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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 我的學思歷程
林毓生: 我的學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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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愛思想

今天非常高興能再一次回到母校和大家談彼此共同關心的問題。我想一邊講講我小的時候怎么樣開始進入這個研究過程,另外一方面,我想說說我在做思想工作、學術研究過程當中幾個主要的困惑,以及用什么辦法把這些困惑克服了。

我是海耶克先生的學生,他是二十世紀的政治思想家,他從經濟方面開始進入了政治思想。1963年我通過了博士考試,但是卻發生了精神上危機。通過了博士考試,我可以選擇任何題目做論文,但是卻無從下手,因為我當初的目的,是向海耶克及其它幾位先生們學習研究西方的自由主義,同時研究學習西方科學的基本觀念。因為環境特別有啟發性,所以我的三年學生生活非常投入于西方的知識,而系院給學生很大的自由,不限制論文的題目,我可以進入任何我有興趣的領域,換句話說,一方面我對西方知識非常有興趣,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該繼續投入,因為當初我并不是完全站在學術立場,我的學術、思考并不是純學術的,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假若把公眾事務定義為政治性,那么我的學術工作有很強的政治性,這個政治性不是中國式的政治性,以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中國式的政治是只有統治沒有政治。

我當初去讀書,是有政治意義上目的,而現在研究西方也可以有政治意義,但是與中國就距離遠了,一方面我想要研究中國五四,一方面又要研究西方,到底該如何是好呢?所以我產生了精神危機,嚴重到整個下午在圖書館所看的書,一下子就忘記了,不曉得自己在做什么,最后還是無法決定該研究什么,1963年的夏天等于浪費了。秋天時海耶克先生回來做一場演講,我去看他,我向他傾訴了自己的問題,請老師給我一個建議。海耶克先生向我說:「你現在要做人生中第一個嚴肅性的研究論文,你必須自己決定要研究什么,但是我愿意向你分享當初我如何做這個決定。我所有的個人研究,都與我的個人關懷有關。」海耶克先生如此說,一下子我就茅塞頓開。回程的路上,我已經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就是研究我最關懷的問題,即中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相反的,為什么共產主義成功了,明白中國自由主義為什么在中國失敗,才能了解中國自由主義未來還有沒有前途,從歷史可以檢討一些問題,所以當時我決定了論文的方向,就是研究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從歷史的背景看看,假如自由主義再繼續往前發展,需要什么條件,如何發展等等問題。

海耶克先生這次回來的講演,其中一個題目是『理論頭腦的不同類型』,我的文章中介紹他的思想,中文稱做『學術工作的二個不同類型』。他說從事學術工作基本上有二種人,一種是一科通人(memory type),即是對某一科非常精通,不客氣地說,一科通人通常是記憶型;另一種是困惑型(puzzle type)的學者,換句話說是胡涂型,表面上別人都懂了,他還覺得很困惑。為什么學術界有這二種人呢?每個人有不同的頭腦,記憶型的學者沒有什么創造力,學術里比較有創新的想法,通常是由困惑型的人想出來的,這二類人都非常重要。人類的遺產必須用當時的語言做說明,需要一科通人把當時的文化用現在可以理解的語言,重新表現出來,所以學術的傳承,學術的教育需要這些一科通人做教育家,來傳承下去;而困惑型的學者,當你進入他的著作,就好像第一次進入古堡一樣,每個地方都要探索,因為對讀者而言,這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內容是困惑型的學者自己想出來的,用自己的思想來解釋自己的見解,這樣的解釋當讀者第一次看到時,會覺得很生疏。記憶型的學者對任何學說思想,都非常熟稔,所以比較沒有創造力,任何學說思想一下子就從腦中顯見,在寫著作時得心應手,而自己可能沒有自覺,速度也比較快,因為遇到問題不會困惑,把學問重新組織,來應付新的問題,所以記憶型的人,往往不是有創造力的。困惑型的人,記不住許多學說,必須從中自己想問題,一步一步來,有時對自己的研究,下筆如行云流水,廢寢忘食,一下子完成許多,有時又被自己的想法困惑了,必須重新再想,若真的想出有道理的學問,會相當不得了。

