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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位昔日少年證實了這樣的經歷,有時候從膽小怕事到無所畏懼只是一步之遙。這是一九七0年代中期的往事,我們在沉悶壓抑的生活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尾聲。


我要講述的是一位昔日同學的故事。他至今仍然居住在家鄉的小鎮上,失業多年,依靠年邁父親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記得他當時清秀的面容因為兩顆突出的虎牙有所損失,他瘦小的個子行走時總是跟隨在我們的身后。


我們當時是一伙街頭少年,熱衷于尋釁滋事,與小鎮上的同齡男孩打架斗毆,有時候也會膽大包天地與幾個比我們高出半頭的青年大打出手。每逢激戰之時,這位同學就會以躲躲閃閃的方式在不遠處觀望,既不逃跑,也不參戰。后來他突然變得英勇無畏起來,每次斗毆都是沖鋒在前,撤退在后。


有一次我們這伙街頭少年被一伙街頭青年揍得抱頭鼠竄,就在我們全面潰敗之時,這位同學跑回家中,又手揮菜刀沖殺出來。面對那伙士氣高昂的街頭青年,他右手的菜刀先在自己臉上劃了一刀,鮮血涌出之時,再用左手在臉上抹了一把,然后滿臉血淋淋聲嘶力竭地喊叫著沖鋒過去。


那伙街頭青年正在乘勝追擊,看到這個滿臉鮮血的家伙,一副赴湯蹈火準備英勇犧牲的模樣沖殺過來,右手還揮動著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中國有句俗語: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街頭青年們拔腿就逃,我的這位同學一路追擊一路喊叫:「老子要拼個你死我活!」


剛才還在抱頭鼠竄旳我們,立刻狐假虎或,也喊叫著「老子要拼個你死我活」追趕上去。我們在小鎮的街道上大汗淋漓地追擊那伙街頭青年,為了調整奔跑時的呼吸,為了適應追擊的速度,我們的口號自然而然地簡化成了:「你死我活」。


那個下午我們名揚整個小鎮,從此獲得「你死我活幫」的著名稱號,其他的街頭少年看到我們時都會笑臉相迎,就是街頭青年們也會謙讓三分。這位同學得到了我們由衷的尊敬,從此以后他不再尾隨于我們的身后,我們也習慣于他走在前面。


我的同學為何會在一夜之間判若兩人?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原因,一個在今天看來簡直難以置信的原因。


這位同學的父母有一天和鄰居爭吵,大概是懷疑鄰居偷了他們家幾個煤球這樣的雞毛蒜皮小事。隨著爭吵的不斷激烈,兩戶人家動手打了起來。我的同學這次加入進去了,選擇了最弱的一個對手,他伸出右拳,對準鄰居家漂亮女兒豐滿的胸脯打去。就是這一拳,讓我的同學脫胎換骨。他后來手心朝下伸開右手,在我們無限羨慕的眼光里,講述他的四根幸福的手指,如何與漂亮姑娘的豐滿胸脯隔著衣服親密接觸。他說除了大拇指以外,這四根手指都感受到了令人銷魂的軟綿綿。


這個瞬間的美妙感受,讓我的同學小小年紀就感到自己的人生已經完成。后來他經常心滿意足地說:「我碰過女人的奶子了,我可以死了。」


正是感到自己可以死而無憾,讓這個原本膽怯的人突然變成一個勇敢的人。這就是我們這一代的少年時期,一次對女性成熟乳房的瞬間觸及,可以改變一個人。因為我們成長在一個極端的年代,打架斗毆時我們膽大妄為,渴望女性真實的肉體時我們戰戰兢兢。


曾經有一個同學,至今不知道是誰,用粉筆悄悄在我們中學教室的黑板上寫下「愛情」一詞,這是一個我們心領神會可是從未使用過的詞匯。當時我們高一年級有四個班,它歪歪扭扭出現在一班的黑板上,其他三個班的同學暗藏朝圣似的心態,面帶批判者的表情,叫嚷「抓流氓」的口號,紛紛過去駐足觀看。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詞匯的組合,它在我們的漢語里已經消失很久了,我看到它的時候不由熱血沸騰。


