國政治邏輯與人心向背——讀《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
王也揚     阅读简体中文版


    鄧野先生的著作《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是國內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史學佳作。該書以翔實的史料、清晰且富穿透力的史識,記述了抗戰勝利前后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段政治歷史。書中有個關鍵詞:民國政治的邏輯,作者解釋道:“民國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與武力高度統一,政黨作為政治集團的同時,又是一個武裝集團,武力是政治的出發點和最終依據。這一點構成了民國政治的基本邏輯。”當時博弈于中國政壇的國共兩黨無不深諳此一邏輯。毛澤東告誡黨內:“中國的事,歷來是有槍為大”,“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蔣介石則死死扭住中共的軍隊和地盤問題不放,非欲除之才能心安。這使得國共和談反反復復,極為艱難,形成了一個“怪圈”:和談的目的是取消武力,但和談的本身卻又是武力的派生物。于是和談雙方便“繞這個圈子不休”。
作為和談調停者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怎么也搞不明白:國共兩黨既然在和平建國、軍隊國家化等大的原則問題上沒有異議,何以在細節問題上糾纏不休。按照馬氏的理念,中國應該建立美國式的民主政體,他對周恩來說:“我惟一的目標是在中國終止沖突和建立一個兩黨制政府,必須要有一個反對黨,因為這是保證一個像我們在美國所理解的那種民主政府成為可能的惟一途徑。……沒有一個真正的反對黨作為競爭對手、提出批評、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現國民政府或國民黨的任何改革。國民黨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須要有反對黨。因此,我曾想到,關心農民、關心中國這個最大階級的共產黨,可以作為一個有組織的合法的反對黨而為中國人民做出非常重大的貢獻。”然而,馬氏的設想在中國壓根沒有基礎。因為,在一個武裝的執政黨——國民黨的眼中,沒有武裝便沒有“真正的反對黨”,像民盟那樣的非武裝黨派,其反對黨的地位如蔣介石所說“不能算數”。這樣,馬歇爾自己給自己出了一道解不開的題:沒有真正的反對黨,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對黨在中國則必須擁有武裝。
那么,按照民國政治的邏輯,是不是只要有了足夠多的槍桿子就可以得天下呢?不盡然;還有一條更深刻的政治古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對此,國共雙方的領導人也都是知道的。然而,誰能真正得到人心,則要看各自政治能力的高下了。
抗戰結束后,中國社會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國,作為國民黨政治領袖的蔣介石,并非不明白這些。因此他同意開政協會議,也支持國方代表與共產黨等其他政治力量協商制憲。他在內部會議上解釋說,抗戰八年,勞者思息,“我們在這個時候如果決心以武力來戡定內亂,戰事延長下去,則共產黨一定到處造謠惑眾,用各式各樣的方法,來破壞社會的秩序,引起民眾對于政府的反感。如此,則社會必將崩潰,社會崩潰則軍隊就不能維持,軍隊不能維持,則政府就不能存在了。”可是國民黨內“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這恰為民國政治的邏輯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如蔣介石所說,本黨一般同志的普遍心理認為,“自從總理領導本黨革命已經五十二年了,本黨同志前赴后繼,犧牲奮斗,為我國取消了不平等條約,獲得了抗戰最后的勝利,但現在還要受各黨各派來處分。”既然不愿與他人分坐天下,那就必須用武力來剪滅異己,國民黨內主戰派十分猖獗。其實,“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蔣氏自己大肆加以販賣的。1944年,他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批了共產主義,又批民主主義,反復強調的只有一條: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蔣介石的這種為國民黨一黨專政制造理論根據的說辭,引起國內各界的普遍不滿和批評。
與國民黨比起來,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綱領則要高明得多。其高明之處正在于準確把握了當時中國的社會人心,并且滿足了人民大眾的所欲所求。新民主主義的主張是:在政治上,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在經濟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在文化上,建設為民主政治和民族資本主義新經濟服務的新文化。進而中共把“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毛澤東語)作為自己的斗爭方針,在國內外輿論界占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中國雖有幾千年的專制歷史,但近代以來,尤其經過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已被國人作為一種普世的進步價值觀所接受,國民黨搞專制獨裁是很不得人心的。而抗戰勝利后,政府官員腐敗成風,用不受制約的權力胡作非為,更為百姓大眾所不齒。中共高張反專制、爭民主的大旗,具有極大的社會號召力。周恩來說:“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18年了,至今還沒有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回答黃炎培的提問,以用“民主新路”走出腐敗政治“周期率”的高見,如一股清風撲面,給人民帶來無限的希望。著名中共黨史學家胡繩回顧這段歷史時說,毛澤東看清楚了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所謂中間勢力,除了資產階級,實際還包括大多數政治上處于中間狀態的工農、小資產階級民眾,他們自發順著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進步的事情。“國民黨后來公開否定民主主義,說資本主義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國民黨不搞資本主義,中間力量怎么會跟它走?”
與中共比起來,國民黨對社會民意的判斷與把握,往往愚蠢錯誤。1946年二三月間,因對占領東北的蘇軍逾期未撤、中方接收代表張莘夫不明被害和蘇聯在雅爾塔協定中侵犯中國主權的強烈不滿,國內一些城市發生學生抗議游行事件,許多大學教授、社會名流也卷入其中。國民黨對此竟判斷為是社會民意對它內外政策的支持,加之四平戰役一時得手,于是發動內戰的決心大增。殊不知,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是孿生兄弟。一些學生知識分子對蘇聯侵犯中國主權的不滿,并不等于就贊同國民黨搞一黨專政、武力伐異。事實是,內戰爆發后不久,“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就席卷各地,“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響徹全國,國民黨最終完全失掉了民心。1947年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上說:“國內形勢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方面,國民黨區域內人心動向變了,蔣介石被孤立起來,廣大人民群眾站到了我們方面。孤立蔣介石的問題,過去在長時期內沒有得到解決。土地革命時期,我們比較孤立。進入抗戰時期,蔣介石逐漸失掉人心,我們逐漸得到人心,但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直到抗戰勝利后一兩年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不遠的事情了。這是新中國誕生前夕的政治歷史中,很值得記述的一節。
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又是需要不斷溫習的課。

《炎黃春秋》2005年第9期

2011-09-27 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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