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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明華: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如何?
孫明華:我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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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http://www.chinareform.org.cn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三十多年的接近10%的高增長,但從2012年開始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下降到7-8%的水平,由此引起了許多爭論。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未來我國出現怎樣的經濟增長還有多大潛力?阻礙我國經濟長期增長主要因素是什么?這些都是目前急需弄清的重要問題。

一、有關經濟增長問題上的分歧

關于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增長,目前國內外學術界爭論很大。最悲觀的看法是中國崩潰論,就是說,中國的好日子過到頭了,以后會進入長期的低增長時代,甚至是負增長時代,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樂觀的看法是,目前經濟增長率下降只是周期性現象,經過短暫的低增長之后,還會出現高增長。在悲觀論和樂觀倫之間還有一種中庸的看法,就是接近10%的高增長時代已經結束,但7-8%的中速發展還可以持續10至20年。

中國經濟崩潰論由來已久,每次我國經濟出現波動時,這種議論就多了起來。中國經濟崩潰論的依據不外乎一下幾點:一是中國經濟增長已經持續三十多年,從各國的經驗來看,經濟快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也沒有超過三十年的,不管是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都沒有超過三十年的跨速增長,由此可以推斷,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已近尾聲;第二,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經濟危機席卷全球,風水輪流轉,美國和歐洲都沒能幸免,唯有中國還沒有出現危機,由此推斷這次該輪到中國了;第三,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不相信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的有效性,認為這種經濟模式的發展潛力有限,不可能持續太長的時間;第四,從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大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很少國家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由此推斷中國也會止步于中等收入,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最樂觀的看法來自于我國經濟增長的歷史數據。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率變動趨勢來看,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點,這個周期大致是10年。以經濟出現低谷的時間點來看,1981年的低谷經濟增長率為5.2%,下一個經濟低谷1990年經濟增長率為3.8%,之后是1999年經濟增長率7.6%,下一個就是最近的2012年7.7%或2013年的7.7左右。所以從這個規律來看,經過去年和今年的低谷之后,還有可能出現新的高增長周期。1999年低谷的時候也有許多人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時代已經結束,但由于WTO紅利,又出現了一個10年的高增長,這十年的經濟高增長可以說是意外之喜。為什么說是意外之喜?因為從國際上看,8%以上的高增長維持20多年的只有東亞幾個國家,如,日本的50年代至70年代,韓國的60年代至80年代,都是20多年,維持30多年的確實只有中國一例。那么,會不會有第二個意外之喜,維持40多年的高增長?從我國的儲蓄率和勞動力供給來看,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維持20多年高增長后經濟增長率下降主要是因為國內儲蓄率下降。但我國還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目前我國的儲蓄率仍然超過40%,接近50%,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從勞動力供給來看,我國的城市化率剛過50%,還有大量農村勞動力可供轉移,還遠沒有到達劉易斯拐點。所以說,中國高增長的基礎依然存在。

第三種觀點,我國的潛在增長率從10%一線下降到7-8%左右,并能較長時間維持這個增長率。這種觀點的主要依據從兩個方面論證:針對樂觀論,主要從環境資源約束以及城市的承載力等方面看,繼續維持10%左右的高增長一是不可能,二是有害;針對悲觀論,主要從同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差距來論證持續增長的潛力,就是說人均GDP在達到美國的50%之前中速發展仍然是可能的。目前我國人均GDP大概是美國的十分之一,二十年之后可能達到美國的二分之一的水平,所以仍然有20年較快發展的可能性。

