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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大師大衛·貝利訪談
攝影大師大衛·貝利訪談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英國《金融時報》

by 馬特·肯納特

常和 譯


大衛·貝利(born 2 January 1938)擁有終極版“搖擺的六十年代”(swinging sixties)的人生故事。這個出生于倫敦東區(East End)工人家庭、未受過正規教育的孩子進入攝影行當,到24歲時已經在時裝界紅得發紫。在他的人生歷程中,在與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以及克萊孿生兄弟(Kray twins)等大腕稱兄道弟的同時,還坐享由自己如日中天社會地位(以及與超級名模關系密切)而帶來的種種風流韻事。


在他位于英格蘭南部達特穆爾(Dartmoor)的別居坐定后,我問他上世紀60年代是否如傳聞中那樣棒。“沒錯,那是個偉大時代,”他說,然后陷入了深思。“唉,對于生活在倫敦的500個大人物是如此,你若是威爾士的煤礦工人,那就完全另當別論了。”


貝利不是煤礦工人,但他每年要在這與世隔絕、建于13世紀的石匠房屋中住上一陣子。他25年前買下了這幢房子,地面一層有個面積很大的工作室。與其說是搖擺的六十年代生活,倒不如說是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但他喜歡與自己相濡以沫30年的妻子(有時還有三個孩子)居住于此卻不是什么新鮮事。他對我說自己一直特喜歡恬靜的生活,是媒體添油加醋渲染了他享樂主義的形象。


與公眾對他的誤解截然相反的是,貝利(妻子這樣稱呼他)33歲以后就滴酒未沾,也不太外出。他也許偶爾會“吞云吐霧一把”。我問他是抽雪茄還是香煙?“你要是有的話,就給我來根雪茄。”不巧的是,本人身上沒雪茄。“當然嘍,千萬別在火車上抽,”他提醒我。“火車上有專門的檢測狗。”


他家的客廳有壁爐與兩張大沙發,飄蕩著非洲部落風格的音樂,桌子上則雜亂地堆放著各種非洲塑像。貝利說“自己從記事起”就很喜歡非洲藝術,部分原因要歸功于自己的叔叔,他游歷非洲后就會帶回來很多當地的紀念品。“他對我影響甚大,因為他到處游歷——他甚至一天要更換三次內衣褲。”尤其是與畢加索(Picasso)以及超現實主義者(那些人也癡迷于非洲藝術)的交往讓他對此萌生了興趣。


貝利抱怨說:記者們來家里后,都說他的房子象“六十年代的古董。“說它象非洲舊貨店也許還靠點譜,但絕對不能說是六十年代的古董,”他說。“這就是那些先入為主看法的由來,說我整天與那些六十年代的東西為伴,當然這都是關于我的老掉牙笑話了。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曾說,‘天那,可別再讓我創作天頂畫了。’如果你仔細想一想我的遭遇,兩者道理是一樣的。”


然而貝利也坦承自己不是米開朗基羅。他說自己從事時裝攝影的原因是需要錢。“本人不是對時尚特別感興趣,但這是我產生創意的唯一辦法,”他說。“不能把攝影當作一種藝術行當來干,因為那樣自己會挨餓。”他說如今自己接受《金融時報》采訪的原因是讀者“或許會買自己拍的那些照片”。


眾所周知,雖說貝利所拍照片往往是名人站于前,身后則是白色背景,但對他影響最大的比爾·布蘭德(Bill Brandt)則是開創了英國攝影風格之先河。同時,理查德·阿威頓(Richard Avedon)在美國也作了類似的開拓類工作。事實上,貝利說自己是從另一位攝影師約翰·弗倫奇(John French)那兒學到了攝影的理念。“約翰與我有點情投意合,”貝利說。“我覺得他很喜歡略帶狂野風格的作品,即來自倫敦東區略帶粗獷情色的風格。”