這兩個難看的粉筆字在高一一班教室的黑板上,作為罪證存在了十來天,因為學校革命委員會要查找寫下這個詞匯的流氓犯。先是將我們年級所有男生的作文簿收繳上去核對字跡,沒有發現疑犯;再將年級所有女生的作文簿收繳上去,還是沒有發現疑犯;然后搜查范圍擴大到高二年級,仍然沒有發現疑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由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親自擦去黑板上的「愛情」。


我心里十分失落,我已經習慣每天經過一班教室時張望一眼黑板上的「愛情」,讓我對愛情的渴望獲得了畫餅充饑似的滿足。「愛情」從黑板上消失后,畫餅充饑也沒有了。


我們想,在黑板上寫下這個詞匯的匿名同學,肯定知道自己正在犯下流氓罪,故意將這個詞匯寫得歪歪扭扭,從而可以逍遙法外。當時流行著這樣一句電影臺詞:「狐貍再狡猾,也斗不過老獵人。」這個「愛情」事件之后,同學之間開始流傳這句臺詞的反義:「再老的獵人,也斗不過狡猾的小狐貍。」


現在,我的兒子已經是高中生了。這個今日少年告訴我這個昔日少年,說他們初中的時候上生理課,老師要求女生都坐到男生的腿上,在男女學生身體的緊密接觸里,老師開始講解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區別,講到了性交,講到了懷孕等等。老師講完之后,問學生們有沒有問題?有學生舉手提問:「老師,有實驗課嗎?」


請允許我繼續講述中學生的故事。三十多年前,當時中學里的男生和女生之間是不說話的,雖然非常想說話,可是不敢說,就是愛慕對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膽大的男生悄悄給女生寫紙條,而且還不敢寫上明確示愛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為馬的句子,比如要送給對方一塊橡皮一枝鉛筆之類的句子,來傳達愛的信息。接到紙條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應是緊張和害怕,假如紙條一旦曝光,女生就會深感羞愧,好像是她自己做錯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學生談情說愛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輿論上公開化。我在網絡上看到過兩段視頻,一段是在課間休息的教室里,一個男中學生坐在課桌上,俯身摟抱著坐在椅子里的女中學生,同學們就在他們身邊聊天走動,他們旁若無人地說話親吻。另一段是在學校的走廊上,一個手捧鮮花的男中學生跪地向一個女中學生求愛,女中學生拒絕后躲進了廁所,這個男中學生猶豫片刻后,手捧鮮花追進了女廁所。現在,女中學生的早孕現象,因為愈來愈普遍已經不再是一個社會話題。而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女中學生穿著校服去醫院做人流手術。媒體上曾經有過這樣一條報導,一個女中學生穿著校服去醫院做人流手術時,有四個穿著同樣校服的男中學生簇擁著,當醫生說手術前需要家屬簽字時,四個男中學生爭先恐后地搶著要簽名。


是什么原因讓我們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個問題的后面可能有無數答案在涌動,我感到瀑布一樣傾瀉下來的回答仍然難以說清。不過有一點應該是清晰的:一個極端壓抑的時代在社會劇變之后,必然反彈出一個極端放縱的時代。就像是蕩秋千一樣,這端高了,蕩到另一端必然也很高。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似乎瞬間改變了一切。就像跳遠一樣,讓我們從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跳進了一個鋪張浪費的時代,從一個政治至上的時代跳進了一個金錢第一的時代,從一個本能壓抑的時代跳進了一個浮躁縱欲的時代……三十年的光陰仿佛只是縱身一躍之間。


看看今天的中國,城市的高樓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森林一樣一片片拔地而起;高速公路縱橫交錯比河流還多;商場和超市里的貨物琳瑯滿目;街道上車水馬龍人流不息;廣告和霓虹燈熠熠生輝;夜總會和按摩中心接二連三;美容院和足浴店鱗次櫛比……還有巨型的豪華餐廳比比皆是,有的多達三、四層,每層都像是禮堂一樣寬闊,四周是分隔出來的豪華包間,兩三千個油光滿面的人同時大吃大喝。


然而就在三十年前,就在我們縱身一躍之前,我們看不見高樓,偶爾有幾幢高樓也都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里;我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什么叫廣告;我們的商店稀少,商店里的貨物也稀少。我們好像什么都沒有,可是我們那時候的天空是湛藍的。


