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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張恨水:愁花恨水生
我的父親張恨水:愁花恨水生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張恨水(1897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遠,恨水是筆名,取南唐李煜詞《相見歡》“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之意。張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說家,也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稱為現代文學史上的“章回小說大家”和“通俗文學大師”第一人。作品情節曲折復雜,結構布局嚴謹完整,將中國傳統的章回體小說與西洋小說的新技法融為一體。更以作品多產出名,他五十幾年的寫作生涯中,創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說,其中絕大多數是中、長篇章回小說,總字數三千萬言,堪稱著作等身。


2012年10月12日張恨水的骨灰安葬于故鄉潛山張恨水紀念館并立銅像。


“張恨水”似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尷尬的角色:一方面,作為20世紀創作數量最多、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之一,他用畢生心血所營造的3000多萬字的文字世界,用多種體裁,勾勒出一幅鮮活的20世紀前半葉的社會圖景。另一方面,中國現代文學史卻在相當長時間內或將其作為批判對象,或干脆不列入文學史。


然而拂去歷史塵埃,令人不能不重新審視這個名字。他的作品在當年的暢銷程度不可想象,他的小說被改編的劇種也最多,從京劇、滬劇、河北梆子、黃梅戲,一直到評彈、京韻大鼓。到了《啼笑因緣》時,甚至連木偶戲都有了。


1937年的南京,張家又要增添一個小生命。因為上面都是男孩,張恨水特別希望這個小生命是個女兒,見又是個男孩,又正值戰火紛飛的多事之秋,他說,也好,讓他以后入伍打仗吧——這便是“張伍”名字的由來。受熱愛京劇的父母影響,張伍考入中國戲曲學校(中國戲曲學院的前身),學習老生,后改為戲曲研究。雖已是七旬老人,但一開口,那字正腔圓、底氣十足的“架勢”便立即顯露出當年功底。張伍說,從父親為他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張恨水不是許多人想象的只會吟花弄月的舊式文人。


上世紀60年代張恨水先生的全家福


張恨水的“誕生”


父親“張恨水”的名字,是與《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諸多深入人心的文藝作品聯系在一起的。但說來人們也許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親,居然是數代習武的將門之后。


我的曾祖父張開甲自幼習武,是家鄉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國興起時,他還曾入湘軍曾國藩部隊。他的絕技是信手拿一雙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夾死一只蒼蠅,而被夾死的蒼蠅,只是翅膀折斷,身體依然完整。父親后來在寫《啼笑因緣》時有一細節:關壽峰請樊家樹吃飯時用筷夾蠅,很多人認為“不真實”,“荒誕不經”,殊不知這恰恰是曾祖父的絕技。


父親原名心遠,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潛山。據說他出生那天,正好是曾祖父接到了提升參將(二品頂戴)的喜報。曾祖父大喜,認為這個孫子是大富大貴的命,豈不知造化弄人,父親的一生既不富也不貴,手耕筆種,糊口而已。


父親6歲入私塾讀書,天資過人,過目成誦,祖父本來計劃讓父親東渡到日本留學,但父親更向往歐美。祖父一時拿不出那么多學費,就讓父親等一段時間,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場急病猝然去世。父親是家中長子,去世前,祖父把父親叫到榻前問他:你能否上養老母,下養弟妹?父親跪在病床前,鄭重承諾下來。從此,家庭重担便壓在父親身上,一壓就是大半生。


那一年,父親只有17歲,在親友介紹下,先到了上海,考進孫中山先生辦的蒙藏墾殖學校就讀。這期間,他試著寫了兩個短篇小說投到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沒抱多大希望。沒想到過了幾天,竟然收到主編惲鐵樵的親筆信,表示可以刊載。父親欣喜若狂,雖然不知何故,一年、二年,一直等到十年后惲鐵樵離開《小說月報》,稿子也未見登出,但這對父親最終走向文學生涯,無疑起了巨大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親在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漢口再發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這個名字曾引起讀者很多興趣和猜測,其實就來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一句。


1913年,因時局不定,蒙藏墾殖學校解散,父親再次失學。后被他的堂兄介紹到著名話劇藝術家李君磐和陳大悲主持的“文明進化團”,做一些文字宣傳,也曾粉墨登場,上臺演過戲。此后父親又參加了蘇州的“民興社”,結識了劉半農等許多新朋友。這些經歷,對他后來的文學創作極為有益。