目前我國的政策基調就是7-8%的經濟增長率。主要依據是兩個底線論:就是經濟增長率不能低于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不能超過3.5%。目前我國GDP增量對就業的彈性系數是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150萬,7%的增長率帶來1000多萬的新增就業,就可以基本解決就業問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就業增加100萬,所以要維持新增就業1000萬,就要實現10%的經濟增長率,所以過去的十年一直保持高增長政策基調。現在這個彈性系數增加了,新增1000就業不需要10%的增長率,而只需要7%的增長率。新增就業對GDP彈性系數的變化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的變化,最主要的是服務業比重的提高。一般而言服務業比制造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這是好的變化。另一個底線,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超過3.5就是通貨膨脹,因此也要盡量不免,如果追求過高的增長率就有可能突破這個線,而且會遇到環境和資源的硬約束。所以,7-8%的經濟增長率也是比較適宜的增長率。

二、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巨大

經濟增長有兩個途徑,一是靠增加要素投入,二是靠提高效率。有關研究表明,就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來說,70%的經濟增長是靠要素投入增加實現的,另外30%是靠效率的提高。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處在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勞動力要素增加較快,在三十多年間大約有2.5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再加上我國的儲蓄率比較高,一直維持在35%以上,再加上外資引入,投資率一直很高。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持續增加帶動了我國GDP快速增長。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年均GDP增長率接近10%,其中要素投入增加貢獻了70%,也就是7%的增長率是要素投入推動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持續增加帶來了高速增長。

除了要素投入外,效率提高也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從效率角度來說,經濟發展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分工帶來的效率提高,稱之為“斯密增長”;二是,創新帶來的效率提高,稱之為“熊皮特增長”;三是制度創新帶來的效率提高稱之為“奧爾森增長”。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這三個方面的效率都有顯著提高。

從分工角度來看,隨著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產業分工越來越細,“大而全”“小而全”的國有企業逐步讓位于主業突出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我國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充分,國際貿易帶來的開放紅利進一步體現。農業勞動力從分工程度和效率低下的農業轉移到分工程度和效率高的非農產業,也是這些年我國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從創新和技術進步角度看,我國處于后發國家地位,前面有發達國家創造的技術和產業可以學習。通過改革開放,我國依靠技術引進、外商投資等途徑可以學到外國先進技術,學習成本低于原始創新成本,所以技術水平提高很快。另外,外商投資也給我們帶來了先進的管理,我國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可以通過學習外企的先進管理經驗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這些綜合起來,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

制度創新也是效率的源泉之一。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方面的制度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極大地提高了經濟效率。

由于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因,過去三十多年效率提高貢獻了3%的經濟增長率,這是很大的貢獻。發達國家的效率提高只能貢獻1%的增長率,而我們的效率貢獻率是發達國家的三倍。

未來一段時間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依然存在。首先從資本供給來看,我國的儲蓄率一直很高,從1978年到2000年,儲蓄率一直維持在38%左右,具體來看,1978年、1990年和2000年的儲蓄率分別為37.9%、37.5%和37.7%。進入本世紀以后儲蓄率逐年提高,從2007年開始超過50%,如2007年的儲蓄率為50.4%,2012年的儲蓄率為50.5%。今后我國的儲蓄率可能會呈現緩慢下降之勢,但40%以上的儲蓄率仍能維持一段時期。其次,從勞動力供給來看,目前我國的城市化率剛剛超過50%,以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的趨勢來看,未來20年城市化率會達到70%。所以,未來一段時間仍可以期待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繼續增加勞動力供給。第三,從效率角度看,我們的市場化改革還在繼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基礎作用逐步上升到決定性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的經濟效率也會逐年提高。隨著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逐年縮小,通過后發優勢提高技術水平的速度會有所減慢,但仍有學習的余地。我國的各種體制改革還在繼續,通過制度創新提高經濟效率的余地也還很大。總之,從要素投入和效率提高兩個角度看,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很大。

