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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中國經濟掃描
劉偉:中國經濟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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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起點新目標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進入新起點。

從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看,到2012年末實現了年均9.8%左右的持續高速增長,GDP總量比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增長了24倍左右(按不變價),達到51.9萬億元(人民幣),按匯率法折算達到8萬多億美元,占全球GDP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略強上升為10.4%左右,從1978年的世界排序第10名躍居為世界第二位,中國經濟總量進入21世紀先后超越了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等,到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為第一位,2011年美國GDP總量為15.1萬億美元,占當年全球比重為23%)。

從人均GDP水平看,到2012年末實現了年均8.7%左右的高速提升,人均GDP水平比1978年提高了17倍左右(按不變價),超過了3.8萬元人民幣,按匯率法折算達到5800美元以上,從1978年的低收入水平進入當代上中等收入水平,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人均GDP水平從1998年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向下中等收入國的轉變,自2010年起實現了由下中等收入國向上中等收入國的突破。

從經濟結構演進看:就農業現代化而言,中國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從1978年的70.5%(當代低收入國平均為72%左右)降至目前的36%左右(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平均為30%左右),基本實現了從貧困狀態向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提升。

就工業化而言,與當代標準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工業化實現程度從1978年的工業化初期提高到60%以上,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江蘇、廣東等5省市已基本實現了工業化,遼寧、山東、浙江、福建等4省也已實現了90%左右。

就城鎮化而言,已從1978年的不足20%上升為目前的51.3%左右,雖然還不及發達國家水平,但業已進入通常所說的城鎮化加速期(30%~70%區間)。

就信息化而言,以現代信息技術支持的現代服務業獲得了顯著成長,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從1978年的23.9%上升至2011年的43.3%,就業比重由12.2%上升為34.6%,雖然與發達國家有顯著差距(高收入國第三產業產值和就業比重2010年分別為73.4%和70%),甚至低于當代中等收入國的平均水平(中等收入國的平均水平分別為67.5%和50%左右),但提升的速度是迅猛的。

總之,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在20世紀末實現了初步小康,完成了由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水平的轉變,在21世紀初期的10年里,進一步實現了由下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提升,從量(GDP水平)和質(經濟結構)兩方面,實現了由低收入貧困狀態向當代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成長,形成了經濟發展的新基礎和新起點。

在新起點基礎上,中國經濟發展有了新目標。

經濟規模的倍增和持續增長目標。若中國經濟自2010年至2020年10年間能保持年均7.2%左右的增長速度,那么,到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能較2010年翻一番,達到90萬億人民幣(按2010年不變價),按現在的匯率折算,達到15萬億美元左右,接近美國2011年的總量。

從理論上來說,中國經濟2010年至2020年潛在的自然增長率能夠穩定在年均7%~8%之間,從實際進展來看,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9.2%,2012年增長7.7%,2013年增長7.7%,也就是說在已經過去的近三年里,中國實際增長率均高于實現2020年倍增目標所要求的平均增長率(7.2%),因此,若實現倍增目標的時間表不變,仍以2020年為準,則在今后的7年里實際增長率只要不低于7%即可,考慮到世界金融危機對近幾年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今后的逐步緩解,中國經濟在今后7年中實現年均7%以上的增長率是完全可能的。或者說,到2020年比2010年經濟總量翻一番的目標有可能提前實現,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的2010年較2000年翻一番的目標,就提前了三年,在2007年實現的。

如果2020年實現較2010年經濟翻番增長目標,按目前匯率折算達到美國現階段的15萬億美元以上,此后的10年里中國經濟年均增速降至6%左右(據經驗,中國經濟平均增速現階段每隔10年大約下降1~2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包括美國經濟恢復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增長水平,那么,在2020年至2030年間中國經濟總規模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果考慮到人民幣升值等因素,有預測在2023年中國經濟總量就有望超越美國。

人均GDP水平的提升及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如果中國經濟保持7.2%以上的增長率,實現倍增目標,同時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前幾年的平均水平(5‰以下),那么,到2020年中國經濟即可實現人均GDP水平較2010年翻一番,達到6萬元人民幣以上(按2010年不變價),按目前的匯率折算,將達到1.25萬美元左右,超過世界銀行2012年最新確定的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起點水平(12476美元)。

