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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新青年》
回望《新青年》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國文學的歷史有兩千余年。但奴才式的寫作時間長,作為人的寫作的歷史卻短。陳獨秀那代人的大功績是阻擋了歷史的慣性,在昏暗不堪的年代,開始了自由人的寫作。他們那些人差異很大,精神也非定于一尊,將個性的空間打開了。現代性的資源終于從此涌出,古老的幽魂從此不再可能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時間開始了”,我們不應再回到過去。


《新青年》:自由言說之始


《新青年》出世之前,談論知識階級的話語,從來沒有形成氣候。陳獨秀的振臂一呼,出現的多是新人、新觀念、新思維,許多精神難題都在這里登臺了。我們這些后來的人面對這份雜志,有時不得不感到慚愧——今人已喪失了自己的語言,在表達自我的時候,沒有那代人的清俊智遠。就精神的從容來說,陳獨秀與魯迅諸人,精神是一洗前塵的。


《新青年》的功勞之一是擁有了新興知識階層的個性表達式。胡適趨之于前,魯迅急行于后,陳獨秀在前后間搖旗吶喊,搭建了一座很大的舞臺。中國舊學的陳腐的東西,在這里崩塌了。許多現代性的思想、思潮,在這里都有。


陳獨秀開創新文化的園地,不是個人的喜好使然,而是時代進程的一個邏輯的必然。一開始他的同路者不多,于是只好從域外尋找留學生資源。他的看上胡適,乃是精神里新奇的空氣,讓人從昏睡里醒來,迂腐的那一套消失了許多。他們之間討論白話文,深層里就有對舊式文字的絕望。而且,在陳氏等人看來,中國文化的大問題是,人們的表達出現了問題。所以,如果要搞改良和革命,必須從自由的言說與書寫開始。


在《新青年》的文章里,陳獨秀的表達邏輯給我很深的印象。他最不滿意的是“偽飾虛文”、憎惡“雕琢的、阿諛的、鋪張的、空泛”的文字,于是提倡寫實主義,力主睜著眼睛看世界。新文化講的自由,其實就是表達的自由。思想的載體如果不能進入自由言說的領域,一切還都是老樣子的。


初期白話文的討論頗為有趣,胡適與陳獨秀商談白話文走向時,重點強調不用典,要口語入文,還應當拒絕對古人的模仿。在胡適看來,模仿古人和亂用典故,易華而不實,濫而不精,乃文章之大忌。好的作品都非無病呻吟之作,藝術是從心里流出來的,而非造出來的。這是《新青年》當初要解決的問題。陳獨秀在與友人討論此話題時,延伸了其內涵。他以為胡適的觀點還有些溫和,要建立真正的白話文,不能不有峻急的文風。他自己就喜歡用此類筆法為文的。



說極端話,講極端句,旨在從四方步式的搖曳里擺脫出來


陳獨秀、胡適、魯迅的文字,流出對舊文人習氣的厭惡。他們遠離官場,揶揄神靈,但他們最想做的是對士大夫文化的顛覆。那時候陳獨秀的文字就一反士大夫的正襟危坐氣,不中庸,非曖昧,將儒家的虛假的東西踢出去。一時應者如云。比如說極端話,講極端句,旨在從四方步式的搖曳里擺脫出來,精神的軀體被換了血。而魯迅的《狂人日記》,簡直就是天人之語,讀書人的自戀語氣全然沒有了。魯迅和陳獨秀相似的地方是,對自己身處的階層以嘲笑和絕望的目光視之,意識到連自己也充滿著罪過。重新開始,遠離無病呻吟之徒的文字,是那時候的新文化人特有的特征。


解決書寫的舊病,一是輸進學理,引來新觀念和思想。另外呢,是個性主義的展示。在那一代人看來,中國文化的主要問題是缺乏人的自我意識,人不過還是奴隸。向人的內心世界開掘,直面世界才是重要的。所以那時候文章好的,都是有過留學經歷的人。他們的文字是從個性文化那里沐浴過的,說的是自己的話,而非別人的意識。


但那時候大家的思想也不盡一致,胡適還是把白話文看成工具,注重表達的自然和平易。而陳獨秀則認為藝術之文與工具理性略為不同,有創造性的一面在里面,是不能忽視的。魯迅和周作人則一開始就呈現著語言的神異性,他們在白話里多了精神的舞蹈,不斷冒犯舊的詞語搭配習慣。表達在他們看來不僅是思想的演示,也是創造快感的呈現。而后者,那時候沒有人重視的,大家其實還不能立即意識到這些。只是在《吶喊》問世后,人們才意識到,智慧對審美的意義大于觀念形態的東西。不過,后來的藝術發展,還是觀念在主導著審美的思維,能做到魯迅這一點的人畢竟是有限的。



