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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規劃出錯催生市場
周其仁:規劃出錯催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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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叫“計劃”還是“規劃”,一旦擁有“合法強制力”,仿佛有如神助,就再也不會出錯。更厲害一點,就算出錯也可以不認賬,橫豎有權削足適履,讓現實改得符合計劃或規劃,不就又對了?久而久之,高高在上的“規劃”,可以完全不拿市場當回事。

真有這檔子事嗎?讓我找點經驗來查驗一番。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有位同學因為家里“換房”到別處去上學,與大家伙拜拜了。那是1964-65年的上海,“三年自然災害”的陰影已經看不見了,而“文革”還沒有到來,應該是經濟運行最正常的年代。“換房”何來?就是家長們在工作單位附近發現可以互換的住宅,條件合適對換成功,就可以免去每天上下班長時間“軋電車”的勞頓。家里換了房,學生就近上學,只好與原來的同學道別。

在那個年齡段,相處不錯的同學少年要分手,煞是難過。自然會問:早不換、晚不換,為什么偏偏同學幾年之后才換房?現在當然懂了:無非是工作場所與住家這兩個位置的“配置”——如果合理規劃一下,人人就近工作,還要“換房”作甚?

在計劃經濟下,讓每個人的工作地點靠近住宅,合理配置一下很容易吧?“換房”的記憶說,絕不容易。那時家長們的工作當然是國家分配的,也沒有“跳槽”一說,職工分到哪里就像螺絲釘擰到機器上一樣,穩定得很。即便如此,工作單位總還有些許變動:新廠子建得比較遠——那時的“大上海”其實很小,閔行就是老遠的郊區了——工業布局有調整。更大的問題,雖然住宅全部國有化了,但各家住在哪里,很大程度還是歷史給定的。“棚戶區”尚有幾十萬人之眾,哪是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的?結果,從城市這頭到那頭“軋電車”上下班的不是少數。

換房”應運而生。記得電線桿上有些小廣告,簡單而樸素,遠不似今天某些地段的“牛皮癬”那么密集和扎眼。不過功能是一樣的:尋找合適的交換對象。說是“市場”,太隆重其事了,因為“換房”完全不以貨幣為媒介,一律的實物信息——多大面積、開間如何、是否向南(陽光)、在市區的位置與地段。至于更復雜的諸如產權更名之類,怕要面談才搞得清楚。反正,物物交換殊為不易。換成的很僥幸,更多換不成的,繼續軋電車就是了。

幾年后上山下鄉,“大批資本主義”震天響。自留地、集市、小買賣一概成了資本主義。老鄉就是養個雞、賣幾只雞蛋換點零花錢都不行。那年頭批劉少奇是走資派,到了黑龍江鄉下,農民家庭養雞養豬就成了“養了個劉少奇”,要批斗!不過實際生活里,“自發的資本主義”年年批、年年斗,可還是年年有。為什么?“計劃”滿足不了吃雞吃蛋的需求。1977年恢復高考,我的一位同事考上了,大家總要送行一下吧?黑燈瞎火騎車10里,想到附近一個生產隊買只雞。大冬天里的屯子一片黑,找來找去只有一家亮著燈,敲開門說明來意,不料人家是路線教育工作隊正在開會,撞到槍口上了。好在聽明來意,工作隊頭頭深明大義——你們到左起第四家買吧,他家的雞肥!