我們生活在定量供應制里,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糧票,這是指男性,女性只有二十五斤糧票,以及半斤肉票和二兩油票。在那個時代,購買糧食時付了錢還要付糧票,購買豬肉和菜油也是同時需要支付錢、支付肉票和油票,缺一不可。還有布票,我們要用錢和布票去布店購買布料,然后到裁縫那里去量身定做衣服;更多的人為了省錢,自己動手縫制衣服。當時沒有服裝廠,商店里也沒有成衣出售。在那個時代,家中擁有一臺縫紉機,會令街坊鄰居羨慕不已。


我們需要精打細算,每天吃九兩米飯,每周吃幾片豬肉,每次炒菜用十滴菜油,才能做到一個月的生活不會出現透支。我們這一代是從既吃不飽也餓不死的生活里成長起來,當我們這一代人回憶起童年時期什么最美好,我們的記憶竟然驚人的相似,都是過去曾經吃到過什么好吃的。除了吃,我們幾乎沒有其他的美好記憶。


當時,城鎮居民盡管省吃儉用,也很難有所結余。對于男性,每月只有二十七斤糧食往往不能吃飽;而女性的二十五斤糧食會略有富余,她們省下自己的糧票供給丈夫或者兄弟。油票和肉票的供應也是同樣入不敷出。于是人們經常在暗地里偷偷花錢購買糧票和油票,以此維持生計。


在我的家鄉,農民手中會有一些富余的油票,他們將田里油菜籽收集起來后上交給國營的榨油廠,國家會補貼他們一些油票。這些數量微薄的油票,是當時農民很重要的額外收入。貧窮的農民為了籌錢治病,或者為了籌辦婚禮等,會來到城里悄悄出賣他們手中的油票。在那個公有制的時代里,這樣的行為就是投機倒把。我記得自己上高一的時候,曾經和十來個同學興致勃勃地加入到打擊投機倒把的行列之中,用現在的話說是志愿者,現在的志愿者還會有工作餐,我們當時的工作餐就是張嘴吸著冬天里的寒風。我們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埋伏在小鎮的集市里,分別藏身在街角和電線桿的后面,像是獵狗在等待獵物的出現。一旦發現有人在偷偷出賣油票,立刻撲上去,將那個投機倒把分子擒獲,收繳他的油票后,得意洋洋地將他押解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


我們恃強凌弱,以此為樂,還覺得自己每天都在伸張正義。雖然戰果累累,可是抓獲的投機倒把分子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農民,繳獲的油票也都在一斤以下。而且這些農民不敢抵抗,他們做賊心虛似的,覺得自己是在做壞事,他們唯一的反應就是眼淚汪汪地看著自己的油票被沒收。


輝煌的戰例只有一次,我們抓獲了一個身強力壯的年輕農民。這個人個子比我們高出一頭,身體像我們兩個人加起來一樣寬。我們撲上去的時候,他奮力反擊。他右手捏緊拳頭,當然他不敢揮拳打我們,他知道一旦打了我們就是罪上加罪,他只是用左手將我們推開后奪路而逃。這是我們遇到的最為激烈的一次反抗,差點讓他逃脫。多虧我們人多勢眾,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有幾個同學手中還舉著磚塊,將他砸得滿臉是血,把他摁倒在地。這時他右手仍然緊握拳頭,左手還在努力推開我們。我們知道他的右手里會有油票,我們怎么使勁,也無法掰開他的手指。兩個同學將他的右臂死死摁在地上,一個同學用磚塊擊打他的右拳,把他的右拳打得鮮血淋淋,把他隆起的拳頭打成伸平的手掌之后,我們看到幾張沾上血跡的油票,數了一下剛好是一斤。我們把他押送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后,又從他身上搜出了另外的十一斤油票。


整整十二斤油票,這是繳獲油票最多的一次,用今天中國流行的話來說,是屬于大案要案。在審問的時候,他一邊用沒有受傷的左手擦著臉上的血跡,一邊交代自己的投機倒把罪行。他是為了籌措自己婚禮的錢,向親朋好友借了九斤油票,另外三斤油票是他們一家人省下來的,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經半年沒有吃過一滴菜油了,每次吃飯時只是將蔬菜在鹽水里煮一下。


