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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改革仍屬于半拉子工程
周其仁:改革仍屬于半拉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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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其仁教授2014年5月11日晚,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BiMBA為MBA同學特別開設的“國家發展系列講座”上的發言:

《中國為什么要全面改革》這個題目是舉辦者提出來的,比較大,但是我要講的蠻簡單。

因為就這么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這個題目直接回答,為什么還要改革,就是改革沒有完,沒有完到什么程度呢?我們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從制度變化來看,成就很巨大,但還是有“半拉子”工程。很大的一個樓,樣子是有了,但是在一些關鍵的部位還沒有弄懂,這是第一個層次,對今天討論問題的一個判斷。

第二個層次是把這個問題反過來,不改行不行?難度很大,改了30多年,很多的地方還沒有完成,干脆不改了,能不能應付得下去,這里邊有一些思考。

第三個是討論一下如何要進一步改,會面臨哪些問題,這個改革就是說改革的邏輯,主要是這么三個問題。

我先講講怎么樣來看現在這個改革的“半拉子”工程。因為我們說改革持續時間已經是蠻長的了,從1978年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計劃經濟也沒有搞這么長時間,1958年有點亂,一直到1978年也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形成的體制改了30多年,還在改,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值得反思的一個農村制度陷阱

我從我自己的一些觀察和研究當中分別談談,為什么我們這三十多年的改革還是未完成的工程?我們先講講這個農用地,這是中國改革最早發生的一個領域,實際上三中全會之前,內蒙等各個地方已經開始發生變革,從原來的集體耕作,慢慢改成家庭單一生產為主的單一體制,這是跟十一屆三中全會差不多同時發生的,實際上可能還早一點。按道理說從觀念上這已經沒有太大爭論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成了農村的基本經濟制度,不但有當年的文件,也有200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改革承包法,也就是說改革的成果已經寫進法律了。每次的重大政策文件,無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講到這個問題,就是要堅持這套流程的基本生產制度。

但是仔細去觀察,就是在農用地方面,用來種田那塊地,這里邊還有一些尾巴沒有解決。什么尾巴沒有解決呢?就是說農民家庭人口變了以后,這個地要不要調整?這聽起來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大的一個困擾,為什么我們大家困擾呢?因為農民家庭人口在變,而且不同家庭人口變化趨勢不一致,有的兒子娶媳婦兒進來,有的是女兒要嫁出去,老人家走……方向也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有的家庭人口會增加,有的家庭人口會減少。人口變動,土地要不要調整?你要調的話,所謂長期不變的承諾就落空了。長期不變,會有什么后果呢?有一個今天來看或是說從將來來看的后果,土地怎么樣轉出去?好幾億人出去打工了,農業土地應該可以通過轉包形成較大的規模,那么你要簽約,這個約算不算數?從期限來看我們的改革已經很配套,一開始叫做十年不變,十五年不變,三十年不變。2008年三中全會寫了叫做長久不變,長久不變的期限內,農民的土地是不是可以自由的流轉?是不是可以簽約給別人去種?這些制度障礙沒有變。但是簽約不管用啊,這涉及到人口變動要不要調整的問題。

我們城里人不太知道有這個問題的存在,但這是一個非常深的一個農村制度陷阱。

中國五千年文明,三千年農業文明,有文字的,從來沒有這個制度。一個家庭人口變了就要調地,這個制度從哪來的?集體制度不能退出來,生在這個地方,所有人天生就是這塊地的產物,老子的土地進了社,兒子就是社員,兒子的兒子也是社員。1986年,1987年,1988年,在貴州、遵義等地就做了不調地的試點,因為看到農民家庭不斷要調地影響農民投資土地。固定地后,人就會好好的在土地上投資,上農家肥,保持地力,所以有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這個改革試點,這個試點在當地雖然很困難,但是堅持下來了。2000年我還專門回去看了一次,當年在湄潭做過調查,堅持25年,就是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大家問增加人口多的農民家庭怎么辦?現在來看這個制度起到了一個作用,就是人往外面走,當地有幾十萬的荒山荒坡,如果土地不再分,人們就會過度依賴在這個土地上,人口多了,勞動力就會往荒山荒破去努力,所以今天湄潭幾十萬畝荒山荒坡開發得蠻好的,但是還是有出去經商的。

仔細看看相關法律,比如說農村實行農民自治,村莊自治,我們鎮上的政府機關到鄉鎮這一級,再往下的行政村是村民自治寫進憲法,第一條就是土地制度,村民自治,村民同意就要照辦。土地怎么承包,很多農民說我要調地,那就調,不是每年調也是隔幾年調一次,所以農民在這個土地上還是雙軌制。用湄潭這個辦法,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家庭土地承包的邊界是清晰的,長久的,有利于進一步市場化契約。還有一些誤區認為這個邊界應該是變動的,那么對進一步發展帶來好處問題,但你農民敢不敢對土地進行投資?投資了過兩年這個村里說要重新調地你怎么應付?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最早改革的領域——農業用地里頭有很多的問題沒有解決。

農村集體用地一直存在制度歧視

農村、城市還有一塊地叫做建設用地,這個問題就很大。今天無論是上訪還是什么等等刺激人感官的新聞,都跟賣地有或多或少的關系。你說國家工業化,城市化搞建設,這些土地就是專門來搞建設,這是所有國家都會發生過的一個過程,為什么在我們這里改革了三十多年,這塊地怎么利用還沒有搞好。關鍵是一部分改了,一部分沒有改。

