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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稼祥:向歷史學習超大規模國家的治道
吳稼祥:向歷史學習超大規模國家的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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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長江日報

長江日報記者楊于澤 北京報道

從政治角度審視中國5000年歷史,有所謂“歷史周期律”問題。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澤東邀請赴延安考察的黃炎培等人到他住的窯洞里作客。毛問黃來延安考察有何感想?黃炎培提出:“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2012年12月24日、25日,習近平走訪民主黨派,再次談到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窯洞關于歷史周期律的一段對話,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是什么原因導致中國以兩三百年為周期不斷地改朝換代的?知名學者吳稼祥去年出版《公天下》一書,試圖對此作出科學解釋,揭示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本質及其根源。記者近日赴京,就此對吳稼祥作了專訪。


“高壓穩態”導致政治腐敗與反叛

對中國政治和政治史的分析,必須高度重視一個基本事實,即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這不僅指中國的疆域長期排在世界各國前列,而且人口長期居于第一的位置。


5000多年前,中國還只是黃河流域炎黃部落的聯盟,但到禹的時期,部落聯盟已經擴張成“九州”、“天下”。吳稼祥用“河流域文明”概念來解釋中國國家的發育過程:為了治水,我們的祖先必須控制黃河、長江全流域,由于安全、救災等方面需要,政權還要向外擴張,這就是“規模依賴”。


“規模依賴”轉化成“規模壓力”,統治者為了達到對疆域的全面有效控制,自然就實行中央集權,這就是“凝聚偏好”。據《公天下》一書中分析,在一個超大規模國家,中央權力要傳導到末端,其力度自然要大,通過高壓形成一種社會的穩態。

吳稼祥分析,高壓穩態其實是一種“高壓穩態陷阱”。因為高壓,社會失去活力,政權機構惡性膨脹,朝廷外戚、宦官、后宮、奸臣、方士等“五蠹專權”,苛捐雜稅日增,隨著水旱災害出現大規模流民。

至此,中國政治的一個周期行將結束:或農民起義,如秦末、東漢末、唐末;或權臣皇袍自己加身,如五代周末。有時候,則是農民起義與外族入侵同時而起,如宋末、明末。

分權帶來四個活力“黃金時代”

習慣上,我們將秦以來中國稱為“封建社會”,其實它是一種“反封建社會”,即中央集權社會。

所謂封建,是“封土地,建諸侯”,中央與地方分權而治。從這種本義上講,西周到春秋時期是真正的“封建社會”。《公天下》梳理的史實是,周武王、周公先后三次分封,據說有400個諸侯國之多,史書有載的就有130個。

吳稼祥認為,西周春秋時期,中央不靠權力而依宗法制度凝聚地方,結果是規模壓力的緩解,社會自由度增加,社會活力迸發。隨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時代。

中國歷史上還有西漢文景之治、唐初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清中康乾盛世,吳稼祥稱之為“曇花盛世”。文景時期,與同姓及同族異姓分天下;唐初,存在同姓王非世襲分治,同時與東西突厥等諸部族分治;清,滿族與漢族分治天下,清初還封過5個漢王,雖然后來削藩,但為了羈縻人心,清統治者不得不以仁政標榜。

但分治也有其政治風險,吳稼祥分析:分治是權力體系的“低壓”或“負壓”,地方權力膨脹,中央權威瓦解,西周春秋之后是戰國亂世。“高壓穩態”的高度中央集權,恰恰是對“分治”的矯枉過正。

超大規模國家的治亂,在于如何在確保主權統一、社會穩定前提下,充分釋放社會活力。“歷史周期律”與西周春秋分治、“曇花盛世”給了我們正反兩方面啟迪。

采訪手記

以思想為志業

在距離北京師范大學不遠的一個咖啡館里,見到了大名鼎鼎的吳稼祥。對于歷史研究、政治哲學以及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他非常健談,雖然年近花甲,卻意氣風發。

現在人們稱他為“獨立學者”,因為他既沒有任教大學,也沒有加入任何官方或民間研究機構。作為“獨立學者”,近年來陸續出版了《果殼里的帝國:洲級國家時代的中國戰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與雙主體法權》等一批高質量學術著作,引發知識界廣泛討論。

上世紀80年代,吳稼祥也曾是“體制內”一員,在中宣部、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央辦公廳任職,見證并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摸索階段。

