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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塞爾·普魯斯特:一生的意義及追求
馬塞爾·普魯斯特:一生的意義及追求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年7月10日—1922年11月18日,Marcel Proust)是20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意識流文學的先驅與大師。也是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普魯斯特出生于一個非常富有的家庭,自幼體質孱弱、生性敏感、富于幻想,這對他文學稟賦早熟起了促進作用。中學時開始寫詩,為報紙寫專欄文章。后入巴黎大學和政治科學學校鉆研修辭和哲學,對柏格森直覺主義的潛意識理論進行研究,嘗試將其運用到小說創作中,可以說柏格森、弗洛伊德成了他一生文藝創作的導師。1984年6月,法國《讀書》雜志公布了由法國、西班牙、聯邦德國、英國、意大利王國報刊據讀者評選歐洲十名“最偉大作家”,所排名次,普魯斯特名列第六。


一生的意義


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一生富有教育意義。早在少年時代,他便開始寫作。無論什么時候,他總不忘做些筆錄,為將來的著作作準備,完成這部巨著正是他平生的夙愿。不幸的是,他小時候便身患痼疾。到35歲時,他的病情已經發展得十分嚴重了。他摒棄了社交生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追憶逝水年華》的寫作。


有人把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一生分為這樣兩個截然對立的階段:開始是縱情作樂的青年時期,接著便是苦行禁欲、身不離書稿的隱居時期,這樣區分似乎并不恰當。就像帕斯卡爾1623—1662,法國著名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著有哲學名著《思想錄》一樣,突然在一夜之間放棄了世俗生活,流著快樂的眼淚獻身于上帝。只是普魯斯特無須改奉宗教。也許他的一生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但絕沒有什么重大的精神危機作為標志。在15年的歲月中,他是逐漸地離開那長久以來給他無限歡樂的沙龍和社交往來,而不是毅然決然地一去不回。


毫無疑問,這種隱居生活對于他是痛苦的。病魔纏身,久治不愈。他要創作,拿出自己的作品。他還來得及完成這項任務嗎?他在幼小的時候,便已經嘗到了出盡風頭、備受寵愛的滋味。15歲時,他是施特勞斯夫人沙龍里的忠實的小侍從,總是坐在夫人身邊一只碩大的長毛絨軟墊上。第三共和國的一些達官顯貴前來拜望女主人時,總會注意到這位年輕的寵兒。人們把他比作保爾·布爾熱1852—1935,法國小說家短篇小說中的意大利王子。他家里的梳妝臺上放滿了各式請柬,一位有名的交際花曾給他寄來一本書,上面扎著一塊從她襯裙上取下的綢料。他很快便學會去了解他那個時代的社會,他交朋友總是選擇一些聰明、忠誠或高貴的人。他家產殷富,足以讓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滿足自己的各種欲望和心靈的激情。


然而沒多久他就明白這種快樂并沒有多少價值。雖然他覺得只有在心情歡暢時,生活才有意義,但他也同樣知道,一切產生于感情沖動和人際交往中的幸福都是虛幻的,轉瞬即逝。社會賜給人們的殊譽和榮耀只不過具有一些相對的好處,這種好處并不能真正改變受益的人,由此而得到的滿足也很膚淺。它們哪里能消除我們內心深處的失望呢?當然,只有瘋子才會摒棄享樂,但是,在追尋享樂時,如果發現它并不盡善盡美,發現我們的欲望未及實現便已發生變化,發現在時間的流逝中我們得不到任何永恒的東西,那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


外在的生活是披在我們身上的一件外衣。我們內心不是還有一種更加真實的生活嗎?而這種生活的火焰不正是藝術嗎?普魯斯特清楚地感覺到了這一點。在荒涼的世界中,藝術為他提供了通往理想之國的唯一道路,使他有希望得到幾乎絕對的喜悅。


近40歲時,他以全部身心投入了這本書的寫作。他預感到死亡的臨近,就抓緊最后的幾年來復閱和充實手稿。只有在哮喘病發作時,他才停止工作,而疾病發作的時間一次比一次長,病情一次比一次嚴重了。