改革的部分是1987年,1988年全國人大通過的立法。原來的土地,包括國有土地,公有制,那個時代下認為土地是不能隨便改的,土地買賣,土地租賃,似乎種地要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在1988年之前的憲法、土地管理法、刑法都是制止土地流轉,但這樣的規定為我們改革開放引起了一個摩擦。因為外商來,得給人家撥一塊地啊,人家不是國有企業,外商來落地,要辦廠。所以當時就圍繞著這個問題做了很多的試驗和調查,參照了很多。最后一個辦法所有權不能買賣,不能租賃,不能轉讓。但是土地的使用權可以買賣,可以轉讓。

但是,全國人大在改這么一個重要的法律的時候,大家去看1988年的憲法修正,前面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所有權不得買賣,不得租賃。但是后面加的一個,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這是1988年憲法里寫進去的,什么土地的使用權可以轉讓呢,沒有講。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兩種地,一種是城市的國有土地,一種是農民的集體土地。憲法這個原則從字面上來講這兩種土地的使用權都可以轉讓才對。但是,當時憲法里寫上一句話叫做可以依法轉讓。那個法在當地是沒有的,憲法原則通過,然后組織起草,然后1990年才把這部土地轉讓的細則和規定出臺,出臺了以后變成了城市國有土地轉讓,集體的土地沒有講,也沒有相應的立法。那么你到廣東珠三角看實際情況,港商、臺資、外資來的時候,既占了城市的國有土地,也占了相當一部分農村的,集體的。你到南海看,相當一部分的地都是農村用地,港商一來了就用,但是我們上層建筑給了法律空間的時候,僅僅給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權,沒有給農村的土地轉讓提供框架。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我們已有的城市建設用地用完了,要擴大,這些年工業增長很快,城市擴張很快,怎么辦?怎么就擴大這個土地。我們改了30年,這一點上沒有改,就是征地的辦法。政府有權,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用農村集體用地。不是公共利益,商業的,比如批塊地建高爾夫球場,不是農業用途,修一個寫字樓,搞一個商場,搞一批商品化的住宅這都不是農業用途啊,是不是為了符合工業利益可以征地呢,沒有很好的司法解釋。但是實踐當中全部是用征地解決,這個一個強制性的,不是你不愿意不行,愿意就行的,這個規定是政府有權征,政府決定怎么賠償。那么早年政府的財力也有限,為了讓政府有限的財力可以搞更多的國家基礎設施,搞公共設施,所以我們早年的立法是傾斜的,向城市傾斜的。怎么表述的呢,政府征一塊農民的地,怎么補償,你這塊土地原用途產生的收益,我們過去三年的收益的平均值不超過20倍,1999年土地法就是這個,這個不能怪地方政府,不超過20倍,上限發給你,下限是多少不知道,這個變成了什么呢,今天在法律框架下我們地方政府就可以一手到農民那里去征地,另外一手向市場競拍。這種情況持續發展形成了一個今天叫做所謂的土地財政,其實不止財政,這塊地拿來押給銀行,從銀行貸款。

這個一方面我們城市的基礎建設突飛猛進,但是另外是很大程度上是對不起農民。造成了很多的矛盾都是從制度性的安排里面來的,最大的麻煩是什么呢,最大的麻煩是農民看著政府把他的農用地變成商業用地,看著地價漲起來,農民慢慢會理解這個現象,尤其是后進城市的農民率先影響。他想為什么我不能分享到一部分呢?所以就開始鬧,就開始要求提高補償。當然我們的國家法律在這個方面做過一些調整,從原來不得高于20倍,后來變成30倍,后來超過30倍經過國務院的調整可以增加。征地這個定性的事情沒有改變,商業用途允許農民作為土地的所有者,把土地作為要素拿出來,參加市場活動,我們一直沒有開這個口,那么你不開這個口,經濟有這個需要,我們就冒出很多的法律以外的邊界現象。城市周圍一個城中村,城鄉都接受,農家樂,集體土地,蓋一些設施,主要做城里人的生意。

再往下第三步是爭議非常大的小產權房,這些土地上蓋,但是賣給城里人,或者是長期租給城里人,這個就變成了現在的亂象的事情,我們的首都天子腳下,周圍的小產權房是沒多遠就可以看見,我們在北京大學騎自行車,三十分鐘之內必有小產權房。

那里邊還有更敏感的一塊,集體的建設用地有一塊是老鄉的宅基地。那說到宅基地,這條線就更長了,按照正統的經濟理論,生產資料是公有制,消費是不應該搞公有制啊。宅基地是生產制還是消費制啊,過去劃分是消費制,所以宅基地一直是農民的私人財產。我們什么時候宣布把這塊地說成是集體的地呢,是1961年搞人民公社的時候,當時提出來,毛主席最后修訂,當時八屆十中全會批的,通過這個文件,里面突然冒出一條生產的所有土地,包括山林、宅基地等等的都是國有的土地,不得買賣,不得租賃,不得轉讓。突然冒出這么一條,同樣這個文件在后面的條文里面又提到了一條,農民的房子,宅基地上蓋的房子是農民的私人財產,可以買賣,可以租賃,可以贈送。如果要買賣找一個第三方做中間人,就可以根據契約,根據市價完成交易。