后來,他躋身“私營企業主”行列,炒過股,創辦了公司。

對于這種體制內又體制外的人生軌跡,吳稼祥并不后悔。他辦了公司,但沒有發很大的財。他的“主業”是讀書、思考和研究。書擠占了他家的客廳和臥室,有2萬冊之多,相當于一個社區圖書館。相應的社會身份,就是“獨立研究者和撰稿人”。

在一次題為《學術與政治》的演講中,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探討了志業與飯碗的不同,“志業”就是全憑興趣做事。吳稼祥應該可以被稱為一個以思想為志業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85年發表《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思路》,是國內最早提出對企業股份制改革思路的人之一。1988年,他出版《鄧小平:思想與實踐》,在國內最早對鄧小平的思想與改革實踐進行了系統研究。

《公天下》,20年思考,3年寫成。吳稼祥對人說:“此書,朝成夕死可矣。”出版一年多,迄今印數已達10萬冊。

社會活力跟穩定一樣重要

求知:近兩年特別強調“頂層設計”,其實政治才是這項工作的基礎部分,也是它的最頂層。你對中國歷代治亂之道有系統研究,你認為中國的“頂層設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吳稼祥:政治頂層設計的最核心問題,是最高權力的更迭。所謂最高權力更迭,是指國家元首如何從前任過度到后任。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元首的任期,是任期制的,還是終身制的;二是新元首如何產生,是選舉的,還是前任元首指定的,或者是按規定規則繼承的。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元首稱為“皇”(三皇)、“帝”(五帝),或“皇帝”(后秦),或“王”(周代)。堯舜時期,實行元首禪讓制,元首是非終身但也非任期的,方式是半指定半遴選的,這樣的政治很不穩定,因而被大禹的世襲制所取代。世襲制也有兩種,一種是兄終弟及,做元首的去世,弟弟繼承其職位,另一種是父死子繼,現任元首去世,他的兒子繼承。商朝混合實行這兩種體制,很亂。周朝開始,中國開始實行比較穩定的父死子繼的嫡長子繼承制,相當穩定,但適應性差,政治上是靠天吃飯,現任元首生個好兒子,天下有幸,生個傻瓜,百姓遭殃。能夠兼顧穩定性與靈活性的最高權力更迭體制,還是當代民主制。

求知:你在《公天下》一書探討的核心問題,就是超大規模國家的治理問題,目標是既要穩定又要有社會活力。怎么理解呢?

吳稼祥:中國有兩條河,黃河長江,從發源地到入海口,直線距離不少于3000公里,因此,自古以來,中國的國家規模,方圓大多在5000華里左右。這是超大規模國家。國家規模越大,中央集權的壓力就越大,中央越集權,社會活力就越小。結果社會衰敗,民不聊生,天下戰亂。老祖宗一直想解決這個問題,最偉大的發明,就是周代的封建制,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聯邦共和制國家:天下統一主權,在天朝,多中心治理,在諸侯。它運行了近800年,最后搞不下去,是因為沒有發明現代意義上的人民授權。

求知:社會活力的標準是什么呢?

吳稼祥:這是個好問題。社會活力的標準,就是個人,以及個人組成的團體,有權利在不損害社會秩序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單純穩定外表下可能是腐爛 求知:延安時期,黃炎培曾和毛澤東談到過歷史周期律。每個朝代幾十上百年后就腐朽不堪,人們經常歸咎于封建制度沒落腐朽,但提得最多的是皇帝昏庸、宦官專權、橫征暴斂之類。真正的制度根源在哪里?吳稼祥:真正的制度根源,在它植根的土壤里。每個新王朝,都是一朵鮮花,但都只能插在皇權傳統的牛糞里。嫡長子繼承,產生昏君是必然的;為了穩定,重農抑商,流民之亂是必然的;天下之權都集中在這堆牛糞里,被蛆蟲(后宮、宦官、外戚、方士、奸臣酷吏)盜用是必然的;機構龐大,不斷膨脹浮腫并最終癌變是必然的;對官員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即時更換,腐敗是必然的。

求知:儒家強調“仁”,老百姓感恩戴德的也是朝廷的仁政。但你認為歷史上的仁政主要是政治競爭壓力帶來的。怎么理解呢?