要是他某一個晚上破例又來到社交場合,那是因為他要證實一個與他的著作有關的細節,他想知道多松維爾伯爵夫人行禮時是不是像庫瓦齊埃家的人一樣。他如此頻繁地出入沙龍,也許只是為了更好地收集材料,他與人交往的最終目的就是寫出他的作品。他說:“確實,我在書中傾注了我的思想的精華,甚至我的生命。我對它無限珍視,遠勝過我迄今所做過的一切,因為那一切都是毫無價值的。”


我們將會看到,他的書和他的生活具有同樣的教育意義。各種人物、激情、感覺,從字里行間躍然而出。取之不盡的唯一寶庫就是回憶,即來自我們自己內心深處的各種印象。在藝術上,這也許是人世間僅有的真實。


書一寫好,盡管尚未最后完成,普魯斯特心里便只想著一件事:在自己去世之前將它出版。“現在必須在我自己的墳墓完工之前為它建造起一座巨大陵寢。”有一位朋友認為他太不愛惜身體,他回答說:“只要涉及我的作品,我就有一種預見,這就像一只蜜蜂操心死后的事情似的,死亡確實離我也不太遙遠了。”然而,盡管他百倍努力,戰爭卻使他沒能親眼見到他的作品全部出版。而且由于沒完沒了地修改潤色,耽擱了后面幾卷書的出版事宜。


不過他畢竟還來得及享受榮譽,這份最崇高的榮譽:起先只是一些出類拔萃的人物對他推崇備至,漸漸地全社會都向他表示敬意。這種榮譽越過了國界:他的小說譯本在美洲問世了。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也在討論斯旺《追憶逝水年華》中的人物的嫉妒和德·夏爾呂先生《追憶逝水年華》中的人物的弱點。絢爛的朝霞照亮了他生命的最后時刻。


在去世前不久,他還責備自己對創作不夠盡力。“在天堂的天平上……(垂死的貝爾戈特《追憶逝水年華》中的一位著名小說家)覺得一只秤盤上放著自己的生命,另一只秤盤上放著一角漂亮的黃色墻面(在弗美爾1632—1675,荷蘭畫家最美的那幅畫中)。他深深感到過去他為了后者而犧牲前者是不謹慎的。”這是一顆無限忠于藝術的心靈的最后一絲縈念。


追求


他于1871年7月10日出生在巴黎,幸福的童年十分短暫。


年僅9歲時,他便不能夠繼續享受陽光下的歡樂了。世界的這一部分從此對他關上了大門。有一天,和父母、朋友們從布洛涅樹林散步回家,他突然感到透不過氣來。他的父親普魯斯特教授嚇壞了,生怕他不行了。這是他的哮喘病第一次發作,這種痛苦的間發性疾病從此在他身上扎了根。露天地帶、鄉村、樹木的氣味和花卉的芳香都會使他窒息,呼吸于他成了一種懲罚。


他的母親婚前叫韋伊小姐,是猶太人;他的父親是個天主教徒,祖籍夏特爾。有人曾經想用他的猶太血統對他身上的某些氣質作出解釋,但這只是些理論上的推斷而已,并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同是猶太人的頭腦,可以產生出截然相反的思想體系,產生出完全對立的理論。比如說,斯賓諾莎的理智主義和柏格森的直覺主義。一個種族不會只代表一種思想形式。也許,普魯斯特在面對病痛和死亡時表現出來的驚人毅力,顯得特別有個性。這不就是出現在斯旺身上的唯一地道的猶太人特征嗎?普魯斯特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形象去描繪的。


洗禮,教理傳授,首次領圣體,這一切都沒有給普魯斯特留下多少宗教痕跡:他的父母一向避免讓任何信仰問題介入他們之間,因而孩子也對此漠不關心。在他的作品中,上帝是不存在的,是被遺忘了的。既沒有信仰,也沒有仇恨。