以前的房子是可以轉手的,房子和地是連在一起的,要轉房子,底下的地就跟著走了,后來包括文化革命期間,農村很多房屋帶轉制,怎么轉,就貼一個房屋的轉手合同,好像沒有底下這塊地。事實上是連在一起的,我們上層建筑里面提供的游戲規則,實際上是天天制造一些麻煩,房屋轉了,地怎么辦?甲方知道沒有地,都是懸空式,我的房子賣給你,大家同意,拿過去,底下那塊地怎么辦?好的地方給你辦過戶,房子過了,土地也跟著過去。有一些地方很麻煩,老鄉就房子自由再買賣,底下那塊地是封死的。這是講過去。

等到城市土地市場一起來,這件事變了,城市地價慢慢往上漲,那么那些首先靠近中心城市的,靠近高地價地區的宅基地,他的相對價格已經發生變化了,總有人因為這個價格發生了變化,就做出反應。而我們的法律架構不給這個反應提供空間,沒有讓這個反映可以順著合法的通道來完成,這里就派生了很多的概念問題。所以你說有多復雜,不就是一塊地嗎,全世界城市化,工業化都用到土地,一部分土地要轉用的。事實上搞一些農業用地,總有一些拿出來蓋廠房,蓋城市,可是我們的框架下變成了一個及其復雜的問題,農村的一塊建設用地,已經不能種糧食,種莊稼的地了,現在為止法律上定的是只給農民自己的,宅基地,哪家到年齡要一塊,在農村誰不要誰吃虧。所以現在二點幾億農民進城,宅基地還在發展。如果辦一個鄉鎮企業,占了這塊地,這塊地農民只能自己搞企業,企業垮了,這塊地能不能彈出去,沒有法律空地,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宅基地和鄉鎮企業的地贈為國家所有。只有國家所有的地才可以市場,我們的市場化改革怎么辦?本來挺好的經濟上的事情,因為土地在升值,但是升值這套架構沒有完善處理里面每一個環節利益在分配,就變成了社會化進程,城市化進程,社會矛盾也會進來,經常會冒出來很多你看了就心理發緊的,動不動哪里就要點著,動不動到門口豎一個國旗,我現在有一點經驗,中國老百姓哪里豎國旗的,就是要漲價錢。為什么用這種方式咱們也不知道。你退后一看不就是一塊地嗎?這個就是一個要素,怎么那么復雜。那頭政府征來的地,是不是用得很好呢?現在來看的話這個問號非常大。因為他的地價拿到地了,他就不會好好的配置了,所以你看我們這個城市為什么這么發展,這次的城市化,城市得有一個邊,城市不能無限的擴下來。產生的資源配置,工業配制跟我們的土地制度當中的“半拉子”工程有關,沒有改到位,沒有把所有的環節改到位,一個資源要取得,要有他的稀缺程度來反應,現在還做不到這點,一大片可以拿下來,只要有魄力,只要敢動用政府手里面的硬家伙,可以拿下來,下來用好了。你去看看,我們現在城市大部分的用的地鐵,十到十五個億,你看地鐵修那么老遠,地表上是什么形態,有的地方是脈沖式,蛙跳式的發展,農民不同意,就跳下去,插花式的發展,對我們管理社會的形成都是很有特點的挑戰。從根上看就是我們這個改革有一些領域推進,有一些領域就遲遲沒有推進。你遲遲不推進,你很難說服我們的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種土地啊,是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國有土地有流轉的權能,集體土地為什么就沒有呢?我們很多的事情對農村的歧視已經很多年了,這個問題上還要繼續歧視下去,很多的農民和他們的領袖人物不接受。

現在的麻煩就在這個地方,他們不接受,我是沒有什么意見,問題是他們不接受。他也在看這個土地的公告,也在聽到土地天價的消息也知道這塊地原來就是他們的地,他就要求參與,要求分享,要求他說得通,也行得通的體制,來處理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再分配,這是很難扛得過去的,很多的矛盾。

國企改革在停滯

我們再來看國企改制,應該說我們的改革早就開始了,從80年代的所謂的放權,實際上就是在改傳統的集體制,已經有很大的進展,過去國有企業哪有什么破產的,后來市場經濟以后,有民企競爭,外資競爭,市場打不過,就要破產,這個問題是1996年,1997年開始大規模的提到議事日程的,改革很不容易,前后大概六七萬原國有企業,為此我們從原來的靠企業保障工人,急急忙忙建立企業社會保障。就是一開門每一個企業都挺好,通過社會統籌來對質產業結構調整,對工人狀況的變化進行普查。這個改革總的說來是推進是順利的。但是有一條,他基準上現在不改革,就是盈利國企改革存在的問題。企業虧損資不抵債,無論是社會輿論和政策都支持你改制。比如云南白藥方案做了,基本上都要干了,最后叫停了。叫停的原因是整個社會對盈利的國企要改的必要性沒有全面的共識。還有一個困難,盈利的國企怎么樣給他資產定價,混合所有制的混合,國有資產算多少錢,我其他的民營的,自然人的可以進來,在這個平臺上達成一個新的企業結構,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國有企業一一個別去談判當然會留下這么多問題。再加上郎顧之爭啊最后都叫停了,叫停了形成了什么,盈利的國企怎么改?但是你仔細的研究盈利的國企是不是沒有改的余地了呢?有的,因為什么叫做盈利啊?我們首先很多大片的國有資產,包括中石油,那個石油儲備,包括我們國家通訊公司運用的網絡,我們煤炭集團的煤礦儲備,這些交給誰去經營都會有一個產權,有一個是租金啊,我們沒有把這個從已有的國企的賬上拋出來,也沒有制度去收取這個屬于全國人民的公共資源的租金。他算進了國企的盈利賬里,這是一條。