1947年我在北京北師附小讀小學,后來考取了全中國最好的中學-師大附中。當時我在那讀書,有幾個特別的經驗。師大附中是全國最好的學校,進入北京師大附中就讀的人,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就是,我們是中國未來的菁英,中國是屬于我們的,若不是我們,誰是菁英呢?因為我們得到中國最好的教育。當時常弄得朋友討厭我,因為我要看最好的書,最難的書,最深的書,在我的生活里就是追求卓越,一定要追求最好。另一個經驗是,在北京的學術氣氛中,很自然有一種感染人心的虔誠和敬意,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使人自然產生一種敬意。讀初中時,老師鼓勵我去看課外書,北京有商務印書館、開平書店、中華書店、世界書局,課余時我走路去看書。當時我只有13歲,還是小孩子,進去書店時,那店員對我很客氣,向我打招呼,讓我隨意看書,離去時,店員也客氣地對我說:「您慢走!」令人感受到,那股敬意就從這里來,他對你恭敬,你對他恭敬,沒有什么目的,我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

我很小的時候就產生一個國家觀念,當時北京被日本人占領,但我并沒有受日本人的欺負,只覺得為什么我們的國家被日本人管?我的愛國觀念起源于:當時北京雖然文化基礎很好,但是冬天卻有凍死的人,社會機制很差,我覺得自己最大的任務是把國家弄好,國家與我有密切的關系,我無法忍受這種國家!很早就想為國家做點事情。另外,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平等觀念。平等觀念是對所有人都講平等,您是長輩,我會對您很恭敬,但若有我不同意的事,我會表示意見,當然要很有禮貌、很客氣地表示意見。滿清沒落后,滿人皇族沒有一技之長,沒有生活來源,許多滿人淪為漢族富有人家的傭人,滿人非常重視禮節,我被這樣的傭人教導禮儀、生活應對,這些禮節已經成為一種習慣。而我的平等觀念要感謝我的母親,當時我家很富有,在北方從事的輕工業,如紡紗、染布、織布等,但是父親并沒有給我母親很多零用錢。家里傭人很多,每個傭人都有自己清苦的故事,傭人的家里出了事,或家人生病,我的母親雖沒有許多零用錢可以幫助他們,但對他們有同理心,似乎是親身感受,完全一視同仁,并不是同情他們,我母親的言行教導了我。我生在這樣的家庭,從來沒有覺得禮節與平等是沖突的。但是在臺灣,禮節與平等似乎是沖突的,你要有禮節,就無法平等,你對某人有禮,似乎你必須讓自己低下,才會顯得特別有禮貌,當然臺灣有的禮節是一種工具性的。

我到臺灣以后,當時是白色恐怖的末期,已經不那么嚴重了。我在中學時代,覺得自己的國家要自己去救,于是我對政治特別有興趣,我想做政治領袖,我到臺灣大學時,是懷著這種雄心壯志來的。為什么來臺大讀歷史系呢?讀歷史才能了解中國的病征所在。但是,到臺大之后,覺得非常失望與茫然,老師重考據,但這與我所關懷的事距離非常遠,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見到了殷海光先生,應先生對我的影響非大。