1919年秋,父親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心愿是想到北大當旁聽生,但先要解決謀生問題。有一天父親一位同鄉來訪,隨手帶走了父親閑時填的一闋《念奴嬌》,而這個詞又恰巧被后來成為報業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問歸囊,除是一肩風月……”之句讓他大為傾倒,由此兩人結識。1924年,成舍我要父親在他創立的北京《世界晚報》中負責文藝副刊,父親對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謂“嘔心瀝血”也不夸張。因為是初辦,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幾乎是“張恨水的獨角戲”,小說、散文、詩詞、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頗受讀者好評。


父親那時同時兼幾份工作,在《益世報》當編輯、《世界日報》上撰稿,每份稿費上他寫著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為了克制自己不花錢。他對祖母極孝順,在寫《金粉世家》時,知道祖母喜歡這部小說,不管多忙,他每日把報上的連載,親自讀給祖母聽。抗戰勝利后,我們一家從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剎那,父親跳下人力車,不顧土路的骯臟,50多歲的人撲通一聲就遠遠跪下來,笑聲、哭聲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親在此期間撰寫的第一部百萬字的長篇連載小說,也是29歲的父親的成名作。這部小說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轟動,每天下午兩三點鐘,就有不少讀者在報館門口排隊,焦急地待著當日報紙,以先睹為快。如此景象長達5年之久。“張恨水”隨著《春明外史》成為南北皆知的人物。


張恨水先生在書房


黃金時代


如果說《春明外史》讓父親在文學殿堂初露頭角,《金粉世家》則讓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


《金粉世家》從1927年2月開始在《世界日報》連載,持續5年之久。這部小說再次引起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出現了許多《金粉世家》迷。有人評價這部小說是“民國紅樓夢”。由于寫的是豪門,很多讀者好奇地猜測,有人說寫的是袁世凱家,有人說是曾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錢能訓家,眾說紛紜,很是熱鬧了一陣。雖然父親一再公開聲明這只是部小說,但還是出現了許多好事的“索隱派”。還有許多讀者在看到小說最后的結局,是冷清秋在大火中攜幼子出走,竟不禁為其一灑熱淚,不少人寫信給父親,讓他“筆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父親創作的人物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見一斑。


1929年,父親應全國最大的報紙——上海《新聞報》副刊主編嚴獨鶴之邀,開始創作《啼笑因緣》,再一次證明了父親在小說創作上面的創作力。這部小說后來也被改編成許多種藝術形式,僅搬上銀幕和熒屏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來,不斷地被重新改編拍攝,差不多5年一次,這可能是百年來中國現代小說創下的最高紀錄。1932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攝此片,主演胡蝶等還到家里探望父親和母親。當年,為了這部電影,明星公司還與大華電影社打了一場官司,黃金榮也牽涉其中,鬧得滿城風雨。倒是父親置身事外,他也樂得不招惹是非。


“張恨水”在當時的文名已經很盛,《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小說在報上連載后,都使報紙一時銷路激增,甚至連廣告客戶也指明要把廣告刊登在小說連載的那個版面上,他也就先后成了《世界晚報》、《世界日報》、《新聞報》等報紙的“財神爺”。


父親一個令人叫絕之處是,好幾部小說,比如《啼笑因緣》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時在寫。其實并不是他想這樣,大多情況下都是礙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卻之下答應下來的。我愛人剛到我們家時還問過他:“您同時寫好幾部,不亂嗎?”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會弄亂嗎?”對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時他同時在寫7部小說,都是長篇,不知道父親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父親是這樣寫的:他先是按照每天連載需要的數字,先完成三天的《啼笑因緣》,留下最后一頁紙,然后再埋頭寫三天的《金粉世家》;那時沒有電腦也沒有復寫紙,他把稿子的最后一頁留下,著手寫哪一部小說時,他就“復習”留下的那頁紙,知道故事發展到哪里了,再接著寫。《金粉世家》里有上百個人物,關系錯綜復雜,他有一張人物表,寫明主要人物的年齡、性格特點、人物關系等,這是他這么多部小說中唯一一個人物表。


《啼笑因緣》掀起了一陣狂潮,有捧的,有罵的,但不管是誰,他們對都父親的文字功底和語言駕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讀者之多令人吃驚,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婦孺百姓。張學良、陳獨秀、周恩來、毛澤東、陳寅恪、章士釗等都是他的讀者。數十載后,我還看到當年的讀者保存的剪貼本,上面仔細粘貼著父親當年發表的每一期連載,感動之余,又由衷地為有這樣一個父親而自豪。


