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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先生曾經這樣上學
資中筠:先生曾經這樣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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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以下是資中筠4月20日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沙龍上的講話整理稿。

“我上學時教育界沒有那么勢利”

今天和大家一起討論,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我最近碰到鄭也夫先生,他寫了很尖銳的一本書《吾國教育病理》,批評中國當前教育。

現在我孩子長大了,家里沒有小孩在上學,因此我沒有切身的體會。但是我所聽到的,父母有小孩上學的,都是糾結得不得了。究竟問題在什么地方?我就回頭想我們上學的時候是什么情況,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自然的情況。當然這里需要特別說明一點的是,過去教育是很不普及的,農村有大量的文盲,大量的小孩是沒有機會上學的。城市里的小孩大多數可以上學,起碼上小學,擇校問題沒有那么嚴重,都是在自己住的區里上學,如果到遠處,父母哪里有時間老遠地去送孩子上學,所以都是在所謂的“弄堂小學”就近上學。

總的來說,我覺得現在的教育很不自然。教育應該回歸人性,應該引發孩子自然的創造力,每個孩子都是不一樣的。有些外國的教育機構就覺得我們特別奇怪,“三好學生”,哪有一個學生什么都比別人好?別的學生,這個學生有這個長處,那個學生有那個長處,怎么就有一個學生或者幾個學生什么都比別人好?這是不符合人的發展規律的。我們那時候當然也有考第一、考第二、總的平均分這樣的統計,我們班也有學生特別棒,所有功課年年考第一,全面發展。大多數學生是這科好,或是那科好。經常考前三名的學生是全面發展的。但是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就那么了不起了,比別人高出很多。

我覺得我們那時候的學習方式是很自然的,當然碰見老師好的那堂課自然就特別喜歡。我當年碰到幾個特別好的數學老師,講的太好了,我們自然而然也被吸引進去,所以我中學六年最好的功課是數學。我當時上的學校是天津耀華中學,師資確實很好。因為校長(趙君達)很好,當時留美歸來,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回國后在北洋大學(今天的天津大學)做教授。后來自己愿意辦中小學,一共十二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來辦學,然后他就應聘到耀華學校——這所學校原來是英工部局(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學校,英工部局是英國在英租界最高的行政機關。解放以后說外國人辦學校是為了搞“文化侵略”,其實相反,是住在英租界的中國社會名流向英工部局提意見,說你拿了我們納稅人的錢,應該為這個租界做點兒好事。什么是好事兒呢,最好的事情就是辦一個學校!所以是他們出錢辦的學校。這個學校建筑和設備確實比較好,磚都是從英國運來的。1976年唐山地震,天津也地震得很厲害,就那個學校巍然不動。學校當時還設有實驗室、大禮堂、室內體育館。很少有中學有這樣的設備的,所以我們當時的全市運動會總拿第一名。學生是全面發展的,但是我的體育很糟糕,一直都不太好。校長趙君達當時親自口試請來的教員,師資確實是一流的。但這位校長1938年被日本人暗殺了。學校是在英租界,日本占領天津之后,不能進來。太平洋戰爭之后,英國也成了日本的敵國,日本勢力才進入租借。太平洋戰爭之前,英國和日本并不是交戰國,所以我們的學校不受日本、偽教育局的管制。但是日偽已經施加壓力,要校長改變教科書。趙君達校長還接受了南開中學的學生,辦了一個特殊班,我們下課后就把教室讓給南開學生來上學。因為當時南開中學不在租界內,被占領后,南開大學隨著西遷,中學還沒搬過去,那些學生就失學了。日本人借口里面有抗日分子,不允許他辦這個學校。怎么威脅他都不服從,最后就真的派特務暗殺了他。我那時是小學二到三年級的暑假,大家印象都很深,我很有幸在這樣一個學校碰上這樣一位校長。他去世之后,繼任的校長也很不錯,原來的傳統還是繼承下去了。

