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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凱:我的一生
楊小凱:我的一生
楊小凱     阅读简体中文版

    我原名楊曦光,楊小凱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從小在湖南長沙長大。我的祖父是個地主,在鄉下開辦學堂。他受過嚴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興洋學運動中,他也進過洋學堂。我們的父輩從小也受過儒學教育,記得我上小學時,父親就請姑爹在家里教我讀《論語》。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我父親原來是湖南省委的高級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懷的觀點,反對大躍進、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當時我還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邊,親切地對我說:“干部在上面機關里時間長了,對下面基層的情況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況。”我看著窗外的一顆大楓樹上的紅葉,有點奇怪爸爸當時的態度為什么出人意外地溫和。爸爸那些天情緒不好,常常和媽媽爭論問題。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爸爸告訴我那年1962年  為他平了反,承認他們1959年的觀點是正確的。

《中國向何處去?》

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較同情劉少奇的觀點和彭德懷的觀點,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文革中我們就成了黑鬼的家庭,非常受歧視。當時我是長沙一中高一的學生,因為受歧視不能參加紅衛兵,就參加了反對紅衛兵的造反派。我參加的組織叫做“奪軍權戰斗隊”,屬于“省無聯”組織。當時在學校里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紅衛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們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對紅衛兵,當時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對的是“血統論”。在文革早期,群眾可以自己組成組織,可以按自己的觀點參加不同的組織。到了1967年,軍方取締群眾組織,不準群眾搞政治組織。1967年2月4日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湖南省軍區出動軍隊,鎮壓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組織“湘江風雷”,抓捕了上萬人。這樣造反派就和官方發生了沖突。當時我們的造反派組織“奪軍權戰斗隊”也卷入了這場沖突,我被抓進了長沙市公安局看守所,關了兩個多月。

那一次被釋放出來以后,我陸陸續續寫了很多大字報,包括《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調查報告》、《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等等。1968年,我寫了一篇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主張中國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體,這篇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國向何處去?》以后,就連忙在當時的省級干部中打招呼,進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報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點,有些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員與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組織代表,就宣布鎮壓湖南的一個名為“省無聯”的造反組織問題,做了一些很嚴肅、語氣很重的講話與指示。在接見中,康生幾次點到了“一中的楊曦光”與《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說那是“反革命的‘戰馬悲嗚’”。康還斷言說:“我有一個感覺,他(指我)的理論,絕不是中學生,甚至不是大學生寫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說得更直接:“那個什么‘奪軍權戰斗隊’,讓它見鬼去吧!”幾天以后我就被“欽點”抓進監獄,關在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關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從拘留轉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個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陽洞庭湖邊的建新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滿釋放。

十年鐵窗

《中國向何處去?》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給我的家庭帶來巨大災難。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說,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我們的綱領》、《關于當前形勢的決議》不是中學生寫得出來的,也不是大學生寫得出來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縱,要揪出這些學生后面搖鵝毛扇子的陳老師。我母親正好也姓陳,在康生那個指示傳到長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強迫跪著示眾。涂黑的手象征著“黑手”。她受盡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懸梁自縊。我母親被逼自殺后,我兩個妹妹就沒有了家,我父親被關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區,另一個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親戚,哥哥也被開除公職趕到鄉下去了。

在左家塘看守所關押的一年半時間里,我找了位教師學英文,找了位電機工程師學電機,找了位機械工程師學機械制圖。我還讀《世界通史》,馬克思的《資本論》,和一本叫《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書。我向同時被關押的一位陳老師借了《資本論》,這樣我就在左家塘讀完了厚厚的三卷《資本論》。《資本論》最初給我的印象相當好,學術味道濃得多。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卻發現勞動價值論忽略了決定價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使用價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馬克思稱為使用價值的概念在當代經濟學中叫做效用。但我相當喜歡馬克思對亞當·斯密的分工論的發揮。看完《資本論》,我不知為什么心中期望未來的我成為一個經濟學家。我有了三個念頭,一個是把使用價值在價值論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個是把分工問題糅合到價值理論去,第三個是把價值理論數學化。后來我在勞改隊沿著這個思路寫了一本經濟學筆記。好多年后我才發覺,這些思想早就在現代經濟學中變成高明得多的理論了。把經濟理論數學化的觀點,我最早是在北京大學的一張大字報上看到的。那時另一張刺激我的大字報是關于中國已形成特權階層,需要用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方法重新分析中國社會。那個刺激是我后來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思想起點。

