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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圓桌談: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
經濟學家圓桌談: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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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文匯報》20140601

宏觀經濟篇 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減速

最近中國經濟GDP增長速度在發生變化,是否用GDP這個度量來看中國經濟也引起了很多討論。作為中國經濟一個比較中心的度量指標,GDP在引入之初確實發揮過很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新的問題是,經濟活動最后是要讓國民分享成果,而不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增長速度……在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時候,不光要注意速度,還要注意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且目前已經到了這個發展階段,應該把質量放到速度的前面來做思考。

在上海論壇分論壇“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高增長的終結?”上,與會的專家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是結構變化的結果,未來將走入適度增長階段。

主講嘉賓: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

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王小魯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張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李善同

經濟正迎結構性減速

問:中國經濟走到目前的階段,原來通過改結構加速增長的這條路是否還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繼續加速,還是這些結構因素會導致增長減速?

張平:2013年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性事件,那就是第三產業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這表明,工業化主導的時期正在結束。而今年第一季度服務業的增長高 達49%,顯露出高歌猛進的勢頭。

中國進入到結構性減速階段。事實上,資源配置到第三產業的比重越高,整體勞動生產率會下降,因為第三產業的實質速度相對較低。那么,第三產業不發展行嗎?不可能,它是需求所致,不是可以隨意改變的。這就意味著,在中國產業結構所處的現階段,我們所要研究的是如何持續改進勞動生產率,而不應該去爭論哪個產業更好。

王小魯:從近期的經濟增長狀況來看,從2011年開始,2012、2013年經濟增長基本呈下行的態勢。從2010年10%以上,逐級下降,今年第一季度已經降到了7.4%,顯著低于長期以來10%的增長率。在全球掀起金融風暴的時候,中國曾一度采取大規模的政府投資,以強刺激的方式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是隨后出現一波趨緩說明,經濟自身有一種內在的結構性的趨勢導致下降。

那么,經濟下行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我看來,并不存在供給障礙,中國不缺銀行存款、外匯儲備,勞動力供應量等。其實,問題出在需求障礙上。長期以來,國內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的增長一直是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導致的結果是最終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下滑。在這種情況下,內需不足,經濟要靠外需來拉動。然而,現在各行各業都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而且很多行業甚至是持續多年過剩,例如鋼鐵、水泥等。

值得關注的是,需求能不能靠投資來拉動呢?事實上,國內居民儲蓄率太高,資本形成率太高。如果還依靠老路子,通過擴大投資來刺激經濟,恐怕難以帶來好的結果。如果不進行結構調整,經濟下行趨勢就有可能演變成一個長期趨勢,而且還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李善同: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了四個拐點。第一個拐點是經濟增長,2007年我國GDP高達14.2%。這是今后都不太可能會發生的。第二個拐點是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于2006年至2007年達到高峰,隨后逐步下滑。第三個拐點,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將在近20年間達到頂峰。第四個拐點則是勞動人口供給量將于2016年、2017年達到頂峰,然后逐漸減少。而這四個轉折性變化將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著較大影響。

把質量提到速度之前

問: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各位專家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周其仁:經濟增長有各種各樣的度量,本來經濟增長的活動在前,度量在后,但是經驗也證明,不同的度量會對經濟活動本身有影響。最近中國經濟GDP增長速度在發生變化,是否用GDP這個度量來看中國經濟也引起了很多討論。現在批評GDP度量的時候,當然有很多道理,但是作為中國經濟一個比較中心的度量指標,GDP在引入之初確實發揮過很重要的積極作用。但新的問題是,經濟活動最后是要讓國民分享成果,而不僅僅是一個名義上的增長速度。

當然,最好的結果是高速度、高質量;其次是中速度、高質量;最糟的結果是速度低,質量也上不去。如果是最后一種情況,就有必要繼續保證較高的速度。

在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時候,不光要注意速度,還要注意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且目前已經到了這個發展階段,應該把質量放到速度的前面來做思考。

李善同:對于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我認為保證制造業優勢相當重要,不能為了轉型而一刀切,讓全國都去壓縮制造業。

從增長來看,很多國家制造業的增長速度一般都高于服務業。從就業來講,制造業對就業的直接貢獻更高。同時,制造業是研究開發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原動力。事實上,很多研發的需求,最開始都來自于制造業。