他從母親那里學到了憎惡謊言、一絲不茍、自我獻身的精神,尤其是無比的善良等許多優秀品質。安德烈·貝爾熱先生發現并出版了他的一本懺悔集《月記》1924年12月1日里面記著,一些朋友填寫了一份相同的調查表,14歲的普魯斯特在回答“您最喜愛什么樣的座右銘”這個問題時,寫道:“這個座右銘是無法概括的,因為它最簡單的表達是大自然中美的、善的和偉大的東西。”對于另一個問題:“您最討厭的是什么?”他回答說:“那些對于美好的事物麻木不仁、對感情的溫馨一竅不通的人。”還有一個問題:“您認為什么是不幸?”回答是:“離開了媽媽。”對于母親的無限疼愛,這個脆弱的男孩也報之以深情的眷念,而且十分珍惜這種感情。在他的記憶中,童年的時光充滿了母親的慈愛,母親想以溫情撫慰他那不斷發作的病痛。他覺得,安徒生童話中出現在孩子們夢里的上品天神,因為他母親的慈祥而在所有的母親中選中了她,給她那美麗潔凈的前額罩上了福瑞的光環。從《在斯旺家那邊》的第一章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這種既幸福又憂慮的氣氛。在后面的幾卷中,當他描寫主人公對祖母的那種憂心忡忡的感情時,他想到的也是自己的母親。


在這個年齡,他異常多情善感。他那熱烈的感情和孱弱的身體形成鮮明的對比,他的感情的流露便是種種表達愛慕的行為,或是絕望的哭泣。“阿歷克西先生,別這樣哭啦!”《歡樂與時日》開頭便是這樣。小阿歷克西不敢去看望瀕死的叔叔。“他感到自己無法忍受見面時的那種痛苦。‘可是萬一,他要是談起這事(他的死)呢?’‘您就說他弄錯了。’‘可我要是哭出來呢?’‘您今天早上哭得已經夠多的啦,您在他家里不會再哭了。’‘我不會哭了!’阿歷克西絕望地叫了起來,‘可是他會以為我不傷心,以為我不愛他……我親愛的叔叔!’他說著又哭成了個淚人兒。”


他有一個叔叔住在伊利耶,他每年都要和父母去那里消夏。這是一座寬敞的私人邸宅,離夏特爾不遠,在博斯和佩爾什之間。可是沒多久,由于健康原因,他不能去鄉村度假,也不能去海邊呼吸新鮮有益的空氣了。因此,他很小的時候便在梅塞格利斯那一帶的野樹叢中發現了心愛的野薔薇花。那是真正的野薔薇花,至今仍然盛開如昔,近些年來,常有些美國人朝圣進香似的來到貢布雷虔誠地采擷這些花兒作為紀念。


貢布雷并不僅僅是根據伊利耶描寫的,它也汲取了住在奧特的叔外公韋伊先生的那座鄉村別墅的一些特征。在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小說中,根本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線索。作者只是從紛繁的現實生活中,從好幾處地方,從許多人物身上,尋找選定的特征,以此創造出一個虛構的地點──貢布雷,一個人物──斯旺,一支小夜曲──凡特伊的小夜曲。


在1885年到1895年間,奧特依這個地方就像今天的圣-克魯或者阿弗雷城之于巴黎那樣。在一些漂亮的公園中,寥寥幾個自愿隱退林泉的人一年到頭住在那里,諸如布朗什大夫,即畫家雅克-埃米爾·布朗什1861—1942,法國畫家,曾為馬塞爾·普魯斯特畫像的父親,還有后來的費爾南·格雷格1873—1960:法國作家,以及因為她的狗的緣故而來這里的波多卡伯爵夫人,在她家里,加布里埃爾·德·拉羅什富科伯爵“頭一回來朝拜時”這樣問道:“這兒真美……附近有什么值得觀覽的東西嗎?”《波多卡伯爵夫人的沙龍》(普魯斯特發表在《費加羅報》上的文章)


哮喘病不發作的時候,馬塞爾·普魯斯特從春天起便和父母一起住到拉封丹大街的叔外公家里。屋子里的擺設不太講究,餐廳里假地毯上的圖案是戴·尼埃戴·尼埃父子均為弗拉芒著名畫家的繪畫。在大花園內(如今已被莫扎特大街一分為二了),小馬塞爾常常采摘草莓,他邀請朋友們品嘗鄉村風味的點心。正是在這里,他遇見了那位首先把繆塞介紹給他的伙伴,此人后來又成為他塑造布洛克這個人物的原型。也是在這里,他觀察了猶太人的家庭,了解他們自成一體的集團是如何形成的。


