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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義明:鄧小平的晚年思考及其啟示
戚義明:鄧小平的晚年思考及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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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偉大人物的晚年總是令人著迷,尤其對于像鄧小平這樣開辟了一個偉大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來說,更是如此。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晚年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建設有哪些重要的戰略思考呢?系統考察這個問題,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走進偉人晚年豐富的內心世界;對于我們今天更好地堅持改革開放、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也具有重大意義。

一、對本文研究范圍、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的簡要說明

研究鄧小平的晚年思考,首先有三個問題需要說明。

第一個問題是研究范圍,即研究鄧小平的晚年,其上界從何算起?大致來說可以有三種劃分法,第一種劃分是從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的召開算起,因為在黨的十三大上,鄧小平退出了中央委員會從而也退出了一線領導機構;第二種劃分是從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算起,因為這次會議同意鄧小平辭去最后一個職務——中央軍委主席,從而實現了其完全退休的愿望;第三種劃分是從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的召開算起,因為這次大會在組織上最終完成了從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過渡。本文傾向于第二種劃分。但是,為了全面把握鄧小平的晚年思想,我們有必要把考察的起點向前回溯半年,即從1989年5月算起。因為在此之后的半年里,鄧小平一直在醞釀著退休,其間的思考是他的“政治交代”,也應歸屬于他晚年思想的范疇。這樣把握鄧小平的晚年思想也更具完整性和連續性。

第二個問題是研究內容。鄧小平晚年有很多思考,本文不是全盤照錄,“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選擇鄧小平作為一個偉大政治家在晚年所思考的那些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事關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局性問題來考察。

第三個問題是研究方法,本文力圖史論結合,對鄧小平的晚年思考進行全景式、輪廓式的考察,力圖完整表現晚年鄧小平,使偉人形象更加豐滿。換言之,本文的研究方法是要以人物為中心,而不是以理論為中心,否則就變成鄧小平理論研究了。

二、鄧小平晚年思考的三個階段及主要內容

(一)退休前后的“政治交代”(1989年5月——1989年年底)

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上,鄧小平退出中央委員會,留任中央軍委主席,實現“半退”。此后,實現完全退休一直是鄧小平的一個夙愿。在1989年五六月間醞釀平息政治動亂和動亂平息之后,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多次提出要真正建立起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同李鵬、姚依林談話,在談到平息動亂后怎么辦時提出“要更換領導層”,“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頁)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領導集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9頁)]并且明確表示:“新的領導班子一經建立了威信,我堅決退出,不干擾你們的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頁。],“絕不要正式再搞個什么頭銜”,“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會產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個什么樣的作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311頁。]這表明,鄧小平退休的愿望已經比較堅定了。1989年8月17日,他在同楊尚昆、王震的談話中更是明確表示了要在1989年年內退休的想法。9月4日,他正式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商量自己退休的時間和方式,提出希望在11月初十三屆五中全會召開時正式退休。他說,到那時“政治局面就比較平靜了,這是個時機”[《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6頁。]。同日,他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請求辭去中央軍委主席。11月初,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了鄧小平的請求,并高度評價他對黨和國家作出的卓著功勛。至此,鄧小平實現了完全退休的夙愿。

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鄧小平在醞釀退休期間,對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了很多思考和交代,其中最重要的是兩條:一是要繼續貫徹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二是要選出一個好的中央領導集體。前一條是政治路線問題,后一條是組織路線問題。在鄧小平看來,只有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他才算是圓滿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1、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開辟了一條新路,這就是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總結自己在改革開放后所做的事情時,將對國內工作的參與概括為“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建設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5頁。]。可見,他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最看重的就是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在醞釀“交班”時,他首先強調的也是這條路線不能變。他指出:“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干下去,堅定不移地干下去。”[《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7頁。]。既不能因為發生了政治動亂,而否定我們制定的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發展目標和“三部曲”的發展戰略;也不能因為政治動亂和領導人的變換,而否定我們的基本路線,否定改革開放政策,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針對一部分同志因為十三大報告是趙紫陽所作而主張加以否定的做法,鄧小平強調:“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6頁。]