第二條,國企是全國人民的企業,全國人民企業盈利,那個應該給股東交錢吧,我們多少年不交錢了,就把這個利放在國有企業里。當然壯大了國有企業的發展動力。但是從國有權的關系來看,對所有者的資金,國有企業和民有企業有什么區別,都交稅,如果國有企業的盈利不給股東,對不對?國家財政代表著全國人民的利益,交一部分錢,怎么表明你是國企。這個問題討論來,討論去,好,終于同意收10%,中央大型國有企業稅后利潤10%交財政。

所以國企的盈利和所有制之間的關系沒有完全。這兩天財政部說再提高5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加上原來的10%,最后15%了,這是盈利部分的15%交給國家財政。至于說國家財政在多大意義上可以落到全國人民的口袋里去,是還有一個要改的東西,就是公共財政改革。當然了國企還有很多其他的優勢。我們始終把國企看做我們國家政權,國家機關的組成部分。國企老總,你看改革到最后,股權問題,他在企業工作,他在市場里要和不確定性做斗爭啊,他的競爭對手都是有接力的,我們的國企到此,2002年,2003年爭論以后,這件事開始提到臺面討論,最后叫停,開始變成不管是多少萬億,不管決定是多大的影響,資本上沒有約束,股權紐帶上沒有問題。這些問題表面和國企改革,盈利的國企要不要改,有很多的問題,實際上是半途終止,沒有2003年以后進一步推進這些改革。

至于說大型國企當中帶有行政壟斷的,市場在進入方面有障礙的,當年是拆分了中國電信,原來一家壟斷,后來改成很多家競爭,電力改成南北部署,鐵道準備搞,后來沒有搞成,大行業動了幾個,動了幾個呢,到若干國有控制競爭,到此為止,沒有進一步開放。沒有進一步開放,當然比不競爭的狀態要進步,這是我們要看到的。但是這個進步不完全。所以像這個領域的改革,無論是觀念上,政策上,法規上,可以說是沒有,所以通過這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基礎上往前推,產品市場把過去的全部定價的多少,工業產品、農業產品,商業重組放開了,要不說市場差別比較大。

資本市場政府管的太多太細

要不說市場,你首先資金,現在在推就是所謂的利率市場化,那么資金和利率市長化是什么狀態呢?是高度控制在這個行政手里,因為你看這個貸款,誰能得到貸款?我們的國家儲蓄這么多,一個方面經濟結構要變化,很多的地方要用錢,要用貸款來支持經濟的成長。但是在這個貸款的分布上是非常積極的,都是大型,超大型企業集團,盡管小微企業喊了這么多年,推了這么多年。

第二,早就認識到我們僅僅靠銀行這種間接融資是風險非常大的,應該推動一部分直接融資,就是股權融資,但是改革了那么多年,我們現在資本市場跟我們整個的國民經濟占比,所有的加在一起占整個資產的6.6%,大頭還是大銀行,超大銀行,最后還是國家金融在后面頂著,一旦有問題,是國家行政規則的問題。這句話我聽了大概二十年,就是說擴大中國的這些融資的比例,可是你看我們的股票市場,一個上海市場和深圳市場,不盡如人意,這就是為什么房地產畸形發展的原因,因為很高的儲蓄率,很大的貨幣投放量。最后買什么去啊,有什么可投的。那么多公司,一千六百多家公司,想上市排成大隊,但是監管方面是很緊張,每次IPO一開就担心這個市場被砸了,就變成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整個經濟在全球表現最好,股市的表現完全相反,不反應國民經濟的綜合,這講到底是什么問題啊,要素市場的改革遠遠沒有推進,包括外匯,包括人民幣,包括直接融資和期貨,更多的衍生品市場,行政管得太多,太細。如果說改革前是叫做部委直接管工廠,現在基本上進入到部委管市場。交易所能定的很多事情,現在交易所根本定不了。你一個交易品種要很多的部委去會簽,最后要總理簽字。

我們很多的交易品種策劃了20年,還沒有推到市場上,一個方面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各種融資需求非常旺盛,實體經濟需要金融支持,這些問題是改革,要素市場問題上“半拉子”都沒有做到。像教育、衛生、文化,這在國民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你說教育競爭,什么競爭,最后是知識的競爭,知識最重要的是知識的生產體系啊。這比工廠還重要。可能我們的教育體制,某種程度上到底改了多少,這是全會提到了決定去行政化,常委會決定通過到現在,我在北京大學工作,我沒有聽到一句去行政化的任何一句,看不到有任何的東西。因為這先去誰吃虧啊,是不是?大家都講,你出來宣布不講的話,你不是很多會上不去,很多待遇就沒有了,可是去行政化的教育體制,怎么樣組織生產,怎么樣組織。這些問題沒有解決。

醫改這些年在供給方面沒有進步

衛生的問題,我做過一年多的研究,我們看到基本是誤判,認為看病貴,看病難是我們衛生領域市場化較弱,一個時期是這么一個認識,什么叫做市場化,不是說永遠收錢就叫做市場化,你準入是什么樣子呢?允許不允許方方面面進來辦醫啊。我們的門遠遠沒有打開,價格全部管制,全部要去送審,那很多的價格都在變動,我們單獨對醫務部門的很多服務價格定死的,調一次價十年。那么你街上的價是市場定,我們的醫護人員不在市場里生活,他的生活成本市場定的,他的貢獻,他的努力部分你是市場定價,他的供給的部分的努力怎么樣達到充分點。我到很多醫院問到底什么情況,說打針的不如打氣的,打氣的價格是市場定的,打針的價格是機關定的,機關很努力的給你定啊,考慮成本、算、實際應對。十年打氣的價格發生多大的變化。