他問我是否在很多場合屬于同性戀者。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對我說:“你的工作就是到別人家去采訪,打探對方的底細。”對于他這樣在時裝界功成名就的人來說,你很難做到完美無缺。


貝利還在從事攝影——他給我看一本不起眼的冊子,里面大約有100張他朋友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的臉部照片。此外他還畫畫,雖說他最近創作的作品讓人毀譽參半。


我倆步入其工作室,它位于房子對面,由谷倉改建而來,里面堆滿了畫作以及鑲有外殼的畫架。“我畫畫的時間要早于攝影,”他說。“這對于我來說沒啥差別,因為相機就是畫筆,如同手指作畫筆一樣(如果用手指作畫的話)。我不喜歡用手指作畫,因為那樣一來大家的水平都成了一個檔次。”


貝利退居鄉野,讓這個出生工人家庭、脫胎換骨的保守黨員的政見擁有了一絲鄉野氣息,他也會直言不諱地發表一通既犀利又籠統的言論。


鑒于他參加過反越戰的抗議示威活動,我問他如何看待“占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對,占領者當然會成功,”他說。然后他讓我重復一遍問題。“誰將占領華爾街?”他迷惑不解地問我。我提醒他是占領美國的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哦,原來如此,這不可能成功。我曾見過這些抗議者臉上都涂抹了油彩。”他說自己不是保守派,雖說聽起來他是如此,而且自己心里有個靠不住的政治人物。“我覺得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老是死揪住錯誤的事不放。”


對于貝利來說,目前全球只有一個簡單問題。“就是人口太多了。不要担心我的車燒了多少油,還是担心這事吧:從我倆開談以來,又有10個孩子出生了。這才是問題關鍵所在,但似乎沒人去著手處理。”


因此,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中國人就做到了,”他回答道,然后說了一大通支持在英國實行一胎化政策的理由。“我內心很愧疚,因為我有三個孩子,你要怪的話就怪我妻子,”他很快補充說,并咯咯笑了起來。他的笑很有特點,因為他患有哮喘,所以有時說話帶喘氣聲——整個訪談期間,他不時使用人工呼吸器。


貝利并不缺乏信心,他過去有惡棍的臭名,喜歡勾搭當時的漂亮女人。“自己有能耐與最漂亮的女人同床共枕,何錯之有?”,他說。“我知道如何討好女人,我會說,‘哎呀,您長得真是太美了,本人還是找個丑一點的吧。’”


這種大男子氣概反映了貝利身上的孩童氣質。他從來就沒長大,因此他的所作所為或許可以理解。他出生于工人家庭,在倫敦東區的萊頓斯通(Leytonstone)長大,15歲時就因受閱讀障礙與動作協調能力喪失癥輟學。貝利解釋說那時的老師不懂得如何教那些有學習障礙的學生,結果導致他被分到了“差班”,他說。他隨后因服兵役參加皇家空軍,并在馬來西亞度過了兩年時光。“我看到了許許多多以前在倫敦東區從未見過的東西。”


看到他坐在德文郡(Devon)那座擁有1000年歷史的房子里,感覺他仍然生活在那個夢境里。“要是不走運的話,我會一輩子生活在倫敦東區那個窮地方,”他說。“有時我仍然難以置信自己的運氣。”



最心愛的東西


貝利最心愛的東西是一個鱷魚頭形的男性雕像(從眼睛看象是服了迷魂藥)。這是他上世紀80年代從悉尼一位海洋藝術交易商那里購得的。他的妻子凱瑟琳(Catherine,貝利說她是自己第二心愛之物)看上了這件東西,并懇求我說:“它太想與我們在一起了!”貝利藏有很多雕塑,多數是非洲風格的超現實主義作品。但這一件與眾不同,多半是由于自己的個性,貝利說。他甚至給它取了個喬治的名字。貝利向我保證這可不是為了向哪位高官拍馬屁。