中國現在制造業存在的問題在于,人均制造業的增加值不高。從制造業結構來看,中高技術的產業比重是比較低的。同時,制造業面臨著要素成本不斷上升的問題,這對于中國的長期發展來講是很值得關注的,而用地成本這些年也上升得很快。因此,要營造實體經濟發展的環境,這可能需要政府需下大力氣。

王小魯:如果能解決結構失衡的問題,那么中國未來的經濟還有非常大的增長空間。

結構失衡的背后是收入分配失衡。一方面,政府過度的干預資源配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還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第二,公共支出用于行政支出過量、政府消費浪費,由于腐敗和資金流失,導致收入分配難免失衡。第三,政府管理透明度低,對權力缺乏有效監督。第四,市場壟斷和不公平競爭。第五,現在的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存在缺陷。第六,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不到位,現行戶籍制度妨礙公平分配。

我們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調整結構,而調整結構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改善收入分配。要改善收入分配就不能不推進各方面的體制改革,使得國民收入能有一個更合理的分配格局。所以,當前推進改革,堅持結構調整,我認為是保障中長期發展的決定性條件。(記者唐瑋婕)

金融改革篇 金融改革“回歸”實體經濟

主講嘉賓: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華民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國際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鞠建東

澳新銀行大中華首席經濟師 劉利剛

東方證券首席策略師 邵宇

中國必須回到實業為本的道路,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金融很容易導致泡沫。我們要讓銀行業自由競爭,要讓銀行業的準入門檻拆掉,還要降低融資成本恢復實體經濟的增長。

在中國經濟面臨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下,金融改革的步伐究竟應該如何走?在上海論壇2014分論壇上,這個話題引發了不少與會專家學者一番激烈的觀點碰撞。盡管對于改革路徑“仁者見仁”,但讓金融“回歸”實體成了大家的共識。

人民幣匯率已被高估?

問: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出現幅度不小的波動,一改此前市場對人民幣只會單邊升值的預期。對于這種波動,你們怎么看?

鞠建東:當前人民幣匯率水平是高估的,不應該升值而應該大幅貶值,如果繼續升值會帶來金融危機的風險。一旦資本市場開放,可能會迎來人民幣的急速貶值。理由是,在當前的資本市場中美元比人民幣更安全,如果資本市場開放,人們會更愿意手中握有美元,這會促使人民幣大幅貶值。所以在資本市場開放前,應該先讓匯率回歸。另一方面,印度等其他經濟體的前車之鑒表明,當GDP增速從10%左右放緩到7%左右,本幣匯率貶值也會隨之帶來。

國際上常用“經常項目順差”這個指標來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但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中國的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中介成本太高,零售行業成本高,這些結構性的問題,使得凈投資回報率低,導致了匯率順差。此外,多年來積累形成的向出口行業傾斜的產業結構,也是產生順差的原因。因此,要想貿易平衡,需要解決國內凈投資回報率低的問題,需要調整產業結構,而不是依靠匯率升值。

劉利剛:今年一季度來,人民幣利率、匯率“雙率齊下”的局面,可以說是給了市場投機者一記“重拳”,它向市場釋放出信號:未來人民幣有可能會出現雙邊波動,而非單邊升值。但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是,未來的趨勢究竟如何?

目前,中國依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盡管人們對于人民幣價值的預期出現了一些波動,但是資本來源的方向沒有發生太大改變,離岸和在岸的人民幣總量上,中國繼續承受著大量的人民幣資本流入的風險和壓力。因此,大多數金融機構都預期人民幣在今年年底之前會升值。未來人民幣的波動幅度可能會更大、更靈活。

金融改革有先有后

問:如果讓各位對目前正在進行中的中國金融改革提些建議,當前最應該關注什么?

