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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部(美國西部)
去西部(美國西部)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去西部(美國西部)


我在海外生活期間學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應該詢問方向。我學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即便沒有最終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個箱子從北京運到太平洋的對岸。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謀劃,在中國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這種習性愈發糟糕,因為那里的每個人似乎都活在當下。在那樣的國家,要找到愿意隨機應變的搬運公司十分容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維恩,活像中國藝術家那樣蓄著長長的頭發。就在我們斟酌合同內容的時候,維恩問我的太太彤禾是否已經想好,我們即將前往什么地方。“總之是一座小城市,也許就在科羅拉多州吧,”她回答道。“但我們還沒有決定住在哪一座城市。”


“未來幾個星期能夠定下來吧?”


“我覺得可以。”


維恩解釋說,船運集裝箱將在大洋之上顛簸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所以地址無關緊要,只要運載的物品朝著大致正確的方向行進就可以。但到達美國之后,美方合伙人需要知道運貨卡車將開往什么地方。那也就是維恩的最后期限:我們需要在五個星期內找到住處。


維恩在我們位于北京的寓所內忙活了兩天,以指導那幫搬運工人。一共有十來個搬運工,全都穿著潔凈的藍色制服,帶著金屬開箱器。每一件家具,他們都要按照尺寸把一大塊硬紙板劃成同樣大小的小片。他們先是劃下一塊紙板,熨帖地裹住椅子的前腿,接著依次是后腿和側面。所有的紙板粘貼在一起之后,看上去就像一個椅子狀的盒子。他們據此做出餐桌狀、書桌狀、書架狀、條凳狀和沙發狀的紙盒。他們做了一張巨大的紙板床。一個三層的古董鴉片桌被一層層嚴絲合縫地裹了起來。那情形如同看著一隊雕塑家逆序創作,直到我們所擁有的每一樣物品被轉換成更大更粗糙的版本。


我數次想與工人們交談幾句,但他們的反應簡短而且乏味。他們不讓我們幫忙。每當我撿起某個物件,立馬有人一個勁微笑著向我道謝,同時把東西拿了回去。“還是留給他們做吧,”維恩說道。他說得沒錯。他們把集裝箱擠得像積木那樣密實,一輛卡車拉著它進入了夜幕。突然,我有一種奇妙的感覺:我們的財物消失了;我們沒有地址;我們可以住在任何想住的地方。那個月的晚些時候,我和彤禾踏上了尋找新家的路。




我們倆成年之后都少有在美國生活的經歷。我大學一畢業就前往英國進入研究生院,隨后旅行到了中國;等我明白過來的時候,我已經離開了十五六年的時間。我從未在美國找過工作,既沒有買過房子,也沒有租過房子。我最近一次在美國買車的時候,加的還是含鉛汽油。我的父母親仍舊居住在我從小長大的密蘇里州,此外便也找不到任何把我維系在這個國家某個地方的其他東西。彤禾跟美國維系更少了:她是兩個中國移民的女兒,出生并成長于紐約,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從事寫作。


我在中國生活期間很少回美國,但花了大量時間來回想這個國家。中國人大多對外國人的生活深感好奇,總喜歡提出某些特定的問題。你們那里幾點了?你們可以生幾個孩子?回去的機票要多少錢?人們對于美國的觀點往往位于兩個極端,既積極又消極。他們總是迷戀于之前聽來的種種稀奇古怪的細節。美國農民是不是非常富裕,可以用飛機來播種?老人和成年子女同桌吃飯,孩子們會讓父母自付飯錢,因為他們的關系不像中國家庭那么親密,這是真的嗎?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一個名叫塞恩的學生寫過一篇作文:




我在書上和電影里看到,美國人可以擁有槍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我在一本書上看到,乞丐必須穿著防彈背心。這是真的嗎?關于美國有一種說法。想進天堂,請去美國;想去地獄,請去美國。




對于這種交織了真相和夸張的問題,實在難于回答。頭幾年,這讓我感到十分忐忑,因為我未能傳達一種更為精準的視角。不過,我終究意識到,類似的對話不僅僅與我有關,甚或與我的國家有關。在中國的時候,我逐漸把對美國的認識當成一種想象:它往往人們的意識所制造的,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那與其說是我個人的問題,不如說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的問題反映了中國人的興趣、夢想和憂慮——即便他們談論美國的時候,也總有部分話題涉及自己的國家。