大衛·貝利“對我來說,一張肖像就是要從對象那里獲得某種東西,而這也是我認為我的照片別人無法模仿的原因。那實際上不是關于攝影的,而是關于在照片中的感情的。”


英國攝影家大衛·貝利(David Bailey),他的照片與他的人生一樣,都有一種桀驁不馴的強硬與孤高作為底色,因此顯得個性鮮明,風格強烈。貝利1960年代在英國攝影界亮相,以他那具有濃烈的青年亞文化色彩的照片震動了保守的攝影圈,引起了文化界的關注。貝利的攝影手法不拘成規,于任意揮灑之間成就了一種豪放與精彩。貝利拍攝的時裝攝影以大膽的情色渲染和模特的個性表現令人難以忘懷,而他的人像攝影,則以別具一格的構圖和精雕細刻,在強化了被攝對象的外形同時,也深入到對象的內心世界。


貝利于1938年出生于倫敦東區貧民區,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1956年他加入英國皇家空軍,退役后從事攝影工作。1960年,他開始為英國《時尚》雜志工作,以其風格強烈的時尚攝影作品為世人所知,間或也拍攝人像攝影作品并馬上得到認可。1971年,他在倫敦的國家肖像美術館舉辦了展覽。1984年,紐約國際攝影中心為他舉辦了大型回顧展;1999年,倫敦巴比康美術館也為他舉辦了一個回顧展。貝利出版了一系列攝影畫冊,其中包括《美人照之盒》、《再見寶貝》、《再見與阿門》等。從1999年開始,他開始著手整理出版自己四十年來拍攝的照片,第一本書名為《大衛·貝利:檔案1──1957-1969》。


你能說說你的童年生活嗎?


我沒有受過什么教育。學校令人憎惡。我閱讀有困難,我不能正確拼寫。我知道答案,我也知道我要比教師聰明,但我就是無法寫下我所知道的事。因此我被人認為是一個精神上有障礙的人。我教自己“看”詞匯而不是“讀”詞匯。現在,我可以“看”所有的詞,即使如此,我仍然無法把它們寫下來。


你是什么時候接觸攝影的?


我的童年生活不富裕,但也沒有到食不果腹的地步。只不過我家里的廁所是在房間外面,在冬天,你常常不得不把冰敲掉。我的早年記憶之一是,我坐在那兒凍得發僵,透過在門上開出的三角形洞看外面的星星。大概是在10歲或11歲的時候,我第一次接觸到攝影。我一直是個游手好閑的人,閑著就拿了我母親的布郎尼照相機拍照片,然后躲在地下室里用菜盤子沖洗照片。因為當時還是小孩子,所以對鳥類學感興趣,心里老是想著要拍攝鳥。我那時老是搞不明白,為什么不能把它們拍得更大一些。那時我還不知道有一種叫長焦鏡頭的東西。


不過在那時我可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個攝影家。我想我那時是喜歡爵士音樂。我甚至賣掉了自己的自行車,為了買一個小號。我想要成為切特·貝克這樣的音樂家。那時我開始看所有的由比爾·克萊克頓做的那些西海岸音樂家們的唱片封套,主要是切特·貝克的,因為他是我真正想要成為的人。


在孩提時代,我還一直畫畫,這是我真正能做的一件事。那時也有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插圖畫家,名叫大衛·斯頓·馬丁,所有的諾曼·格蘭特的唱片封套都是由他做的。然后,在1956年,他們讓我去英國皇家空軍服義務兵役,于是我去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我是軍隊藝術班的一員,我把我的小號借給了班長,而他卻把它弄丟了。他是我們的頭,所以我沒有辦法把它弄回來,也沒有膽子讓他賠償。因此我就買了一個照相機玩。在新加坡,照相機便宜得出奇,因為那個地方免稅。我買了個日本佳能仿萊卡的平視取景照相機。然后,我看到了法國攝影家卡蒂-布列松拍攝的那張印度女人遠眺喜馬拉雅山的照片。這一件事真正改變了我,使我完全擺脫了比爾·克萊克頓。在這之前,我最感興趣的就是沖膠卷,整天無所事事,但我看到了卡蒂-布列松的照片并因此意識到,攝影可以提供某種東西。正好在這之前不久,我也同時發現了畢加索,那好像變成了一種信仰。它改變了我的生活。


從軍隊退役后你是怎么會進入攝影界的?