他雖然體弱多病,但仍然進了貢多塞中學。那時候,朱爾·費里1832—1893,法國政界人物正推行世俗教育改革:教師不再穿長袍,孩子們也不必背誦祈禱詞了。學生們對此萬分驚訝。普魯斯特不能天天都去上課。疾病迫使他不得不經常告假,做作文時,他常常缺課。他那出類拔萃的聰明,非凡的記憶力,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知欲,使他取得了優秀的成績,但他因為經常缺課,所以沒能獲得年終獎勵。他十分喜愛雅利費耶教的歷史課:路易十四的宮廷令他贊嘆不已,那些著名人物的生平也同樣使他著迷,日后他就曾極力想在圣日耳曼區重新找到那樣的人。在同學們看來,他在任何方面都遠不如對博物學那樣精通。這門學科對他產生了長遠的影響,他愛把人類跟某些稀有禽鳥、植物或水果進行比較,在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每一頁都能找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在簪花少女的影子下》這個書名不就很能體現出他那植物學家的愛好嗎?從某種角度來說,馬塞爾·普魯斯特是一個人類博物學家,他的作品展現了形形色色的帶有各自感情特征的人物典型。


放學后,還有星期四和星期天,小馬塞爾就去香榭麗舍大街玩耍。有一條小道延伸在摩爾風格的夏季音樂廳(現在成了一個小型高爾夫球場)、木馬、賣彈子和大麥糖的女販以及加布里埃爾大街開闊的草坪之間,他就在這里與朋友們相會:中學同學萊昂·布朗徹維克,如今他是法蘭西研究院成員,羅貝爾·德雷福斯,保羅·勒克萊爾,戰爭中死在香檳地區的路易·德·拉薩爾,還有24歲時不幸去世的讓·德·蒂南,以及其他許多人……一般來說,他比較喜歡跟大家在一起談天,對于游戲他并不那么感興趣,他在游戲中總顯得很笨拙。然而這幫年輕人卻對他那機敏的思維驚嘆不已,他善于對一般人的看法進行更深一層地分析。他能背誦許多詩句,時而和別人談論馬拉美的詩節,時而對波德萊爾的詩加以評論,他曾這樣說過:“他對中世紀武功歌的價值有著精確的理解,這跟博絮埃雅-貝·博絮埃,1627—1704,法國作家、演說家一樣美妙。”勒孔特·德·利爾1818—1894,法國詩人的作品使他無比興奮,他滿懷深情地對伙伴們談起科波菲爾,談起多拉之死以及那條小狗的死。


當時戲劇正盛極一時,我們今天對此是很難理解的。在莫里斯的巨大石柱上,貼著五顏六色的廣告,上面寫著演員的姓名:薩拉·伯恩哈特、穆奈·絮利、戈·德洛內,在拉·貝爾瑪(《追憶逝水年華》中的一位女演員,薩拉等四人都是當時有名的演)的天才中能夠看到他們的影子。法蘭西喜劇院就像一座神圣的廟宇,奧吉埃基·維·艾·奧吉埃,1820—1889,法國劇作家和小仲馬的劇本到處上演。阿爾蒂爾·梅耶在《高盧人報》上開辟了連載專欄,薩爾塞弗·薩爾塞1827—1899,法國戲劇評論家統治著《時報》的論壇。這些通俗喜劇使年輕的普魯斯特欣喜若狂,陶醉在一股激情之中。


香榭麗舍大街的這群人中也有一些小姑娘,其中有幾個很得普魯斯特的歡心。為了她們,他放棄了熱情洋溢的聊天,忘卻了小說、詩歌。他必須向她們坦露心靈的激動,傾訴奔騰活躍的思想。他已經感到了奉獻與自我犧牲的需要,第一次感到自己那顆充滿愛情的心的搏動。他懇求“吉爾貝特”吉爾貝特是《追憶逝水年華》中的一個人物,斯旺和奧黛特·德·克雷西的女兒,后成為蓋爾芒特公爵夫人(他根據這些姑娘創作出來的人物)與他結下新的、純潔的、深厚的友誼,這大約是從離當時最近的那個1月1日開始的。他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你為愛情貢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自己,愛情可以給你幾分鐘的歡樂,這也許就是生活中的些微樂趣吧,可是你卻得為此久久地嘗盡痛苦滋味。