對于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我那時已經接受了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是要把國家搞好,應該走民主憲政的路,民主憲政建立法治,不要走獨裁的路。除了受殷海光先生的指導之下,閱讀了有關自由主義的著作之外,主要來自兩大啟示:一個是負面的,一個是奇利思馬的。第一、蔣氏政權在臺灣的威權統治給自由主義提供了有利的反面教材,目睹蔣氏政權為了維持其個人絕對統治所散布的蒙昧與壓制,在政治社會與文化上,因之而衍生的恐懼、偽善、矯失與虛脫,以及連他自己都不會相信的歪曲的宣傳,在在使我渴望一個合理、合乎人道,能夠舒展性靈的人間秩序,根據當時我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只有自由主義所提出的一套道德、政治、法律、經濟與文化原則的實現,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內達成這樣的理想,蔣氏威權統治沒有真正烏托邦的沖動,雖然在宣傳的架勢上,有時它也大唱高調,也不會大規模地動員群眾,雖然它也曾嘗試過,所以,它無法利用偉大的理想,和群眾的勢力來掩飾它的種種略計,并使其正當化。

換句話說,共產黨當然比蔣氏政權更壞了,因為共產黨利用烏托邦的沖動與群眾運動,來掩飾它更惡劣的一面,于是,這些劣計便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因此,對我們這些了解其真相的人,特別難以忍受,謀求另一出路的感受也特別迫切。第二,雖然當時我還未能掌握自由主義深厚而復雜的內涵,但在跟應先生接觸的時候,已經呼吸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應先生的真誠,對施禮公正的態度,與開放的心靈,面對政治壓迫所表現的威武不能屈,知識的追求所顯示的真切,以及對同胞人類的愛與關懷,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義者,在生活與理想之間求其一致的努力,所顯示的道德境界,這使我對他背后的思想之源產生了敬意與向往。換句話說,我之所以對自由主義感到極大的興趣,數十年來繼續不斷地探索,其動力是來自殷海光先生的奇利思馬的震撼。這就是我多年來特別研究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出路的基本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之下,因為幾次的機緣,我很幸運的到了芝加哥大學,跟海耶克先生念書。當時,應先生正在翻譯「民意之路」,應先生主張邏輯實證論,特別崇拜羅素,我從小喜歡聽老師的話,所以,我就去念羅素的著作。羅素著作的英文很容易看,用詞非常漂亮,并不困難。看了羅素的原文著作之后,我又看了海耶克先生的「民意之路」,與翻譯對照,發生羅素不是個思想家,他是個數學家,思想非常通俗性,我就有一個夢想,若將來能跟像海耶克先生這樣有思想的自由主義大師念書,那豈不是太美了!而四年當中,這個夢就實現了,經過轉折,就去跟著海耶克先生念書了。

有幾個經驗,不是一般的中國留學生能夠經歷的。第一件事,老師不向我說道理。但這自由主義最大的堡壘,怎么不講道理呢?當時的規定,研究生必須要念十五、六本西方的原典,如柏拉圖的「The Republic」,沒有選擇的自由,一定要讀,為什么要讀?不說道理,完全是舊式的,而且必須包括莎士比亞的三大悲劇,必須包括俄國的小說「戰爭與和平」,或者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不是杜斯托也夫斯基,就是巴伐洛斯基,沒有選擇,不管你將來研究經濟也好,考古也好,都必須念這些東西。我非常困惑,我到芝加哥大學來是來研究西方主義,最新最現代的知識,我當時的觀念是愈新的愈好,舊的就是被淘汰才有新的出現,結果我們的系不講這套,不但不研究新的,還研究最舊的,不但研究最舊的,還研究舊的最舊,研究了希臘,公元前第五世紀,耶穌都還沒出生,都寫出來了,我覺得太奇怪了,不過那沒辦法,我在這個系里。但是老師給我一個好訓練,就是可以跟他對話,可以提問題,可以和老師交流,老師所說的我有不同意,可以請老師再說一遍,可以提出我有不同的看法,很自由地有一種對話的經驗。利用一點點經驗,這種邏輯的訓練,什么是必要條件,什么是充分條件,什么是充分必要條件,這些基本的小小的邏輯訓練,使我開始進入一點情況。最后,念了不到半學期,就開始進入情況,原來學問是這樣懂的,不是像殷海光先生的那種方式,從學術邊緣進入學術內容。