我回到英國時,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喜歡攝影,并且認為那將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該怎么向那個方向發展。因為我來自倫敦東區這樣的底層社會,所以沒有任何比較高尚的社會關系。因此當時我就只能是閑蕩。我曾經想過也許我可以到倫敦印刷與平面藝術學院深造一下,但是因為我根本就沒有接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經歷,因此我無法進入那里學習。在大衛·奧林的攝影棚我找到了第一個與攝影有關的工作,那是個跑跑腿的差事。然后,在過了大約三個月后,我又轉到約翰·法蘭奇那里去工作了。


在約翰·法蘭奇那里,他們用大衛·塞西爾牌閃光燈用品。它們看上去像拍攝電影用的鹵素燈,因為它們是被有意識地用作閃光燈的。我想約翰是第一個這么用的人。他大多數時候用的都是8×10底片照相機,偶爾也用用羅萊克斯兩鏡頭反光相機,雖然我們助手都勸他用哈蘇120相機。我在約翰·法蘭奇那里呆了11個月,然后到“影室5”去干了3個月,這是個由約翰·柯勒經營的攝影家群體。對我來說,法蘭奇是一個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的人。然后,英國《時尚》雜志給了我一個合同,我就去了他們那里工作。我開始在《時尚》雜志工作時,就用哈蘇相機、羅萊克斯相機與各種35毫米小型相機。當電動卷片器這種新事物出現時,我毫不猶豫馬上就采用了。當然,這還是要取決于工作性質。我不會用35毫米相機來拍攝肖像,我的肖像攝影更傾向于靜態表現,但電動卷片器肯定給我帶來了好機會。


你在1960年代拍攝的人物肖像非常著名,從這些照片里,人們感受到了一個時代的激動。


我拍攝的許多人物現在倒真已經成為1960年代的偶像了,這都是我為書做的東西。我為我的書《美人照之盒》、《再見寶貝》什么的拍攝了這些照片,它們不是應《時尚》或其他雜志的約稿而拍攝的,大多數是為我自己做的。那時我確實還默默無聞,但照片自己站了出來,像拿著香煙的邁克爾·凱因、塞西爾·比頓與紐萊耶夫,還有戴皮帽子的密克·賈格。當然了,那個時代的有些人被我錯過了,我覺得很遺憾,比如,畢加索與導演奧遜·威爾斯。我曾經有機會拍畢加索的,法國《時尚》雜志曾經有好幾次請我做,但因為某種原因最后沒有做。回過頭來看,我沒有太大的變化,我很后悔沒有拍攝畢加索的照片。現在我真心想做的一件事是拍攝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我確實認為他是現存的最后一個偶像。


能說說你的拍攝方式嗎?