三、未來經濟增長存在的主要風險

盡管支撐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潛在的風險也不能忽視,現在的主要風險來自于經濟虛擬化或地產化。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賦稅原理》一書中提出,房地產價格的暴漲將極大地損害實體經濟。凱恩斯認為,股市的暴漲 會帶來實體經濟的蕭條。自從2003年房地產熱以來,越來越多的資金沉淀在土地上,不能有效轉化為資本形成,嚴重消耗了我國經濟長期發展潛力。近年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資本形成總額間的差額越來越大,表明很大一部分固定資產投資用于土地交易。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資本形成總額是非常相近的概念,在正常情況下兩者之間差額很小。兩者之間區別主要是四個方面:第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不包括規模以下投資,而資本形成總額包括規模以下投資,這個規模標準有一個變化過程,從早期的5萬元到后來的50萬元和最近的500萬元,但無論如何,規模以下投資占很小的比例,這個因素不會造成兩者之間的巨大差額。第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不包括無形資產投資,而資本形成總額卻包括無形資產投資。近幾年隨著科技投入的增加,無形資產投資有所增加,但相對于龐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而言,所占比重仍然很小。第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包括購買以前年度生產的產品,而資本形成總額卻不包括這一部分,因為這一部分在以前年度已經計入當年的GDP。這一部分所占比重更小。第四,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包括土地交易金額,而資本形成總額卻剔除了土地交易部分,因為土地不是生產出來的產品,土地交易不能形成GDP。過去這一部分所占比重也是很小。用公式表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規模以下投資額+無形資產投資額-購買以前年度產品額-土地交易金額=資本形成總額。

在房地產熱出現之前土地交易金額占很小比重,加上購買以前年度產品的比重更小,所以一般表現為資本形成總額略大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而自從房地產熱以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逐漸大于資本形成總額,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2000年至2002年的數據代表了房地產熱出現之前的情況,資本形成總額略大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大約多5%左右。2000年以前的數據基本如此,因此在此省略。而從2003年開始數據發生變化,從2003年兩者差距很小一直發展到2012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資本形成總額大出30%以上。也就是說,土地交易金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到2012年已經超過30%,金額上達到12萬億人民幣以上,名副其實地出現經濟虛擬化、經濟地產化。

虛似經濟過份繁榮最終損害實體經濟的典型案例是鄂爾多斯和溫州。兩個案例有共同的規律:起點都是實體經濟的繁榮帶來了資金的聚集,而資金的聚集啟動了房地產市場,由于虛似經濟自我強化的特點,房地產價格出現暴漲,其后果是一方面推高了實體經濟的成本,如土地成本、房租成本和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將實體經濟的資金抽干,流向房地產,導致實體經濟萎縮,促使更多的資金流向房地產,最后導致房地產泡沫過大而破裂,虛似經濟和實體經濟雙雙出現蕭條。鄂爾多斯以資源產品起步,羊毛煤炭稀土天然氣,稱之為羊煤土氣,而溫州以小商品制造而聞名,如果沒有虛似經濟的干擾,兩地經濟不會陷入目前這種困境。

為了避免局部地區的風險演練擴大到全國,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關鍵措施是改革土地制度,打破土地的政府壟斷,盡快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落實這項改革,將在國家壟斷的土地市場上打開一個缺口,大幅增加建設用地成為可能。盡管我國城市建設用地僅占0.33%,但農村集體建設所占比重為3%,是前者的10倍。哪怕一小部分農村建設用地入市都會大大增加城市建設用地供應規模。

目前我國的貨幣發行量確實過大,M2對GDP的比值接近200%,從國際比較看確實過高。貨幣發行量過大助推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風險累積過多,泡沫一旦破裂,我們的金融體系會陷入困境,給我國整體經濟帶來嚴重后果。不僅如此,由于資金過多地沉淀在房地產,寶貴的資金都流向虛擬經濟,實體經濟發展受到很大損害。虛擬經濟的賺錢效應已經使大量實體經濟領域的資金流向虛擬經濟,導致實體經濟萎縮。我國局部地區已經出現比較嚴重的問題,如,鄂爾多斯和溫州,由于房地產泡沫破裂給當地經濟造成嚴重損害。因此,這些問題需要引起足夠重視。

總之,通過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就能消除影響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主要風險因素。

 



2015-08-23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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