所以今天大家抱怨醫院的服務不好,這個價格體系下,還有人給你打針,挺不容易的。挺讓人敬佩。然后把這個一個問題的根子算到醫生頭上,算到護士頭上,引起很多不尊重醫生的事情,引起很多醫患矛盾的緊張,現在怎么收場。最近不錯,把藥品價格的上限放掉。那么要問前幾年為什么要加上呢,天天搞宣布多少,限價限價。你到現場調查,你限一批,這批藥品用不了,換一個牌子就來了。你再限一批,他再換一批,就這么玩,脫離供求規律。

我們這些年醫改有進步,進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需求擴大是一種進步,因為農村新醫保,把原來不在保障范圍內很多人覆蓋進來,這是了不起的。但是供給方面沒有進步,或者是說沒有太大的進步。你先去好醫院看,排隊,醫生的工作強度,很多說別到大醫院來,到小地方醫,這個問題很好。問題是他是不是就去就醫了,你把很多房子刷白了,就叫醫院了,有合格的醫生嗎,信得著他嗎。我們說臺灣也是這樣,醫改專家也是說就近醫療,臺灣的記者我看還是蠻夠水平的,就是在總統門口看,看總統夫人去哪里就治,全部直接去大醫院,沒有就近的。臺灣很多的資源去搞診所,最后醫療資源是要有合格醫生,合格的護士,有品牌才能做到有效供給,不是快速的把一些地方迅速的宣布是醫療機構,患者就會認他是醫療機構。這個從醫習慣有很大的頑強性。可是我們在改革當中這樣看,對這些領域里邊的規律,尊重是不夠的。這個都會受到懲罚。臺灣去看怎么樣,這條也是沒有成果,臺灣的醫改說搞得好,就是首都病人這一條,沒有和改革的設計。有名的笑話就是說老張天天在這個診所,有很多老太天天去,后來說老張沒有來,他今天病了。病了就去醫院,平時是社交文化場所。你這個國家收入增長那么快,城市化速度那么快,老齡化那么快,不動員很多人好好學醫,好好行醫,平衡不了。鐘南山這次兩會上講醫改,中心是醫生的公益性,護士的公益性,我加一句話,還包括潛在的醫生公益性,潛在的護士的公益性,現在很多院長的孩子都不學醫了,社會聲譽低,工作強度大,怎么樣動員年輕人學醫啊,這些問題不解決,過不去呢?

城市管理體制跟不上人口流動變化

城市,我們這個人口一挪動,城市化變化非常快,可是相應的體制進步非常慢,我們傳統的城市的概念就是一個行政管理,農業文明的行政管理,一塊地方,一片疆土,中心地區設一個管制,夠級別蓋一個城墻,這是我們的城市就起來了,我對于經濟不動,繼續起來的城市,歷史上不是沒有。但是那些外套的,景德鎮叫一千年還叫鎮,早就是大城市了。但是為什么?我們朝廷覺得他級別不夠,佛山市叫做鎮,中國四大古鎮就有他,經濟已經超過他的這個行政量級,近代唯一打破這個東西的,一個香港,一個上海,再加上沿海城市一批,后來建了租界,講起來很屈辱。但是是沖破了原來的農業文明管轄范圍的穿行政外套子的工程。

改革開放以后農民一流動,往哪走,這是有道理的,他能賺到錢,有收入,他就聚了,現在整個城市框架適應不了這個聚。適應不了,你從底下看,三萬人,五萬人,十萬人,五十萬人,都叫鎮的。日本五萬人就叫市。說這個里邊開會研究這個問題,這個背后涉及到的內容很深,涉及到國家這個城市設立體制,誰叫城市,憑什么可以叫城市。八十年代的時候,溫州最早流動起來還有一套龍崗鎮,農民自發聚起來,當時超過三萬人,當時還討論能不能農民集聚就形成一個城市。可是這樣的事件最后不了了之。我們整個非常硬的行政框架對這些變化反應是非常慢的。我們還以上層建筑來傳統的看問題,所以帶來一些大量的問題,一些地方人口結構非常高,但是管理架構上不去,相應的提供不了,還有大家非常愿意去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每次去看,預測的人口數,規劃的人口數和實際相差甚遠,差一個數量級。

上海市是2005年報國務院批準的,上海2020年規劃人口一千六百萬,現在就兩千四百一十五萬。離2020年還很多年,一個人一百平方米土地,配相應的基礎設施,我們國有發展怎么兩的。你想準備一千六百萬,現在是兩千四百一十五萬,上海真是人仰馬翻啊。都跟不上去啊。