為什么研究classic?為什么研究原點呢?就是,不是叫你做原點的奴隸,不是說原點怎么說你怎么說。以前的書并不會全部都留下來,但是有些書到了二十三世紀,還是會留下來,還是會有人看,為什么?它是一個很妙的事情。這原點有兩個特性,就是真正的classic,經過時間的考驗,還可以存在的,第一個特性,就是原點必須對它所關懷的問題有特殊深刻系統的見解,它是特殊問題,跟我們不一定有直接關系;第二個特性,正因為它對特殊的問題有深刻系統的看法、見解和爭辯,它超越了它的特殊性,特殊性與共同性有一個共同的關系。好比說,洛克是西方自由主義最早的學者,洛克的思想是從假定來的,他假定人類在自然狀態之下都是平等,而且有善意,洛克的自然狀態受基督教的影響很大,所以洛克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建構在基督教前提上,基督教前提是,在上帝的眼光中我們都是祂的子民,所以,第一個條件,我們都是平等的;第二,上帝創造我們,雖然我們有很多罪惡,但是也有一些善意,因為上帝根據祂的形象創造人,所以在自然狀態,不是人吃人的社會。但是哈伯斯的想法是,在自然狀態,完全是人吃人的社會,人與人戰爭的社會。這二個對自然狀態不同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政治哲學,二位又同時產生了契約論,契約論的來源是對自然狀態不同的看法,哈伯斯與洛克對政治思想有特殊的理解與特殊的系統,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換句話說,為什么要研讀原點?原點的教育意義,在于以下二點:第一、它提出非常廣博而有系統很深厚的思想來解答非常重要的問題,第二、它提出一個非常深入深邃又廣博的系統的理解。當你念了原點以后,念了真正非常古典,真正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著作,你就曉得學問是什么,學問不一定是研究這個問題,但是它經過這些思想這些消化以后,它不會繼續問一些淺薄的問題,也不會把淺薄的答案當做答案了。

另外一位影響我非常大的政治思想家,麥克波蘭尼,他本來是一位科學家,就說得很好:「學問到最后,是一個技能」。學問到了最后,不是一項觀念,是一項技能,不是完全可以言傳的,不是背條文就會這項技能的,是一種訓練,這種訓練,像小提琴家成為一位非常好的小提琴家一般,弓要怎么拉,說不出理由。技能最后是什么?技能最后是一個模仿。我覺得口號是無用的,現代有很多陳腔濫調,有一種是老式的陳腔濫調,有一種新式的陳腔濫調,有一種是摩登的陳腔濫調,有一種是流行的陳腔濫調,現在西方也一樣,被各式各樣的陳腔濫調所混淆了,所以我們即使有興趣,也不曉得怎么學,因為怎么學這件事,被摩登的陳腔濫調污染了。學習最主要的辦法,就是向主要的資源模仿,模仿不是叫你做奴隸,模仿是學習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過程,例如韋伯怎么想,你跟著怎么想,真正學到了,你的腦筋想通了,你的思想邏輯就像大學問家一般。這個時候,你要是有了新的問題,就不是那些思想家的問題,同時,你不單懂韋伯,懂海耶克,懂迪肯,懂各式各樣的東西,其它東西你自己領悟出來,而且你也很努力,這時你有可能自己想出新的東西來,若你想出自己的東西來,你就是一位非常有原創非常有貢獻的學者,所以classic就是這個意思。

我讀了很多classic的東西,但是遇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中間的空隙都不知道,念西方大思想家的著作,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基維利,但是這些歷史的脈絡都沒念,所以有很大的缺陷,我可以說某一位思想家的很多理論,但他的歷史背景我都不知道,這是很大的缺陷,但是這個缺陷的彌補,比只去念歷史教科書,而沒受過經典訓練的人要容易。現在有二個人,同樣的努力同樣的聰明,一位是受過經典的訓練,一位是沒受過經典的訓練的。受過經典的訓練的人,比起只念過教科書,上課很努力,而沒有經典的訓練的,受過經典的訓練的人的潛能,比沒受過經典訓練的人的潛能要高得多,他為了對付問題,趕快去念些相關教科書,一下子就懂了。