《春明外史》在北京連載時,適逢張學良將軍在北京,他非常推崇父親的文采,希望結識。父親起初避而不見,但有一天張學良做了不速之客,竟自己找到父親寓所。相見之下,父親覺得這位少帥談吐不凡,可做朋友。張學良原想請父親出去做官,但父親堅辭不就。抗戰結束后,我們舉家從重慶內遷,中途路過貴州息烽,吃飯時父親低聲對母親說:“張學良就關在這里,我倒很想去看他,但是他們也不會讓我去的。”


1930年,父親因故辭去了《世界日報》的工作,一心一意開始了他熱愛的寫作。這一時期是他的創作高峰期,也可以說是他一生最愉悅的時光。


這時期,父親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為得意之事。父親從幼年起就迷戀上了繪畫,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動下,他用自己的稿費出資創辦了“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簡稱“北華”)。父親和美術界的許多畫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真誠邀請下,齊白石、王夢白、李苦禪、劉半家等都前來任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齊白石、王夢白兩人平時素不來往,如今由于父親的友誼和情面而使得兩位美術大師在一校共事,成為當時美術界的一段佳話。


也許是父親的“盛名”之故,報名的學生很踴躍,全校有200多名學生,分國畫系、西洋畫系、師范系等。后來成為優秀藝術家的張仃、藍馬、凌子風等,都是這個學校培養出來的。可惜這樣一個充滿美好前景的學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軍的炮火而夭折。


張恨水先生在北京的故居


國如用我何妨死


父親雖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說絕大多數都是以北京為背景,寫北京的歷史、文化,大量描寫北京的風土人情。父親熱愛北京,一直將它視為自己的第二故鄉。1935年北京出現了偽政權,不久有傳聞說父親因寫抗日小說上了黑名單,父親被迫于這年秋天黯然離開。他在詩中不無傷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離散舊家。”


離開北京后,父親的老朋友張友鸞極力慫恿他到南京辦報。父親也很喜歡南京,用他的話說,“賣菜翁都有煙水氣”。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積蓄拿出來,創辦了《南京人報》。張友鸞后來在回憶中說:“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南京人報》一直堅持到南京淪陷前4天才停刊。父親自己辦報的歷史,就這樣永遠地成為歷史。1937年底,父親把全家安頓到安徽潛山老家后,他自己提著一個柳條箱只身入川。途經武漢時,父親聽到了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震驚之余感到無比憤慨。我的四叔張牧野雖是學美術出身,也是一熱血青年,他向父親建議干脆回家鄉組織一支人馬打游擊抗日。43歲的父親毫不猶豫同意了,毅然決定投筆從戎。他以自己的名義親筆寫呈文交給當時國民政府的第六部,請認可他們的這個行動,并寫明他們不要錢,也不要槍彈,但被拒絕了。


1938年1月,父親來到重慶,在此結識了陳銘德、鄧季惺伉儷,他們正計劃將原在南京的《新民報》在重慶復刊,因而力邀父親加盟。父親欣然接受,不久,張慧劍也參加進來,張友鸞、張恨水、張慧劍,就是被文壇報苑傳為佳話的“三張大會師”。


半年后,母親抱著我和哥哥,冒著日機的轟炸,跋山涉水,經歷了千難萬險,終于和父親團聚。在重慶郊區的南溫泉的三間茅草屋,哥哥、我和兩個妹妹,與父母住在一起。我們那時生活得很窘迫。在那8年里,我們全家沒有照過一張相,沒有一張留影。記憶中父親經常坐在破桌子前,戴著老花鏡,用筷子把米里的麩子和蟲子一個個挑出來。


父親雖然寫了大量作品,但早期,他的稿費并不高,只是在《金粉世家》之后身價才“漲”了起來,但他上有老母、下有三弟二妹,他們的上學、結婚,都要靠父親負担;此外,當年他投了很多錢的“北華美術學校”和在南京創辦的《南京人報》,都因日本人的入侵而停辦,等于將他前半生的錢都耗費一空。直到抗戰后期,上海的一些書商進入四川,出了一些書,父親的境況才好一些。