華民:什么樣的金融是有價值的?第一,為企業家正常的經營活動提供融資,包括債券市場和信貸市場。第二,為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提供資金來源,即資本市場、股權融資。第三,如果企業家要創業,創業風險不但銀行解決不了,資本市場也解決不了,那么就需要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投資。第四,所有大宗商品的庫存都會面臨時間風險,企業家要規避風險,就需要有一個遠期產品。最后是政府方面,得有國債和地方政府債。所有的這些經濟活動,都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離開實體經濟,大部分的金融活動就是純粹的交易,不會創造真實財富。

在我看來,中國必須回到實業為本的道路,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金融很容易導致泡沫。我們要讓銀行業自由競爭,要把銀行業的準入門檻拆掉,還要降低融資成本恢復實體經濟的增長。

劉利剛:金融改革應該有先有后。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國際化都是一個長期的戰略。以資本賬戶開放為例,最開始是鼓勵海外對中國的投資,開放外商直接投資(FDI),吸引資本流入,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應該轉變為鼓勵資本流出,讓民間資本更容易地走出去。如果在吸引大量資本流入的同時,國內的資本也能夠通暢地走出去,其實就能為國內資產價格減壓。

在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上,可以先使人民幣成為貿易融資、貿易結算貨幣。在不久的將來,隨著中國的資本賬戶逐漸開放,人民幣也有可能成為儲備貨幣。

中國經濟釋放長期潛力

問:我們討論人民幣,其實是把人民幣國際化當作經濟結構調整的途徑。聚焦當下中國經濟,我們到底面臨著什么樣的問題,有沒有辦法化解?

邵宇:按照官方的說法,中國經濟正面臨三期疊加——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震動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我的判斷是,這是三重斷裂,即增長模式的更新、改革元素的配合、全球化的再平衡的斷裂。因此接下來5至8年的時間,對于中國來說相當關鍵,如果我們能采取合理的策略,躍過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們就能跨上高收入國家的臺階。

短期而言,要守住中國經濟增長的底線。守住底線一定要投資,大家沒有必要把它妖魔化,只不過投資要有效率,要傾向于民生,要符合改革的目標。比如,新的城鎮化就需要投資,但不能再由政府一肩挑,而是可以去通過公私合作模式(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來完成。

華民:關于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短期缺乏增長動力,多年來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但是,中國長期經濟增長潛力還在,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近50%,有著廣闊的市場。

當前的問題是,短期我們能做什么?長期我們能做什么?我認為,短期一定要提高市場力量和投資意愿,本質在于提高利潤率。最基本的做法是政府減稅,進行財稅改革;另外實行寬松貨幣政策。簡單來說,就是把財政緊一緊,把市場松一松,資源配置向實體傾斜,短期來看,兩三年就可以見效。

中長期來說,就是深化改革開放,深入推動市場化。這么一步一步推動下去,中國經濟的潛力就能得到釋放。

劉利剛:在政策方面中國可以做的有很多,成功的概率也很大。我對中國的經濟一點都不悲觀,只要把政策統籌做好,今后的十年應該是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

目前,除了財政的穩增長措施之外,貨幣政策也有寬松的空間。如果下一步中國的利率政策放松,可能還要用傳統的貨幣政策放松的渠道,即存款利息要下降,降低存準率,這樣整個經濟體的融資成本才能下降。

自貿區篇 自貿區:成功關鍵是什么

主講嘉賓:

韓國海洋水產開發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金范中

香港貿易發展局大中華區研究副總監 邱麗萍

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校長 鮑琳·范德梅爾莫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委會副主任 簡大年

世界自貿區協會主席格蘭姆·馬瑟

只有在不斷的試驗和改革當中,才能獲得相關的經驗,并且將經驗復制推廣。雖然自貿區還是雛形,但未來空間非常巨大。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當前中國經濟的熱詞之一。承載著制度創新重任的上海自貿區,其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今年的上海論壇設置了“自貿區特別專場”,共議“自貿區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自貿區經驗的他山之石

問:能否結合國際已有的自貿園區、港區經驗,談一談對上海自貿區的借鑒意義?

金范中:韓國從1970年開始建立了經濟特殊區域,截至目前共有13個自由貿易區、8個特殊經濟區,主要的港口都被納入不同的經濟發展區域。自由貿易區成功的關鍵,是要有一個完善配套的法制保障體系,同時其管理機構必須有強大的管理能力。

邱麗萍:作為中國最大的自貿區,香港的優勢在于,貨物進出香港不用交任何海關關稅,設立企業也沒有任何成本,外商投資者可以把利潤匯回國內。由于供應鏈的分散化分布,要求跨國公司有全球化復雜供應鏈管理的能力,同時管理許多供應鏈并進行高度有效的協調,迅速響應客戶需求。香港在此間起到了一個樞紐作用,它可以提供成熟的環境和服務支持,幫助貿易企業更好地管理其分散的供應鏈和價值鏈。因此服務非常重要,鏈條中的每個環節都可以通過這種服務業進行高度整合。

