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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禮庭:中國革命重演了法國大革命部分歷史情景
丁禮庭:中國革命重演了法國大革命部分歷史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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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托克維爾《舊制度和大革命》有感

我早在幾年前就拜讀了托克維爾,這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偉人的巨作《論美國民主》,并早就想拜讀他的另一部巨作《舊制度和大革命》,但一直沒有時間來實踐這一心愿。直到最近,在網上讀到了端宏斌先生的文章《中南海的高層在担心什么?》文章中不但提到了中國高官目前正在熱讀該書,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問題。于是我終于下功夫仔細閱讀了這一偉大著作。不但獲益匪淺、體會深刻,而且也造就了這篇讀后感,對端宏斌先生的部分問題也做了個人的粗淺解答。

一、 “革命并非從壓迫最深的地方爆發,而是從最輕的地方爆發,在壓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無法忍受。”

世界上的許多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往往發生在社會改革已經起步,甚至在經濟和民生問題上初見成效的時期,而不是發生在專制統治最黑暗的時期,這是為什么?

請看托克維爾在本著作中是如何評價18世紀大革命前夕的法國的:“然而在法國,很久以來,一切都已朝著民主邁進。……教士在道義上無能的狀態,貴族的貧困和衰弱,第三等級的財富和知識,地產獨特劃分的既成事實,大量的中等財產,少量的大產業……當時這個有著貴族、國教、貴族制法律和慣例的法國,總的來看,已經是歐洲真正最民主的國家;而18世紀的法國人,由于他們的社會狀況、公民組織、思想風尚,已遠遠超過了當今最明顯地趨向民主的那些民族。”

記得方紹偉先生也曾經提出:“最黑暗的斯大林時期專制最鞏固,反倒是‘三壟斷’最松動的戈爾巴喬夫時期專制才開始崩潰。”同樣的歷史事實是:中國在清政府已經進入君主立憲的歷史階段發生了辛亥革命,在國民政府在1946年已經招開“制憲國大”和1948年召開“行憲國大”時卻被共產黨領導的暴力革命推翻了。

托克維爾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感覺卻更加敏銳。”

我對這種歷史現象的解釋就是:第一,這種在極端專制統治制度上的改良,或者說改進,并不是專制統治者主動的、徹底的民主化運動,而僅僅是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推動下,被倒逼的、被動的、不徹底的改良和改進。工業化和市場經濟往往會造成二大事實,一是,純粹的、原始的市場經濟盡管在總體上改善了民生、但卻不可避免地加劇了貧富二極分化,二是,同時也加劇了民眾對貧富分化和特權的憎恨和怨憤,激發了民眾追求平等的強烈愿望。

第二,最主要的是,上述統治集團被倒逼的、被動的改良和改進,往往是不徹底的,也是無法滿足已經嘗到改良甜頭和已經覺悟、并強烈要求平等的民眾的要求。所以,暴力革命的起因并不是改良已經初見成效,而是政治統治者的改良和改進不徹底,無法滿足已經覺醒的、強烈地追求平等的民眾的要求!!

結論就是,改不改革的問題,由不得集權統治者,在工業化市場經濟的歷史進程中,你不改也得改,你沒有其他選擇,除非你寧愿玉石俱焚,不怕被暴力清算。你要想改革,就必須徹底地、真心誠意地、有效地進行改革,這樣,就一定會使國家和諧地、平穩地、逐步漸進地實現制度的民主化轉型,而有效地避免大規模動亂和暴力革命。歷史的先例就是臺灣蔣經國先生主導的國民黨主動開放黨禁,實現政黨和平輪替的歷史事實,當然還有南非、新加坡、韓國、菲律賓、印尼等國,而且大多數都是東亞文化的國家,都是在民眾民主力量倒逼下,在政府主導下逐步漸進地發展的民主進程。

重要的是,當代中國必須清醒地認識歷史的教訓:當今改革進入十字路口的中國,必須避免法國暴力大革命的根源之一就是:既要實行和推進民主制度,又無法有效地消除特權之下的不平等,這是引起暴力和動亂的關鍵!而這種對平等的片面追求,和因暴力剝奪所縱容的對財富貪欲相結合的結果,必然就是平等和專制集權的結合,而對自由的追求卻被異化為對財富的貪欲!

二、為什么暴力革命后,往往是平等和專制相結合,而自由卻被“異化”?