我在海外生活的時間越久,就越覺得自己的視角正在發生相似的變化。中國成了我的參照物;我總拿自己對美國的認識與自己對亞洲的認識加以對照。我對美國生活的認識日漸成為開放式的,而不是定型的。我很難想象自己在某個特定的地方,那實際上也意味著我有很多地方可去。當我和彤禾決定離開北京的時候,我倆都已經完成了寫書需要的研究工作,知道自己可以帶著工作上路。我們沒有職業,也沒有孩子,并不需要長久的家;最終,我們可能還會前往海外。我在中國的城市里生活多年之后,更喜歡鄉下的幽靜和平淡無奇。落基山脈的小鎮上沒有人認識我們——那里便是我們自己中國版的美國夢。


我們買了一輛二手的豐田車,在后座放上冷藏箱,沿著兩車道公路在科羅拉多州四處轉悠。時值3月下旬,山上的積雪依舊深厚;有些高海拔的隘口仍然封閉著。夜幕降臨,我們住廉價旅館,白天跟房產中介們交談,他們手頭也沒什么房源。之前我們根本不知道,美國的中產階級幾乎從不出租自己的物業;當時正值房地產次貸崩潰的前夜,買房更為容易。在一個不到三千人的銀礦社區里德威爾小鎮,我問房產中介是否有物業可供出租。“你有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頒發的HUD證書嗎?”她問道。我告訴她,我確信我們倆都沒有那樣的證書;于是她建議我們租一套活動屋。我們看到唯一可供出租的是一套白色的活動屋,坐落在距離24號高速公路六米遠的地方。活動屋里正居住著一群鉬礦礦工,但房產中介向我們保證,那幫人很快就要搬走;她可以把我們列入待租名單。里德威爾鎮打算開掘更多的礦洞,主要是因為來自中國的需求激增。我們看了那房子一眼,便繼續開車上路。


我喜歡寬廣而色彩亮麗的土地,慢慢染上晚霞的山巒,以及坐落于山谷間名字厚重的一座座小鎮:花崗石鎮、基巖鎮、鋸坑鎮、雞冠丘鎮。我們沿著科羅拉多西南部的安肯帕格里河一連開了十余公里,沿途看見的標牌不禁讓我樂開了花。離河不遠的地方,一個人帶著我們參觀了坐落在鹽堿平地上的一座新房子。白色的土壤猶如碎玻璃般熠熠泛光,一想到要在這樣的地方寫書就讓我感到頭痛。我們找到的出租房,總是不太稱心。要么地毯破舊、墻板損壞,要么建在背陰的山谷里,積雪難融。我時常感覺,在我們來之前,這里一定遭遇過大災大難。離婚、死亡、破產——以我的想象,這是小鎮上的大房屋紛紛躍入租賃市場的主要原因。


在一個叫做瑞奇威的地方,我們先給一個房產中介打了電話,隨即又偶遇一位剛與男友分手的年輕的辦公室經理。男友離去,留下她和一紙新屋租約,她打算搬到丹佛重頭再來。地方很漂亮:位于一個小山包的山頂,在安肯帕格里河河面之上三十來米。站在屋后看出去,沒有一棟房子;視線掠過一片矮松林,徑直投向凹凸不平的西馬侖山脈。瑞奇威位于猶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處,總人口只有七百多。全縣只有一盞交通信號燈。瑞奇威沒有麥當勞,沒有沃爾瑪,也沒有星巴克;在屋子里收不到手機信號。我們想不出有什么地方比這里跟北京的差異還要大,于是決定就此落腳,并簽訂了一年租約。


我們買回一張床墊和幾件草坪用具,在外面支起帳篷等著船運集裝箱的送達。一天下午,我們駕車來到蒙特羅斯鎮,在一處古玩市場發現了一對木質書架。售賣者答應與我分担送貨費:我們支付十美元,剩下的由她負責。她給自己的兒子打了個電話,因為他有一輛皮卡。“二十五美元嗎?”我聽到她對兒子說。“太貴了,二十美元怎么樣?”中國人就對這樣的細節感興趣——回到美國不到一個月,我已經親眼見證了年邁的母親和自己的成年兒子就金錢問題討價還價。