這個學校還有一個特點(不僅僅是這一所學校的特點,我覺得過去的學校基本上都這樣),沒有現在這么勢利眼,對誰誰的孩子在哪個學校那么關注,當時區別沒有那么大。天津有一個特點,很多過去北洋軍閥政客下臺以后都在那里的租界上當寓公。我們學校有曹汝霖的孫女、袁世凱的孫女這一類的。徐世昌的侄女還有袁世凱的孫女都跟我同班,沒有任何特殊之處,大家只是知道,有人這么說,但也沒有人注意,沒覺得這是了不起的事。還有很有錢的大資本家的孩子,也有很貧窮的孩子,衣服還有些補丁。都沒有什么區別,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誰功課好就受到大家尊敬。那時候的社會至少在教育界沒有那么勢利。我特別不喜歡現在社會趨炎附勢的態度。那時老師也很敬業,從來沒有給老師送禮的,想都沒想過這樣的事情。

“幼兒園的費用比大學高很奇怪”

還有一個問題,一個小孩的教育費用如此之高,以至于允許生兩個孩子了,好多人都不敢生兩個孩子,覺得一個孩子已經承受不了了。我的父母輩,,從前一家子生好多小孩是常事,一家有六七個小孩在我的親戚朋友里是很平常的。一般的工薪階層,所謂的公教人員,幾個小孩也都能上學。不少人經濟有一點兒緊張,有些人家每次要交學費的時候甚至會去借一點兒錢,是有這種情況存在的。但是還沒有像現在那么負担重。特別是在知識界,小孩都是可以上大學的。那時候大多數是私立學校要交學費。但公立學校真的不用交費,這個很清楚。比如一個縣、一個市都有縣立或市立中學、小學,都是完全不交學費的,而且它多半是教育質量最好的。因此貧寒子弟只要憑成績考進去,就可以上學。

我就覺得納悶,現在上學的費用怎么那么高。現在人的收入情況,從城市來講,平均應該比以前高。當然在抗戰之前,1937年以前,城市里面的中產階級收入還是比較高的。我記得好像是陳明遠寫過一本書,計算當時城市里的中產收入,比如魯迅他們收入好像都還比較高。那是在抗戰以前,一九二幾年到一九三幾年,確實是這樣。抗戰開始以后就每況愈下,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到四十年代,一般工薪階層的收入就相當低了,生活拮據。但小孩上學的問題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吃不消。現在幼兒園的費用都比大學高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需要像鄭也夫先生這樣的社會學家來尋找社會原因、制度原因。我們從前上學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等到上大學之后,如燕京大學、滬江大學這種私立學校學費確實比較高。這種學校,一般中產以上的家庭才出得起學費。但是它們也有獎學金,成績好自然就可以免學費,另外家庭貧寒也可以申請。但是國立大學是絕對不要錢的,比如清華,一個子兒也不交,只需交飯費。還設有助學金,家庭貧寒的學生飯費可以免,當然伙食非常糟糕。當然這里面把農村排除在外,必須說明這一點,那時貧困的農民是上不起學的。但也不是絕對,也有人到農村去辦學。那些有志之士,像葉圣陶這樣的就到農村去辦學。現在我確實覺得很納悶,撫養一個孩子的費用怎么就那么高?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挑學校看升學率是本末倒置”

從前我們挑學校,說一個學校好,一般會說這個學校的師資力量好,教員很好,風氣很好,學生在里面都好好學習、不瞎鬧,管得比較嚴,是這樣看的。很少聽到“升學率”這個說法,沒有說挑學校是挑升學率的,因為好的學校出來的學生考大學自然好一些。而不是本末倒置,說先有升學率然后學校更好一些,而是先有好的教育質量,將來學生出來才容易考上好學校。這整個觀念跟現在很不一樣。

我們那時上學,功課沒有留的那么緊。我記得一般三四點鐘下課,放學回家最多做一個鐘頭的作業,作業大多數是數學習題一類的,或者是國文老師留了一課書,下個禮拜背下來就好了。我也學鋼琴,再練一個或者半個鐘頭的琴。晚飯后是不做功課的,就是看閑書。睡覺也比較早。在求學期間,我看課外的書要遠遠多于課內的書,同學之間看書借來借去。所以,我覺得那時候寬松很多。

“學校培養趨炎附勢的精神是最大失敗”

