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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女記者:做印度人還是中國人好?
印度女記者:做印度人還是中國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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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單向街005》,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者:帕拉維·艾亞爾

回到北新橋頭條胡同,那群麻將搭子仍在小賣部門口,悶熱的夏夜里他們會一直玩到夜永時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兒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圓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時候,無論時間多晚,都能看到這群人。

夏天過后,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氣中就會有燒煤發出的那種不祥氣息——那是冬季胡同里的標志性味道。寒冷季節即將到來的其他跡象也初現端倪:一大早,上公廁的人穿的是長袖絨衣,而不再是棉質睡衣。

我想起剛搬到這兒時,胡同里的居民對睡衣的喜愛讓我不時皺起眉頭。對于睡衣來說,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臥室,全天都有居民穿著它們上街,而且沒人覺得這有什么好奇怪的。

經過最初的困惑,考慮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買個火柴或者什么零碎時穿著睡衣出門可以省去很多麻煩,我開始變得非常欣賞這種對睡衣的友好態度。有時候,我會帶上“焦糖”或者“豆腐”一起出去。街坊們都非常喜歡貓,我帶它們出門的時候,總會有一群人圍過來逗它們玩。

一個秋日的早晨,在我從小賣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國游客正好騎車經過。他們左顧右盼,充滿好奇,臉上掛著親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許多人在那一刻看來都大吃一驚,有一位還差一點從車上摔下來。

隨后,我以他們的視角打量著自己:穿著一套睡衣睡褲,嘴角叼著煙,左胳膊下夾著貓,走路的時候拖鞋在腳下噼啪作響。胡同已經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過去了,我們迎接著在中國的又一年,那將是我呆在這兒的第五年;房東吳先生打來電話安排吃晚飯的事情。我們有一段時間沒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里也沒出過什么毛病。我立刻答應下來,但我這么做還有著隱秘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里奧和房東出去吃飯,毫無例外都是吳先生埋單。這與其說證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說表明了我們在中國人吃飯時流行的“搶著埋單”比賽中技不如人。這是一場令敗方大丟其臉的決斗,與吳先生和吳太太相比,我們的敗績令我和胡里奧的臉沒地兒擱。現在,補救的機會終于來了。

讓房東挑餐館、點菜是我們的策略之一。我們讓他以為那天晚上是自己做東,等我們吃飽后,胡里奧會推托說去洗手間,其實是溜到收銀臺把賬給結了。待吳先生要結賬的時候,我們會得意洋洋地表示錢已經付了,而且在他因為未能結賬而垮下臉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進行,吃到一半的時候,一小塊牛蛙進到吳先生的氣管,他發出嚇人的咳嗽聲,緊緊抓住喉嚨,這種兩棲動物的一片軟骨令他喘不過氣來。我克制住這是房東讓我吃那些東西而遭受報應的想法,不停地拍打著他的背。但沒什么效果。吳先生突然起身沖出包間。我們要跟上去,但吳太太攔下我們,堅持說不用担心。“老吳身體好得很,”她說。“他會沒事的。”

幾分鐘之后,吳先生回來了,臉還有點紅,但顯然已經沒事了。他沒理會我們關切的詢問,而是大口吃起盤子中的豬肺。半個小時后,我們吃不下了,胡里奧按照計劃溜出去“上廁所”,然后暗地里跑到收款臺,小聲索要賬單。“埋單?”收銀的女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跟你一起吃飯的那個老人家在半個小時前已經付過了。”老謀深算的吳先生再次把我們打敗了,除了品味留在這個國家的敗績,我們無能為力了。

自從2002年8月來到北京,身邊已經物是人非。我的許多朋友——那些記者和外交官結束了為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后,已經離去。我在中國傳媒大學的那些學生也已都畢業,有幾個正在國外學習。

奧運會即將舉辦,我剛到北京時四處可見的“拆”字幾乎蹤跡全無,因為那些房子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拆了。前門旁化為灰燼的胡同中,一座漂亮的購物中心初具規模。

自從我來到這座城市,出租車已經漲過兩次價。清除中式英語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館,他們已經把我特喜歡吃的一種魚的翻譯從“大便”(crap)改成了雖不是那么具有娛樂效果,卻更為精確的“鯉魚”(carp)。而最受外國人青睞的城市地標——東大肛腸醫院巨大的霓虹燈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現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Proctology” 。

在印度,大家關注的問題則有所不同。無論報紙編輯還是家里的仆人,他們最常問到的是一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印度能從中國那里學到什么?或者說,印度應該做哪些中國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國把美國視為評估自己的國力和成就時的終極標桿;但在印度,中國已經成為了其評價自身進步時常用的參照系。

回到中國,我時常被問及的問題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許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總是毫無例外地問我:“哪個更好?中國還是印度?”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經常問我:“你是更喜歡中國還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們只要逮住機會就會問:“你喜歡住在北京嗎?還是更喜歡住在德里?”