我們在空蕩蕩的屋子里簽訂了電話服務協議。當我提出電話號碼不要列入黃頁簿時,電話公司的業務代表說那得每個月加收兩美元的服務費。瞬間,省錢的心態壓過了我期待隱匿的愿望。“登在我妻子名下吧,”我說道。“她的名字是萊斯利·張(張彤禾)。”


我當時覺得,她的名字相對來說更為普通,但沒有想到最后電話黃頁簿會把我附帶列出:“彼得/萊斯利·張。”緊接著,郵件紛至沓來。




尊敬的彼得·張先生,


你喜歡省錢。還有更好的,你既能省錢,又能得到更優質的服務。因此,干嘛不換一家電話公司呢?




我和彤禾幾乎沒收到過任何郵件。收到郵件的是彼得·張,頭幾個月我們的郵件幾乎全由他接收。信用卡公司和電話公司會像汽車經銷商一樣給我們派發宣傳單。彼得·張收到過用韓文和繁體中文印制的廣告單。有人深更半夜打來電話,操著莫名其妙的語言。韓國人一看我們聽得云里霧里,立馬掛斷電話,但我們通常會跟講中文的電話推銷員糾纏一番,以弄清他們究竟是從什么地方打來的電話。是誰在翻閱科羅拉多州農村地區的電話黃頁簿,專門搜尋亞洲人的名字?


多數時候,打進電話的似乎都是推銷長途電話卡的單獨個人。不過偶爾也有中文電話推銷員向我們推銷其他東西。一天晚上,彤禾一拿起電話就聽到一個女人起勁地推銷位于懷爾明的某處旅游景點。我把耳朵湊了過去,盡管我們倆一開始誰也弄不懂那是個什么名字。“懷爾明?”彤禾問道。“在哪里?”


來電者解釋說,懷爾明位于美國西部,是一片牛仔出沒的山地,空氣清新。那情形如同盯著拼圖看了好半天,圖案一下子變得清晰明了,并且驚訝于自己的分毫不差:懷—俄—明。


“你從什么地方打來的電話?”彤禾問道。“中國大陸嗎?”


一陣沉默。“我們是一家香港公司。但我們做懷爾明的旅游項目。”


“我不相信你們是香港公司,”彤禾說道。“香港公司不可能這樣隨機撥打電話。還有,你的口音不像香港人。你究竟在大陸的什么地方?”


打電話那個女人的聲音越來越小。“我只能說我們是香港公司,”她說道。“其他的我沒法告訴你。”之后,我會不時地重復那個地名,只是想聽聽它的讀音。有點象魔法,半是陌生半是熟悉:懷—爾—明,懷—爾—明,懷—爾—明。




貨運集裝箱晚到了。丹佛的搬運公司原定星期二中午到貨,但他們的卡車走到莫納克山口時陷進了積雪,隨后又遭遇了機械失靈。駛上我家車道后,他們往后倒車時撞上一根矮松,刮倒了幾根枝條。駕駛員發現自己沒有鑰匙打開集裝箱上的中國海關關鎖,于是抓起了一只重重的退耦器。“找個鄉下佬用這個東西使勁敲打,多半能搞定。”


從北京回美國的朋友曾經提醒過我們,行李送達時會是怎樣的心情。就如同將新生兒從醫院抱回家里:轉瞬之間全靠你自己。來到瑞奇威,維恩曾經的十多個中國搬運工變成了叫做詹姆斯和格里格的兩個美國人。他們沒穿制服,搬運效率也不高。我和彤禾提出打幫手,他們毫無怨言。他們一到我家就打聽,哪里可以找到吃的東西。詹姆斯成功地搗毀了海關關鎖之后,他倆站在打開的集裝箱跟前目瞪口呆。


“我可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東西,”詹姆斯終于說道。“我得打電話把這事兒告訴別人。”


下午剩余的時間,我們一邊把盒子往家里搬,詹姆斯和格里格一邊不時地查看著中國人的手工活兒。有一陣,我看見他們兩個蹲在車道上,正在琢磨被紙板裹起來的一張餐桌。“他們簡直令我們無地自容,”詹姆斯一邊搖頭一邊說道。“太不可思議了。”