這些問題已經大量的提上日程。80年代還做過試點,搞計劃單列市,試圖讓我們的城市沖破原來清朝就奠定的18行省的架構,但是從全局看這種試點沒有推行下去。現在的經濟是城市為中心的經濟,可是我們現在從行政體制上省,省會城市叫做副省級城市,很多的城市經濟容量很大,管理權限,很多的事情要省里面去批準,而省里面想直截了當一點,報什么問題議不了,所以也批準不了,很多的問題都是這個問題,唯一沖破的是直轄市,沒有省管,后來把重慶升為直轄市,重慶的情況好很多,就是弄一個省壓著他,可是全國來看,這個城市體制,這個行政外套和這個身體不適應,已經成為了一個國民經濟發展中很大一個障礙。與此同時還有很多地方的人大量的跑,衣服穿著,級別還在那,還是縣,還是地,人口普查的資料我看過,2000-2010年,十年期間,有九百多個地方政府單位的人口是絕對減少,但是架子還在,我們這個架子和實際人口的集聚不平衡。這個問題不解決,當然的改革當中最困難的就遇到了這個問題了,人口一流動,我們的很多國民待遇地方化,所在某一個縣,所在某一個省,社會的基本福利,城鄉至今不一致,不是一個標準,我們老對國外講國民待遇,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待遇之間也是高高低低的。這個地方財政好,就好一點,差就對不起。一流動這個矛盾就暴露出來了。因為你是一個國民待遇啊,國民待遇假設我們的基本福利要換一個東西,換一個對國家的認同。現在完全地方化,某一個縣政府給的錢,我這個地方給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給的錢。這個從長遠來看很大的問題,所以要適當的進一步在財政改革中要適當的增加中央的事權,有一些開支就應該中央開,但中央政府是沒有直接行政能力的。我們的模式就是中央管地方,地方管老百姓。中央政府到今天到底下去就是一個國稅局,工作還是蠻有效的,真正給老百姓打折扣,我們中央政府沒有這個能力,這是很大的傳統時代的變動,形成這個變動時期,你這個國家的整合力,還有相應的財政、稅收、福利、社保這些體制深刻的變革。所以我舉這些方面是說1978年以來的改革成果我們都討論過無數次,沒有這個改革不可能有今天中國全球的地位。

改革仍屬于半拉子工程不繼續改革不行

但是仔細觀察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個改革是遠遠沒有完成的。這個工程很宏偉,這個建筑也看著很讓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細一看最關鍵的部位,有一些部位沒有封頂,有一些地方基本的改革步驟還沒有邁出來,如果在進一步的變化中,不僅這些問題,最后的問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是你看看官場風氣,權力腐敗,那是寸步難行。你看政策一落實,所有的高檔消費就下來了,這是一個記錄,這說明消費到什么地方了,是成就,但是像我這樣的看到這種消息,我覺得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一些部位出了嚴重的問題,怎么樣高檔酒的價格全線下去了,怎么會發生這種事情,多大的消費量,對市場價格都產生了影響。

這表明了問題很嚴重啊,權力腐敗很嚴重的。你看現在這么抓,我看這個新聞,你隨便舉一個人,鐵道部長也好,多少錢多少錢,數字都很大。我比較吃驚什么問題,他們沒有什么很特別的動作啊。我們曾經干的就是很正常在那上班,一上班就有好幾千萬。這一定是我們這個制度中出了問題。不是小問題,你不管經濟總量,第二大,第一大,你比第一大大多少,這種現象很多,你過不去,因為人心當中不會接受這樣的秩序,不會接受認為這是對頭的。你收入提高當然很高,還要讓人們覺得這個社會是對的,要沒有這個感覺,收入很高,你不會覺得這個國家,這個非常的穩。

這些方面加在一起是我所說的改革的“半拉子”工程。不是我們政治行政體制沒有改變,不是說我們監督機制一點兒沒有進展,有,但是遠遠不到位。權利本身的發展含金量之間不匹配,如果不把對權力的監督推上軌道,所有的改革成果恐怕都靠不住。

講那么嚴重,倒過來講這個問題,不改行不行?有一條路改革這么難,這么難,算了,不改行不行。我想說不改還真不行。第一,這種辦法試點的工程,成就有,問題也是有。這個有一個對比問題,十根手指摁一只跳蚤能按住,等到你一根手指摁十只跳蚤就來不及了,就按不住了。你看現在的體系的事情,你可以說是突發事件,這么大的國家,偶發的,概率很低。但是這種事情多了以后,你真得想跟我們改革之間的關系。你征地制度,賣地制度,政府可以一手征,一手賣。不改行不行,你將來按都按不住了。

你這個所謂的權利腐敗這種事情,你將來按得住,按不住。我的結論是按不住的。你與其等到按不住的時候后悔,不如現在趁問題沒有嚴重之前下決心,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麻煩,人口統計學。現在這個社會主流人口早不是我們這樣的人。我是在幾年前就認識到這條真理的。我們一講改革,改革對不對,因為有一個改革前的參照,我們好歹下過鄉啊,好歹經歷過這個時代的所有的場景在腦子里邊的記憶,所以一看改革開放就覺得這個要講,什么毛病來看,這個進步是顯著的,問題是這不是主流人口了。主流人口是80后。來到這個世界上參照系和上一輩人不一樣,這個通訊,這個信息開放之后高多了,我是1985年第一次離開中國,第一次安排我去南斯拉夫,我必須先去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按照1985年標準到現在,中國發生的變化。所以這茬人再怎么說,有一個基準。再加上七八年以后鄧小平恢復高考才考上大學。所以怎么說,你對已經有了改革政策了,你總是有一個基本的東西。主流人口不這么看問題,你看主要的消費者是誰,主要的工作者是誰,我去阿里巴巴,我看每一個事業部,講起來這個事業部都是這么年輕的人。每個事業部自己定這個游戲規則,休息的時候干嘛,我去訪問了事業部,休息的時候全部打倒立,我是沒有見過這個場面,一到休息的時候,都倒立,有人講話的時候,都躺在地上,一大廳的人愿意怎么坐怎么坐,這個時代不是我們這些人的時代,他們怎么看社會,他們認為什么是對的,什么是應該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這個事情沒有,如果要跟這個東西扛,沒有勝算。人口統計,還有90后,還有2000年后呢,一茬,一茬可快了,他們有他們的看法,有他們的語言習慣。這是第二條我認為非改革不可。你不改革,不能滿足他們。所以大部分人怎么說他覺得聽聽。年輕人不一定,他的標準不一樣。