最后一個問題以各種形式出現,對于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盡相同。與婁亞 (音譯)和我家附近公廁的保潔員聊過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憐的女傭;我對于中國最底層的人仍享有相對的尊嚴感到驚訝。在我住的那條胡同里,垃圾工每天來收垃圾的時候都戴著手套。這樣一個簡單物件——起到保護作用的覆蓋物、細菌和皮膚之間的阻礙物——至少讓他們得到了一點點自尊。他們的子女基本都在學校接受教育。他們自己或許沒有念過什么書,但一般說來,他們的讀寫能力足以避免最惡劣的盤剝。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處,而且在中國并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這種不算大的進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數百萬保潔員、清掃工、門衛或者掏糞工中的一員,我恐怕更愿意通過命運的輪回投胎成為中國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會有不同的感受。當我為了報道寫作中所涉及的某個問題,而花費數小時的時間在這個國家的智庫、大學以及研究機構中尋找中文出處的時候,就屬于這樣的日子。這永遠是一項讓人垂頭喪氣的艱苦工作。

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社會,那些年里,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擁有異乎尋常的狡黠、市儈和聰明。正如浙江的企業家所證明的,普通中國人在鉆空子、找退路、行賄賂、避開僵硬的規章制度方面,堪稱大師。如果需要,他們可以把隱形眼鏡賣給盲人婦女,把雞爪子賣給素食主義者。

一方面這個國家可能擁有大量成功的推銷員以及有闖勁的企業家,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反理性傾向。這并非本性,它更多的是反對批評、鼓勵集體思維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產物,我個人認為這是中國最令人反感的一個方面。而缺乏對思想的熱愛,缺乏爭辯本身所帶來的快樂,缺乏雖刺耳卻不無理性的異議,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在中國,那些不認同主流的、官方的觀點的人,往往被打上了異議者的烙印,并因此受到懷疑、驅逐和威脅。

所以,一個在記者面前說錯話的教授可能會突然遭到降級處分,一個太過熱衷于腐敗調查的編輯有可能會遭到解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只是想盡其所能幫助委托人的律師,如果接了不該接的案子,有可能會把自己送進監獄。

在大學里,比如中國傳媒大學,“答案只有正確和錯誤之分”已經烙在學生的腦子里。盡管實踐中你也會察覺到或者會利用那種模棱兩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純粹的理性層面卻并沒有給它們留下多大的空間。

身為一個好辯的印度人(那是一個視異見為常態的國家),中國人這種被強加的、整齊劃一的思想和態度,是違背我本性的。因此,盡管印度存在著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某些時候我會堅稱自己寧愿做一個印度人,也不愿意忍受中國精神生活的壓抑、單調。

然而,當我回到德里呆上幾天,立刻又開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駕駛公共汽車,而且不會有一群性饑渴的年輕男人不停地盯著看、小聲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馬路上,這種場面幾乎隨時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后我打開電視,看見印度國會正在舉行一次會議,盡管內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雙習慣了中國的眼睛看來,卻比平日好看。

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或許是史無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樣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后殖民國家中之所以近乎獨一無二,不僅僅是因為這種制度的存在,在一個因一種理念而非地理、語言或者民族結合在一起的國家里,這種制度得來不易。這種理念甚至贊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僅可以,而且歡迎同時擁有多種或者一種身份。

因此,我是一個德里人,也是一個說英語的人,一半婆羅門人血統一半泰米爾人血統,受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個后天選擇的無神論者,一個天生的穆斯林。但把這些多樣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強有力又最難以歸類的一個身份:我是一個印度人。