每個盒子上都有編號和標簽,詹姆斯每跑一趟都會讀一遍號碼,以方便拿著表單的彤禾進行對照。搬運盒子的過程中,他簡要地講述了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成長經歷,他和妻子在家自教的七個孩子,以及他曾經當長途卡車司機時聽來的逸聞趣事。他最近賣掉了自己的卡車,因為油價漲得太高。“賣給了一個想掙上千兒八百的家伙,”他說道。“千兒八百個麻煩還差不多。”詹姆斯說,他每年都要拿出幾千美元購買書籍,所以講的逸聞趣事各不相同:卡車司機的加油策略、植物護理、養雞場心得。“那些家伙現在用藥太多,”他說道。“我有一個朋友在雞場干活,從小雞孵出到加工處理只要十八天。十八天!原來可是要好幾個月。還有一個女人曾經在雞場給小雞打針,偶爾不小心會把針扎到自己身上。她后來得了狼瘡,臉上還長出了毛發。所以我再也不吃雞肉了。這個盒子的編號是九十四——辦公室文件夾。”


最后拆開的,是我們的大床——彤禾數年前發現于上海的一處古玩市場。這張床有個頂篷,頂篷共有十八塊,全由榆木雕刻而成,上繪渦形圖案,或為花草、人物,或為佛教圣像。頂篷既不用螺絲,也不用閂子——只有木槽和卯榫。組裝時必須按照固定的順序。我們從立柱開始,按順時針方向推進,一人扶撐一邊,直至整件物品完美熨帖。夜幕降臨,黑暗讓這樣的場景有了一種親密感:我和彤禾,詹姆斯和格里格,一起忙活著民國初年的頂篷大床,四周全是雕刻而成的蓮花、菩薩和相互交織的8字符號。高大的頂篷豎起來之后,詹姆斯花了整整一分鐘的時間琢磨其中的卯榫。“設計得太好了!”他不禁感嘆道。他們還得開六個小時的山路回到丹佛,但詹姆斯很高興能堅持到最后。他跟我握手道別,并祝我好運;他的行車經歷又有了新的逸聞趣事,這似乎令他感到十分開心。




回到美國之后我才意識到,自己是多么地懷念美國人說話的方式——尤其是小鎮居民。我喜歡他們不慌不忙地講述逸聞趣事,也樂見自己還能明白他們話語中的細微表情。有一次,我回到密蘇里州看望父母。我從機場坐上穿梭巴士,駕駛員來自南卡羅來納州,濃密的胡須像一堆白雪在他胸脯上來回抖動。我說我剛從中國回來。


“你會講撲騰話嗎?”他問道。


我的口音沒他好聽,但我還是告訴他,自己會一點點撲騰話。


“我在什么地方看過一份資料,”他說道。“什么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說中國人為了長生不老,可以拉著四個人一起沒入海水。”


近兩百公里的路程中,那位駕駛員一直不停地說話。他講述前妻的故事,也描述自己對《圣經》希伯來文的鉆研,還對《但以理書》發表了強硬的觀點。他當時住在密蘇里中部的一處拖車庭院,但在1960年代到訪過法國、西班牙、希臘和土耳其。“我有一個有錢的叔叔,是他出錢讓我走了那么多地方。”


“哦,這趟旅途一定很棒吧,”我問道。“你叔叔是誰?”


“山姆大叔啊。”


在中國人們不會這樣說話。他們不善于講故事——他們不希望成為被關注的中心,很難從講故事的過程中獲得樂趣。他們很少糾纏于興味盎然的細節。這并不是說他們愿意緘口不言;實際上,很多中國人都能夠用食物、金錢和天氣這樣的話題讓你的耳朵生繭,他們還善于向外國人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不過,他們一般不談私人話題,身為作家,我知道,有時需要等上幾個月的時間才能讓采訪對象敞開心扉。也許,在一個生活接觸十分密切、凡事圍著家庭和其他群體轉的國家,這種現象非常自然。


有選擇權的中國人,決不會選擇住到科羅拉多西南部這樣的地方。美國人喜歡獨來獨往的性格令我印象深刻,正是這樣的獨居讓大家的閑談變得無拘無束。一天晚上,我在瑞奇威的一家酒吧遇到一個人,他跟我交談不到五分鐘就解釋說,自己剛從監獄里釋放出來。另一位酒客告訴我,他的老婆已經過世,他最近又心臟病發作,所以預料自己活不過當年。我知道,美國人的閑扯多半不靠譜;任何時候人們都可能扯到私人話題。當我申請安裝“DIRECTV”時,一位技術人員來我家的側墻上開洞。他說自己剛搬到一個叫做三角的小鎮,于是我問他對那個小鎮的看法如何。


“安靜,”他回答道。“三角鎮很少有事兒。”


“你怎么會搬到哪兒去住呢?”