托克維爾先生在本書中寫道:“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錯

誤、哪些失策,終于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并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又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

當我們讀到托克維爾這些對法國大革命后的社會描述時,難道就沒有一種1949年中國革命后,一直到1978年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在這些現象上,中國1949年到1978年的社會實踐,可以說是重演了法國大革命的某種情境!“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之在這場革命所形成的社會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致人們心安理得地將中央集權制列為大革命的功績之一。”那么這種歷史情境重演的深層次根源又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

1、 對貧富二極分化和專制特權的憎恨和怨憤,以及對追求平等的強烈愿

望,往往是革命的起因,所以,和法國大規模摧毀貴族特權一樣,中國革命同樣也剝奪了鄉村紳士階級和城市有產階級的財富和特權,而在這些社會的中間階層被摧毀后的后革命時代中,就更適宜集權的統治。這和英國光榮革命后,貴族階層逐漸地和中產階層融合為社會中產階級,成為民主憲政的中堅力量是完全不同的。

2、 當因為對平等的追求摧毀了貴族和社會中產階層后,通過暴力革命取得

勝利的領導集團,因戀權和專權,就輕而易舉地、更容易地建立了貴族和中產階級缺位的、一管到底的“平等而專制”的社會制度。

3、 反對貧富二極分化,追求平等的暴力革命必然剝奪有產階級的財富,結

果因生活改善而激發的對財富的瘋狂追求,不但忽略了民主、自由和人權,而且新的集權統治集團往往會縱容和利用民眾的這種貪欲,從而在這種上層專權和平民追求財富二面夾擊的合力下,民主、自由和人權往往會在后革命時代中產生異化。

4、 革命的暴力摧毀了政府機構、民事機構、法律體系、又改變了風尚、習

俗、甚至是預言;摧毀了政府機構后又動搖了社會基礎,但又無法及時地構建新的、完善的、能夠替代的新事物。于是,這一切就輕易地為集權統治開了方便之門。

這就是為什么大多數暴力革命無法建立相對完善的民主憲政制度的主要原因。而客觀事實是,英美逐步漸進的改革模式的社會效果要優越得多。在英美的改革過程中,不但保留了社會中產階級和社會自治團體,或者說是社會自治力量,同樣相對有效地達到了民眾追求民主、自由、人權和平等的社會結果。這也就給予當代面臨社會轉型的中國一個明確無誤的歷史警示,當代中國必須避免暴力革命,必須通過全社會的上下互動和努力,來實現民主制度的平穩轉型!這也是中華民族復興崛起的唯一出路!

最后,我拿托克維爾的話來作為本段落的結尾:“只要平等和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嚴格來說,人們對專制政府的愛好同他們對國家的輕蔑是完全一致的”此話說得完全正確,如果對專制集權政府的支持和愛好,就是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的輕蔑、損害,甚至也可以說是犯罪!

三、暴力革命往往打著反宗教、反傳統的旗幟,但結果領導暴力革命的集團自身往往異化為以宗教式的意識形態來對思想和行動進行宗教式的強制。

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法國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擊教會,在大革命所產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滅的是反宗教的激情。”為什么要反對宗教?就因為“基督教之所以激起這樣的仇恨,并非因為它是一種宗教教義,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政治制度;并非因為教士們自命要治理來世的事務,而是因為它是塵世的地主、領主、什一稅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為教會不能在行將建立的新社會占有位置,而是因為在正被粉碎的舊社會中它占據了最享有特權、最有勢力的地位。”“隨著大革命政治業績的鞏固,它的反宗教事業即告覆滅;……”

而中國革命也一樣,正因為以儒、道、法為主的舊傳統、舊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傳統和文化,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專制的政治制度體系,所以,無論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還是1949年的革命,都無不打著反傳統、反孔孟、反老莊和反商鞅、李斯、韓非的反法家旗幟。同樣道理,無論是辛亥革命后的蔣介石政權,還是1949年后的毛澤東政權,在權力鞏固后,就都非常一致地把它們撿回來,作為鞏固集權統治的工具。而且,以毛澤東為首的集權政府,甚至繼承的恰恰是中國傳統和文化中最反動、最黑暗的專制的因素,(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它們批判和丟掉的卻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包括“仁、義、禮、智、信”、仁義道德、禮儀智信、誠實信用、助人為樂、慈愛寬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諧、勤奮好學、崇尚知識等等,都屬于應該努力發揚的文化理念。拿托克維爾的話來說,就是:“就像今天一樣,政府把全體法國人置于管理監督之下;……” 在當時的中國,毛澤東為首的集權政府也把中國民眾的吃喝拉撒,甚至性行為都完全徹底置于自己的管制之下!