1889年是法國實行志愿兵役制的最后一年,中學畢業會考一結束,普魯斯特便報名入伍了,那年他18歲,被分配在步兵第76團。他的身體一向不好,因而免除了繁重的勤務雜役,也不用參加長途行軍,奧爾良駐軍的指揮官阿韋爾上校對他極其照顧。年輕人一心想深入了解他剛剛踏入的這個嶄新世界。他生性嚴謹,從來不會只從表面上考慮問題,現在他對戰略問題產生了特別的興趣。在《蓋爾芒特家那邊》一書中,當主人公與朋友圣盧一起討論在許多偉大將領的歷史中出現的戰術問題時,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見解。


退伍后,他便面臨著選擇一個固定職業的問題。他感到自己完全被文學迷住了,以前他曾經寫過一些散文、詩歌(普魯斯特曾出版過小冊子《畫家的肖像》)。15歲時,他寫過一段文字,已經頗具他后來創作中的那種特殊風格,他分析了馬丹維爾城的三座鐘樓給他留下的強烈印象。這段文字被他原封不動地搬入《在斯旺家那邊》和《仿作與雜記》。他明確地感到自己頭腦中已經孕育著一部作品,當然他還不清楚其形式與計劃。然而他知道,這部作品主要將出自為了尋覓最珍貴的印象而在意識中進行的探索旅行。孩提時期,他常在梅塞格利斯那一帶散步,有一天風雨過后,眼前出現的景色使他驚呆了。“那時,我瞧見水面上和墻壁上帶著美麗的微笑,和天空的微笑遙相呼應,我揮舞著收拢的雨傘,興奮地大聲嚷著:‘嗨,嗨,嗨!……’然而,與此同時,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并不僅僅限于這幾個模糊不清的字眼,而是要努力在心醉神迷之中看得更為清晰一些。”尋覓最朦朧的感覺并將其置于智慧的屏幕之上,理解內心深處最隱蔽的東西,他把這種理智和感情的活動當做自己的首要任務。每當他沒有及時捕捉住自己的某種情感,以便對它加以分析,由此將它擴張開去,賦予詩意的再創造,而他又意識到這種情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便會責備自己的這種懶惰,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寬恕的嚴重過失。這種靈感和誠惶誠恐的心理狀態使他認識到自己應該成為作家。


在資產者階層的社會圈子里,人們一般不認為藝術也是一項職業。因而,馬塞爾·普魯斯特得不到父親的理解。阿德里安·普魯斯特教授兼任好幾所醫院的大夫,在事業上可以說達到了頂點。他身材高大,蓄著一部花白胡須,身穿黑色外衣,儀表令人敬畏。進入政府部門之后,他很快便成為法國公共衛生監察官。是他創立了鼠疫和霍亂的“防疫線”,這個名詞也是他發明的。也是他,第一個在醫學院開設了衛生學課程。他在當時便已論及如何同結核病進行斗爭。他不停地揮舞著的夾鼻眼鏡仿佛象征著他那極為忙碌的生活,他十分活躍,是個閑不住的人,幾乎總是在外面忙他的事務。


大家會聯想到馬塞爾·普魯斯特后來的生活,那是完全與衛生學相左的,房間的窗戶從不打開,夜里工作,白天睡覺,對醫生十分憎惡。這種對比具有諷刺意味,清楚地表明了父子之間的疏遠。馬塞爾·普魯斯特寫道:“這些品質和愛好正與我們父母相似,他們為了表現和顯示自己而同新人們進行著斗爭,這就是家庭對立的令人憐憫的悲劇性。”兒子和他父親所共同具有的品質正是責任感、事業心,以及需要付出持久而無私的努力的遠大抱負。然而普魯斯特教授喜歡實際行動,他不認為純粹的腦力活動也算一項工作。


兒子作出了讓步。他沒有像父親原來所希望的那樣進入外交界:他那孱弱的身體便是個好理由。他進入巴黎大學法學院和政治學院。有一段時間,他還想到審計學院工作,這“第二職業”或許能讓他取得相對的精神自由。他踟躕不定,他在一封信中問他的朋友羅貝爾·德·比葉:“法官這職位不是太失人心了嗎?既然我生來不能當律師,不能做醫生,也不能當教士,那還有什么可做的呢?”他想請人給自己買一個公證人的差使,他進了一家訴訟代理人事務所,一個月后便離開了。在最后下定決心之前,他的各門考試給了他進行選擇的時間,許多猶豫彷徨的青年都是這樣的。