他從開鑿的孔洞上抬起頭。他是個二十來歲的精瘦男子,一雙手臂上刺著藍色線條的文身,活像恣意分布的一條條血管。“我兩個月大的兒子剛剛去世,”他緩慢地回答道。“就在丹佛,所以我不得不搬走。在那里我再也住不下去。所以,我搬到了三角鎮。”


過了好一會兒我才回過神來。“我真的非常遺憾,”我說道。“太糟了。”


我不知道還應該說點什么;在美國,我總覺得很難對這種私人的故事出回應。不過,我很快就明白過來,其實我說什么都無關緊要。很多美國人是說話的好手,卻不喜歡傾聽。我要是在某個小鎮對某人說自己在海外生活了十五年,他們的第一反應如出一轍:“你是在服兵役嗎?”除此之外,他們很少提問。我和彤禾逐漸明白,中斷閑扯最有效的方法,莫過于告訴大家我們是作家,而且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沒有人明白這意味著什么,他們似乎更善于聊自己剛剛服完的有期徒刑。


有時候,好奇心的缺乏令我深感沮喪。我永遠記得自己在中國的時候被問到的各種問題,哪怕不識字的人也希望了解一下外部世界的信息,我不禁疑惑美國人怎么會如此大相徑庭。不過,很多中國人對自己和所在社區的事務幾乎不感興趣,這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不善于反思——不愿意去太多地思考自己的生活。這是他們跟美國人的主要差異,后者不斷地制造出有關自己和自己所在地的故事。小鎮的人們很少向外來者發問——的確,你所要做的就是聆聽。


有時候,這樣的角色讓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外來者或是假冒頂替的,不過,會說話也有好處。它讓我從小就理解自己的文化;即便我不是他們故事里的角色,我還是聽得懂人們說了些什么。我喜歡聆聽,慢慢靜在人群之中,發現自己被當地的社區事務所吸引。我和彤禾前去觀看牛仔表演和賽馬會,當地的農場主與專業人士展開比拼。秋天,我們到附近的一所高中觀看橄欖球比賽。我們跟隨名不見經傳的奧拉西高中隊一起度過了州錦標賽賽季,并前往奧拉西鎮的主大街參加慶功大游行。球員們坐在消防車的車頂上,一直開到大街盡頭,原地掉頭再回到出發點,這樣,全鎮的每個人都有了兩次喝彩的機會。


6月的一個周末,我們前往參加一個名叫“牛仔皈依基督”的宗教聚會。這次聚會恰逢牛仔表演季的開局,主辦方免費派發了《牛仔之路》,專述牛仔表演者的基督主題故事。一位發言者是鄉村音樂師,名叫莫里斯·莫特,大談自己小時候家庭生活的支離破碎。“十六歲時,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他,也就是耶穌基督的故事,”他說道。他詳細講述自己如何開啟了一種別樣的生活,還說信仰幫他熬過了孩子病危時的艱難時光。莫特的語速很慢,充滿著自信,兩百多名聽眾一片靜默。“有故事的人比只會講大道理的人更高明,”莫特說道。“你的故事是你可資利用的武器,它不但幫你戰勝敵人,還能給他人帶來光明。”




六個月的時間里,我的體重減了二十多斤。多年前,我就是個好勝心強的長跑好手,但北京的空氣嚴重污染,我只好放棄了這一愛好。在瑞奇威我重拾舊好,我家的海拔為二千四百多米,走哪條路都能翻過小山包。跑步的過程中,我四處查看野鹿、麋鹿和火雞;我兩次看見過美洲獅。我很驚奇地發現,自己還能一口氣跑上十二三公里。沒多久,我的雙腿重新變得輕盈無比。