據世界銀行統計,到2012年年末,人均GDP水平達到12476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共有70個,上中等收入國(人均GDP4056至12475美元)共有54個,下中等收入國(人均GDP1026至4055美元)也是54個,低收入國(人均GDP1025美元以下)共36個,其中70個高收入國家雖然是在不同年代實現的向當時的高收入階段的歷史穿越,但從絕對用時來看,平均用了12~13年的時間實現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其中20個人口大國(人口規模在1000萬人以上)平均用了11~12年的時間,如果中國經濟實現2020年人均GDP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意味著中國用10年時間實現了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在此基礎上,再用30年左右的時間,到2050年前后,中國人均GDP的水平有望趕上一般發達國家的水平。

經濟結構的演變及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在四個方面實現經濟結構性改變,一是農業現代化,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到2020年,使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由現在的36%降至15%左右,達到或接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0%),以目前中國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年均下降2~3個百分點的速度,實現這一目標是可能的。

二是實現新型工業化,即在現在工業化進程已達2/3的基礎上,到2020年基本實現工業化。

三是城鎮化率達到或接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起點水平,從現在的53%左右提高到70%左右,以目前年均約2個百分點的速度,到2020年達到這一水平是可能的。

四是提高信息化水平,使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目標實現進程融為一體,相互促進,同時,使以現代信息技術支持的現代服務業顯著提升,包括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現代生活性服務業,以及圍繞市場機制發育和完善所需要的交易活動服務業,如金融業、物流及貿易等,使第三產業的比重達到或接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70%以上),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入加速期,同時市場化不斷深入的條件下,到2020年實現這一目標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到2020年,中國經濟實現全面小康目標,不僅從人均GDP水平上,而且從經濟質態,即經濟結構上,實現從上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穿越。到本世紀中葉,則從人均GDP水平和經濟結構上,實現現代化,趕上一般發達國家水平。

掃描二:中國經濟條件的新變化

供給方面的變化。經濟發展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生產能力顯著擴張的同時,國民經濟的成本相應上升。或者說,在生產(供給)方面各種要素成本顯著提高,相對于以往,國民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及主要優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包括土地、勞動、能源、原材料、生態環境等方方面面的價格大幅上升,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的優勢,參與國際競爭,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不斷擴大,拉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增長方式難以繼續維系,必須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轉變為主要依靠效率(包括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動經濟增長。

否則,從短期看,經濟增長會嚴重失衡,快速上升的要素成本嚴重束縛增長速度的提高,使增長乏力,加劇失業和蕭條;低下的效率消化不掉大幅上升的成本,形成嚴重的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進而形成"滯脹"。從長期看,經濟增長難以持續,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張拉動增長的模式,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伴隨總供給規模的擴大,必然會受到資源、環境、土地、勞動、能源、淡水等諸多要素的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強力約束。

中國經濟伴隨規模的顯著擴張,土地、能源、淡水等資源約束越來越強烈;伴隨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弱,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及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上升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伴隨對生態文明要求的提高,為保護生態環境所需要的投入越來越大,這些都會極大地提升國民經濟成本,為適應這種供給方面的變化,必須努力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新時期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中國經濟一方面依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原則,動員大量的要素投入到經濟生活這一中心領域,帶動著經濟迅速擴張,另一方面,在規模擴張的同時,也伴隨有要素效率的提高,因而與克魯格曼所批評的"東亞泡沫"國家單純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而無效率提升的增長方式有所區別,特別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效率對增長的貢獻逐漸增加,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自1995年至1997年年均超過20%,1997~2002年提高到年均28.5%,2002~2007年則上升到38.4%。

但總的來說,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效率改善滯后于經濟增長速度。以勞動生產率為例,盡管中國現在工業化進程總體已經達到當代標準工業化國家的2/3(以產業結構高度值H為1,代表實現工業化,中國現在H值已達0.666),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測算,中國工業化已實現60%以上,進入了工業化加速的后期,但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只達到當代標準工業化國家的14.7%,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只達到46.2%,只有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達到了當代標準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實體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與工業化進展程度遠不匹配,表明經濟增長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張。

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勞動要素成本(勞動報酬)加速上升,據測算,1992年至2010年,中國年均勞動報酬增長率達到14.5%(按現行價計,若剔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會低些),其中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報酬年均增長18.1%居首位,第二產業次之年均增長11.6%,第二產業為11.1%,勞動報酬進入加速增長期,而勞動生產率,特別是實體產業勞動生產率遠遠滯后于工業化進展階段應當達到的水平,從而使勞動報酬的增長缺乏充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的基礎。這種要素成本上升缺乏要素效率提高的相應支持的格局,必然會嚴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均衡性和可持續性,迫切要求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效率提升為主替代要素投入量擴張為主。