吳稼祥:戰時或中央集權條件下的權力競爭是殘酷的,因而常常是匪氣與痞氣的競爭,最殘酷、最流氓的人最終獲勝。這種條件下,談仁政的,都是腐儒,會被拋棄,甚至被坑。只有在制度化分權條件下,比如西周春秋,西漢早期等封建制條件下,帝王和諸侯面臨對天下人才和人心的競爭,各個元首才會選擇仁慈。因此,我在《公天下》里才說,“分權出黃金(時代)”,或“分權出仁政”。可以說,仁政都是權力和平競爭逼出來的。

求知:社會活力、政治活力跟“朝政”腐不腐敗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吳稼祥: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社會和政治活力越大,朝政就越新鮮。

從歷史治亂中尋求中國治道

求知:在中國的“頂層設計”問題上,大量學者是從“民主”等既定價值出發,通過道德論證開路,以理想主義者自我標榜。你走了一條歷史經驗論證的路徑,原因何在?

吳稼祥:其實,我這本書對“多中心治理”的所謂“頂層設計”,不只是歷史經驗論證一條路徑,有三條路徑,第一條是“數理論證”,提出了“權力-自由曲線”,論證了非多中心結構,不能緩解超大規模國家的“霸權鐵律”;第二條是“易理論證”,論證了“多中心矩陣模式”優于“單中心模型”,在矩陣模型里,規模擴大不會導致中央集權;第三條是“事理論證”,也就是“歷史經驗論證”,結論是,只有制度化分權,才有良性政治競爭,或者說“良治”。所有這些論證,暗含著對民主(良治)的論證,你們能這樣提出問題,表明你們思維的深度不同尋常。從“天賦人權”的虛構前提出發,論證自由民主,在西方是可以的,因為他們基本上是“事后論證”,比如英國,有了君主立憲框架,才有洛克的契約論思想,也才有法國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這樣的論證容易完美,但不太實用。中國沒有這樣的前提,是“事先論證”,必須借鑒歷史經驗,這是一種發生學論證,或功能主義論證。我能這樣做,得益于我首先是個經濟學家,看重變量關系。

求知:你在《公天下》一書中說,中國古代最有活力的時期,是西周及春秋、漢初文景之世、唐貞觀開元之際以及清康乾時期,而宋以來中國已進入螺旋式沉論階段了。具體怎么理解?

吳稼祥:加上民初十年,就是中國史家取得最低共識的五大“黃金時代”。黃金時代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是有個好皇帝,或明君,第二,社會穩定,且充滿活力,生活富足,思想活躍,文化繁榮。所有這些,只有在制度化分權,或多中心治理,且沒有導致分裂動亂時,才有可能。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之所以不僅少,而且短暫,就是因為穩定的制度化分權這個條件,在非民主制下很難獲得。宋元明三朝,基本上沒有制度化分權,中央集權愈益嚴重,所以在五大“穩定悖論”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現在有人謳歌宋朝小朝廷,說宋朝文化如何如何,這是小腳愛好者。女人的小腳無論怎樣完美,也不是自然美。宋朝最大的時候,也不是中國傳統“天下”版圖上最大的國家,南宋更是偏安一隅,政治之腐敗、懦弱與無能,令人發指。文化之所以還可以,得益于當時的列國紛爭,文人有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的“自由”。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道家思想家和踐行者之一丘處機,對于南宋來說,就是個愛國“華僑”。

求知:你從歷史的經驗中總結的中國治道叫做“多中心治理與雙主體法權”,請你解釋一下。

吳稼祥:多中心治理好理解,中國自己的版本,最古老,最原汁原味的,就是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周天王和各諸侯國;當代版本,最歷史悠久的是瑞士,1291年開始實行聯邦制,最“眾所周知”的版本是美國,1787年實行聯邦制;最貼近我們的,就是大陸-香港-澳門“一國兩制”。多中心治理,并非列國并存,而是在一個主權國家中央管轄下,地方自治。孫中山與毛澤東早期都主張這種國家體制,二十年代初中國興起的“聯省自治”運動,也是想在中國實行多中心治理。歷史經驗表明,就單個政權而言,多中心治理是生存能力最強的國家體制。兩周生存了800年,兩漢也只有400多年,唐不到300年,兩宋320年,其他更短命。瑞士像中國春秋時期的莒國,夾縫里求生存,保持中立,居然免于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主要原因,就是瑞士主權不在任何君主手里,無權出賣國家、百姓以求自我生存。不僅如此,瑞士也幸免于多次歐洲金融危機,從沒有聽說瑞士有歐債危機,只聽說它的競爭力一直在世界排行榜前10位。這主要是因為多中心治理帶來的巨大活力。當然,新教倫理,也有作用。不過,多中心治理有古典形式于現代形式之分。古典形式,是君主聯邦,權力自上而下“分封”;現代形式是民主聯邦,權力自下而上授權。雙主體,是指公民個人和地方實體,地方實體在法律上是法人。中央聯邦政府及其首腦的權力,不僅來源于全體公民授權,也來源于地方法人授權,就是雙主體法權的意思。