第三條是我著重想講的一條,什么叫做“機會損失”,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組織,同樣花的時間,最大的力量能得到多大,如果得不到就是損失,就是丟了,丟了什么,丟了機會。

你從未來來看,中國五千年文明,今年說是第一大,但是早就是第一大了,唐朝就是第一大,然后還挺高興。機會損失多少?應該做得多好。

所以30年改革到今天,進一步改下去,我相信以后的人會覺得很可惜。因為你能得到的東西,其實是很大的。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層次的意思。加起來來看就是不改革不行,混不下去,此起彼伏給你出難題,給你出狀況。另外主流人口變了,年輕人當道,他們的參照系,他們覺得社會應該是怎么樣,越來越主導地位。第三個從我們國家長遠來看,我們應該有很大的一塊所得,拿不到是我們對不起這個國家。從這個角度上講問題,這個改革,進一步推進改革,恐怕是滿足不了。

怎么改革這里邊有很多的討論,第一,得摸著石頭過河,現在三中全會提法要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我們看起來頂層設計,主要還是基本方向的確立。這個國家到底往哪一個方向走?這個東西完全是從每個人想法概括問題,要有一個整體。我們國家有過,一直是有整體想法。近代以來救亡圖存啊,日本人打到中國,占中國國土,中國的整體意識是保國。等到抗戰勝利以后,他是一個民主建國。1953年以后這個整體的看法現在來看升級升得過快,原來是18-20年的過渡,新民主主義,多種經濟成分,發展生產力,四大紛飛,但是1953年以后把這個籌碼加大,加大形成目標社會主義。赫魯曉夫一上臺,我們共產主義和蘇聯較勁,誰先進入共產主義。本來想快的,最后退回來一大步。

然后不認這個賬,以為中國階級斗爭,通過組織不斷的斗爭可以沖破這個問題,然后就開始整體上所謂的到底什么是方向。文化革命的后期,周恩來為代表提出四個現代化,提出這個整體的想法。怎么叫做現代化,不是像原來想象的一個國家要先實現共產主義,你總要在當代變成生產力比較發達的國家。你總要讓你的國民過上比較正常的,好的日子。要讓你的國內在競爭中有一席之地,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包括國防現代化,這是一致的。然后是改革開放。這個整體的想法我的看法雖然不是那么清晰,但是是一直是有的,不是完全沒有。麻煩就在于怎么樣實現,你很多的現實問題,四個現代化,你十億人口,八億是農民,怎么樣解決這個農民問題。解決不了,怎么樣做現代化。所以這個頂層和頂頂層層,我們看頂層這個東西不要很多。但是要明確,要持久。困難是怎么樣從頂層一夜當中找到呢,實現這個目標的路徑呢,我相信改革是同一個問題,現在基本的目標是確定的,市場經濟。民主、法制、有各種表述,但是這三個關鍵詞一定在里邊。

現在的問題就是怎么樣找到這個路線來走,你像市場經濟,那么多“半拉子”改革,往前推,這是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改革的問題。第二個呢,這也是我們這些年研究中國這個改革經驗的一個新路子,中國所有難題,講破天,底下都有一些辦法在準備著。中國不存在完全沒有辦法的問題。這個道理很簡單,實際上就是有一些讓人難受的東西,有人難受,總會有人來找辦法來解除這個難受。問題是底找到那個辦法,上層認可么?我們上層建筑承認不承認,給不給政策地位,給不給法律地位。這是我們這些年改革,你說推進的經驗在這里,轱轆在那里,問題也在這里,現在很多的辦法改革,不是說沒有辦法。問題是久拖不絕,不能上升為政策。

現在北京說討論,土地能不能流轉,農房能不能買賣,到底下去看,溫州的農房買賣造就蔚然成風。幾十年了,問題是我們在這個現象面前提煉、概括、上升卡住了。我們老板說這個法律這么一句話,那個法律那么一句話,遲遲不修,遲遲不動。到最后說要宣布農房買賣,流轉的時候,開了口子,開到哪以后呢,說本地的農業戶口可以買本地農業戶口的房子,從村擴大到一個縣,我到底下去問,你說改革促進本縣人,本縣誰來買房子,沒有。所以最近李克強講一句話我覺得有道理,很多的事情不要再試點了,試什么啊。已經看明白了,下決心吧。我們現在把試點變成不改革的一個辦法,實在扛不過去,試點,所以現在全國到底有多少個試點。試了以后要提煉,提煉了以后就變成政策,地方政策,地方立法,全國政策全國立法。現在法律的現象很豐富。討論了半天有沒有去看,都有。外匯買賣,你說哪沒有,多少錢轉不出去,多少錢轉不進來,轉不出去我負責。合法了沒有?實際上到處都有,什么沒有。