三十多年前的那個凌晨,在我此刻的回憶里觸目驚心。我們這些中學生笑聲朗朗地喜慶輝煌戰果,而這個傷痕累累的年輕農民卻在苦澀地講述自己的簡單經歷。由于他是初犯,對他的處罚只是沒收這十二斤油票,再讓他寫下一份保證書,保證以后堅決不做投機倒把的壞事。他受傷的右手在寫下保證書的時候顫顫巍巍,不知道是因為手指的疼痛,還是因為失去了十二斤油票的悲哀?右手的血流在書寫的白紙上,保證書成為了一份血書。


他被釋放后,我們這些意猶未盡的高中生走在他身旁,在小鎮清晨的街道上不斷訓斥他。我們是為了炫耀自己而訓斥他,我們重復說著他被繳獲的十二斤油票,過路的人聽到這個數目后,個個驚得目瞪口呆。他在我們響亮的叫嚷聲里一聲不吭地向前走去,我們看到他淚流滿面,旁若無人的淚流滿面。他不時地抬起右手去擦一下眼角的淚水,手的疼痛又不時地提醒他去看一眼自己的右手。我們一直走出小鎮,才站住腳,嬉笑地喊叫著訓斥他的話,看著他沿著鄉村的小路漸漸走遠。他在初升的太陽下走去,受傷的右手端到了胸口,帶著內心的迷惘,還有滿臉的血跡和滿臉的淚水,走在漫長的回家路上。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心酸和充滿負罪感地寫下這些。我不知道這位善良的年輕農民后來是否如期結婚?不知道他后來如何艱難地償還借來的九斤油票?我清晰地記得,當時我們用磚塊擊打他的頭部時,他克制了自己的憤怒,沒有使用拳頭還擊,仍然只是用手掌推開我們。


中國社會的劇變之后,過去的投機倒把分子變成了現在的小商小販。城市里的失業者和農村失去土地的農民,為了生存下去,這是人的最基本的愿望,在城市里到處擺攤或者沿街叫賣。就是在北京,這樣的小商小販已經數以萬計。這些無證無照的小商小販因為流動性強,地方政府無法向他們征收費用。同時在地方官員的眼中,這些攤販的四處出現,破壞了城市形象,也破壞了「和諧社會」。一個名叫「城市綜合管理執法局」的機構應運而生,威風凜凜的城管隊員開始四處活動。我已經習慣這樣的情景,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和天橋上,一群一伙的攤販蹲在地上叫賣他們廉價的物品,只要有人喊叫一聲「城管來啦」,這些攤販迅速卷起地上的物品蜂擁而逃。


就像三十多年前我們這些中學生沒收農民的油票那樣,現在的城管隊員對付小商小販的手段沒有進化,也是沒收他們叫賣的物品。當然現在城管隊員的成果是我們那時候望塵莫及的,現在城管沒收的很多物品是我們那時候從未見過的。幾年前,我居住在北京一個地鐵出口附近的時候,經常看到很多無照經營的三輪車夫,他們蹬著三輪車接送客人。同時也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城管的卡車上堆滿了沒收的三輪車凱旋而歸。我見到過幾個傷心的三輪車夫,他們都是動用家里所有的錢或者向親友們借了錢才購買了三輪車,賣力蹬車來養家糊口,還要供孩子上學。在炎熱的夏天里他們揮汗如雨,在冬天的寒風里也是渾身汗水。當他們賴以生存的三輪車被城管沒收以后,他們生活的前景也被沒收了。


這些年來,隨著攤販維持生計的三輪車、板車和物品經常被城管沒收,小商小販和城管隊員之間的對抗愈來愈激烈,時常出現武力行為,可是并沒有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直到一個名叫崔英杰的攤販用刀刺死一名執法的城管隊員,攤販和城管之間的矛盾終于引發了全國的震動。媒體上連篇累牘地討論之后,很多人開始意識到,簡單粗暴地沒收小商小販的板車和物品,其實就是變相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


崔英杰,這個今天中國社會弱勢群體的代表,在法庭上為自己的一時沖動表達了懺悔之意,他說:「首先我對受害人及家庭表示懺悔,我知道現在再說什么也沒有用了。本來我想靠自己的雙手,擺攤來改變我的生活。」