可是,那些課程實在令他感到乏味。他喜歡的不是法律,而是哲學。他在貢多塞中學念書時,有一位叫達爾呂的修辭學老師,教課十分清晰明了,使他對大系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布特魯1845—1921,法國哲學家、拉舍利埃1832—1918,法國哲學家、拉韋松1813—1900,法國哲學家等人對他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并使他逐漸對柏格森有所了解。他可能是在巴黎大學認識這位對他的思想產生巨大影響的哲學家的。柏格森當時剛發表了論文《時間與自由意志》(1889)。不久,他娶了納比爾熱小姐,因而成了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親戚。私人關系使這位著名的形而上學學者對這位小說家的影響愈益加深。下列一些觀點對普魯斯特的作品和思想起著主導作用:時間的流逝;在有限的生命中個性的永恒發展;潛意識有著絕對豐富的內涵,我們只能憑直覺、回憶或無意識的聯想去重新獲得,然而只有借助智慧才可能表達出來;單靠智慧是無法理解生命的,只有藝術才能抓住世界的真諦,它使我們能夠找回生命的本質。所有這些觀點都受到柏格森的啟發。普魯斯特就好像以自身去經歷、感受和體驗柏格森的全部心理學。


盡管必須選擇職業和應付考試,他還是日益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內心存在著另一個人,一個亟待發揮的藝術家。差不多正是這個時期,他在文學界初露頭角。費爾南·迪瓦爾在他的《文學戰略》中寫道:“如果你想輕而易舉地步入文學生涯,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創辦一份雜志。這再容易不過了……只要糾合幾個伙伴……每人按月交一筆錢。等到這筆錢收不回來時,雜志便壽終正寢了。”


《歡宴》雜志在施特勞斯夫人的客廳里誕生了,創辦人是馬塞爾·普魯斯特和幾個朋友:費爾南·格雷格、羅貝爾·德雷福斯、達尼埃爾·阿萊維1872—1962,法國評論家、羅貝爾·德·弗萊爾1872—1927,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國作家。集資份額每月10法郎。鑒于合作者們的預算問題,他們不得不大幅度減少第二期的印數,以致如今很難找到這份雜志了。雜志辦得相當成功。現在担任國民議會中社會主義派主席的萊昂·布呂姆1872—1950,法國政治家以“月亮”為題寫了美妙的四行詩,也刊登在了上面。《歡宴》的大部分作者如今都成了著名人物。有多少“年輕人”的雜志能使那么多的人脫穎而出呢?


縱觀《歡宴》所登載的文章,最明顯的一點便是對于時事的關注。差不多所有的文章我們今天讀起來仍然津津有味。達尼埃爾·阿萊維翻譯過易卜生青年時期創作的一部戲劇中的一場戲;費爾南·格雷格在為《童年的屋子》的出版進行宣傳時,寫了一篇研究尼采的論文,而當時的尼采還幾乎不為人知呢。還有許多文章專門研究叔本華、羅塞蒂但·加·羅塞蒂,1828—1882,英國詩人、畫家、史文朋阿·查·史文朋,1837—1909,英國詩人等人。普魯斯特當時喜歡用過分華麗的文體,他常常勾勒出一些社交界的婦女和交際花的形象,描繪一些小小的圖景,出水景致、海洋風光,間或寫一些關于新出版的書籍的文章,我們今天稱之為“書評”。對某些書他是極力贊揚的,充滿了溢美之詞,但一般來說,這些文章還是以諷刺居多。無論何時,他總是以道德家和評判者的面目出現。


這群年輕人的特別之處正是這種對于政治、社會、歷史、知識諸方面的興趣。他們武斷,但卻毫不在乎,這是因為他們推崇哲學家,因而具有普遍的或者令人煩惱的思想。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代人在后來的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激動情緒。他們無意自成流派,對作為一種運動的象征主義無動于衷,對《白色評論》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也是如此,對老一輩則表現出十分尊重的態度,他們并不想反對巴那斯派詩人,也不想攻擊老雨果。他們不聲不響地作著努力,想創作一部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品。這是個人主義氣質的無聲宣言,其中也不乏高尚的意義,然而很難達到目的,因為沒有什么可以馬上引起公眾的注意。