這種暴力革命對宗教、傳統和文化利用的歷史類同的原因,不但因為暴力革命的宣傳,本來就具有一種宗教式的鼓動:“大革命激發了傳播信仰的熱望,掀起一場宣傳運動。由此,它終于帶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時人為之震恐;或者不如說,大革命本身已成為一種新的宗教,……”甚至比宗教更具欺騙和鼓動:“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調整人與上帝的總體關系,調整人與人之間的一般權利和義務,而不顧社會的形式。”更因為“法國革命設計現世,宗教革命則為來世”,正因為暴力革命把信仰的基礎,從調節來世轉變為調節現世,所以,不但偷換了信仰的本質意義和價值意義,而且使信仰第一次能夠成為爭取自身利益的交易和對信仰對象的賄賂——把信仰作為獲取私利的工具!

四、“當大革命爆發之際,法國這座古老政府大夏幾乎完好無損;可以說,人們在它原基礎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夏。”

如托克維爾所說:“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毀了君主制度這個龐大的的體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復……取勝的是舊制度的那些原則,它們當時全都恢復實施,而且鞏固下來。”“1978年的勇士們曾推翻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礎卻留在這些摧毀者的心靈中,在這基礎上,它才能突然間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為堅固。”和法國大革命非常相似的是,中國1949年的革命,就是在蔣介石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制度基礎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廈”,而且“比以往更為堅固”。正如托克維爾所描述的:“政府只是聽從某種本能,而這種本能促使任何政府獨攬大權,政府官員盡管多種多樣,但這種本能卻始終如一。……它利用某一人的惰性,又利用另一人的自私,以占據其位置;它利用舊政府機構的一切流弊,從不試圖予以糾正,只是竭力取而代之,……”這里說的是什么本能始終如一?就是對專制權力的貪戀!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就是對權力的獨裁!

那么,如何來體現“比以往更為堅固”?就如托克維爾所形容的:“其實即使他們真正掙脫了主子的統治,他們也無法擺脫主子灌輸給他們的或聽憑他們吸取的種種錯誤思想、罪惡習俗、不良傾向的束縛。人們有時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權時,竟然把奴隸的好惡也搬了過去,對自己的行為不能控制,……”這是因為,暴力革命徹底摧毀了傳統的宗教精神、文化理念、風俗習慣,甚至是所有社會基礎,卻無法及時地建立和完善新的事物來填補空缺,結果就是換湯不換藥,舊瓶裝新酒!

最顯著的例證就是托克維爾指出的:“王國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國家的條件被特許出讓的,國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過是身份尚有爭議、權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這是現代社會主義的主導思想。看上去奇怪,社會主義首先植根于國王專制制度。”歷史的重演就是1949年后的中國,當工農革命者在剝奪了鄉村紳士階層的土地所有權的同時,也同樣剝奪了普通農民“耕者有其田”的神圣權利,結果就是幾千萬農民因饑餓非正常死亡的慘劇!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的劉少奇先生在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尤其是在反右運動中,支持,或者同意對黨內外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進行政治迫害的同時,也就從根本上剝奪了他自己作為國家主席的“憲法權利”!所以,就資本主義的,或者確切地說是市場經濟的第一原則:“保護私有財產”而言,不但保護的是有產階級的財產,同樣也保護了弱勢群體的財產,從某種意義上說,保護弱勢群體的財產比保護有產階級的資產要重要得多。正如劉軍寧先生所說:少奶奶的項鏈被搶,只是她再買一根的理由,而乞丐的饅頭被搶,甚至會威脅到他們的生命。

五、當代中國必須清醒而理性地認識18、19世紀英、法建立和完善工業化市場經濟及其所必需的民主憲政制度的不同過程和不同模式的前車之鑒。

正如托克維爾所分析的,在整個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及其所必需的民主憲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過程和模式上,英、美走出了一條和法國暴力大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英國,……人們便會發現,自17世紀以來,封建制度已基本廢除,各個階級互相滲透,貴族階級已經消失,貴族政治已經開放,財富成為一種勢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賦稅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辯論公開。所有這些新原則在中世紀都不存在。然而正是這些新事物一點一滴地滲入這古老的軀體,使之復蘇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時,灌輸新鮮活力。17世紀的英國已經是一個現代國家,……”