一位城管被刺身亡后,城管隊員的保護裝備開始升級,配備起了PDA終端、防刺背心、頭盔、防割手套、強光手電筒等。同時還請來了武警教官,教授城管隊員如何徒手奪刀,對城管隊員進行了包括如何解脫被抓衣領、抓頭發、鎖喉、抱腰的實際動作的培訓。


為什么過去的「投機倒把分子」和今天的小商小販在面對沒收其財物時,發出的生存反應會有如此之大的差距?我想,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社會形態,會引發不同的生存反應。


如果從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文革是一個單純的時代,今天則是一個紛亂復雜的時代。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可以代表文革時代的基本特征,他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文革就是這樣一個黑白分明的時代,敵人永遠是錯誤的,我們永遠是正確的。沒有人膽敢試探地說:敵人也可能會有正確時候,我們也可能會有錯誤時候。毛澤東之后,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又可以代表今天時代的基本特征,他說:「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鄧小平這句話顛覆了毛澤東的社會價值觀,似乎指出了一個中國社會存在已久的事實:錯誤的和正確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事物之中,而且也常常存在于相互變化之中。這句話同時也終止了中國經濟發展中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論。


于是中國從毛澤東政治掛帥的單色時代來到了鄧小平經濟至上的雜色時代。文革時期我們經常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分不清什么是屬于資本主義的,什么是屬于社會主義的;或者說在今天的中國,草和苗已經成為了同一種植物。


有時候,一個詞匯的含義從單純走向復雜,也會折射出社會的變遷。「差距」就是這樣的一個詞匯。


三十多年前的中國,對于城鎮居民來說,沒有明顯的社會差距,可是我們每天都在講差距,用一種空洞的方式講述著空洞的差距。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這樣的差距是與雷鋒這些先進人物相對照。「學先進,找差距。」是當時的流行語,我們每天像小和尚念經一樣,有口無心地說著「差距」一詞,陳詞濫調如同車輪一樣轉了一圈又一圈。從我們小學到高中的作文里,幾乎所有的同學都在一遍一遍重復寫道,如何在雷鋒精神指引下縮小思想差距,幫助鄰居老太太到井里去提水上來。高二的時候,我們的一位語文老師實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著堆在講臺上的作文簿,開導我們:「你們已經為鄰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為什么不換一個例子?替鄰居老大爺上街買米。」


三十多年后,我們仍然喋喋不休地說著差距,當然已經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差距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發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會差距必然帶來過激的群體性事件和個體行為。當年我們用磚塊擊打那個年輕農民時,他始終沒有用拳頭反擊,而今天一個城管隊員沒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僅僅是忠于職守,按照規章沒收攤販的三輪板車和物品,卻被攤販用刀刺死。這是為什么?我想,原因就在這里。當「差距」一詞從狹義走向廣義,從空洞變成真實之后,也表達了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廣泛和社會矛盾的激化。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進程,雖然發展緩慢,經濟效益低下,可是社會差距確實是在不斷縮小。毛澤東始終沒有解決的是城鄉之間的差距。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國經濟總量迅速擴張,國內生產總值從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億元增長至二00九年的三十三萬五千三百五十三億元,增長了近一百倍。然而城鄉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被縮小,反而拉得更大。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二00七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擴大到了三點三三比一,絕對差距達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幣,這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官方沒有公布二00九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的數據,只是含糊其辭地表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在繼續擴大。


二00六年五月一日,我的朋友崔永元,他是CCTV的著名主持人,帶領攝制組和二十六名來自不同行業的人,重走了當年中國共產黨紅軍的長征路線。歷時二百五十天,行程六千一百多公里。他們經歷了春夏秋冬和風霜雪雨,翻雪山,過草地,終于在二00七年一月七日光榮回到北京。


崔永元帶著很多歡樂的故事,也帶著很多辛酸的故事回到家中。后來有一天,我們坐在了一起,他向我講述了一些故事。


我在此復述其中的一個故事。在二00六年德國世界杯足球比賽期間,崔永元的微型長征隊伍走到了中國西南的某一個貧困地區,他突發妙想,準備和當地的小學生進行一場足球比賽。雖然無法復制柏林的狂熱,也試圖在窮鄉僻壤營造出一些世界杯的歡樂氣氛。