有一次我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是我的老師海耶克先生第一次叫我念的,那時另一位老師也叫我念,我有點拒抗,我是去讀自由主義的,讀俄國文學做什么?我當然不敢說,因為老師地位太高,我就去念,念到其中一部分,我明白老師為什么叫我讀這本書了,因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里面最主要的問題看到,人能不能承担自由,給你自由,你能不能承担?人不要做奴隸,但是就有人很喜歡做奴隸,各式各樣的奴隸,假如你真正要自由,你不要做奴隸,不要受各式各樣新式舊式的枷鎖,你要自由,你必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須有自己的格調、素養,你要有自由,就必須能夠獨立,這本書就在談這個問題。

我在臺灣時,受殷海光先生的影響,我對他非常崇敬,他主張邏輯實證論,而我后來所走的路,在大方向和應先生完全一樣,但是基本上是反對他的。我的工作基本上是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之下,清理殷海光先生的邏輯實證論在中國世界里所留下來負面的影響。我對應先生非常尊敬,應先生的自由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不是很深厚,但是應先生的意義在中國的文化史與思想史里,是一個悲劇英雄,給自由主義一個人格的尊嚴,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有人格道德的尊嚴,是應先生賦予的,這不是口號,是付出代價的。學問與道德很難選擇,對我而言,道德比學問還重要。雖然我很尊敬應先生,但是他的學問有問題,我還是要把它說清楚,因為學問還要往前發展,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有希望的話,還是要往前發展其中對自由主義的了解。應先生給我的邏輯實證論,實際上是很錯誤的東西,現在在西方已經過時了,沒有人相信了,當時應先生還不到五十歲就逝世了,所以也不是他的責任,而且是受當時臺灣的環境所影響。為什么有問題呢?邏輯實證論相信,沒有經過證明的東西都可以存疑,只有經驗證明的東西,才能是真正的東西,假如相信這樣的道理就糟糕了。你如何能證明價值?價值很難證明,好比說自由重于價值,你怎么能從經驗里證明它絕對地重要,最高的價值,真、善、美,是無法證明的,所以麥克波蘭尼的自由主義要比應先生的自由主義深刻的太多了。

另一,邏輯實證論要科技整合,將來人類的學問,尤其是科學,可以互相整合,最后愈整合愈接近真理,換句話說,他們有一個很粗淺的進步的觀念,認為人類愈來愈光明,了解的事情愈來愈多,所以社會科學是可以累積的,互相整合以后,問題愈來愈少,接近達到事情全部解決的地步,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人類有新的問題,而且人類有的東西累積,有的東西不累積,有東西進步,有東西退步。以二十世紀而言,二十世紀人類的文明,尤其西方來講,有很多地方是退步的,還不如十九世紀好。用邏輯實證論來了解事情,是無法了解事情的內涵的,真正的問題提不出來。真正的學問的發展有二個主要條件,第一個就是,你的基能特別地厚實,特別豐富,第二就是你有真正的問題,真正獨特而有道理的問題,不是假問題,這是不容易的,假如你產生一個真正的大問題,若你很努力,你得到很好的答案的可能性很高;假如流行什么就是你的問題,你就成了流行的奴隸,那就是炒作。所以邏輯實證論是無法進入學術內容的。

高老師:

我們發現一件秘密,林老師抱著遠大的志向救國救民,到了臺大歷史系,我們也歡迎大家抱著大的志向到歷史系來,但是好像有失望,不過話說回來,有了失望之后,才走了更遠的路,所以到了美國,而整個學思歷程也格外辛苦的,這里也特別強調經典的訓練,實在非常重要,我們也對年輕朋友不要放棄這樣一個訓練過程,然后從中領會到問題意識。林老師歡迎大家提問問題,我們以同學為優先。