我在拍攝時往往會惹得模特們哭叫起來,因為我只拍攝一卷膠卷。我曾經問道:“你為什么哭?”她們會說“你很不喜歡我”。我說“你說的這不喜歡你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們只拍攝了一卷,但我們已經拍好了。”有時我只拍攝兩張;在1980年代的某段時候,我一直使用11×14英寸底片的大畫幅照相機,這種照相機的景深非常小,而這正好是我喜歡它的原因,用這種照相機,我通常只拍兩張,僅僅是兩張反轉片。我認為我在那個時期拍攝的最好的肖像之一是德國藝術家約瑟夫·波伊斯,但那也只拍攝了兩張。根據不同題材,我的拍攝時間可以從五分鐘到兩三個小時不等,不過通常我在拍攝之前與對象談話的時間要更多一些。有一次我拍攝電影明星奧列佛·斯通,他來了后對我說:“我只有五分鐘時間,我聽說你拍得跟阿維登(美國著名攝影家——編注)一樣快。”我回答說:“是呀,我拍得是快,但可能我拍得沒有他那么好。”他聽了這話就笑了起來,在結束拍攝后,他在我這里還呆了半天。對我來說,一張肖像就是要從對象那里獲得某種東西,而這也是我認為我的照片別人是無法模仿的原因。那實際上不是關于攝影的,而是關于在照片中的感情的。我不喜歡把攝影看成是攝影,我也不喜歡在電影中看攝影。當看故事或人時,令我感興趣的不是構圖。


對你來說,時裝攝影與人像攝影是一回事嗎?


對于我的成名,我想我的時裝攝影與人像攝影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不管怎么樣,我想,對我來說,也許僅僅是對我來說,時裝攝影與人像攝影是兩個非常相近的領域。我的時裝攝影照片是“人”的照片,而不是“模特”的照片。這就是這些姑娘們成了個性突出的“人”而不只是漂亮的“模特”的原因所在。


有什么東西對你的攝影產生過影響?


在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人都是一種影響。但如果說到對我的早期作品的影響,我想那肯定是電影。在我的孩提時代,我每周總要看六七次電影。我們通常吃午餐,總是吃果醬三明治。后來我喜歡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的用光方式,那種使用正面光但卻讓背景變暗的布光方式。那是我開始從外圍使用閃光燈的時候,那種啟示絕對是來自電影而不是攝影。當然我的工作現在已經擴展到幾個部分了,就電影來說,我做了有約500部商業電影,還有15部紀錄影片。我也已經為第4頻道做了有點戲劇性的電影,我剛剛完成了一部專題電影。


我喜歡許多攝影家的作品,像法國攝影家拉蒂克、美國攝影家柯特茲、法國攝影家布拉塞、英國攝影家布蘭特等。也許拉蒂克的攝影是唯一的純粹原始——雖然英國攝影家比頓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如此。我認為拉蒂克是最誠實的攝影家,他從來沒有為了錢而拍攝照片。他只是為他自己拍照片,我認為這太吸引人了。


你對攝影作品的評判標準是什么?


對我來說,也許標準比較極端,我認為,照片只有好的照片與壞的照片之分。不管是主題性的報導攝影、時裝攝影、人像攝影,還是風景攝影,都只存在好的照片與壞的照片這兩種照片。而在這兩者之間,則不存在任何東西。


有些人把我的大部分作品稱為“色情”。可我真的不知道“色情”是什么意思。這是一個如此抽象的事物,也是一件如此個人化的事情。這其實是一個“趣味”的問題。不是“好趣味”,因為那太乏味了。當這個問題來到我面前時,我想我要決定的是,它對我來說是好的還是壞的。你必須為你自己作決定。


你還沒有考慮過退休的事嗎?


不。不。我的上帝。我想那種觀念已經過時了。退休什么的是屬于另一個世代的觀念,不是我這一代人的觀念。我想年齡已經改變了太多了。我是新老人的一部分,因為從來沒有一個老人完全像我們這樣的。青年人還沒有獲得特別的優勢,在我起步的時候,還有老時尚攝影師,而現在已經沒有了。現在我忙于巴比康美術館的展覽,我仍然拍攝肖像,也仍然拍攝紀錄影片與商業影片,我有可能接下來會制作一部莎士比亞電影《麥克白》。


除此之外,我的《檔案系列》是一個一直在進行中的項目。《檔案2》的時間跨度可能是從1970年到1977年。我在1970年代的照片數量要比1960年代的多得多。我想至少要有四個《檔案》甚至可能是五個才能結束。只要《檔案》長到足夠我每天有事做。這可是秘密,你不要對人說。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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