父親曾多次聲明:他的小說從不寫真人真事,但只有一部除外,那就是《虎賁萬歲》。


1943年,在常德會戰中,74軍57師在師長余程萬的率領下,以8000人應對日軍6萬余人,迫使日軍撤回長江北岸,全師最后僅有83人生還。常德會戰數月后,有兩位身著灰棉布軍衣、面孔黝黑的戰士不請自來,找到我們在重慶南溫泉的茅草屋,說是受師長余程萬派遣,希望父親能將常德會戰寫成小說。父親起初很猶豫,在兩位客人的一再懇請下,才開始了創作。他看了大量軍事材料,兩位客人也輪番到家里閑聊,親自在茅屋里演示作戰情形,甚至哪天下雨、炮是怎樣響的、子彈在夜里發什么光,都一一詳加敘述。


用了兩年時間,父親于1946年4月終于完成了這部《虎賁萬歲》。關于此書還有一件趣聞,一位很漂亮的蘇州小姐,看了《虎賁萬歲》后心儀余程萬,托人介紹,最終竟做了余太太。


上世紀60年代張恨水先生與四子張伍及孫女


重回北京的張恨水


抗戰勝利后,父親應陳銘德夫婦之邀赴北平籌辦《新民報》,父親在北平的人緣好,北平人一直將他視作“老鄉”。闊別8年,聽說他又回來辦報,老讀者奔走相告。很多《新民報》老讀者告訴我,到了正式接受訂戶那天,清晨拂曉,夜色尚未褪盡,很多讀者便已迫不及待地趕來了,《新民報》社所在的東交民巷西口的瑞金大樓前,已熙熙攘攘地擠滿了人。而后又有讀者不斷加入,比逛廟會還要熱鬧。大門一開,人們都爭先涌入,竟然把柜臺都擠倒了!


北平《新民報》創刊第一天,報紙就被搶購一空。父親在其主編的《北海》副刊上相繼發表了小說《巴山夜雨》和《五子登科》,此外,還撰寫了大量的詩、詞、曲、賦、散文等,頗受讀者歡迎。北平《新民報》的發行量始終居北平各大報紙之首。從1946年到1948年短短的3年內,父親寫了大量的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迎來了他創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父親回到北平后,有一件令他非常痛心又很難過的事,就是那時在東北、華北、華東出現了許多冒“張恨水”之名出版的偽書。我查有實據的“偽書”就有52本。父親說:“我不敢說我的文章好,但我絕不承認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來,偽滿洲國和華北、華東淪陷區,卻讓我的尊姓大名下流了一個長時期。”對這些偽書,他既反感又無奈,我們兄妹有時從書攤買回偽書,回家請他過目,他總是看也不看就說:“燒了!”


回北平后,我們先在北河沿安了家,這是母親的私房錢買的,故名“南廬”。父親極喜愛花草,小院子擠滿了各種顏色的花,生機盎然。經歷了漂泊、分離的一家,終于可以團聚一起安享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惜,這樣的生活也并沒維持多久。1949年5月的一天,晚飯后,正在給兩位讀初中的哥哥補習英語的父親,突然口齒不清,繼而昏迷不醒。母親趕緊派了家人,將父親送到醫院搶救。


患了腦溢血的父親在昏迷數天后終于醒過來,但記憶力受到很大破壞,除了母親,誰也不認識了。已懷著3個月身孕的母親晝夜服侍在他身邊,終于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


父親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經濟陷入困窘。母親變賣了自己的全部首飾,給父親看病,并維持家用。1951年,母親為了讓父親安心養病,便賣掉了北河沿的房子,又買了離原來住處不遠的磚塔胡同43號。有意思的是那時買房不是用錢,而是用布,我至今還保存的買房契約上寫明,母親是用“二廠五福布150尺”買的。父親后來被文化部聘為顧問,有了份固定工資,家庭生活遂有了基本保障。


父親開始像小學生那樣,每天在大字本上練習楷書,一筆一筆地寫,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時寫,從頭開始,特別專注,終于,他能靈便地寫字了,而且越寫越好,幾乎恢復到病前水平。1953年初夏,父親終于恢復了寫作,他寫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從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再一次受到讀者的追捧。


從1955年始,父親的舊作《八十一夢》、《啼笑因緣》、《五子登科》、《魍魎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陸續出版,家里的經濟狀況也有所好轉。父親對自己病后“只拿錢不做事”的顧問一職頗為不安,他親筆寫信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茅盾,辭去了文化部顧問一職。解放后,靠稿費生活的專職作家,父親是第一人。


1957年以后,報刊對父親的約稿陡然減少,他的書也沒有出版社再愿意出版。父親一下子清閑下來。閑暇時,他就在院里整理他喜歡的花草。1959年10月,奔波勞碌憂患半生的母親撒手而去,讓父親再一次遭受巨大打擊。