所以說,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處就在于:它發展出調節機制,可以處理大范圍的多樣性以及頻繁、活躍的爭執必然導致的結果。構成這種機制之基礎的指導性共識,或許也是唯一的共識,就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你并不需要一定得贊成——除了表達不贊成態度的程序以外。對于“如果我能選擇的話,我是愿意生來就當印度人還是中國人”這個問題,所有這些事實仍然無法幫我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與中國學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們相信答案只有正確和錯誤兩種——不同,我總是被鼓勵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當年我在德里念哲學的時候,穿著印度土布做的無領長袖襯衫、為人真誠的桑卡蘭教授總在課堂上大聲強調:“永遠不要盲從。”

如果我必須給出一個簡略的回答,那我會這么說: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個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會選擇印度而不是中國。

在印度,盡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因此,大多數德里家庭,只要負担得起,都會購買家用發電機以及在花園里配備自用管井,以備停電、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許多家庭都請了私人保安。通過必要的私人渠道彌補了公共產品的匱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隨意享受討論“印度理想”的本質所帶來的思想上的快樂,或者享受贏得一場精彩的辯論所帶來的腎上腺素上升所帶來的興奮感。

印度存在著真正的樂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這些樂趣和自由的并不僅僅是精英。論辯傳統構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體的基礎,涵蓋社會所有階層。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貧寒,我就愿意在中國碰碰運氣,那里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但與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飽穿暖有房子住。最關鍵的是,中國給我向上跨越社會經濟階層的機會相對要大。換句話說,如果出身貧困,我悲慘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國要大得多。

我并不是在否認民主選舉對于印度窮人的重要性,毫無疑問,這使他們獲得了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交涉的能力。比如為了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迫使大量民眾搬遷的做法,在任何一個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務。

其實在印度,投票權并非必然或者常常產生更好的政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害怕失去票倉,地方政客對遷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視而不見。由此出現的貧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礎設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統。

在印度,公民以可預料的周期攆走政府。在這個國家,占據多數的大量貧困民眾通常能讓五分之四的現任官員下課,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選舉中,所謂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決定作用的。這種狀態往往被視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個著名標志,其實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為政記錄。但這份記錄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區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貧困減少了,民眾還是認為這與政府無關。所以從根本上看,雖然印度有窮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國的窮人缺乏政治參與,但中國在基本公共設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電力、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真正有老師的學校,是贏過了印度。

這種異于直覺的狀況與這樣一個現實有關:在中國,政府通過經濟的增長來獲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個政黨統治的合法不過是因為它是民選的。因此,實現許諾不如贏得選舉來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許多方面都使得印度歷屆政府無需一定要履行其許諾。但中國領導者不可能負担得起這種奢侈。因此,中國政府對于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會比正常反應更為敏感,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中國在新世紀的前途在哪里?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依據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分為“平穩假定”——這種觀點認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自然結果——以及“巨變假定”——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現有政體的悖論將不可避免的導致崩潰。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的中國充滿各種矛盾。社會和經濟自由與政治掌控之間存在著摩擦,城市中產階層充滿矛盾的需求和抱負,與農民和民工的存在著碰撞。從建筑到宗教,古老的傳統、強加的現代性以及復興的傳統之間令人不安的共存現象四處易見。從瑜伽老師到酒店門童,對于一群群來此淘金的外國人來說,中國正在迅速成為機遇之地;但同時,中國又有數億的貧困人口隨時準備冒著生命危險尋找機會離開故鄉。新中國充滿了對立,混亂和控制、變革和延續、財富和貧窮、善良與邪惡以一種有可能引發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中國政府(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依經驗行事,調和各種矛盾的技巧之嫻熟,令人吃驚。他們或許一直在走鋼絲,但中國人的雜技技巧可是聲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來,崩潰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來數年內,中國很有可能繼續成功地延續其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改革策略,同時伴以小幅度的政治變革。

其實我生活在中國的那段時間里,時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國政府的行動遲緩或者僵化,而是它對實用主義的信奉,以及愿意嘗試新想法的愿望。與印度的那些共產主義政黨對于任何實質上的創新之舉(從經濟特區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現出的陳腐態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對抗相比,中國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他們發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實現經濟的增長。

城市的中產階級從這種增長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經驗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這些人。通過把這個群體的繁榮與共產黨繼續掌握政策的制定權捆綁在一起,中共已經有效地從政治上解決了有可能成為其最大敵人的一群人。