我覺得也不用諱言,“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毀之”,我說的就是清華。考清華確實非常難,考上清華的孩子大多數都是相當聰明的孩子。我說摧毀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弄的人非常勢利眼,因為當下清華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講出了什么大官。當然它出了一些最高的官,比如說朱镕基是我同年級的同學,跟我們一起畢業。那一年他是我們的學生會主席,我們當時也沒覺得特別了不起。我記得幾年前清華有一次開什么紀念會,有一個人上去說部長以上有多少是出自清華的。我相信除此之外高科技的企業家、富豪榜上的也一定有很多出自清華。如果一個學校,不管多高智商的學生,他的注意力和引導的方向都是往這個方向走,我覺得就屬于精神上的摧毀。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清華學生都出國了。所以,清華從留美預備學校變成國立大學,然后又變成留美預備學校。至于它的教育水平怎樣,因為是工科大學,我沒有資格評價,我相信它有很多高科技可以跟國際接軌,我相信一定有的。但在精神上(從小學到大學,也不光是清華,好多學校都這樣),培養的是一種趨炎附勢、嫌貧愛富的精神,這是我們教育最大的失敗。

開始的時候,我們學校老師的工資可能比其他學校高一點,可以聘來高質量的老師。但到抗戰后半期,以至于40年代打內戰的時候,通貨膨脹很厲害,所有教員,包括我們老師生活都非常苦,他們的工資基本上快吃不飽飯了。但他們還是非常敬業,很認真地教書。我記得有一位國文老師,單身女老師,她生病時,我們同學去她家看她,真是四壁蕭然!她進不起醫院,生病就扛著,稍微好點兒就來上課,但來上課時照樣精神抖擻,認真講課。四十年代末,老師確實非常艱苦,也有老師在課堂上發牢騷,說肚子里面空空如也,連窩頭都填不滿了。不是單身的話,家里還有妻兒老小要撫養,確實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覺得老師懈怠,不好好教書,或者有錢人家的家長給老師送錢之類的。所以我覺得風氣和現在是不一樣的。

我感覺孩子從小應該得到關懷和愛。我經常從報紙上看到,那些非法虐待孩子的事兒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現在有的老師經常對孩子加以諷刺,完全沒有感情。因為老師自己的業績跟學生的成績聯系在一起,如果這個孩子扯了班級成績后腿,老師就會把成績不好的孩子看做仇人。這樣對孩子影響就太大了,將來長大以后要么也變成這樣的人,要么變得非常自卑。據說現在教師也是很難考的,但他們對學生的態度怎樣、有沒有善良的本質,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從前上學時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有些成績不好的學生,老師也會批評,但他是很負責任、很誠懇的,沒有與學生為敵的態度。而且我覺得,現在的制度,將升學率和老師的升職以及所有經濟利益相聯系是絕對錯誤的,這種制度本身制造了這些扭曲。

至于說贊助費動輒幾十萬,這些絕對是教育腐敗,根本就不應該被允許。可是現在一切都在教育行政部門的掌控之內,這一類的事情為什么就不管。如果這樣的話,根本沒有教育公平可言了。

“文章被拿來分析‘作者意圖’很滑稽”

前幾天我在南京“親近母語”教育座談會上說,我們那時候上國文課,沒有一天到晚總分析作者意圖這些內容。老師很欣賞這篇文章,就帶著大家一起念,跟我們說這點怎么好怎么好,我們就跟著老師一起欣賞,也就對這篇文章或者這首詩有了印象,主要是一種熏陶和感染。現在一篇文章要分段落大意、歸納中心思想,又分這個是記敘文,那個是抒情文,這樣好像就很科學。古文向來不這樣分,而且文史哲是相通的,念完以后覺得文氣特好,然后就記住了,經過融化和熏陶,最后變成一種文化底蘊,而不是實用工具。這是我自己學習中文的過程。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兒。我有一篇文章,大概前幾年,上海有一個教輔機構把我的文章收入教輔教材,然后給我寄過來一份。上面就寫“作者意圖”是什么等等,我一想我哪有這意圖呀。里面還有問答,這一段說明什么、第二段說明什么。我就覺得特別滑稽,我還活著呢,他也不來問問我。過去古人寫的文章,就死無對證了,憑后人去分析。當然這作為某種學術研究可以,但不能作為整齊劃一的理解,硬灌輸給學生。,我覺得特別是文學方面,沒有必要非要那么清晰地講清楚,還要給它做一個判斷,這是進步的,那是有時代局限性的,等等。

“民族精神墮落與否教育最關鍵”