當然,反過來的現象損害他人,損害社會,這個要制止。我們有很多的現象不損害他人,但輕而易舉的知道是違規違法,打擊不過來。我們人口有黑人,我見過很多大小伙子說我一生下來就罚我15萬,一批這樣的人。黑車,有沒有。我打過很多次。基本規律就是白車夫跟不上的地方,黑車就停。為什么我們合法的服務那么差呢,上海的出租車到了杭州不許拉客回去,杭州的出租車到上海也不許拉客回去,白跑好幾百公里啊,路上要油錢,要過路費,他不得急死啊。然后他就想其他的名堂,就各種名堂。最后就發生了,其實就拉著客回去,然后我們說打擊,違法,違規,你看我們現在違法,違規這個詞出現的頻率。

你總要讓你的老百姓絕大多數人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內,不要輕而易舉的把老百姓轟到法律外面去,動多了人家不尊重你的法律,我生下來就是法律以外的,我怎么尊重你的法律啊,這一條問題在改革中不解決,我的看法就是把解決問題的東西合法化,就是這個問題。

很多的辦法,用不著重新想,當然,他很粗糙,他可能一個地方行,他能不能做一點加工工作,但是這個工作不難。我們最后腦子里有一套,哪怕一定要強加,把很多人無端的宣布放在法律框架之外,這個東西治理,提出這個社會治理沒有好處。

再下面一個利益和觀念。很多說既得利益。所有經濟體制都會形成利益,但是我的看法是觀念的問題,利益是有觀念的,怎么叫做利益,什么叫做損失利益。所以要高度重視這個關鍵領域,科斯一百來歲老人家最后研究中國,最后結論是中國參與市場開放的思想,關鍵是要有思想市場,不同看法可以討論。討論當中你讓你整個社會的民主的觀念逐步發生改革,你變化是重新看利益啊。你現在看我們城里人不準外地同學來考試,競爭會激烈。但是你是觀念問題啊,貧窮這個領域你歧視他,你在別的領域受歧視,你高興嗎?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這個社會才能有長遠利益。這個利益和觀念之間是有關聯的,是有觀念定義。而我們這個觀念的僵化,80年代開始,關鍵是從解放思想開始,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就這么干,認為搞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筋很緊的話,很多就無法展開,我相信這個經驗在今天是一樣的。

再下一個我們討論是漸進,但是改革也是革命。這個東西怎么做,我們在討論進一步改革,為什么很多改革拖下來呢,就是說慢慢來,慢慢來,關鍵的邁不出去。是不是邁出去關鍵的步伐和漸進就沖突呢,這個問題有人提出來,我同意我們是在同一個國家框架下完成的,所以當然是漸進的。無論經濟、社會、文化、政治都不能說一天就把事情改革出來。但是最近并不妨礙有一些動作是可以做的事情深度,力度到位一點。你看演化論,猴子變人怎么變人的,爬行,怎么站起來的。不是慢慢站起來的,慢慢站起來很難的。你說做成這個動作怎么做,他是一下子站起來的,站不住,倒下去。過一段再站下來,時間長一點,再倒下去,再站,再站,慢慢的就站住了。這是一種進化論。改革一個道理。你有的時候不試不知道,不知道能站多久,站不住也沒有關系,還有下一步。你看那個六幾年河南、安徽、很多地方都大面積的搞包產到戶,后來我們調查這個問題,追訴像溫州永嘉,發生這個大鍋飯不行了,搞了,打下去,認識不一致,這個危險,后來又搞一把,又打下去,很多的干過農民都知道這件事,所以1977年第三次站起來,加上北京城里觀念的變化和政策結構的調整,這個東西最后站住了。其他的關鍵理論改革怎么看都要運用這個。

你看我最近在上海調查這個要素市場,一千幾百萬個企業,這個國家,你怎么可能只為一個主板市場呢,最近融資有很多的小企業,可以通過柜臺交易,店頭交易來獲得資金融資啊。這個問題不是今天在提的,1996年,1997年全國形成了一鍋店頭交易的市場,我訪問過山東淄博的當時鄉鎮企業試驗的柜臺交易,55個企業掛牌在那上柜。但是后來中國就是這個,青島一家,濟南一家,全國各地有20-25家。一哄而起,有一些地方就亂象了。當時濟南把一家桑拿浴掛上去了,記者寫一個內參,朱镕基一看就火了,后來阿爾巴尼亞風潮,然后就爭論。這是一撥吧。所以最后去看,這個場外交易,第二撥起來,全國加到一起各種各樣的名目場外交易市場,不是二十幾,而是三十幾。你看一撥起來,鬧下去了,這個風那個風就斷了,停了。再來一撥,我的看法,改革和進化一樣,就是一撥一撥起來,試試看,站站看,不可能漸漸的站起來,漸漸站起來更難站的一個動作,有的時候就一次做到位,時間不長沒有關系。

最后一條,在座的很多都是做事的人,是我們的學生。改革這個事情,不是聽報告,聽北京做了什么決定,參與,前后左右能下手的下手。不要在那等,這個國家不是說等到最后靠一個人,兩個人,是做不到的。十幾億人的國家,這么多領域,現在很多地方改了就改了,改了也有個好處,就是說你再改一步就釋放一個東西出來。而這個東西無論對企業,對我們個人,對整個國家都會有幫助。當然了他會有風險,因為改革就是沒有明確一致的意見,沒有明確的法律保護情況下做嘗試。還有一個根據我們各自的實際情況,能參與的就參與一把。無論是國企的改革,無論是要素市場,無論是城鄉統籌,土地市場一體化,包括權利觀念,包括參與到這個國家立法改革和修法改革這個過程中,我的看法在這些領域,至少我們的做事情的學員,包括在各個部門工作過的,應該是有一個很大的舞臺。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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