我逐漸把這看成是彼得·張的康復期。現在,他的郵件主要是閃閃發光的中文人參產品廣告單——太子金心配方、純正美國人參粉——全都來自威斯康辛沃沙市一家名為“太子行”的公司。一家名為“赫爾曼機動車”的公司寄來了一張兩千零七十八美元的支票,隨附信件的內容是:




敬呈彼得·張:


此乃正式通知函,以確認您已經在鄙機動車公司的市場推廣測試中被抽中為獲獎者。這不是玩笑、騙局或是惡作劇。




我很高興,有人求彼得·張收下他們的錢。我把他想象成一頭孤狼,一個令全世界摸不著頭腦的角色,我喜歡代他接聽電話。一天晚上,我和彤禾剛從鎮上吃完飯回到家里,電話響了起來。


“找彼得·張,”彤禾拿起聽筒后說道。“是個女人。我覺得她說她來自全國燈泡協會。”


“全國燈泡協會是個什么玩意兒?”


“我怎么知道?我要不要掛電話?”


我決定聽完這通電話。通話狀況不太好,那個女人提到,聽完協會副主席維恩·拉皮埃爾的電話錄音后,會有一個民意調查,只問一個問題。錄音一開始是一個怒氣沖沖的聲音,我不禁想:老天,這個法國佬看來真是讓燈泡煩透了!隨即,我明白過來,我們把 “燈泡”和“步槍”這兩個詞搞混了 1。全國步槍協會正在科羅拉多西南部的荒野里進行導向性的電話民意調查。


拉皮埃爾解釋說,聯合國正在努力推動一項歷史上最為嚴格的槍械管控條約。第三世界的威權國家正在力推該項法案,美國的自由派官員和媒體精英也大力表示支持。這段錄音后,電話里傳來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張先生,”他問道。“對于第三世界的威權國家以及希拉里·克林頓試圖在美國取締槍支的行為,你怎么看法?”


“我支持。”


“你支持什么?”


“我支持他們取締槍支,”我回答道。“你得明白,我就來自第三世界的威權國家。我來自中國。我并不認為大家應該擁有過度的自由。”


長時間的沉默。“那么,”他說道。“我感謝你的坦誠。”


“你以為我會說什么?只要你打給姓張的人,他會跟我說一樣的話。我們對此看法相同。我們都來自中國,我們不需要槍支。”


“好的,”他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們這里也需要更強有力的政府,就像中國那樣。”


“好吧,”他說道。“謝謝你的答案。”他顯得彬彬有禮,也沒有跟我爭辯什么,不過他似乎無法令自己從這通電話中滿意地抽身而出——看來還不是協會里最亮的燈泡啊。最后,我跟他道別,掛上了電話,那一晚剩下的時間就交給彼得·張了。




在美國生活將近九個月之后,我和彤禾開著車踏上了拉斯維加斯之旅。我們抵達的時候恰逢該市舉辦混合馬拉松賽和半程馬拉松賽,那仿佛成了我們回家之旅的最后一個動作。既然已經觀看過這么多牛仔表演和橄欖球比賽,我決定回歸體育競技,于是報名參加了半程馬拉松賽。


比賽開始于黎明之前,出發點設在曼德勒海灣度假區,一萬七千多人涌上了拉斯維加斯大道。我們推搡著跑過了亮著霓虹燈的盧克索酒店、熱帶天堂大飯店和米高梅大酒店。有些通宵賭客跑出門來為我們加油助威。幾公里之后,我加快了節奏;感覺越來越輕松,因為我在高海拔地區一直訓練不輟。很快,比賽的隊伍越來越稀疏,跑到十公里的時候,我身后只跟著為數不多的選手,跑在前面的選手不過領先我四五十米。


參加馬拉松賽的不乏專業人士,他們是前來爭奪四萬五千美元大獎的非洲人和歐洲人,一出發便跑得飛快。我知道,半程馬拉松選手跑到十公里的地方應該轉向而行,但我看不到前方有人改變線路。不得已,我只好沖邊上身著志愿者服裝的旁觀者大聲發問:“半程在什么地方轉彎?”


“就在這里,”他回答道。


我猛然收住腳步:“確定嗎?”