需求方面的變化。總體上,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后,伴隨生產的發展和市場約束的逐漸增強,經濟短缺狀態逐漸克服,對經濟均衡增長的主要威脅從需求膨脹轉變為需求不足。

一是投資需求不足,在低水平擴張階段,投資增長更多地受資本積累量的約束,常常出現的是投資需求相對于資本積累能力而言,資本短缺,需求膨脹,較少受到技術水平和產業結構的約束,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低水平大規模擴張階段已經過去,繼續擴張必然會導致低水平的重復投資,形成嚴重的產能過剩,盡管國民收入水平提高,儲蓄增加,但能否保持投資需求持續增長,關鍵取決于創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創新能力,否則在資本市場上大量的資本難以找到有效的投資機會,創新力低,產業結構難以升級,沒有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就沒有新的有效的投資機會,即使有資本也實現不了投資,中國現階段投資需求增長缺乏可持續性的關鍵正在于此。

雖然近年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較高,自2008年至2012年5年中,年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始終在20%以上(名義增長率),剔除價格因素也始終在兩位數以上,但重要的在于政府在其中起了相當強的作用,包括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相應地市場力量不足,大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和特大型企業,由于壟斷等多種原因,技術創新力普遍缺乏,即使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通暢,也難以尋找到新的投資機會,在原有技術和產業結構不變的條件下,擴大投資即為低水平的重復,形成泡沫式的產能過剩,中國現階段的產能過剩,已從一般的工業消費品逐漸蔓延到工業原材料,包括粗鋼、水泥、鋁、多晶硅等,有些已不是相對過剩,而是絕對過剩,甚至一些新興產業,如風能設備生產等,也已出現產能過剩現象,這就使得缺乏自主創新力的國有企業投資需求信心不足。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一方面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另一方面,外部要素市場發育不完善,特別是金融市場化滯后,使之既缺乏有效的投資機會,又缺乏有效的融資渠道,即使有投資項目,也往往需要依靠"民間借貸",融資成本居高不下。

由此,便形成中國現階段大、中、小企業投資需求乏力的矛盾,經濟增長中的投資需求不得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靠政府,而政府的投資能力是難以有效和持續的,政府投資缺乏市場硬約束便難有競爭性效率;財政赤字對中央政府的投資會產生約束,中國自2009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2.8%以來,始終保持著較高赤字,形成通貨膨脹的重大壓力;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業已引起中國社會多方面關注,2011年經審計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形成的債務已近11萬億元人民幣。

二是消費需求不足,在低收入階段消費需求旺盛,甚至需要防止"早熟消費",即消費水平提升快于生產發展水平,進入到上中等收入階段,情況可能發生逆轉。國民收入雖然提高了,但國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成為消費需求增長能否與國民經濟增長相適應的關鍵。

中國國民收入的分配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調整,首先是宏觀方面,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居民三者間分配,即分解為稅收、資本盈余、居民收入,中國長時期中稅收增速最快,30多年來平均年增18%以上(按現行價),其次是資本盈余,居民收入增速最慢,長期低于GDP增速,從而使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續下降,據統計自1998年至2008年10年間下降約10個百分點,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為何長期過于依賴投資拉動,而消費需求對增長拉動不足的重要原因,因為只有居民收入才主要形成消費支出,而政府和資本所得則主要形成投資支出。

其次是微觀方面,由于城鄉差距,產業間不均衡等多種發展原因,由于初次分配制度及再分配制度等方面的體制性原因,中國現階段居民間收入差距較大,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13年1月公布的測算結果,近10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均超過通常所說的警戒線水準,2008年之后雖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線水平之上(0.4以上),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無疑會降低全社會消費傾向,從而加劇消費需求的相對(甚至可能絕對)不足,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足,在出口需求受挫,世界經濟出現周期性衰退的狀況下,就使中國經濟面臨增長乏力的危險。中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從適應以往的短缺經濟向適應內需不足的經濟轉變,是十分重要的挑戰。