白話譯文在前,白話創作在后


毫無疑問,《新青年》的面孔所以誘人,乃是多了世界性的眼光。同人們討論問題,已不再是“天下”、“華夏”一類的民族主義心態,精神是開闊的。這里主要的功績是翻譯。如果沒有現代翻譯,就沒有新生的白話文。或者說,翻譯對陳獨秀那代人來說,是建立新文學的基礎。他在雜志上不僅翻譯了美國國歌、法國散文,還編譯了科學思想史方面的文章。他最初的譯文,也是文言的,后來自己也不滿意這些,當看到胡適所譯的契訶夫、莫泊桑的作品時,才感到白話翻譯的可能性。后來他推出的易卜生話劇、屠格涅夫的小說時,已經感到新文學的書寫是具有一種可能性的。


1916年,陳獨秀寫信給在美國讀書的胡適,希望其多介紹美國的出版物。胡適應邀在《新青年》發表了多篇譯文,像莫泊桑的小說《二漁夫》,發表于1917年,完全是白話文。所以說白話譯文在前,白話創作在后,那是不錯的。正是翻譯的白話文的成功,才刺激了魯迅的寫作。陳獨秀的催促之功,胡適與魯迅都頗為感激。


用翻譯來刺激創作,是陳獨秀的夢想。但他深知自己沒有這樣的才華,于是在翻譯之余,喜歡編譯。他的許多文字,都留有這樣的痕跡。《法蘭西與近世文明》、《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當代二大科學家之思想》、《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近代西洋教育》,都顯示了他閱讀外文的功力。他一方面借用了洋人的思想,返觀國人命運;另一方面從對比里思考超越自我的內力。他在組稿時,有相當的選擇性,其實最欣賞的是思想性的文章和有個人主義色彩的作品。這兩點,在中國最為難得。中國文人不經歷西洋文明的沐浴,難以再造自己的文明。


陳獨秀在譯介中形成的東西方文化差異觀在那時候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他的表達在那時候還顯得急促,似乎沒有完全消化人文主義的思想。他反對舊文人的“載道”,自己未嘗不是在走這條路。他神往自我的個性表達,但在那時肩負著使命,只能把目光盯在傳道上,心性的攀援只好置之一邊。啟蒙者的悲哀往往是這樣的:他們要喚起民眾,推倒舊的邏輯,可是自己必須進入這個邏輯后才能出離舊路,而自己不幸也在這個邏輯中。既是啟蒙,又是個人主義,在那時候殊為不易。所以是否真的消化了洋人的思想,還是個問題。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們不過是借著這些,來講自己的意思呢。



世界意識與個性主義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陳獨秀的文章在氣韻上是晚清狂士的路,并非創造性的。胡適倒一洗舊氣,完全是純正朗然的東西。惟有周氏兄弟,在文章的寫法上自成一格。新文學要求睜著眼睛看人看事,周氏兄弟有點六朝的影子和日本隨筆的筆意。魯迅的文字甚至帶著德國尼采的激越,蕩滌著人間雜塵,給人很深的印象。表達的新奇,是應當在意識深處自新的。


真正使新文學閃亮的,不是技巧類的東西,而是那時候的流行觀念,即世界意識。世界意識的出現是顛覆儒學的利器,也是表達自我的前提,也不妨說是馬克思主義登臺中國的前奏之一。


刺激五四前輩的是西方個性主義文人的新作品,在易卜生、王爾德等人的作品里,對西洋的批判,以及其間涌流的大眾意識,使陳獨秀意識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羅素對國家主義的痛斥,也激發了中國讀書人對世界共有價值的渴望。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甚至是世界語的提倡者,他們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下的精神書寫極為警惕,而認為未來世界是大同世界。既然講大同,那么就不能不廢除舊學問的那一套,從別國那里竊來火種,用以照著精神的暗區。思想向西洋的個性化書寫靠拢是必然的了。


自由的書寫者,厭惡浪漫的逃遁,直面社會的難題才是真的人。陳獨秀一再強調寫實,要求新文學不是逃逸人間的,而是與之對話的。現實的復雜黑暗,在我們的作品里反映的太少,舊文學一直回避這些。一旦深入打量生活,就會發現,我們的道德倫理、法律條文,大有問題。所以,寫什么,怎么寫,我們過去沒有很好地解決。陳獨秀認為,要改變舊的書寫習氣,惟有寫實主義可以救之。