新時期最鮮明的特征是改革開放。在政治動亂發生后,國際上普遍關注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會不會因此而改變,國內也確實有人主張“收”。鄧小平對此明確指出,改革開放這個基本觀點沒有錯,要一直講到底。對“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要充分估計夠”,“沒有改革開放,怎么會有今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不僅如此,鄧小平還提出要進一步深化和擴大改革開放。他指出:“現在的問題不是改革開放政策對不對,搞不搞,而是如何搞,開哪方面,關哪方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8頁。]“要把進一步開放的旗幟打出去”,“要做幾件事情,標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3頁。]在鄧小平看來,之所以必須堅持而且要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是因為不如此,我們的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就會落空。他說:“改革開放放棄不得”[《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8頁。],“如果放棄改革開放,就等于放棄我們的根本發展戰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47頁。]這些重要論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澄清了錯誤認識,統一了大家的思想,保證了改革開放的繼續進行。

黨的基本路線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來的,是改革開放順利進行的政治保證。然而一段時期內我們對四項基本原則貫徹得不夠,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造成思想上的混亂,最終釀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在政治風波期間,鄧小平一直在深入反思這個問題:四項基本原則有沒有錯?他的思考結論是:“我們沒有錯。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5頁。]早在1989年3月,鄧小平就曾多次提出,十年來我們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8、1270頁。] 在動亂平息之后6月9日的講話中,他再次強調要改變“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的狀況,加強對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全體人民的教育。鄧小平這里講的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愛國主義教育、艱苦奮斗教育、國情教育、理想教育等等。在他看來,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我們就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就不能保證改革開放沿著正確的方向健康前進。

2、建立一個有希望的中央領導集體。

政治路線解決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鄧小平在醞釀退休期間考慮的另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要建立一個有希望的領導集體。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李鵬、姚依林談話談到平息動亂后怎么辦時提出,要改換領導層,建立一個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里所說的領導班子主要是指中央領導機構。在鄧小平看來,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要有一個好的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書記處,這樣國家大局才能穩如泰山。那么,什么樣的中央領導集體才是人民滿意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呢?在改換領導層之際,鄧小平提出了三條主要標準。

第一,首要標準是堅持改革開放。在動亂平息之后,什么樣的人進入新的領導機構,眾所矚目。鄧小平認為,新的領導班子要取信于民,除了旗幟鮮明反腐敗外,最關鍵的是要真正堅持改革開放,這樣人民才會放心。“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6頁。]因此,他提出要從改革開放的角度選人,“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大膽地將他們放進新的領導機構里,要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誠意要搞改革開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0頁。]。

第二,關鍵問題是要團結。一個團結的中央領導集體才是穩定的,也才是最有戰斗力的。只要中央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即使是平平穩穩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1頁。]。鄧小平所說的團結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黨內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那個東西害死人吶!很多失誤就從這里出來,錯誤就從這里犯起。”[《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1頁。]二是要相互包容、容忍。在他看來,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缺點和弱點,他提出“要相互容忍,相互謙讓,相互幫助,相互補充,包括相互克服錯誤和缺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8頁。]。只要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就能擰成一股繩,勁往一處使。這樣即使“人們可能對班子里的每個人都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意見,但對整個集體表示滿意就行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8、299頁。]。

第三,根本要求是眼界和胸襟非常開闊。在鄧小平看來,進入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責任重大,因此每個人在責任心、領導水平、工作作風等方面都要自覺地變化。要管大事,“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于長遠,著眼于大局”;“要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8、300頁。]一句話,就是要有長遠眼光、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

此外,領導班子建設方面還要注意培養和使用年輕人,使領導班子的年齡結構更加合理,使黨的事業后繼有人,這也是鄧小平一直注意思考并著重解決的問題。

(二)指明新的方向,吹響新的號角(1990年——1992年10月)

進入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處于一個新的關口。從國際上來說,蘇東局勢的持續惡化使社會主義事業處于低潮,西方大國也在聯合對我進行制裁,我們面臨的國際形勢一度十分嚴峻。從國內來說,政治動亂的發生也使一些人對改革開放提出質疑,“左”傾思想有所抬頭。這引起了鄧小平的深思和担憂。在政治局面穩定之后,能不能爭取較快的發展速度,成為他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當時,經濟治理整頓已取得明顯成效,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勢頭得到有效遏制,經濟形勢趨向好轉。但鄧小平也敏銳地提出了他的隱憂。1990年3月3日,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現在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我担心滑坡”,“我們要力爭在治理整頓中早一點取得適度的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4頁。]