后來才曉得,計劃經濟下“換房”、買小雞都不過是小菜。換鋼材、換煤炭、換糧食、換工業原材料等等才是大頭!為什么“計劃分配”之余還要“交換”?答案是計劃常出錯。譬如配給上海的鋼材多,配給河南的糧食多,那上海以鋼換糧、河南以糧換鋼,豈不皆大歡喜?比較麻煩的是,倘若上海不缺糧缺電,河南不缺鋼缺設備,滬豫兩家就談不拢啦。也有辦法,多拉幾家一起來玩,需求量大了,結構復雜了,“總有一款適合你”。再后來,各省市都安排一幫子能干的官員搞物資串換,還為專司其職的衙門起了好名字——“協作辦”。打聽一下,計劃體制下哪里沒有“協作辦”?再追問一句:計劃經濟無所不能,為什么要那么多的“協作辦”?“改革開放”,其實是很書面的語言。口頭文學程度比較高的,叫“搞活經濟”。那一個“活”字了得!過去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人是生產力里最活躍的因素”,大家背得滾瓜爛熟,但存在決定想象力,在討飯也要開封介紹信的年代,“人的因素”究竟可以“活”成個什么樣,真想不出來。一旦“搞活”,才明白,“活”就是自由——勞動自由,種植自由,發展副業工業鄉鎮企業自由,長途販運自由,辦民營公司也自由。本專欄引證過,對城鄉中國最了不起的政策,是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允許農民自帶口糧進城鎮務工經商”——中國終于打開了“人往高處走”的大門。

經濟活了,特別是人“活”了,計劃與規劃的難度就大大增加了。我看過的城市規劃,不論其他,單一個變量“規劃人口”,與實際發展脫節之遠,就不可以道里計。信手舉幾例。2005年初,《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該規劃是經國務院批準的。但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達到1961.2萬人,提前10年“實現”規劃。上海市的規劃也經過國務院批準,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萬,但去年上海人口就達2500萬。廣州規劃到2020年控制人口在1500萬,但2012年就達1600萬。深圳得到批準的規劃人口,2020年為1100萬;去年我們在當地調查,問業內行家現在多少人了?一說1500萬,一說1800萬。

這也非為中國所獨有。上兩周為辨析“建筑不自由”等怪論,把《英國城鄉規劃》找來讀,其中赫然記錄,“1960年預測的20世紀末的英國人口為6400萬,而到1965年預測數增加到了7500萬”(第27頁)——不過區區五年時間,一個國家人口的預測數增加了17%。相比之下,1811年紐約市的第一個規劃反倒高明不少,當時該市人口僅3.2萬人,規劃到1850年增加到50萬人(40年增加十幾倍!),但實際上,到時紐約人口為60多萬!再加一例,新加坡的“國家控制力”舉世知名,原規劃2020年總人口400萬,但實際上現在就超過了500萬。我問他們市區重建局的官員,你們有國界海關,控制人口移入的成本低,何以如此失控?回答是全球金融危機,讓新加坡趕上了吸納全球高端人才的天賜良機!

這么說也許妥當:凡發展強勁的城市,人口預測數總是遠低于實際人口數!這或許稱得上是一條“好城市定理”。與其對稱的,當然還有“不好城市定理”——凡發展不怎么樣的城鎮,實際人口大大低于當局預測或希望達到的人口數。不用再問為什么了吧?反正與上文點到的經濟搞活、人也搞“活”有關。老話沒錯,“人挪活”,但人究竟向哪里挪,又到哪里定居,上帝說了也不算。

問題來了。規劃人口遠離實際,接下來的一連串難題是怎樣解決的?須知規劃人口是城市規劃的基礎:先預測多少人、按人均100平米安排占地、再安排交通、住宅、供水供電、學校、醫院、綠地、文化設施等等。現在實際人口比規劃人口多出來的缺口,動不動以千萬計,這些冒出來的活人如何在城鎮生活?

答案就是本文的標題——規劃出錯催生市場。“市場”固然沒有“規劃”那么具有權威性、強制力以及知識上的高度自負。可是,自愿、自由并自發的市場,更富有彈性。當更多人口相互競爭因規劃出錯未能及時提供的土地、空間以及其他稀缺資源時,有關資源的相對價格就上升,同時刺激供給并抑制需求。無論在哪里,在畫得漂漂亮亮的規劃里找不到位置的人,總可以在熙熙攘攘、有時嘈雜、混亂、“無序的”市場里求得一席之地。天曉得,那漠視市場的“規劃”,其實恰恰是靠了市場才維系住自己的臉面。



2015-08-23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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