我有過一個說法,可能說出來很犯忌。我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垮臺,一是因為腐敗,二是因為腐敗還不徹底,就是說官場是腐敗,而整個社會沒有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知識分子沒腐敗。所以他們還追求正義,覺得受不了這個腐敗的政府,所以要想辦法反對它。還認為有另外一個希望,就都跑到解放區去了。因為社會上正義感比較強,但如果這個社會所有人都腐敗了,連教育界、文化界、新聞界都腐敗了,沒有人受不了,那也就大家見怪不怪,也不會有人拍案而起,要改變這個社會。清華大學的孫立平老師有一個說法:現在的危險不在于揭竿而起的動亂,而在于全社會的潰爛。我很認同這個看法。全民族精神的墮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關鍵的方面。

現在知識爆炸,小孩聰明得不得了,知道很多事,玩iPad、玩電腦,我玩不過十歲以下的小孩。他們知道的事情也不少,但是整個精神,特別是教育精神,我們教給他們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現在的孩子在學校比家庭的富有、父母的地位。所以我覺得現在最可怕的不是知識學多少,而在于現在的嫌貧愛富、非常勢利的風氣,這是很糟糕的。

“公民課改修身課是‘日偽時期’”

我上公民教育課沒幾天,因為當時抗日戰爭開始時,學校里面公民教育就少了。但是我記得一二年級有一些。其實公民教育沒什么神秘的,它就是教你怎么做好孩子。不僅僅是在家里做一個好孩子,還包括在社會上怎么做一個好孩子。比如說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燈,馬路靠左邊走,等等在公民課里面就有。那時候走路靠左邊,因為還是英國的傳統,抗戰之后改成右邊走,總之指的是遵守交通規則。看到別人有困難應該要去幫助等等內容。我看到我親戚里面高年級的課本里有少數服從多數、讓人把話講完、民主程序這些內容,我學習的時候還沒有學到這里。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天津淪陷以后,在日寇統治下成立了偽教育局。當時日本的政策對農村和城市可能不太一樣,不像我們在電影里面看到的,完全赤裸裸的高壓,不是這樣。它通過偽教育局做一些事情,改我們的課本也不是都改成“大東亞共榮圈”,只是把課文改成古文多于白話文,把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內容取消一些。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把公民課改成“修身”課,講中國的傳統道德、忠孝節義,我后來想來覺得很奇怪。現在說愛國教育要發揚傳統文化、傳統道德,把以前的“以孝治國”拿出來。而過去的奴化教育里面就有忠孝節義的內容,日本曲線奴化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但它無論如何不要公民教育,不要五四以后的新文學。那時候我沒有意識到這點,也不懂,而且大家也沒什么感覺,不會抵抗。因為古文里面的忠孝節義的故事,也都是我們家長輩過去在私塾所學的內容。當然,岳飛、文天祥等的民族氣節的故事是去掉了。我后來想了很久才明白,實際上也還不太明白,為什么日本把中國的傳統文化來做為奴化教育的內容,也許是因為偽教育局是中國人在做,可能是一個迂回政策,我不太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是,民主、自由、公民權利,這些內容他們絕對不要。抗戰勝利之后,從后方來了一大批學生,比如西南聯大附中、南開中學這些在大后方直接延續國民政府教育的學生,跟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之處,他們的新文學念得比我們多。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1947年考燕京大學時作文的題目是文言文,題目我還記得,《立國必先樹人,樹人必先樹德說》。可剛復校的聯大(清華、北大、南開頭兩年還聯合招考,只是錄取分數線不同)高考不許做文言文,只許作白話文,而且是一個很不起眼的題目,《我的中學生活》。然后我就考不好了,因為我在學校里做的比較多的是文言文,這樣可以發揮,能夠瞎拽,但這么一個題目就不容易出彩了。所以我第一次清華大學沒考上,因為我的長處都沒考好。我數學特別好,但五大道題目里面有兩道幾何,我證不出來,大概有40分,卡住了。但我剛到家就想起來應該換個思路,就迎刃而解了。把我氣得不得了。我只要再稍微再想一想就能做出來,但當時就是卡住了,越卡住就越想不出來。所以我特別覺得一考定終身是不公平的。我第二年轉學再考的時候就容易多了。

“教育不應該有讓人種退化的危險”