什么叫適當的發展速度?就是要能保證我們“三步走”的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在鄧小平看來,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4頁。]。經濟能不能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夠穩步提高,這關系到我們的發展戰略能不能實現,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能否得到鞏固。為了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他特別強調以下三點:

第一,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必須有宏觀的戰略。鄧小平指出:“要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務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5頁。]比如,抓上海,抓浦東開發,就是一個大戰略、大措施。1990年、1991年和1992年,鄧小平連續三年春節期間都在上海談到,上海搞晚了,浦東開發晚了。他說:“開發浦東,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25頁。]可以看出,他是從全國發展的大局出發來思考上海開發問題的。

第二,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必須進一步深化和擴大改革開放。1991年1月在上海期間,鄧小平就提出請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動作,在國際上樹立我們更加改革開放的旗幟。[ 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07頁。]但是,受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當時在擴大改革開放上問題上,人們在思想上還存在“姓社姓資”的疑慮,邁不開腳步。對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特別是在計劃與市場關系上,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的著名論斷,[《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吹響了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新號角。

第三,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必須搶抓機遇上臺階。在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的搶抓機遇意識特別強烈。這與他對國際國內形勢的科學判斷有關。從國際形勢看,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同時隨著兩極格局的解體和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世界發生大轉折”[《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31頁。],“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54頁。]從國內形勢看,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就,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并且經過平息動亂和經濟治理整頓,我們也具備了加快發展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在科學判斷形勢的基礎上,鄧小平認為“現在中國遇到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不要喪失這個機遇”[《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6頁。]。他提出“要善于把握時機來解決我們的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5頁。]。

鄧小平圍繞著加快發展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得到系統總結和升華,對開好黨的十四大和開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產生的深遠影響。黨的十四大貫徹了鄧小平的這些思想和主張,作出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決策,并正式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的召開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掀起了新的高潮,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鄧小平在這其中的“鼓動”之功功不可沒。[ 1990年2月13日,鄧小平在上海同朱镕基談話時曾說:“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就在鼓動改革開放這件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08頁。)]

(三)觀察和思考中國發展起來以后面臨的新挑戰(1992年底——1997年2月逝世)

經過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已經深入人心,彌漫在中華大地上的影響改革開放深入進行的思想疑云逐步消散,中國的改革開放再也不可能走回頭路了。同時,十四大也選出了新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團結的領導集體,為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提供了組織保證。對此,鄧小平感到非常欣慰,他覺得終于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1993年1月3日,他在給孫輩的信中說:“對中國的責任,我已經交卷了,就看你們的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8頁。]

黨的十四大后,鄧小平已經完全不過問工作了。但是,作為一個領導中國開辟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偉大政治家,他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卻并沒有停止。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鄧墾談話時說,他“退休以后也不是無事可做”,“觀察社會問題,出點主意,原則上要掌握幾條”。[《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

黨的十四大以后,中國進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鄧小平一方面繼續強調“對中國來說,大發展的機遇并不多”[《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9頁。],“要抓住二十世紀的尾巴”[《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8頁。],“珍惜這個好的發展機遇,保持好的發展勢頭”[《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8頁。]。另一方面,鄧小平這時候也開始思考中國發展起來以后面臨的新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引向深入,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必然會遇到預料之中和預料之外的各種新問題。對于這一點,鄧小平有著清醒的估計,他說:“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

比如說,對于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收入如何分配,就是鄧小平這時候提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1992年12月18日,《參考消息》上刊登的兩篇文章《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國》、《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引起他對分配問題的思考。他說:“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6—1357頁。]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鄧墾談話時又提到:富裕起來財富怎樣分配,這是個“大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鄧小平不僅提出問題,而且指明解決問題的時機和原則。時機就是“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原則就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7頁。]