可是崔永元馬上面臨了兩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是當地縣城的商店里沒有足球,他就讓兩個「長征」戰友開車去州政府所在的城市買了足球回來。然后是第二個難題,當地的小學生不僅從來沒有看過足球比賽,而且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世界上有一種運動叫足球。崔永元找了一塊很大的草地,當地這樣的草地很多,再讓「長征」攝制組里的美工做了一個足球門框,立在草地上。一千多名當地的小學生圍坐在草地四周,崔永元開始了足球的啟蒙教育。


他的教育從如何罚點球開始,他將嶄新的足球放在離木框球門十二碼遠的地方,隆重推出了他們的攝影師,這是「長征」隊伍里腳法最好的一位。


這位攝影師習慣了沒有裁判和沒有觀眾的踢球,第一次有一千多雙眼睛注視著自己,心里自然緊張起來,雖然助跑時仍然有些貌似專業的派頭,可是將點球高高踢起的瞬間,也就盡顯業余本色了。足球像高射炮打出的炮彈似的越過了球門,在空中劃出了彩虹一樣的弧線,落地后快速滾動,最后滾進了一堆牛糞。


攝影師慚愧地低著頭,小跑過去,從牛糞里撿起足球,到附近的水池里將足球上的牛糞清洗干凈,再將足球放回到點球的位置上。


接下去,崔永元讓小學生們排著隊練習罚點球了。然后令人難忘的情景出現了,每個小學生踢出足球后,都跟著足球奔跑過去,等足球停止了滾動,就抱起足球到水池里去清洗一下,再將足球放在點球位置上。他們以為清洗足球是足球比賽的規則。


這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二00六年的夏天,這個夏天在中國有超過一億人透過電視觀看德國世界杯。在二00二年韓日世界杯上,中國和巴西的小組比賽,電視轉播吸引了兩億中國人的眼球。中國早在一九七八年,開始電視轉播世界杯足球比賽;也是這一年,中國的足球聯賽正式開始。


今天中國很多地方的孩子早已熟悉了耐克(Nike)和阿迪達斯(Adidas)這樣的體育品牌,可是在西南貧困地區的孩子竟然還沒有聽說過足球。一位北京的中學老師告訴我,現在的學生因為每天都穿校服,他們無法在衣服上比較,就在鞋上做文章,相互攀比起了腳上的鞋。比如都是耐克籃球鞋了,還要攀比誰穿的是喬丹第幾代鞋,誰穿的是科比(KobeBryant)第幾代鞋。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國家,在上個世紀八0年代的中期,東部沿海地區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樂了;可是到了九0年代中期,中部山區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過年時,給鄉親帶去的禮物是可口可樂,因為他們的鄉親還沒有見過可口可樂。同樣的中國人,同樣的可口可樂,富裕地區和貧窮地區竟然有著十年的時間差距。


二00八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很多生活拮據的人向往作為今日中國象征的鳥巢和水立方,他們乘坐火車和長途客車,從外地趕到北京,帶著旅途的疲倦和心里的興奮,一路打聽著來到了鳥巢和水立方,希望能夠進去看上一眼,可是鳥巢和水立方的門票太緊張了,票販子手上的二手門票又太貴。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沒有門票的人不能走進鳥巢和水立方所在的奧林匹克公園,要有游覽票才能進入。我的這些長途跋涉的同胞來到了鳥巢和水立方近前,可是連游覽票也沒有,只好站在很遠的地方與鳥巢和水立方合影留念。盡管如此,他們仍然滿臉幸福。與此同時,正在進行比賽的鳥巢和水立方的場館里卻空出了很多座位,而且空出來的都是位置很好的座位。


我的另外一些同胞,一些達官貴人擁有最好座位的門票,他們習慣了揮霍浪費的生活,他們也以這樣的態度對待鳥巢和水立方的比賽門票。他們甚至不會去想一下,這些放在口袋里浪費的門票,對于其他的中國人是多么珍貴。他們也不會去關心一下,如此眾多的平民百姓節衣縮食來到北京,卻連進入奧林匹克公園的游覽票都沒有。


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仿佛行走在這樣的現實里,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斷壁殘垣。或者說我們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里,同一個舞臺上,半邊正在演出喜劇,半邊正在演出悲劇。