坐牢以后,我的政治哲學已經和寫《中國向何處去?》時非常不同。寫那篇文章時,我有對理想主義的追求,我認為民主政體應該是民選的,而坐牢的時候我已完全沒有理想主義了。我相信人判斷自己所追求的價值標準會隨歷史而變化,所以歷史會怎么發展遠比理想的目標更重要。以前我關心的問題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這個世界應該怎樣”,在監獄里我問的卻是:“這個世界會怎樣發展”。最壞的事也許就發生在我們一生的時間內,因此關于好壞是非的主觀判斷沒有任何意義,如何適應環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監獄里我學了一些數學,想著用數學來重新想價值理論,想著把當時能夠看到的一些馬克思的和古典的關于分工的思想數學化,然后慢慢就有了一些想法。由于當時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經濟學,也沒有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所以比較自由,在那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中就有可能出現一些新思想。在勞改隊,我自己推導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塊錢的邊際效用相等)、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我以為這些都是自己的偉大發現,但當我能看到更多書時,才發現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發展成數學模型。不過,可慶幸的是,這些是自己想出來的東西,“英雄所見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我這十年的經歷都寫在了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牛鬼蛇神錄》一書中。

牛刀小試

1978年4月刑滿釋放以后,我回到了長沙,由于沒有單位敢接收我這個《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我就在父親的家里待了一年,這一年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一年的數學課,這些旁聽都是由湖南大學剛復職的一些右派教授安排的。這時候,我開始重用乳名楊小凱。后來,我就在邵陽的湖南新華印刷二廠做了半年的校對工人。

1979年我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碩士生,但因為“反革命歷史”,被拒絕參加考試。1980年我又再次報考,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的幫助下,終于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通過考試后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和技術經濟研究所工作了近兩年。

從1979年到1982年,我很系統地學了新古典經濟學,當時經常到一些大學去聽課,到北京圖書館去借書,也參加過計量經濟學的培訓班,學一些系統論、信息論、控制理論、運籌學的東西,作一些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計算一些影子價格,翻譯了一本經濟控制論的教材,出版了《經濟控制論初步》和《數理經濟學基礎》,大概是中級微觀經濟學的水平,當時還很新。后來我碰到很多人到國外去讀書,都說當時他們在國內對西方經濟學的主要了解就是看我的這兩本書。

到了1982年,我被武漢大學聘為講師,在武漢大學工作了一年半,教授數理經濟學和經濟控制論課程。這一段時間我又出版了《經濟控制理論》和《數理經濟學基礎》,同時我開始準備出國留學。由于我的這幾本書中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引起當時在武漢大學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老師的注意,在鄒教授的幫助下,1983年我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出國的時候,由于我還沒有被平反,出國政審通不過,這個時候還是靠鄒志莊教授的幫助,他寫信給領導人,希望得到幫助。后來這封信被轉到了武漢大學當時的校長劉道玉那里,請他辦理。結果劉道玉校長批準了讓我出國的手續。1983年我就到了普林斯頓大學。

同時,在有關領導“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的批示下,最高法院即責成湖南省高級法院重新審理我的“反革命”問題。到了1983年,湖南省高級法院審判委員會一致認為:《中國向何處去?》“屬于思想認識問題,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椐此,原一審、二審定性判處不當,均應予以撤消,對楊曦光宣告無罪。”

潛龍騰淵

我的勞動分工理論初步形成是在我坐監獄的時候,真正成熟還是在普林斯頓讀博士學位的時候。讀博士的時候,有兩年的課程學習時間,這兩年我就慢慢比較主流學派的思想和我的想法的差別。在北京的兩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想的東西放在一邊,去系統地學習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很多東西都是那兩年學的。到普林斯頓以后,學習的一些課程我原來在國內都教過,因此就把新古典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去比較,看看到底有沒有差別,看看我想過的那些東西哪些有價值、哪些沒有價值,比如我原來在監獄里用數學自己推導出戈森第二定理,當時認為這是一個發現,一出監獄就發現在100年前人家就知道了。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我都在監獄里想過,在我的《經濟控制論初步》中都把這些理論寫了進去。我發覺有很多問題我想的不如人家,比如后來我就發現納什創建的議價模型比我想的好多了,我就放棄了。不過這對我也有一個鼓勵:別人想過的很多東西我也想得出來,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

讀的書多了就發覺要有所創新很難。人都是很類似的,你能想到的別人也能想到。我剛去美國就是這種感覺。我是一個新想法比較多的人,以后看的東西比較多了,發現很多所謂新想法其實幾百年前就有人想過。慢慢看過他們的東西,自己的想法原來一點都不新。不過我的運氣還好,讀了很多書以后,最后比較下來發現我想過的有些東西還沒有被別人想到,這就是勞動分工理論的均衡模型,后來這就變成了我的博士論文。

1987年我的論文通過答辯,之后我去了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一年以后我到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教書。1989年升任高級講師,1992年成為正教授,1993年當選為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2000年升任講座教授。這些年來,雖然我一直在莫納什大學教書,但是每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美國、香港、臺灣作客座教授。從1998年開始回國的時間也比較多了,并担任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客座教授。

(本文系本報記者肖瑞、李利明2003年采訪楊小凱時,根據其口述整理而成,并經其本人審校修改,編輯時有所刪減。)

來源: 《經濟觀察報》    

2011-10-11 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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