還有一個感覺,小孩是需要管的,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但管孩子什么方面非常重要。我覺得很多家長管的不是地方,孩子在外面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他不管,就是分數管的很厲害。所以,我覺得基本的教養和基本的文明是最重要的。杜威的教育思想認為,小孩天生都是好的,只要讓他發展他自己的興趣,他就一定能成才。比如這小孩愛畫畫,但特別討厭數學,你就別逼他學數學了,讓他好好畫畫。杜威主張完全讓孩子發揮他自己的特長。對于他的觀點,后來美國也有人批評,認為這太放任了,小孩自己管不住自己,還是需要管的。有些內容他暫時沒興趣,以后有可能會有興趣的。但總的原則是,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樣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覺得這樣比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彎過來。要讓孩子自然地茁壯成長,前提是老師和家長都要有正確的態度,適當地澆水、護理。

但現在麻煩就在這兒,我還說過一句話,我覺得現在這種教育會有使人種退化的危險。學生如果這樣教出來,其中一部分會變成老師,更大一部分會變成家長。按照這個路子,就越來越下滑了。為什么在文革這么亂的時候,有些學校還是相當不錯的。像北大附中,我女兒就是文革后期在北大附中上的。那個時候,他們的老師還是原來培養出來的老師,還有一些是北大教授后來反右把他們刷下來貶到中學去,我覺得那些老師好得不得了,非常敬業,還是原來的教育思想。可是這一代人早就過去了。現在好像經濟好了,老師的待遇也提高了,整個硬件也好了,但是一代一代這樣培養下去的話,那就在精神上一代一代退化下去,我的担心就在這兒。

問與答

您對基礎教育階段的全科教育和分科教育是怎么評價的?全科教育是一個老師語文、數學、音樂、美術等各種課都上,一個老師什么都會?

資先生:我當年還沒接觸過這樣的老師。我覺得全科老師,在幼兒園可以,但是到了高年級,比如說五六年級以后,大概不太現實。我倒是家里認識過這樣的老師,我母親的一個朋友,我很得益于他。他特別有學問,什么都會。首先國文功底很好,教我《左傳》。在中學里,他數理化國文英文都能教,就是沒有見過外國人,所以英文發音不好,可是他的語法講得好極了,都是自學的。這種老師過去還是有的,哪門缺老師,就填補哪門,而且各科都講的很好,確實有這樣的老師。但是我覺得現在到了高年級以后,要求老師什么都能教,恐怕不太容易。在貧困地區,師資很缺乏的地區,很需要這樣的老師,就像大夫一樣,特別需要這樣的全科大夫。

重點倒不是老師什么都會,而是學生應該什么都要學。所以我現在比較懷疑,高中二年級就開始分文理科是否合適。我覺得還是不分比較好。人應該全面發展。現在許多文章喜歡講錢鐘書先生當時數學考零分,我覺得不應該都強調這個。這是特例,數學不好的人很少人有錢先生這樣的文才。不是人人都要當數學家,但學習數學有助于培養思維的邏輯性,非常有用,不能說我不喜歡就不學。教育應該照顧大多數。我不認為小孩比較早的時候因為任性不愛學的就不學,因為學習有時候是需要一點兒壓力的,但現在以升學率、分數為壓力是錯誤的。

一個人是要有點文化底蘊的,特別是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古人因為文史哲不分家,但現代的社會,一個現代的人只念文科,一點科學知識都不懂,連你的身體健康都不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適的。中學是需要相對全面的發展。

以您的智慧,能否為今天的教育開點兒藥方?

資先生: 我最怕開藥方。因為這是社會問題,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就沒法開。如果光是教育本身問題的話,就讓教育多樣化,不要全是教育部審定的教材。能允許私人辦學,我知道不少有志于辦教育的人,但辦著辦著就辦不下去了。能允許有教育志向的人,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拿出來辦教育,按照他們認為的方式辦,我認為這應該就有救。因為現在不乏有教育理念的人,我就認識好幾個。但是我不會,讓我辦我辦不成。現在制度卡在那兒了,必須這樣、必須那樣。南科大到現在算是成功還是不成功?我不知道。

您覺得當家長的怎么在已經被污染的教育環境下做我們能做的,在您當初家庭教育的滋養,有哪些您非常感恩、愿意跟我們分享的?