三是出口需求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生變化,作用程度逐漸減弱,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內需。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出口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起著重要的作用,年均出口需求增長在20%以上,相應地對當年經濟增長貢獻通常在2個百分點以上,金融危機之后,一方面世界經濟增長放慢,2009年甚至出現全球負增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使中國出口增長受到嚴重影響,當年中國出口需求增長跌為-16%以上;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2010年起),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若無結構升級,仍然主要依賴要素成本低作為在國際市場上的核心競爭力已不再可能,中國經濟的出口需求年均增長率回落到個位數恐將成為常態,事實上2012年中國7.8%的經濟增長中,凈出口的貢獻已降至-2.2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增長必須更加注重以內需拉動為主。

怎樣才能適應新發展階段上出現的新變化,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嚴峻挑戰,適應上述發展條件的變化,中國經濟就能夠把握新機遇,實現全面小康進而實現現代化目標,即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進而趕上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否則,就可能滯留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掃描三:中國經濟失衡的新特點

自2010年中國經濟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同時又恰從反金融危機全面刺激經濟的政策擇機退出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失衡出現了新特點,通貨膨脹壓力巨大,同時經濟增長需求動力不足(經濟"下行")雙重風險并存。

從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失衡幾經變化,第一階段是1978~1988年,總量失衡的主要特點是短缺經濟下的需求膨脹,1984年、1988年連續發生兩次嚴重的通脹,1988年通脹率達到18.8%;第二階段是1989~1991年,失衡的主要特點是增速放緩,失業率攀升;第三階段是1992~1998年,失衡的主要特點是需求膨脹,尤其是投資需求增長過快,1994年通脹率高達24.1%;第四階段是1999~2002年,失衡的主要特點是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增速放慢,物價指數連續3年出現負數;第五階段是2003~2007年,失衡的主要特點是投資需求過熱消費需求疲軟,投資和消費領域出現反方向失衡;第六階段是2008~2010年,失衡的主要特點是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沖擊,內需不足進一步突顯,增長速度下降;第七階段是2010年底至今,失衡的突出特點是通貨膨脹和增速放緩(下行)雙重風險并存。

總體上說,在2010年之前的不同階段上,中國經濟總量失衡的方向是清晰的,除個別時期(如2003~2007年,出現過投資和消費兩個領域失衡方向不一致)外,在總量上,不同時期,或者是需求膨脹,或者是需求疲軟,進而宏觀經濟的主要風險或者是通貨膨脹,或者是增速放緩,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方向或者是適度緊縮,或者是擴大內需。而現階段雙重風險并存,宏觀經濟政策方向便難以統一,因為緩解通脹和推動增長所要求的宏觀經濟政策方向是相反的,因而治理通脹的緊縮需求政策可能加劇經濟下行,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又可能加劇通脹。

經濟增長放緩(下行)態勢明顯,從2011年至2012年連續7個季度增速下降,比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時中國經濟曾出現的連續5個季度增速下降的時間還久。究其原因,首要的是內需增長不足,而內需疲軟的根本原因在于結構性矛盾:由于自主創新力不夠,產業結構升級遲緩導致投資需求不足,缺乏有效的投資機會;由于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消費比重和消費傾向下降,導致消費需求疲軟,難以與國民經濟增長相適應。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其公平和效率,均需要做出較長期的努力。

通貨膨脹壓力增大,雖然從消費品價格(CPI)指數看并不很高,2012年以來年通脹率均在3%以下,但成因特殊,從現象上看,現階段中國通脹壓力主要由于流通中貨幣(M2)存量過大,自2008年下半年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之后,為刺激經濟增長,向經濟中注入了大量貨幣,到2012年底流通中的貨幣(M2)存量已超過百萬億,到2013年6月底仍超過92萬億,而2012年末我國GDP總量為51.9萬億,貨幣存量遠超出GDP與貨幣存量的正常比(0.8:1),這些貨幣經過一定的時滯期,會逐漸傳導到CPI上來,現階段正是承受由此而來的通脹壓力逐漸上升的時期。

但進一步分析,中國現階段通脹的壓力主要來自經濟結構性矛盾,一是效率與要素成本提升間的結構性矛盾,效率提升滯后于成本上升,形成嚴重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據測算,目前中國通脹壓力需求拉上和成本推進所起的作用大體各占50%;二是進口結構特點形成國際輸入的通脹壓力,作為第二大進口國(2013年可能成為第一大進口國),中國進口產品多為國際市場價格上升幅度顯著的產品,包括石油、鐵礦砂以及大豆等大宗產品等;三是國際收支結構性失衡,外匯儲備持續增加,到2013年6月已超出3.5萬億美元,由此形成大量的"外匯占款",在中國現階段流通中的貨幣存量中,首要的因素便是"外匯占款",即結(售)匯時支付的基礎貨幣。應對這種結構性矛盾所形成的通脹壓力,要求宏觀經濟調控方式必須發生深刻的轉變。