當LV,Gucci等著名品牌的大樓紛紛鍵立在中國城市的繁華街區,當上海奢侈品展、廣州奢侈品展、深圳奢侈品展等奢侈品展覽會接踵而至,而且大獲成功,以深圳奢侈品展為例,幾天時間三大種類品牌的奢侈品銷售額超過兩億人民幣。于是人們突然意識到,中國在眨眼之間已經從一個奢侈品加工基地,變成一個奢侈品消費基地。金融危機讓奢侈品在傳統的歐美市場遭遇寒潮,可是在中國市場仍然表現火爆。


二00九年三月,美國ICSC發布報告稱,二月份美國奢侈品零售商同店銷售額下降了百分之十九點二,比整個零售業降幅高百分之十九點一。自二00八年六月以來,美國的奢侈品銷售就一直是零售業績表現最差的板塊。而不久前來自高盛的一份報告稱,二00八年中國奢侈品消費額的年增長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到二0一五年,其年增長率將約為百分之十,屆時,中國的奢侈品消費總額有望超過一百一十五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費國,約占全球消費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九。中國品牌戰略協會的研究報告更為驚人,目前中國有能力購買國際名牌的消費人群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二0一0年將達到二點五億人。與此同時,貧窮和饑餓也在中國四處彌漫,令人傷心的故事不絕于耳。一對失業已久的夫婦帶著他們年幼的兒子,在回家的路上經過一個水果攤,兒子在眾多品種的水果里看到了價格便宜的香蕉,請求父母為他買一根香蕉,只要一根就行。可是貧窮的父母掏出身上所有的錢,仍然不夠買一根香蕉,只好把孩子從水果攤前強行拉走。孩子放聲大哭,他已經很久沒有吃到過香蕉,他差不多忘記了香蕉是什么滋味。他在傷心的哭聲里被父母拉回家中,繼續自己的哭泣。孩子持續不斷的哭聲讓父親惱怒了,父親動手揍了他。可是孩子仍然堅強地哭泣著,母親跑過來推開父親,父母因此爭吵起來。父母之間逐漸激烈的爭吵和孩子喊叫著「香蕉」的哭聲,讓這位父親突然感到了悲哀。悲哀的情緒又迅速演化成了仇恨。這位父親仇恨起了自己,他恨自己的無能,恨自己沒有工作沒有收入,連兒子想吃一根香蕉的愿望都不能滿足。這種仇恨的情緒讓他走到了陽臺上,沒有回頭就縱身一躍,跳下了十多層的高樓。他的妻子驚叫著奪門而出,跑下十多層的樓梯,看到丈夫躺在水泥地的血泊里。她跪在地上努力抱起丈夫,哭叫著他的名字,他沒有任何反應。過了一會兒,她意識到丈夫的生命已經結束,她突然變得平靜了,不再哭叫,放下丈夫的身體后,起身走回樓里,表情木然地走進電梯。回到家中時,年幼的兒子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仍然在為一根香蕉哭泣。這位母親就在兒子哭泣的眼睛注視下,找出來一根繩子,將一把凳子搬到屋子中央,站上去以后,從容不迫地把繩子系在頂燈的鐵勾上,她將繩圈套進自己的脖子后,看到哭泣的兒子坐在椅子里迷惑地看著自己,她將頭從繩圈里伸出來,跳下凳子,走到兒子跟前,將兒子和他坐著的椅子掉換了一個方向,讓兒子背對自己。然后她走回來,站到凳子上,重新將繩圈套住自己的脖子,傷心地看著兒子哭泣的背影,踢掉凳子,上吊自盡了。父母雙亡以后,孩子仍然哭泣不止。孩子的哭泣不再是為了一根香蕉。


我再說一個故事。也是一對失業的夫婦和孩子的故事,這里的孩子是一個小學生。一個女孩,她生病發燒了,額頭很燙,請求父母帶她去醫院看病。父母說家里沒有錢,而且兩個人都要出門去找工作,也沒有時間帶她去醫院。女孩很懂事,就請求父母去向鄰居借二十元給她,她可以自己去醫院。父親讓母親去借錢,母親讓父親去借錢,兩個人都不愿意去,就在家里爭吵起來。這對貧窮的夫婦已經多次向鄰居借錢,而且一直無力償還,所以誰也不愿意再去借錢。女孩看到父母的爭吵,就勸阻他們別吵了,說自己不去醫院看病了。父母停止了爭吵,女孩說自己發燒頭暈,不想去上學,想進屋去睡覺。父母同意她這個要求,她走進了自己的屋子。父親出門去找工作了,母親收拾一下廚房,準備出門時想去看看女兒睡著了沒有,當她輕輕推開房門時,看到女兒用紅領巾上吊了。這個女孩平時十分愛惜自己的紅領巾,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將紅領巾用手撫平后認真疊好,早晨站在鏡子前再仔細將紅領巾系在脖子上,她覺得紅領巾是自己所能擁有的最美麗的飾物。