母親原名周淑云,長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溫柔,加之喜歡貓,所以街坊鄰里都昵稱她為“貓二小姐”。在我記憶中,母親從來沒有厲言疾色地大聲呵斥過誰,偶爾發次脾氣,也是柔聲細氣。母親當年是“春明女中”的學生,據說是在學校游藝會上,認識了父親,而且一見鐘情。母親是父親的讀者,很欣賞他的才華,兩人很快便墜入情網。婚后,父親用《詩經》第一章為母親易名“周南”,從此母親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親不幸得了癌癥。雖經過兩次手術而希望渺茫。母親之死,對父親的打擊極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親的墓地,直到暮色蒼茫才回家。自此,父親變得更加不愛說話,總是默默地一個人坐在書房里,把母親的所有照片掛在床邊,似乎還和母親生活在一起。他把對母親的思念,都傾瀉于一首首詩詞中。


手澤無多唯紙筆


父親從不穿便服,從我記事起,永遠是一襲長衫。在家里也沒有任何特殊之處,跟我們吃一樣的飯菜。雖然父親在小說里塑造的人物個個都鮮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親卻木訥、不善表達,父親畢生都很低調,不喜歡拋頭露面,即使在當時已經大紅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郵局取稿費,郵局小姐看了他的簽名,先是一驚,繼而跟周圍人交頭接耳地嘀咕一陣,惹得郵局里的人都抬頭看他,把父親看得極窘。出來后,父親對我說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當小說看,實在是件很難堪的事。”


在我看來,父親更了不起的地方,不僅是他在文學上的造詣,更是他的人格修養。父親生前對毀譽非常淡泊,對很多爭論也不予回答。捧也好,罵也好,他從來不置一辭。我們那時年輕氣盛,總希望父親能出面說幾句。父親只是意味深長地說:“書在,就會說話。”他從來不參預任何派別的筆仗,認為只是“徒亂是非”。


父親長期被冠以“鴛鴦蝴蝶派”,這個標簽使外界對他們這一派作家有一種誤解,以為他們都是只會吟花弄月、不關注社會現實。這對他們來說是個不公平的評價。何為“鴛鴦蝴蝶派”,一直沒有一個科學定義,而是把那些寫傳統形式小說的人籠統地劃歸這一派。這個定義也很蕪雜,把武俠小說、偵探小說都劃為“鴛鴦蝴蝶派”,其實他們的各自特點并不一樣。比如寫中國最早的偵探小說《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寫了《秋海棠》的秦瘦鷗;被視為“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歲時還說:“別人說我是鴛鴦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鴛鴦蝴蝶派’。”


雖然年輕時寫了那么多作品,但父親后來一直被視為另類,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來就不愛說話的父親更加沉默。我后來感悟到,處于邊緣地位的父親,內心深處一定埋著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涼,他對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應對。


父親在家里也比較嚴肅,不茍言笑。我對父親的感覺是敬畏多于親近,也許正因為此,童年時他為我講過的《木偶奇遇記》,我銘記終生。但他對妹妹非常疼愛,父親喜歡弄花,唯一允許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我的家籠罩在忐忑不安中,我們兄妹幾個也到外地參加“社教”或“四清”運動,家里愈發冷清。父親終日呆在書房里,與他熱愛的《四部備要》為伴。他用已經不大聽使喚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給在外地的兩個妹妹寫信,信上說,因為想念女兒,他竟然半夜哭濕了枕頭……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聲中迎來了1967年的春節。這年除夕,父親還拖著病體顫顫巍巍地下跪。那時他好像已經有所意識,在心底一定在對祖母訴說著什么。過了年,父親可能得了感冒,身體更虛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勸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醫院看病。當晚23點半,我看他的屋里還亮著燈,就披衣過去,見他仍在擁被讀《四部備要》。我讓他早點睡,他把書緩緩地放在枕邊,說了聲“好”,誰知這是他留在人世間的最后一句話。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為他穿鞋時,父親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沒有一絲呻吟,更沒有一絲痛苦,只有他身邊放著的《四部備要》。


2002年,父親曾住過的磚塔胡同面臨拆遷,我和家人曾申請作為文物保護單位,但最終還是落了空。父親曾有詩云:手澤無多唯紙筆。除了那3000余萬字的作品,父親的一生,便如水一樣,歷經波瀾轉折,最終漂逝而過……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口述:張伍 作者:李菁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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