使得英國不同于歐洲其他國家的并不是它的國會、它的自由、它的公開性、它的陪審團,而是更為特殊、更為有效的某種東西。英國是真正將種姓制度摧毀而非改頭換面的唯一國家。在英國,貴族和平民共同從事同樣的事務,選擇同樣的職業,而更有意義的是,貴族和平民間的通婚。最大的領主的女兒在那里已能嫁給新人,而不覺得有失體面。”“在英國領主家,可以請三四個莊稼漢來和主人全家一起吃飯,并坐在上流社會的貴婦人當中。這種事我在英國至少見到過一百次。可是在法國,從加來到巴約訥,這種事哪里也尋不到。”“我不知道,封地獲取稅是否比其他捐稅在加劇平民與貴族的分裂上起更大的作用,因為它妨礙了平民與貴族的融合為一,因為擁有地產是使人與人同化得最快、最好的事情。一道鴻溝就這樣每時每刻在貴族所有者和他的鄰人—— 平民所有者——之間重新劃出。相反,在英國,自從17世紀以來就廢除了世襲領地與平民占有土地之間的差異,從而空前加速了這兩個階級的凝聚。”“英國貴族的杰作是使社會各民主階級長期地相信共同敵人是國王,因而使貴族終于變成了各民主階級的代表,而不再是他們的主要對手。”

“18世紀在英國享有捐稅特權的是窮人,在法國則是富人。在英國,貴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負担,以便獲準進行統治;在法國,貴族直到滅亡仍保持免稅權,作為失掉統治權的補償。”但在法國“自國王約翰被俘、查理六世瘋癲而造成長期混亂、國民疲憊不堪之日起,國王便可以不經國民合作便確定普遍稅則,而貴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稅權,就卑鄙地聽憑國王向第三等級征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幾乎全部弊病與禍害的根苗,它們折磨舊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驟然死亡。”在法國,“捐稅的不平等每年都使各階級分離,使人們彼此孤立,其深刻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最有能力納稅的人免稅,最無能力應付的人卻得交稅,當捐稅以此為宗旨時,就必然要導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稅,窮人交稅”

那么造成法國這種歷史事實的根源是什么呢?托克維爾分析得非常明白:“當國王第一次憑借自己的權威征收捐稅時,他懂得首先必須選擇一項看來不致直接損害貴族的捐稅;因為貴族在當時是與王權敵對的危險階級,他們絕不會容忍損害他們利益的革新;因此國王選定一項他們免繳的捐稅;他征軍役稅。于是,在已經存在的所有個別的不平等中,有加上一項更普遍的不平等,從而加劇并維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

英國爆發第一次革命(指1642-1649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震撼了整個國家的整個政治結構,直至廢除了君主制,但它只是非常表面地觸動次要法律,幾乎絲毫未改變習俗和慣例。司法和行政保留原來的形式,照舊沿襲著昔日的習慣做法。據說在內戰最激烈的時候,英國的12位法官仍在繼續進行一年兩次的巡回刑事法庭。因此,一切并未同時激蕩。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國社會盡管在頂層動搖,基礎卻巋然不動。”

從上面托克維爾的分析論述中可以看出18、19世紀英、法兩國的社會狀況區別明顯:一是,英國的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現象,遠遠小于法國,尤其是在貴族特權方面,同樣遠遠地小于法國。可見,在社會變革時期,這種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的特權,是引發暴力革命的最主要的根源。以史為鑒,我們中國當今如果真要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話,能不能有效地縮小貧富差距和消除不平等的特權,是避免動亂和暴力革命的最主要因素。

二是,英國貴族明智地承担社會責任,負担主要稅負,并主動和第三階級融合,走向大眾,成為民眾遏制和推翻王權的領導力量。但法國的貴族卻在自私地貪戀特權,和民眾保持距離的同時又反對王權,自我孤立,結果是自取滅亡。以史為鑒,中國的中產階級絕對不能為了自我利益而倒向集權群體,把自己自立為民眾爭取民主權利的對立面。尤其是在當今中國貧富差距如此之大的客觀現實中,中產階級絕不能自私地把社會責任和稅負推向民眾。可以這么說,中國中產階級在政改中的立場和傾向,將直接決定中國政改能不能有效地避免動亂和暴力革命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是,英國的稅制和稅負比法國要公平的多。以史為鑒,在當今中國稅制和稅負同樣非常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客觀事實中,那么,在政改過程中能不能有效地改變在這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稅制、稅負,就同樣成為能不能有效避免動亂和暴力革命的關鍵因素之一。

四是,當今中國必須借鑒英國的成功經驗,在整個改革,尤其是在政改的過程中,必須逐步地漸進,在上層領導群體和政治體制變更和改革的同時,必須保持整個社會基礎的基本穩定,尤其是保持行政、司法和法制“基礎”的基本穩定。并必須盡可能地避免動亂和暴力革命!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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