全球化時代活力就是競爭力

求知: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開啟了國家競爭的時代。中共中央文件反復強調,當前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日趨激烈。你提出在國家競爭中,效率相同規模大者勝,規模相同效率高者勝。效率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吳稼祥:這么高端的問題啊。這里的效率,對國家而言,就是活力的另一種提法。在個人層面上,法律保障下的自由,是活力和效率的源泉;在社會群體,包括地方、企業、社團,憲法框架里的自治和自主,是活力和效率的源泉。我還想強調,只有效率還是不夠的,還有效益問題。中央集權國家,有時候干一件事情,效率很高,比如大躍進時期,很短時間,把全國的鐵鍋都砸了,但效益很差,好鍋變成廢鐵;蘇聯時期,搞了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計劃”,號稱全球八大生態工程之一,結果是生態災難。中國建高鐵,快得很,美國呢,且搞呢。消極后果越小,效率越接近于效益。沒有活力的效率容易陽痿,比如當年趕英超美。中國搞了市場經濟,經濟活力被釋放,結果怎么樣?英美不用趕,慢慢就到后面去了。

求知:《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度,要“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現在流行的理解,是讓政府減少行政審批,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否可能,又是否足夠?

吳稼祥:這是必要的,值得給予高度評價,但只減少行政審批,釋放的主要是經濟活力,還不能是社會活力。要釋放社會活力,宏觀上,就是多中心治理,微觀上,就是讓個人和社群有更多的自主權利。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改革的總目標,是實現深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顯然不僅僅是審批權下放的問題。

求知:中國是一個超大規模國家,有專制的傳統而缺民主、法治的文化。在有關民主政治的理論探討中,你把防止蘇聯式崩潰作為一個重要前提,這似乎表明你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是嗎?

吳稼祥:你看得真準。有些偽自由主義者,一提到國家統一,就呲之以鼻,如果這樣,美國怎么從13個殖民地,到現在50個州?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最偉大著作,不是坊間哼哼唧唧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而是《論美國的民主》,他在那本書里提到,美國最牛B的地方,是把小國的自由,與大國的強大結合起來了。一個國家公民的護照的價值,就是由這兩種要素構成的。圣馬力諾是自由的,舊體制下的中國是龐大的,但它們的公民如果在外國被非正義逮捕,是很難得到救援的。因為前者沒有力量,后者不講人權。美國呢,整個艦隊就開過來了。

求知:不管怎么說,中國歷史周期律背后的“高壓穩態”窒息社會活力并導致權力腐敗,我們必須放棄這種路徑依賴。你的信心來自哪里?

吳稼祥:信心來自四個方面。第一,中華民族是一個創制能力很強的民族,從古到今,至少創制了8種國家治理體制,1,平天下,王道禪讓(堯舜),2,平天下,單中心王道A版(夏商),3,兼天下,多中心王道B版(西周),4,霸天下,單中心立體中央集權(秦帝國),5,分天下,多中心王霸道A版(漢初、唐初、清初),6,龍天下,單中心王霸道B版(劉邦-劉徹創制,后漢各朝代常規政體),7,元首任期+一國兩制,當代大陸,鄧小平創制,8,總統制憲政民主,當代臺灣,蔣經國創制。第二,市場經濟的決定性力量,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也必然體現在其他領域,它要求與其相適應的政治結構,不是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嗎?第三,中國共產黨奉行共產主義的“公天下”理念,坐江山的家天下意識來自傳統污染,并非把保持權力當做黨的宗旨,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人民不要的“服務”,不會一再強加。第四,習李體制是我在當下能設想的最好體制,團隊精神強,領袖素質好。領袖素質有三條最重要:菩薩心腸,霹靂手段,如來智慧。三者具備,無事不成,雖有九九八十一難,三素質具備的唐孫班子還是取來了西天真經。

該文發表在《長江日報》2014年4月24日第19版求知,發表時有刪節。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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