和他的朋友們相比,馬塞爾·普魯斯特可算最不懂得文學策略的了。他在初入文壇時所持的態度使他在后來的很長時間里都受到妨礙,這是他與出版商打交道時遇到的困難之一,也是他遲遲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創辦了一份雜志,這是成名的“第一步”,但他卻不會利用這個優勢在“同行”面前樹立威望,也不會運用費爾南·迪瓦爾先生的那些聰明的箴言,在出版一本書之前,先使自己名聲四播。


他太真心實意了,甚至將自己置身于尷尬的境地也不在乎:《白色評論》是象征主義的堡壘,撰稿人有亨利·德·雷尼埃1864—1936,法國作家、詩人、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時法語作家、詩人、居斯塔夫·卡恩1859—1936,法國作家以及馬拉美,他曾給這家雜志寫了一篇題為“反對晦澀”的文章,此文是這樣開頭的:“你們屬于新流派嗎?任何一位不從事文學工作的50歲的先生會向搞文學的20歲的青年學生這樣發問。而我呢,我承認自己不明白,需要有人給予指點。如今的人才是空前泛濫,幾乎人人都才華橫溢。”


也許,馬塞爾·普魯斯特一直堅持這個看法,后來他也常常提到這一點,任何一部有價值的文藝作品都會以其新穎性使公眾感到驚詫,唯有時間才能使其得到理解。“今日的非難之詞明日便成為偏見。”在一篇文章中,他明確提出了關于文章風格的幾點看法:“每個字眼……在我們的想象中引起的聯想力量至少與其精確字義的力量同樣強大。”然而,他對晦澀文體的抨擊,使人認為他是反對象征主義的(這是個錯誤的印象),其實他十分喜愛弗朗西斯·雅姆1868—1938,法國作家、詩人的詩歌,他可能像個“落伍者”,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從社會往來上看,他與各個派別的大多數著名作家都有聯系,而在文學上卻是獨往獨來。他的才華引起了誤解,他被看成一個業余的、不入流的、反動的作者。當他后來在《費加羅報》上發表一系列評論沙龍的文章時,他在文學上與眾人的關系便空前地疏遠了。20年后,一群群先進分子紛紛聚集到這位40歲的作家跟前,可見他的作品的青春活力該是多么旺盛啊!早在1896年,呂西安·姆爾費便說他是個“社交迷”。在普魯斯特的文章發表之前,他就讀到了,并且緊跟著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辯駁文章,題為“贊明晰”。文章寫得很有勇氣,充滿了熱情,他力圖證明自己是站在年輕人一邊反對沙龍的。普魯斯特后來進行了反擊。


也是在1896年,他出版了兩本書。穆內斯特雷爾出版社印了一本薄薄的小書:《畫家的肖像》,并附有雷納爾多·阿恩1875—1947,法國作曲家的四首鋼琴曲。幾個月后,他又在卡爾曼-萊維出版社出版了《歡樂與時日》,附有“在海外如同在巴黎一樣著名的”瑪德萊娜·勒梅爾畫的插圖。阿納托爾·法朗士為此書寫了序言。這本書收集了在《歡宴》和《白色評論》上發表過的各種各樣的“人物特寫”、“研究”、“速寫”、“故事”等等,另外還補充了一些未發表過的文章,由于這種情況,此書未能消除人們心目中馬塞爾·普魯斯特是個沽名釣譽的業余作者的看法。


萊昂·布呂姆憑直覺給他作過極為正確的評價,他寫道:“我急切地等待著他的下一本書問世……他的文章風格顯示出才華,這本過分花哨艷麗的書中包含的思想能夠表達自如,這就是他的貢獻,我們不應輕易棄之。”《歡樂與時日》一書的風格,有時的確令人贊嘆,但有時又流于矯飾。過于抽象的詞匯,太純粹的形容語,以及象征意義過強的形象,這一切都和《追憶逝水年華》的卓絕形式成了對照。毋庸置疑,《歡樂與時日》對我們是無比珍貴的,它可以讓我們追溯到作者的青年時期,看到他呈獻給我們的盛開的花朵在含苞欲放時的模樣。然而,這本書與后來那本書之間的差距畢竟是相當大的。普魯斯特花了將近20年時間才獲得這種前所未聞的敏銳的觀察力、深邃的思想以及大膽的描寫技巧,照王爾德的說法,這種大膽使最無畏的人都嚇得倒退三步。