與此類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異、腐敗和環境問題,也引起了重視。事實證明北京對于各種挑戰所作出的回應,就像是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共忙著撲滅的大火許多都是它自己導致的,是基本管理結構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說,哪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領導層的確在嘗試進行醫治,不過要注意的是,他們找的是中醫而不是西醫。

隨之而來的是法律意識得到了顯著的增強。中國人所說的維權運動勢頭漸猛,引發維權運動的常見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發的沖突、城市發展以及環境污染等。互聯網和手機這些新技術對于維權運動的影響力大小發揮了核心作用。類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2003年寶馬撞人案,和2007年廈門PX化工廠事件。從曝光官員在煤礦事故中的過失到救下差點被送上餐桌的貓,互聯網提供了公民社會興起的聚焦點——盡管政府想盡各種辦法對此進行控制。

不過,不同于過去一味的打壓,政府在策略和目標方面,已經能夠更好地處理新技術進入政府和公民互動關系后所帶來的復雜性。在政府看來,互聯網既是威脅又是機遇。一方面,網絡可以避開進而打破權力對信息的壟斷;另一方面,公眾在互聯網上表達輿論也是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反饋機制,一個測試國民的看法和情緒的手段。

中共進行政改的雙軌方式就是把更大規模的參與和持續性的壓制混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高風險、存在潛在危險的策略。它不僅無法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如果激起了公眾對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無法或者不能滿足這些期待,爆發嚴重的摩擦是相當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議事日程,所以社會賴以構建的體系難以穩定。因此,中共被迫進入一個半永久性的危機-反應模式。

不過,北京的成功之處在于它始終把壓力保持在文火燉而非翻滾沸騰的狀態。盡管透過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但我還是愿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時間里,中共很有可能繼續保持這種文火狀態,避免爆炸的發生。

過去幾年中,印度可以從中國“學到什么經驗”以及中國能從印度學到什么,成了國際會議上的時髦話題。那些興奮的記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師、躍躍欲試的商人以及圓滑的政客,一談起中國都是金句不斷,但說的都是些顯而易見的事情,沒什么意義。

其中的一條“深刻見解”是,印度擅長做軟件,中國擅長搞硬件。另一條是,印度應該仿效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中國應該借鑒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總之,結論看來就是印度應該修路,中國應該建立民主制度。

這些觀點具有一種精致的對稱性,它們發現中國和印度其實像鏡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與敗。但兩國的評論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輕易看出,如果中國有了印度的政體,或許就沒有這么多馬路。

事實上,民主在印度經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進行辯護的借口,正如中國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為必須堅持一黨專政才能獲得(相對)高效的借口一樣。在中國,印度總是作為民主缺陷的樣本;同時在印度,那些羨慕中國經濟成就的人也會哀嘆,如果以民主為代價,印度也能取得中國的成就。但這正是讓我覺得爭論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強調建立共識,或許它在印度延緩了決策過程,但同時,它所維護的制度基礎應該使得一個國家的治理更為容易,而不是更困難。

印度的政黨能夠從北京的技術官僚身上學到的,就是不要只盯著選舉結果,而要把經濟增長和提供公共設施作為最終目標,至少作為第二個目標。指望印度的政客們能夠大公無私、以國家利益為重,這種想法太天真,但這恰是從中共那里所能提煉出的最珍貴的經驗。

應該是印度向世界證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時候了——哪怕是在發展中國家。進入新世紀后,印度的經濟發展已經證明了評論家認為在低收入國家實現民主會不可避免地阻礙經濟發展的說法是錯誤的。但遺憾的是,印度的這種新增長相當程度上并非因為政府。引發全球關注印度經濟的,是那些私營部門。類似IT這樣的行業把印度放在了國際版圖上,這些行業一開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視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夠提升在完善基礎公共設施方面的表現,比如教育、公共衛生、飲用水以及電力等方面,他們就不僅能創造出一個真正促進經濟騰飛的平臺,而且這種發展將是可持續性的、有著堅實基礎的。

中國相對于印度的主要優勢在于,其經濟改革的社會基礎在文化水平、平均壽命、婦女權利以及對待勞動的態度方面,都優于印度。30年后,盡管中國在后改革時代社會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緩,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在這些方面印度與中國相比仍然有著很大差距。印度要“趕上”中國,僅僅修建基礎設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夠的。只要有半數的印度女性不能寫出自己的名字,吹噓印度即將“趕上”中國(正如印度一些人慣于這么做的)不過是在說胡話而已。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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