林老師:

在還沒有開放問問題之前,什么是真問題什么是假問題,我舉個例子比較清楚。現在西方思想界有一個很大的辯論,就是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辯論。自由主義是主張人權的,而且有了人權之后,在私領域內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不要國家管,結果產生很多問題。人權本身是應該有的,我指的是西方,但是人權的觀念要是泛濫的話,會有很多問題。第一個問題,大家都很寂寞,每個人都有人權,家庭都變成不像家庭,父母、子女都有人權,而權利是個法律觀念,不是道德觀念,什么都講權利,很多人際關系都法律化了,變成契約化,所以產生很多寂寞,西方的名詞叫做原子人,每個人都是原子,不需要有關系,結果產生社群主義,社群主義主張有傳統、有道德,在一個小區里有共同的生活,必須有道德基礎、道德共識,所以有很多辯論。現在的辯論熱度已經降低了,我們可以觀察這個辯論的意義是什么?基本上社群主義提的問題是個假問題,所以它就后繼不力,沒有什么辦法,它的看法它的觀察不是錯的,它的觀察是正確的,就是所謂自由主義特別提倡權利產生很多不好的后果。為什么社群主義提的問題是個假問題,不是真問題呢?第一,假如社群主義說自由主義所說的人權觀念是錯的,因為人權觀念產生很多壞的結果;第二,假如施政者說,因為這個人權觀念錯的,但我也不是不要人權,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或是社會的人說我不要人權,社群主義的人說自由主義的人權觀念是錯的,你就必須提出自己的人權觀,假如你沒有提出社群主義的人權觀,同時你說自由主義錯的話,實際上你的問題不是人權的問題,是人權限制的問題,就是什么的情況之下要限制人權,使人權不要泛濫,人權的觀念在這個范圍內是重要的,若社群主義說不要人權,你用什么權利來和我辯論?

言論自由是重要的人權,社群主義基本上已經接受人權,它才有自由去表示意見,所以它的問題不是自由主義人權的問題,是自由主義人權的觀念是否要受到適當的限制,在這限制之外,人權泛濫了。好比說,我有權利不被別人傷害,我沒有犯罪,政府不能抓我,警察不能隨便到我家里來,這是我的人權,除非有法院的文件證明,這是once to be free from usually,我有權利不受傷害,另一個是oncefor performing competence,好比說我喜歡音樂,我有權利去學習音樂,不能受政府規定,我有權利學習與發展我的興趣,但是這個權利與once to be entitlement不一樣,現在西方的權利已經發展到,我有權利得到政府的好的服務,這些服務是我的人權,這個問題在西方非常受重視,每個人都必須有權利受到政府的照顧和服務,這個性質與once to be free from usually及once forperforming competence不一樣,換句話說,人權必須做內部的區分,做內部的區分后,會發現人權本身要受限制,那么在人權限制之內,要發展道德等等。假如你對個人自由沒有興趣,那么自由主義就沒有意義了,你要喜歡自由,對它有興趣,同時必須負責任,假如你說你喜歡自由,但不要對個人的行為負責任,那種自由就是一種不合理的自由,因為你說不清楚。自由主義最后的一個意義就是培養道德基礎,自由主義最后必須有道德基礎,那么這些,是自由主義的真問題。以此解釋我所說的真問題假問題是什么。

發問者,醫學系四年級,男:您剛才提到學者有二種類型,第一種是記憶型,第二種是困惑型,想請問困惑型學者是如何產生的?但是最后您又請我們要訓練,嘗試去得到一種思想上的技能,這就是您所說像韋伯一般的邏輯思考,而這種與您所說的困惑型有沒有矛盾?像韋伯般的比較有創造力,還是困惑型的有創造力?二者之間有沒有關系?