鮑琳·范德梅爾莫:增強港口的互聯互通性,能夠提升自由貿易區的競爭力。首先應增加上海港內部的互聯互通性,同時加強中國各個港口間的互聯互通,以及中國港口和世界各國主要大港的互聯互通。稅收和相關的監管制度的完善,可以提高互聯互通性。例如:2007年荷蘭政府推出AEO證書認證,一旦獲得認證,相關政府部門的控制就會減少,企業在國際貿易中可節省時間。此外,還可以對整個價值鏈、供應鏈進行認證。通過這樣的方式,完成供應鏈認證后,港口與港口之間的互聯互通性就會得到提升。

上海自貿區的本質

問:和其他的自貿區相比,上海自貿區有哪些不同之處?

簡大年:自貿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貿試驗區,至少是“形似神不似”。所謂形似,它也是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劃出一塊區域,還有傳統的物理圍網,而且有一個很規范的面積。但上海自貿區真正的本質,不僅是園區物流、集散功能的提高、產業的發展,或者貿易便利化環境的改善,它是我們國家的制度創新的試驗田。上海自貿區的成功怎么衡量?制度創新能夠完成,就是自貿區的成功。制度創新的核心和要害是兩條:第一,通過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等國際通行規則的推出,形成自貿區高標準的投資貿易規范。第二,通過高標準的投資貿易規則的制定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管理方式的創新,實現政府改革。

格蘭姆·馬瑟:我們之前一直在懷疑政府是不是全能全知,認為政府出臺的政策必須“非黑即白”。但上海自貿區將成為一個巨大的試驗場,而且走在創新改革的前沿,我對此深表贊同。

只有在不斷的試驗和改革當中,才能獲得相關的經驗,并且將經驗復制推廣。雖然自貿區還是雛形,但未來的空間是非常巨大的,上海自貿區不管是在國家、社會還是民族進步的過程中,都將扮演獨特的角色,和世界的前沿的標準同行,成為下一個自由貿易區概念創新的基礎。

自貿區如何創新

問:既然上海自貿區的特別之處在于制度創新,如何推進?

簡大年:第一,制度創新必須更好地和整個政府的簡政放權結合起來。第二,制度創新必須更好地與企業的用戶體驗結合。第三,制度創新必須更好地與國際規則結合。第四,制度創新必須更好地與上海的“四個中心”建設結合。第五,制度創新必須更好地與自貿區的可持續、可服務結合。

格蘭姆·馬瑟:如果要確保自由貿易區的成功,必須要實現政策設計和監督管理,包括能夠很好地從過失和錯誤當中迅速地學習,克服困難和障礙。在這方面,上海做得非常好。

未來的發展方向何在?上海自貿區并不是簡單地把一塊地圈起來,有一些特殊安排的區域,更重要的,它是一片試驗田,能夠將試驗田中的經驗、理念推廣到中國。在過程中,不妨可以學一下以前歐洲的一些做法、經驗。比如說國家資源給予和幫助,信奉自由貿易體系和管理制度是否能有一個平衡。如果這樣的一個做法能夠成立,它就會很好地消除一些不平衡、不公正、不透明現象。

簡大年:自貿區是一個非常好的國家戰略,不過要注意兩條,不是要在自貿區建立一個金融中心,也不是建立一個人民幣的離岸中心,而是把國家新的金融政策、金融產品,甚至一些金融標準在這里試驗。(本報記者傅盛裕)

城鎮化篇 城市與城鎮化:變與病

主講嘉賓: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劉傳江

原上海市楊浦區區委書記 陳安杰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陳友華

北京大學城市與交通規劃研究中心教授 趙鵬軍

對中國來說,未來的大城市、新格局,不僅僅是大城市的繁榮,更重要的是城市與鄉村的共存,實現農村現代化的過程。

城鎮化是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城市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眼下,中國又開始了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新型城鎮化之路。

在上海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聚焦中國城鎮化的道路和戰略,研討城市規劃與管理之道,共商城鎮化進程中的成敗。

城鎮化的節點

問:中國的城市發展與城鎮化大致經歷過哪些重要階段?