資先生:我覺得現在的孩子跟過去不一樣,我們那一代絕對不敢違抗父母,對長輩高度的尊敬。據我了解,現在的孩子不一定是這樣。而且現在知識爆炸,他的新知識你可能都不太知道了。我覺得學校、特別是他的玩伴甚至比家長更重要。家長只能給他一個很基本的以身作則,如果你一天到晚在家里講升官發財的事情,他自然而然耳濡目染只想升官發財。或者父母談事時所體現出來的價值觀是什么樣的,這是耳濡目染。家長對孩子到底有多大的影響,要看情況,那是不一定的,因為現在的社會跟過去已經不一樣了。

另外一個是不能看死。我認識好幾個小孩,大概上初中的時候非常叛逆,逃學逃的一塌糊涂,家長拿他沒辦法,甚至一下子就跑到外地去了。但是后來就回歸了,成熟了,就好了,現在事業非常成功。有很多外國人跟我講,他們也是這種情況。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一個孩子在青春期叛逆,或者功課滑坡,從教育專家來說,恐怕也是可以容忍的,是必然的一個過程。

兩代人不一定都要按你的方式來走。我也贊成不要總是追求名牌學校。可是現在有一個問題。過去的學校,一直到文革,除了特色的幾個名牌學校之外,一般的學校都還過得去,一般是兩頭小中間大,是橄欖形的。那時候大部分都就近上學,也沒人知道幾十幾中學,都差不多。但是現在兩極分化特別厲害,我們的財富兩級分化,教育也兩級分化。好像沒有普普通通的學校了,普普通通的學校都放羊了,反正你考不上大學,也沒有升學率,老師也就不好好教了。這種自暴自棄的情況非常多,甚至有人告訴我像清華附中這種學校,一個年級有六個班或者十個班,其中有幾個班是準備讓他好好考大學的,其他幾個班也都放羊了,就是最好的重點學校也只重視最好的那幾個班。我的母校耀華中學現在在天津還是最好的中學,和南開附中兩個比升學率。但首先它小學部劃出去了,把初中和高中部分開,只重點考慮有升學率的高中部。它依然是最好的學校,大家擠著要去,但它主要是靠升學率了。我也在想,為什么非要上好學校,往海淀區的學校去擠?但我也聽其他人說,小學的教學質量確實非常不一樣。我沒有調查,不太知道過得去的學校的數量有多少。我們以前一般都是就近上學,我的孩子也都是我們住在哪兒,就上附近的學校,是一個不起眼的學校,但也是好好教,自己好好學就能學好,都是特別普通的,不知道現在為什么就變成這樣了。

教育創新方面的提升,如何衡量本身是多元化的東西,個性化的能力用什么樣的標準去衡量?

資先生:就我了解,譬如美國的大學錄取,不光是看考大學的分數,還要看中學的各種各樣的成績,包括做志愿者的經歷。在中國行不通的原因,如果看學校高中三年的分數和成績,這些成績往往不是真的,甚至一個很次的學校反而成績很高,這些都是可以作弊的。據我了解,美國是有各種各樣考察的,不是一考定終身的。但在中國靈活的東西是行不通的。現在唯一的還比較公平的仍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可以改進的是考試的內容,內容不要這么死,死扣唯一的答案。比如有一首詩作者是李白,有一個學生寫“李太白”,就不算他對。大概是憑電腦判卷。這種當然應該改進。

我想來想去,不知道還有其他什么方式,還是一刀切比較公平。但就是一刀切還公平不了,因為現在作弊的方式太多了。我記得是去年有一個消息,一位監考老師比較認真,沒收了學生高科技的作弊東西,然后家長就去鬧,說他們唯一能得到的“公平”就是作弊,如果不允許他們作弊,就不公平了。這是一種非常滑稽的邏輯,意思是說那些有特權的人不需要作弊,不需要成績就可以進去。如果這點兒公平都沒有了的話,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可以公平。現在說應試教育多么不好,我想不出來除了應試之外,還有其他什么方法來選拔。

燕京大學解放前和解放后有什么區別?您是否還有燕京大學復校的期望?