林老師:我所說的困惑型與一科通人,是世界水平的學者,像以塞伯林,他基本上是一個記憶型的學者,不是一個困惑型的,他寫的東西非常多,而且很有學問,在傳播文明當中很有貢獻,但基本上沒有原創貢獻,原創貢獻是別人做,他將這些內容解釋得很清楚,我所說的是這種世界級的大師。而學習一開始,你變成一個對學問有興趣的人,你當然需要一些教育訓練,一個學問連基本的入門都沒有,要開始想問題,很難,如果你的程度是很普遍的程度,那你怎么開始做學問呢?實際上這二種類型不是那么絕對,有的人比較困惑,有的人比較屬于記憶,很少人完全困惑或完全記憶,假如學了一些東西,你比較困惑,你可能走困惑的路;你讀的東西各家都有,一問起你非常清楚,這種人通常是記憶型,困惑型的人讀了偉大的學說,可能記得不是那么清楚。以年輕人的程度,二方面都需培養,不是從小就開始想問題。

發問者,臺灣大學畢業生,現職醫生,女:在我就讀中學到大一、大二時期,您剛才提到過的書我都讀過,那現在我的孩子是否也應該讓他念這些書?對他有沒有幫助?這些書是不是對年輕人很有影響?

林老師:讀經典的書不是要讀、想讀,就可以受到經典的好處,因為經典是非常難的,經典是必須有一個整體的教育系統,大學教育、研究院教育,來培植來扶持,才有辦法讀典,假如讀經典變成口號式地讀,不一定有什么結果。經典是非常難懂的,當中的曲折,不容易了解,難的程度有時候到達需要老師指導,需要有人引領你,而帶領的人不一定正確,經典屬于大家的,你自己也許有一套看法,說不定比老師還要好,可以指出老師的錯誤。海耶克先生說,「考試,不應該!」大學,尤其研究院,不應該有考試,不應有入學試,應該有一個契約。有的人不愿意簽契約,但有的人就是對學問很有興趣,應該給他一個機會,這種菁英,才是自由主義的菁英,自由主義方式的菁英,也比較平等。?

發問者,歷史系一年級,女:您所提到中國過去的政治是只有統治沒有政治,請問統治與政治最大的區別在那里?

林老師:我剛所說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定義,就是政治是大家的事,必須共同參與,共同參與的公共事務。所謂公共事務,是大家的事情,既然是大家的事,就由大家參與,大家參與的公共事務是政治。而中國的政治向來不是這樣,不是大家的事,韋伯說的話也許比較重了點,「中國傳統的帝王朝代之間,基本上是像家傳式的統治」所以中國比較聰明的人就逃避政治,如道家、佛家,逃離政治而不是參與政治。現在臺灣不是了,臺灣有一個初期的階段,產生很多問題,并不是完全統治了,但現在剛開始由人民參與,出了一點問題,出了所謂民粹主義。臺灣現在民粹主義的意思,是南美的意思,不是俄國的意思,也不是美國的意思。俄國的意思,所謂的民粹主義是說,那些知識菁英、貴族走向人民,到人民那里去,認為真正的智能,不是知識菁英的智能,農民老百姓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另外美國的民粹主義是說,政治人物要反映最普通最低層的人民的看法,那是美國的平等觀念;臺灣的民粹主義政治是什么?相當于南美的,比如說,某一位先生,特別喜歡權力,有權力就有一切,有錢有勢。

