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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道路——葦岸自述
一個人的道路——葦岸自述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葦岸,中國自然文學寫作的代表作家,1960年1月7日生,1999年5月19日逝,只活了39歲。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葦岸和他的朋友海子,是昌平的文化地標。兩個人都早逝,兩個人也都寂寞。不同的是,海子在是在喧囂中寂寞,葦岸則是在寂寞中寂寞,因為他的寫作,至少領先了他的時代20年。


一個人的道路

——我的自述


我于一九六○年一月七日,出生在北京市昌平縣北小營村。據祖父講,我們祖先是最早來這里定居的人家之一。


這座村莊,位于我所稱的華北大平原開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環形遠山,即壯美的燕山山脈外緣。每天日落時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頂上,看看太陽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我曾認定,太陽落山后,是從山外繞回到東方去的。而我那時的山外,就是外國。


這個大平原的開端,給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與所有鄉村的孩子一樣,它們是由貧匱、歡樂、幻想、游戲、故事、冒險、恐懼、憧憬、農事等等構成的。我時常緬想它們,但我還從未將它們寫進我的散文。當我看到華茲華斯“童年是男性人的父親"的說法時,我對他的這句話感觸很深。


那時村子東西都有河。村里的井也很多,一到夏天,有的只用一根扁担就能把水打上來。每年,麻雀都選擇井壁的縫隙,做窩生育。雛雀成長中,總有失足掉入井里的。此時如果挑著水桶的大人出現,這個不幸的小生靈便還有獲救的可能。


我從小就非常心軟,甚至有些極端。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殺一只雞。我的這種心地,與血緣有關。至今我仍認為,我的四姑是我在這個世界上遇到的最善良的人。這個根本,使我后來對非暴力主義一見傾心。我的散文《四姑》和《上帝之子》,實際從血緣與信念兩個方面,間接講了我自己。


我的鄉村童年和少年時代,讀物是匱乏的,我現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時讀過什么書了。關于文化,最早給我留下印象的是電影《馬蘭花》和《人參娃娃》。在故事方面,先是叔祖母的民間故事,后是四姑的古典小說。在文學上,四姑是我的啟蒙者。而我的祖父,一個秉性鮮明、極重尊嚴、與所有家庭成員都保持距離的人,給了我另一種精神:從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過八十的老人突然癱瘓,他從未間斷每晚睡前的日記。


我對使用文字,很早就有興趣。中學時,我曾嘗試寫過小說,一個鄉村少年的故事:頑皮,但好心;為了老師午休,試圖趕走樹上所有的蟬……我這篇惟一的小說,并未寫完。我還模仿寫了一些動物寓言,它們其實說明了我那時即開始的“文以載道”傾向。


一九七七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這使我稍后得以走進大學的校門。帶著喜悅、驕傲和未知,我從鄉村中學來到了都市的大學校園。這是一個新的天地,她對我的最大意義,不是課堂,而是視野、志同道合的友誼和圖書館的書籍。“朦朧詩”——一種新鮮的、具有本義色彩的詩歌——在校園的傳播,使我的文學熱情有了定位。我開始讀詩,抄詩,嘗試寫詩,崇敬詩人,與詩人交往。長久以來,在我的意識里,詩人與詩歌不分。即使是今天,如果我為詩人或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認為,我不是或不單是幫助了他們,而是幫助了文學本身。


我的詩歌時期,對我的散文寫作,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除了一種根本的詩人特有的純粹精神,恰如布羅茨基所講,散文作家可以向詩歌學到:借助詞語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產生的特定含義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贅語。的確,“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詩歌創作的經驗,他的作品難免累贅冗長和華而不實的弊端”。對我來說,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將散文作為詩歌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來寫作。


我的第一篇散文《去看白樺林》,寫于一九八八年初。最終導致我從詩歌轉向散文的,是梭羅的《瓦爾登湖》。當我初讀這本舉世無雙的書時,我幸福地感到,我對它的喜愛,超過了任何詩歌。此時我已經有了一個令我滿意的工作:與社會可以保持必要的距離,夜晚授課、而將上午——每日官能最清澈的時刻——獻給閱讀和寫作。我的每年暑假的自費旅行,也已進行。到一九九○年,我已走了黃河以北幾乎全部省區。


我喜愛的、對我影響較大的、確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寫作面貌的作家和詩人,主要有:梭羅、列夫·托爾斯泰、泰戈爾、惠特曼、愛默生、紀伯倫、安徒生、雅姆、布萊克、黑塞、普里什文、謝爾古年科夫等。這里我想慚愧地說,祖國源遠流長的文學,一直未能進入我的視野。一個推崇李敖、夸耀曾擰下過一只麻雀腦袋的人,曾多次向我推薦《厚黑學》,但我從未讀過一頁。而偉大的《紅樓夢》,今天對我依然陌生。不是缺少時間,而是缺少動力和心情。在中國文學里,人們可以看到一切:聰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藝、個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惟獨不見一個作家應有的與萬物榮辱與共的靈魂。海子曾說:我恨東方詩人的文人氣質,他們把一切都變成趣味。


我的筆名“葦岸”,最初來自北島的詩《岸》,也有另外的因素。我不僅因“我是岸/我是漁港/我伸展著手臂/等待窮孩子的小船/載回一盞盞燈光”這樣的詩句,感到血液激涌;更有一種強烈的與猥瑣、茍且、污泥的快樂、瓦全的幸福對立的本能。我這樣講,并非意味我在我的生命衍進中,從未做過使自己愧怍的事情。對于它們,如毛姆在《七十述懷》里寫的那樣,我希望我說:這不是我做的,而是過去的另一個我做的。