那時候被普遍認可的易卜生的戲劇,就是寫實的代表。作者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水準,胡適曾有過評論,那就是作者曾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后來變為個性主義的文人了。回到人自己的深處,是易卜生的選擇。個性的解放才有文字的解放,五四新文化在那時要高揚的就是這個東西。



文學非為載道而設


但《新青年》最引人的書寫風格,并非都是洋人的觀念,其非道學的態度頗有強力。陳獨秀和他的同人是厭惡道學氣的,尤其是韓愈以來的“載道”的傳統。他們那時候推崇的是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理、雨果一類的作家。我們中國的文學除了《紅樓夢》外,很少這樣的作家作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個人,沒有自我,不會真實地表述世界與人生。


在這些同人看來,中國文學一直存在兩個對立的傳統。陳獨秀說那是貴族與平民之對立,胡適謂之“元白傳統”和“溫李傳統”之不同,周作人發現是“載道”與“言志”的區別。他們都想在此中尋找到一個正確的對象作為自己的參照。可是后來,魯迅、周作人等意識到,對立還不及融合,彼此的交融,藝術才能更有趣味吧。在強調平民文學時,也不要忘記讀書人的創造性勞作的價值。只有平白易懂的詩文還不夠,在文字里凸現智性的勞作,讓人知道文字后的精神的無限種可能性,也是重要的。


陳獨秀對“載道”文學的痛斥在當時頗有影響,他認為韓愈以來的“載道”是大謬誤。“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自昌黎以訖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抄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而已。”所以,文學革命的任務之一,就是直抒性靈,言自己之志,非暗襲古人的無病呻吟也。魯迅多年后回憶自己的寫作時,特別感謝陳獨秀的作用,稱自己是“聽將令”,受到了陳氏的鼓勵。


新文學最初以白話詩的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那些幼稚的作品,在當時的反響超人所料。廢名后來對《新青年》時期的詩歌有個很中肯的評價:舊文學是文生情,做作地模仿前人的調子;新詩是情生文,沒有舊的套路。這是漢字寫作的一次飛躍,人們可以靠真實的感受為文,那意義是非同小可的。


廢名在總結那時的白話詩歌時,既肯定了胡適的曉暢自如,也看重魯迅的隱曲幽婉。在評價魯迅的新詩《他》時,他說: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感覺,說這首詩好像是新詩里的魏晉古風。這首詩里的情思,如果用舊詩來寫,一定不能寫得這樣深刻,而新詩反而有古風的蒼涼了……這首詩里詩人的氣氛太重了,像陶淵明的《榮木》與夫“寒華徒自榮”本來不完全是詩,尚有哲人的消遣法,魯迅先生的《他》則是墳的象征,即是說的“埋掉自己”即完全是一首詩,乃有感傷。


這里的感嘆,是對審美的獨異性的致敬。陳獨秀、胡適當年都沒有這樣的創造,自然在理論上也不能明白于此。所以,新文學的誕生,理論在前,實踐在后,實踐中出現的個性化高蹈,遠比《新青年》主編的預料要豐富。這也就是為什么后來談五四新文化運動,魯迅的名氣要大于別人,實在是其表達的高度為同時代人所難能及之。



陳獨秀: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陳獨秀是新文學的呼喚者、引路者,至于那個新的圖景如何,自己并不知道。他在《新青年》上的文字都是新文學理念的基石,他的宣言體對后來的人影響深廣。他似乎沒有想到不朽與永恒,甘愿沖到前面,將旗幟高高舉起,自己的任務也就完成了。那段關于文學革命的話,多么讓人心動:


歐洲文化,受賜于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于文學者亦不少。予愛盧梭、巴士特之法蘭西,予尤愛虞哥、左喇之法蘭西;予愛康德、赫克爾之德意志,予尤愛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愛倍根、達爾文之英吉利,予尤愛狄鏗士、王爾德之英吉利。吾國文學界英豪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鏗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中國文學的歷史有兩千余年。但奴才式的寫作時間長,作為人的寫作的歷史卻短。陳獨秀那代人的大功績是阻擋了歷史的慣性,在昏暗不堪的年代,開始了自由人的寫作。他們那些人差異很大,精神也非定于一尊。有的人的文章也未必高明,甚至有些荒唐。可是他們的非同尋常的地方是,將個性的空間打開了。這是一個不小的突破。現代性的資源終于從此涌出,古老的幽魂從此不再可能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了。“時間開始了”,我們不應再回到過去。閘門打開的時候,河流就不再干枯了。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孫郁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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