經濟失衡的新特點,要求新的宏觀經濟政策,為適應經濟下行與通脹雙重風險并存的矛盾要求,中國在宏觀經濟管理方式上,從注重需求管理向同時強調供給管理轉變;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組合方式上從反危機時期的全面擴張向"松緊搭配"反方向組合轉變,即積極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從緊的)貨幣政策組合;在財政政策上從全面擴張向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政策與穩健的財政收入政策相結合方向轉變;在貨幣政策上從主要運用貨幣數量工具(貨幣供應量)向同時注重貨幣價格工具(利率)轉變。以降低在宏觀失衡雙重風險下的宏觀政策選擇的風險。

掃描四:中國經濟成長的新途徑

宏觀政策的調整能夠緩解短期的總量失衡,但中國經濟短期失衡和長期不可持續的主要威脅,來自深層次的經濟結構性矛盾,而要從根本上緩解和有效控制這些結構性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徑在于轉變發展方式。

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內容在于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包括產業結構、市場組織結構、技術結構、投資與消費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進出口結構、城鄉結構等等,怎樣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根本動力在于創新驅動,效率提高是創新的函數,結構演進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數,創新首先是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的基礎又在于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的積累應快于同期經濟增速才可能支持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求的自主創新力的提高。

如果中國經濟在本世紀中葉趕上一般發達國家,根據世界銀行1970年至2009年面板數據,估計第三產業占比與高教人口占比的關系,相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應達到79%左右,每年平均需增長2.9%,估計屆時中國人力資本存量將是現階段的16倍左右,人力資本存量年均增長率要達到6.7%左右。

制度重于技術,具有活力和競爭性,同時又具有序和公正性的制度安排,是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前提。在中國現階段的制度創新,即是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培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基本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但社會經濟發展的新目標、新變化、新失衡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

首先,改革的關鍵已從初期的企業改革轉變為政府與市場的相互關系的調整,包括政府、市場、企業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機制的改革,包括宏觀調控方式、財稅體制和財政政策、貨幣體制和貨幣政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相互關系等,成為深化改革的關鍵。

其次,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心已從治理結構調整(承包制、股份制等)轉變為核心競爭力的培育,技術創新的關鍵在于培育創新主體,創新是政府與企業的共同行為,但應以企業為主體,尤其是以大企業為主體,現階段中國大企業是以國有企業為主,國有企業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受市場硬約束,多大程度上服從政府行政約束?在國有企業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條件下,如何在制度上對其形成反壟斷約束?

其三,在所有制結構上,已從國有制占絕對優勢演變為國有、民營、三資等多種混合結構狀態,據第二次經濟普查數據,中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實收資本中,國家資本占19.6%,集體資本占2.1%,法人資本占30.5%,個人資本占23.9%,外商資本占23.9%;各種企業本身的產權也已大都多元化,即使是國有企業也已產權多元化,規模以上的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中,國家資本占50.6%,集體資本占0.4%,法人資本占42.3%,個人資本占2.7%,外商資本占4%;在外資企業中,真正外商資本也只占76%,其余為法人資本和國家、集體及個人資本;在私營工業企業實收資本中,個人資本占67%,其余為法人資本(31%)和國家、集體及外商資本,如何在制度上保證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間平等競爭成為突出的問題。

其四,在市場體系的構建上,主要任務已從商品市場化,包括投資品和消費品,轉變為要素市場化,包括土地、勞動、資本、專利、環境資源等市場體系的培育。

其五,在市場化的難點上,已從克服傳統計劃經濟阻力拓展市場作用范圍,轉變為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提升市場質量,包括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產權制度)、交易秩序(價格制度)、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等。

其六,在二元經濟狀態下,市場化進程的推進方式,已從城鄉分別展開改革,轉變為城鄉統籌、城鄉互動的整體改革,在這種整體推進中,土地、勞動、資本等要素市場化的深入和完善顯得極為重要。

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推動制度創新,以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新,在創新基礎上驅動經濟結構升級和戰略性調整,進而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才是中國經濟實現新的歷史跨越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

(作者: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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