“沒有比對人類的愛更富于藝術性的事業”。雖然我是一個作家,但我更喜歡梵·高這句話。我希望我是一個眼里無歷史,心中無怨恨的人。每天,無論我遇見了誰,我都把他看作剛剛來到這個世界的人。我曾經想,在我之前,這個世界生活過無數的人,在我之后,這個世界還將有無數的人生活;那么在人類的綿延中,我為什么就與我同時代的這些人們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來看這個問題,我把它視為一種親緣。


當然我知道,事情遠非這么理想和浪漫。但我愿意像古羅馬的那位皇帝馬可·奧勒留那樣,每天早晨對自己說:今天我要見到一個我主動問候他,他卻視我別有企圖的人;一個除了自己的利益圈子,對一切都冷漠無情的人;一個把比他人生活得優渥,看作人生最大幸福的人;一個將“無度不丈夫”,當作“無毒不丈夫”奉行的人……他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他們無知。


再過兩個月,就是我三十五歲的生日了。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為一個“人類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時候,我能夠借用夸齊莫多的詩歌說:“愛,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類拔萃。”


一九九四年十月


放蜂人

by葦岸


放蜂人是大地上尋找花朵的人,季節是他的向導。


一年一度,大地復興的時候,放蜂人開始從他的營地起程,帶著楸木蜂箱和帳篷。一路上,他對此行滿懷信心。他已勘察了他的放蜂線路,了解了那里的蜜源、水源、地形和氣候狀況。他對那里蜜源植物的種類、數量、花期及泌蜜規律,已了如指掌。他將避開大路,在一座林邊或丘旁擺下蜂箱,巢門向南。他的帳篷落在蜂場北面。


第一束陽光,滿載谷粒的色澤和嬰兒的清新,照到蜂場上。大地生氣勃勃,到處閃亮。蜂群已經出巢,它們上下飛舞,等待著偵察者帶回蜜源的消息。放蜂人站在帳前,注視著它們。他剛剛巡視了蜂場,他為蜂群早晨的活力,感到興奮。他看蜜蜂,如同看自己的兒女,他對它們,比對自己的身世還要熟悉。假若你偶然路過這個世界一隅,只要你表情虔誠,上前開口詢問,他會熱心給你講蜜蜂的各種事情。


放蜂人在自然的核心,他與自然一體的寧靜神情,表明他便是自然的一部分。每天,他與光明一起開始工作,與大地一同沐浴陽光或風雨。他懂得自然的神秘語言,他用心同他周圍的蕓蕓生命交談。他仿佛一位來自歷史的使者,把人類應有的友善面目,帶進自然。他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與自然最古老的一種關系。只是如他恐懼的那樣,這種關系,在今天的人類手里,正漸漸逝去。


放蜂人或許不識文字,但他像學者熟悉思想和書冊那樣,熟悉自然,熟悉它的植物和大地。他能看出大地的脈絡,能品土壤的性質;他識別各種鳥鳴和獸跡,了解每樣植物的花事與吐蜜的秘密。他知道棗樹生長在沖積土上,蕎麥生長在沙壤上,比生長在其他土壤上流蜜量大;山區的椴樹蜜多,平原的椴樹蜜少;北方的柳樹流蜜,南方的柳樹不流蜜。他帶著他的蜂群,奔走于莽莽大地。南方的紫云英花期一終,他又匆匆趕到北方,那里,荊棵的藍色花序正在開放。他常常適時溯緯度而上,以利用緯度之差,不失時機地采集生長在不同地區的同一種植物的花蜜。


“蜜蜂能改變人性”。這是放蜂人講的一句富于文化色彩的話。如果你在蜂場呆上一天,如果你像放蜂人那樣了解蜜蜂,你會相信他的這個說法。


我把放蜂人講的關于蜜蜂(主要指工蜂)的一生,記在這里:一日齡,護脾保溫;三日齡后,始做清理巢房,泌蠟造脾,調制花粉,分泌王漿,飼喂幼蟲、蜂王和雄蜂等內勤工作;十五日齡后,飛出巢外,担負采集花蜜、花粉、蜂膠及水等外勤重任;三十日齡后,漸為老蜂,改做偵察蜜源或防御敵害的事情。當生命耗盡,死亡來臨,它們便悄然辭別蜂場,不明去向。


這便是蜜蜂短暫的一生,辛勞不息,生命與勞作具有同一涵義。放蜂人告訴我,在花叢流蜜季節,忘我的采集,常使蜜蜂三個月的壽命,降至一個月左右。它們每次出場,要采成百上千朵花的蜜,才能裝滿它們那小小的蜜囊。若是歸途迷路,即使最終餓死,它們自己也不取用。它們是我們可欽可敬的鄰居,與我們共同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它們體現的勤勞和忘我,是支撐我們的世界幸福與和睦的骨骼。它們就在我們身邊,似一種光輝,時時照耀、感動和影響著我們,也使我們經常想到自己的普通勞動者和舍生忘死的英雄。


放蜂人是世界上幸福的人,他每天與造物中最可愛的生靈在一起,一生居住在花叢附近。放蜂人也是世界上孤單的人,他帶著他的蜂群,遠離人寰,把自然瑰美的精華,源源輸送給人間。他滯于現代進程之外,以往昔的陌生面貌,出現在世界面前。他孤單的存在,同時是一種警示,告誡人類:在背離自然,追求繁榮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來歷和出世的故鄉。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本稿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提供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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