在鄧小平看來,中國發展起來以后面臨的新挑戰,不僅表現在經濟社會方面,還表現在政治、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比如,在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利益格局不斷分化、思想日趨多元化,如何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形勢,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一個重大課題。鄧小平深刻提出:“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3頁。]比如說,如何不斷堅持和開辟社會主義道路,如何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如何進一步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如何進一步擴大民主、推動有序政治參與等等,都是需要我們不斷結合實際加以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如何更好地堅持思想基本原則,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今天看來,鄧小平當時所思考的關于中國發展起來以后面臨的上述新挑戰,現在都成為我們所要著力解決的現實問題。這再次表明了鄧小平的高瞻遠矚和遠見卓識。

三、鄧小平晚年思考所體現出的思想方法和品格風范

鄧小平晚年的上述這些思考,對我們今天更好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無疑具有重要啟示意義,同時,這些思考中所蘊含的豐富思想方法和崇高品格風范,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鄧小平的晚年思考體現了他戰略性、宏觀性的思維特點。

鄧小平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不管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建設時期,他思考問題都善于從大處著眼,他的晚年思考也是如此。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要建立堅強的領導集體等等,鄧小平晚年思考的這些問題,都不是細枝末節的問題,而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即使是考慮經濟發展問題,鄧小平的思考也不是事務主義的,而是帶有鮮明的戰略性和宏觀性特點。正如他自己所說:“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77頁。]從政治角度講,實際上就是從戰略和全局的角度講。比如開發浦東、搶抓機遇上臺階等,都是事關我們的發展目標能否實現的大問題,都是大的宏觀發展戰略,而不是微觀的小問題。

(二)鄧小平的晚年思考體現了他辯證性的思維方法。

在戰爭年代,鄧小平就有一句得到毛澤東賞識的名言:一切照辯證法辦事。他這種科學的思維方法一直延續到晚年。在1989年政治動亂發生后,一個重大問題突出地擺在全黨面前,即對這次事件怎么看?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怎么看?今后怎么辦?鄧小平認為,對這些問題要辯證地看。政治動亂本身是一個不好的事,但如果我們冷靜考慮、善于總結,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可以“使我們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4頁。]。鄧小平實際上是主張反對兩個片面性,既不能因為發生政治動亂而全盤否定我們“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目標,否定改革開放,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也不能因為發生政治動亂而忽視解決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該是辯證看待,認真總結,“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8頁。],“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這充分體現了鄧小平辯證性的思維方法。

(三)鄧小平的晚年思考體現了他對黨和人民事業的高度責任心和使命感。

支持果斷平息動亂、在動亂平息之后強調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方針政策不動搖、主張建立新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這些都是鄧小平從黨和人民的事業長遠發展出發作出的戰略決斷。他在醞釀退休期間曾表示,退休之后“我將繼續忠于黨和國家的事業”[《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3頁。],仍然“關注我們黨的事業,關注國家的事業,關注軍隊的前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5頁。]。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雖然退出領導崗位,但對中國發展的緊迫心情他比誰都強烈。他反復強調要搶抓機遇上臺階,害怕喪失機遇,就體現了這一點。在1992年春,他更是以88歲高齡到南方視察,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發表一系列談話。他說:“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担子重,責任大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3頁。]諄諄教誨,語重心長,對黨和人民事業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四)鄧小平的晚年思考體現了他坦蕩的胸襟和無私的情懷。

鄧小平晚年坦蕩無私的胸襟和情懷,集中體現在他對自己退休問題的看法和對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支持上。鄧小平之所以下定決心退休,用他自己的話說,并不是因為謙虛或者別的什么,主要是大局的問題,是保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的問題。因此,他多次說過,他最后的作用是帶頭退休。在退休之后,他對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工作也非常支持,并且多次公開表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鄧墾的談話中,他還集中談了對自己退休問題的看法。他說:“沒有退休制度,我們的事業難以為繼。長久下去,會背起一個大包袱,一堆老人。不僅是數量問題,更重要的是活力沒有了,戰斗力沒有了。國家發展了,我當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了。”“現在證明,我退休以后,江澤民他們搞得不錯。我算是比較活潑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畢竟年齡到這個時候了,沒有精力搞了。我在旁邊看到成功,在旁邊鼓掌,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要創造一種風氣,一代一代傳下去,讓國家逐步興旺起來。”[《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這些話語樸實無華,言辭懇切,每每讀來,猶在耳邊;掩卷思之,一個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了一輩子的老人的可敬可親的形象立現眼前,令人感佩不已!

(原載《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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