我還有很多類似的故事可以在此述說。不是我想在此源源不斷地述說不幸,是我們的現實每天都在向我述說不幸。當然,我們的現實也在每天向我講述著種種榮耀。


今天,中國擁有可投資資產達到一千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人群已經是數十萬人。根據二00九胡潤財富報告,中國千萬富豪人數已達到八十二萬五千人。八十二萬五千這個數字還包括五萬一千位億萬富豪。胡潤報告稱,中國富豪年平均消費二百萬元人民幣。


與此形成巨大差距的是,二00六年的時候,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六百元人民幣計算,中國的貧窮人口有三千萬;如果將年收入增加到八百元人民幣,那么中國的貧窮人口達到一個億。到了二00九年,中國的貧窮人口會有多少?我無法獲得這個的數據。


二00九年二月,我在溫哥華UBC演講,說到中國在二00六年的時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幣的貧窮人口高達一個億的時候,一位中國留學生站起來說:「金錢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


這位中國留學生的話讓我不寒而栗。因為這不是一個人的聲音,而是今日中一國一群人的聲音。他們沉浸在中國日益繁華的景象里,卻不去關心還有超過一億的人生活在難以想象的貧困之中。我想,我們真正的悲劇也許就在這里:無視貧窮饑餓的存在,比貧窮饑餓還要可怕。


我告訴這位中國留學生:「我們討論的不是幸福的標準,而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如果你是一個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幣的人,你說這樣的話會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這個人。」


中國這三十多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三十多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百分之九,二00九年的時候,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二0一0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可望達到八萬億元,有關部門驕傲地聲稱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二富國,僅次于美國。可是在這個光榮的數據后面,卻是一個讓人不安的數據,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這兩項應該是接近或者平衡的經濟指標,在今天的中國竟然差距如此巨大。這組數據說明了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失去了平衡的社會里,或者用民間的話語來說我們生活在國富民窮里。


社會生活的不平衡必然會帶來夢想的不平衡,差不多十年前CCTV在六一兒童節期間,采訪了中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六一的時候最想得到的禮物是什么?一個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飛機;一個西北的女孩卻是羞怯地說,她想要一雙白球鞋。


兩個同齡的中國孩子,就是夢想都有著如此巨大的差距。對這個西北女孩來說,她想得到一雙普通的白球鞋,也許和那個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飛機一樣遙遠。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僅生活在現實和歷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夢想的巨大差距里。而溫哥華UBC那位中國留學生的話,讓我感到,我們還生活在社會認知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簡短地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來結束這篇文章。這是發生在中國南方某個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現代化高樓和商場里人頭攢動的欣欣向榮的景象里,一個六年級的小學生被綁架了。


兩個窮途潦倒的綁架者,身無分文又毫無綁架經驗。他們尋找工作四處碰壁以后,決定鋌而走險,既沒有周密計劃,也沒有充分準備,在光天化日之下即興綁架了這個放學回家的小學生。他們捂住小學生的嘴巴,將掙扎的小學生拖進了一處正在拆除的廠房里。他們就在這個廢棄的廠區安營扎寨,從小學生那里要了他母親的手機號碼,走到附近街邊的公用電話亭給小學生的母親打了電話,讓她拿錢來贖人。他們都不知道應該去一個更遠的地方打這個索要贖金的電話,警方根據小學生母親手機上留下的號碼,鎖定了綁架者所在的區域,所以他們很快就被捉拿歸案。


兩個綁架者在索要贖金的時候,沒錢去買盒飯,其中一個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幣回來,買了兩個盒飯,一個盒飯給小學生吃,另一個盒飯兩個綁架者分著吃。獲救的小學生后來對警察說:「他們太窮了,放了他們吧。」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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