“確定,”他回答道。“跑上那條街就行了。”


志愿者一直沒有留意,他只是看著一個個選手疾跑而過。但我還是遵從了他的指示,前方不遠處,一名警察慢慢開動警車,打開了警燈。我這才意識到,那是一輛安保車,我成了領跑者,身后跟著八千多名參賽者。


即便年輕的時候,我也沒有優秀到領跑大賽的地步。偶爾,我會在有數百人參加的賽事中奪得桂冠,但超過這個人數的比賽往往注定由比我更優秀的選手把持。我知道,今天比我優秀的好手都去了別處;他們跑過了分道處。如果他們很快明白過來重回賽道的話,追上我不會有任何問題。我告誡自己,跑到十六公里之前千萬別回頭看。


在中國,我時常夢想著寧靜和孤獨,但那完全不同于領跑比賽的感覺。一般而言,體育比賽是一種視覺活動;你挑選位于前方的地標和選手,設定為目標。可當你跑到前方之后,剩下的只有聲音:你的呼吸逐漸清晰可辨,跨步的節奏同樣如此。你聆聽著身后傳來的腳步聲。偶有觀賽者發出歡呼聲,隨即陷入沉默,你會讀秒,直至傳來為下一位選手發出的歡呼聲。


我從沒想到拉斯維加斯會這樣寧靜。比賽沿著大道西部跑過了好幾個街區,明亮的燈光逐漸暗淡,兩邊的建筑愈顯破敗;我跑過了拉斯維加斯社區糾正中心和情色遺產博物館。我看見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推著一輛商店購物車。他大笑著高喊道:“嗨,老兄,你贏了!”搖滾樂隊在賽道旁支起了舞臺,樂師們還在調試各自的樂器。時常,我從他們身邊跑過的時候,他們才注意到我,于是趕緊替我彈點什么作為安慰。我聽著身后傳來的音樂聲,越來越微弱,直至耳畔只有自己的腳步聲和呼吸聲。


跑到十六公里的地方,我回過頭去,一個人也沒有。經過大賭場的服務臺入口處后,我很快跑上法蘭克·辛納屈大街,接著就來到了設在曼德勒海灣的終點線。當我沖線之后,人群中發出一陣陣歡呼聲;賽事指導與我握了握手。十五分鐘后,拉斯維加斯電視臺對我進行了現場采訪,同時受訪的還有女子項目的冠軍和首位跑完比賽的貓王模仿者——一共有一百五十位貓王模仿者參加了比賽。跑得最快的那位滿臉自豪地與我同臺亮相,這個人穿著白色萊卡緊身衣,貼著鬢角,正像音樂會的首席樂師一般汗流滿面。


我和彤禾被引進專為頂尖選手設立的VIP帳篷,一邊等著專業選手結束比賽,一邊吃了些自助早餐。專業選手一個接一個地跛著腿走了進來,多是肯尼亞人和埃塞俄比亞人,臀部寬大,腿肚瘦削。他們的臉上帶著長距離賽事結束后特有的疲態:顴骨憔悴,眼神空洞。排隊取餐的隊伍里,一位俄羅斯選手滿腹疑惑地打量著我。“你剛跑完比賽嗎?”她問道。


我告訴她,我是半程比賽的第一名。


“你看上去一點也不累啊,”她說道。“完全不像剛跑過步的樣子。”


她說得沒錯——我顯得跟那幫運動員格格不入。我的成績是該賽事過去十五年以來最慢的記錄,我了解到,走錯道的領跑者直到跑出賽道數公里后方才如夢初醒。(就拉斯維加斯的實際做派而言,通常會有豪華轎車領著他們跑到終點線。)賽事指導向我確認,肯定會有頒獎儀式,但隨著晨光逝去,我越來越感覺自己如同坐在VIP帳篷里的冒牌貨。終于,我和彤禾抓起幾塊羊角面包,匆匆地溜了出來。


我一直沒去領取這次比賽的獎品。這就是彼得·張的精神——面對獎品和意外之財他抽身而退,他還知道,向所有外國人那樣,一旦迷失方向你就得問路。不管怎么說,經歷本身才最為重要。我獨自一人跑過法蘭克·辛納屈大街,還登上了拉斯維加斯的電視屏幕。我與汗流滿面、扮相酷似貓王的參賽者握過手。終于,我回家了,有了屬于自己的故事;在美國,這都是你一直需要的東西。


來源:上海譯文出版社《奇石》 何偉 著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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