劉傳江:中國過去50多年的城鎮化道路大致可以歸納如下:第一是計劃經濟時代政府行為主導的政策規制型城鎮化,以戶籍、行政力量構造起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以農補工、抑鄉重城,設置有高門檻的城鄉人口遷移準入。

第二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可以稱之為市場導向型的市場吸納型城鎮化,主要是源于人口流動管制有條件放松后出現的經濟利益驅動。這種城鎮化的基本軌跡和現狀是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背井離鄉,進城務工經商,其中絕大多數沒能在城市定居中變成真正意義的市民。

從農民到市民走兩步,難以穿越“雙重戶籍墻”。而藏在“戶籍墻”背后的是社會利益調整的問題。中國現在2.69億農民工絕大部分屬于這樣的類型,轉移不穩定、不徹底,其中最大的約束,就是財政屬地體制下,城市財政預算不考慮非戶籍人口的公共產品供給,無法分攤這部分人的市民化成本。

第三條道路是整合資源,建立達到國際水平的新型城鎮,將周邊幾個鄉鎮結合,使得農民變成市民。這條道路已經有企業推動的案例。

陳安杰:城市和人一樣,從小村莊到大都市,不僅需要自身努力,同時也離不開難得的發展機遇。新中國建立之前,有兩個大的機遇推動上海的國際化進程。

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開放五個口岸,當時上海是小縣城,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得到迅速發展,出現很多商行、銀行。

第二個機遇是上世紀20年代末期國民政府把上海市中心設在楊浦五角場,建了市政府大廈、博物館、圖書館、江灣體育場。

這兩次機遇對上海國際化發展有很大幫助,同時加快了城市經濟發展。

解放以后,改革開放給了上海史無前例的機遇。浦東原先的農田,現在變成全球創新和發展的前沿。這個機遇到現在還產生效益,就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

城鎮化遭遇哪些瓶頸

問:在城鎮化和城市發展過程中,有哪些比較明顯的問題?

陳友華:在以往城市化過程中,出現過很多城市病,而且愈演愈烈。城市病治理不僅牽涉大城市政府,也牽涉到大城市的居民。城市病主要發生在大城市,由于人口的大量積聚,會產生一些問題。實際上城市發展過程有規律,初期很慢,然后加速發展,在50%左右又進入減速過程,出現S型曲線。

城市發展不同時期有不同特點,首先農村人進城,城市數量增加、城市規模不斷擴張。第二階段是中小城市往大城市跑,大城市繁榮的同時,中小城市走向衰敗。城市化意味著生產和消費更集中、規模更大,城市病是城市發展到某一個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

城市病背后的成因取決于兩股力量的博弈,一股是市場,一股是政府。市場按照效益取向,會帶來“馬太效應”;政府資源投放則按照公平原則進行,維持社會和諧和穩定。

中國城市化的病因可歸結三個方面,一是人口過快、過多地單向聚集;二是優質資源過度集中;第三,城市規劃合理性以及規劃的非剛性執行,導致定位混亂。

趙鵬軍:我們的大城市生病了,交通擁堵、城市蔓延、環境污染、人口擁擠。與此同時,小城鎮發展非常不足。這其實反映出城市運行過程中最本質的東西,第一是區域空間問題、空間效率問題,在同樣的投入之下怎樣的空間布局最有效;第二是社會公平問題。

這兩個問題不是孤立的。大城市病帶來了鄉鎮地區發展滯后,鄉鎮地區發展滯后,又很難承接大城市人口的轉移。

城市未來向何處去

問:一方面,城市病正日益顯現。另一方面,新型城鎮化肩負著彌合城鄉差距的任務。未來的道路應該如何走?

趙鵬軍:對中國來說,未來的大城市、新格局,不僅僅是大城市的繁榮,更重要的是城市與鄉村的共存,實現農村現代化的過程。其次,實現城鎮化空間優化目標,不僅僅依賴于空間的改造,與交通系統相結合,可能會更有效地實現目標。第三,村莊布局分散的背景下,大力建設鄉村捷運系統,發展鄉村公交,促進公共設施的服務均等化。第四,要多方面提高農村機動化水平,提供村莊內部道路的街道化,完善設施,在交通領域實現精細城鎮化與人文關懷。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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