在東方中國的社會,想要有權力,過去就是打天下,成功后天下就是你的,后來在民國時代,軍閥就是靠槍去顯現權力,到蔣介石時代,威脅、發生白色恐怖,人民非常害怕,所以他自己有權力,或者是共產黨組織農民運動。現在臺灣的情況呢?不能用右派的集權統治得到權力,也不能用左派的全民運動得到權力,用民主,可以得到權力。不是為了民主,而是為了利用民主做出得到權力的一個過程,利用了民主的形式,得到了個人的權力,不是為真正的民主而做的,有了權力后,不一定為民主。臺灣的民主在制度上出了很大的問題,我們現在總統對立法機構不夠負責任,因為把憲法修改就行不通了,我們的憲法是違法的,因為憲法必須建立在根據憲法制定的憲法原則上,憲法原則是民主憲政的原則,不是獨裁的原則,憲法的第一條,就是根據民主憲政的權力,權力要限制,互相制衡,不限制的權力就不是民主憲政的憲法,是其它獨裁的憲法。

發問者,工管系四年級,男:美國有一個比較大的討論,就是經典到底要讀那些?因為所選擇的經典也決定了你的意識形態,要如何選擇經典?老師剛才所提到的邏輯實證論,老師似乎是反對科技整合,假如一位學者從經濟學出發,提出一個觀點,非常有道理,而另一位學者從法律學出發,如果大家無法取得共識,這樣會是一個好現象嗎?

林老師:我并不是反對科技整合,我反對假的科技整合,我贊成真的科技整合,什么叫做真的科技整合呢?科技整合真正的意義是你有一個問題,這問題除了需要你本科的知識以外,還需要其它科的知識與技能的幫助。假如科技整合變成形式主義,把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放在一起,請他們炒作出一個題目來,這種科技整合往往是沒有意義的。若問題真的需要科技整合,我是非常贊成的。

關于如何選擇經典,選擇經典,背后往往有一個意識形態的預設,例如社會、政治等等。實際上是,你的興趣在那里?以臺灣來說,凡一個社會,不可能對所有事情有興趣,對所有事情有興趣的話,這個社會就沒辦法集中精力。我們臺灣最重要的興趣,就是如何把我們剛剛開始起步的自由民主的程度,使它深化、成熟,使它更成長,使它對老百姓變成好的東西。民主失敗以后會很糟糕,歷史上民主失敗的數字,不見得會比民主成功的數字要少,民主不一定使國家好,民主不一定必然使老百姓得到幸福,有的民主把國家搞垮了。換句話說,我們的興趣是如何使民主愈來愈健康,愈來愈發展得有生機,愈來愈合理,愈來愈像我們所需要的民主的樣子。那么,假如這個興趣是我們社會的共識,我們的教育也應該配合,我們的教育使得老百姓成為愈來愈參與民主社會的公民。

發問者,臺大經濟系畢業校友,女:您的書中有提到奇利斯瑪,就好像是一種很典型,能夠影響別人,很有權威的人物,如果在一個社群里,有一位這樣奇利斯瑪的人物,能夠形成他們自律的公約,那么就可以形成一種長成的秩序,而不是做成的秩序,自然而然就會有感染的力量,逐漸擴大,整個社會就會有一種長成的秩序,那么這樣是不是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健康的民主社會?如果是透過教育,那中間感染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林老師:這是我用韋伯的觀念推衍出來的東西。有的人有一個特別的本領,被其它人看重,給他特別的恩惠。好比說,在一個戰場上,軍隊已經渙散了,忽然有一個人登高一呼,大家重新在他的領導之下,奮力把敵人打倒了,大家非常崇拜他,這個領導者,就是奇利斯瑪,這是韋伯原來的定義。這個人有特殊的超忽一般常人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每個人都有的,這種能力就自然而然吸引了別人。奇利斯瑪的人物有二種,一種是破壞性,一種是建設性,某些制度,某些秩序,不需經過立法,就是要一個大家崇拜的領袖,就是這樣,這可以好可以壞,可以自由毀滅。

可以好可以壞,可以自由毀滅。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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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教育專家大學思想啟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
高文費而隱 古德潔無華
楊霽園先生是民國時期寧波的一位大儒,一生致力于教育、述著,著作宏豐,在國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卓著,更兼他品行方端、至誠至孝,自1940年去世后,鄉人及門生一直追思不息。但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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