資先生: 我只在燕京大學上過一年,不是在解放后,解放前就去了清華,解放后畢業。燕京大學整個沒了是非常不對的,但是現在復校恐怕也不太現實。我覺得1952年院校調整本身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使當時的教育受到無可彌補的摧殘,特別是文科教育。整個就是錯的。因為每一個大學都有它自己的傳承和特點,這個學校這個系比較好,那個學校那個系比較好,是常年歷史積累的。1949年以后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是越改越壞,52年的改革是一次最大的摧殘,后來文革就不用說了,弄的亂七八糟。后來又有大學合并,每一個大學都變得越來越大。現在把協和醫學院并到清華去,(不過協和本身是還是獨立的)。然后工藝美術學院也并到清華去。上海有名的醫學院“上醫”非要并到復旦去,這是很特殊的一個情況。浙大把杭大給并過去,杭大的文科原來是很有特色的,合并過程矛盾重重,實際上也造成很多資源浪費。

我就覺得我們的教育就別再瞎折騰了,好像一所房子,越拆越壞,都是注重形式。回到你剛剛的那個問題,燕京變成這樣是絕對回不來了。

我的孩子在一所名校讀書,剛上小學一年級。這一年,我和他共同經歷了很多。我現在在考慮是否要把他轉入國際學校,還是送到美國去。對于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資先生:這是你的選擇,我沒法回答。你嫌現在的中文教學不夠好,就干脆不讓她學中文了?是這意思嗎?你得想明白,要他當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當中國人就必須學好中文。我父親是留學生,在日本、美國都留過學,他有很多留美的朋友。我們家都覺得他們挺“洋派”的,當時日本侵略中國以后,在英租界的家長們有的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當時天津有一所英國學校,據說上完那所學校就可以直接去英國。也有一所學校是法國人辦的。那個學校一切都是外文,當然也有中文課,但中文就非常差了。我母親就堅決反對,她認為中國人就要學好中文,堅持讓我上中國學校,我感到很幸運。這也是我的想法。你不滿意現在中國學校的中文教學內容,那讓他上外國學校不是就干脆不學中文了?所以還是先得想明白你要讓他做哪國人。

至少要有一種母語學得特別深,思想的深度取決于母語的深度。母語學到什么程度,整個文化底蘊及思想的深度就被決定了。現在歐洲有人說,拉丁文取消后,使得他們的文化水平降低了。就跟我們說,要學點古文和經典一樣。如果你的孩子要當中國人,他必須學好至少六年小學的中文。學校如果文學課不夠,你可以自己適當給他補充一點。國際學校的中文是很淺的,那種情況下,如果你在家再給他補中文,他一定會覺得特別麻煩,會抗拒。如果想讓他當第二代美國人,就去美國學習,好好學英文。文化水平其實就是母語的水平。比如你專業不是自然科學、數學,將來看這個人有沒有文化底蘊,主要是看母語的程度。

您在天津耀華中學感受到的教育文化是怎么來的?

資先生:我覺得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老師的老師就是這樣的。應該說,我們的文化沒有斷裂,一直到1949年才斷裂。有人說是“五四運動”把我們的文化給斷裂的,我不同意這個,我們這些學校都是“五四”以后的。我小時候母親就讓我讀經,《論語》《孟子》《左傳》都念,小學也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后來學英文的時候也學習美國《獨立宣言》,當時都沒覺得有什么沖突,都吸收進來了。一方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一方面在民國之后又吸收了西方文化,融匯在一起。學校的校長從美國哈佛回國以后,他建立了這樣一種學習課程,中文是非常重視的,數理化體育方面大都是從西方學來的。

改革開放以后,我在美國第一次見到臺灣人,他是70年代的臺灣清華畢業生。我發現他的談吐非常儒雅,學理工的,用的詞兒跟我們從前學校里培養一樣。從用詞和稱謂都傳承下來了,臺灣的文化沒有斷。我們的文化是從1949年以后開始斷裂,但還沒有完全斷,因為當時的老師都是原來傳承過來的。在文革之前的17年學生所受過的中小學教育還有一點繼承,盡管已經拋棄了許多。。文革時期,毛澤東說,我們的學校全是資產階級的,教師全是國民黨培養出來的。我就覺得大為奇怪,17年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學校么?后來我才明白,他認為那些教員所繼承的還是原來的教育、文化,必須徹底決裂。到文革以后就徹底斷裂了。你問怎么來的,我覺得就是代代相傳來的。如果這個傳統斷掉了,那就斷掉了。現在又為拜金主義大潮所沖擊,拿什么抵擋?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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