馬塞爾·普魯斯特并不因為出版了《歡樂與時日》而感到滿足。他深深地卷入了社交生活,極想在他的藝術中也注入彬彬有禮的語調,以及和藹可親、優雅殷勤的風度,這一切他本想只是用來裝飾外表的。那時他尚未退居斗室。要放棄“歡樂”,他還需要經過許多“時日”。


以后他漸漸明白,自己的哮喘病是無法治愈的了。20歲時,他很相信那些還沒試過的藥物。當他聽說有一位新醫生,便寫信給朋友們了解情況:“我可能(我相信我會做到)在今年秋天作一次杜布瓦瑞士精神病科醫生。──原注式的療養。然后,像人們說的那樣,如果我能過上……正常的生活,我希望能常來看你,而又不至于妨礙你。”可是他一直都沒能下決心動身。當他寫道“我可能(或者說我相信我能做到)……”實際上他在想:我相信我不會這樣做。不久,他便不再抱有痊愈的希望了,除非遇到什么秘方,或者時來運轉,再不就是出現奇跡。


他已經感到了生命的短暫。年輕人有時會想到自殺,但很少會想到即將降臨的死亡。普魯斯特則相反,他對生命充滿了熱情,但又被死亡的念頭所纏繞。22歲那年,他有兩個朋友去世了,兩個可愛的青年,一個叫埃德加·奧貝爾,是瑞士人,另一個叫威利·然·希茲,英國人,《歡樂與時日》便是為了紀念奧貝爾而題贈給他的。他在寫給羅貝爾·德·比葉的信中談到奧貝爾:“我想他一定認為生命還長得很,覺得生命充滿了希望,因而他的死就更加令人痛心了。”每當普魯斯特想起此事,便黯然神傷。他聽見一個“來自內心深處的遙遠的”聲音在召喚他的作家的義務,他痛切地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如此短暫、如此珍貴的時間。在給威利·希茲的題詞中,他寫道:“如果說死亡可能解脫我們對于生命的義務,它卻不能解脫我們對自己所負有的義務,其中頭一件便是應當生活得有價值,無愧于此生。”


于是,他打算為了文學而放棄一切正常的生活。這是他為這部在心中孕育已久的作品所作的第一個犧牲。要不是病痛的限制,他真想拿出一部分精力投入實際行動!


母親的慈愛為這個決定提供了便利條件。到了通常年輕人應當離開家庭的年齡,普魯斯特仍然住在童年時居住的房間里,也就是他出生的那套公寓頂里面的一間,位于瑪德萊娜附近的馬勒塞爾伯大街上。在《蓋爾芒特家那邊》一書中,他也提到這第二層樓上的布局,位于一個挺大的內院里端,大部分窗戶都朝著另一條街(緒雷斯納街)。他和父母的關系十分融洽,一直到他們去世都和他們住在一起。


他退出了社交生活,再加上他喜歡在夜間開動腦筋,他還認為哮喘病在夜間發作的次數會少一些,因此,他把白天的一部分時間用來睡覺。蕭伯納說,生命屬于早起的人。然而普魯斯特卻與這個論斷相反。他起床很遲,總是獨自吃早飯,因為家里人早已吃過了。他的母親總是坐在他身邊,慈愛地望著他吃飯。普魯斯特太太是個溫和的女人,長著烏黑的頭發,兩只大大的黃眼睛,和善、明亮、親切。這一雙令人贊嘆的眼睛完全關注在兒子身上。她無微不至地照料著他,對他的任性和懶散的習慣毫不介意。吃完早飯,喝咖啡的時候,他往往還沒穿好衣服。他要花很長時間系鞋扣,臨到開門出去時才能全部扣好。在這中間,他會寫上幾封信,又跑去找被忘掉的袖口上或者襯衣硬胸上的紐扣。他父親出門很早,難得見到兒子。到了早上傭人們上街采買的時候,馬塞爾仍然高臥未起,誰也不會進屋去催他起床。母親是保護兒子的。就這樣,他使外部世界和社會都服從于自己的習慣。但是,在這種生活方式中,他別無所求,只是在最大的范圍內尋求自己的樂趣。這種無拘無束的放縱掩蓋了初露端倪的自我約束。


1903年父親去世之后,普魯斯特繼承了財產,經濟來源有了保障,他便考慮以全部身心投入文學創作。差不多就是在這個時期,他也放棄了酷愛的長途旅行。他過去對此真是夢寐以求呵!這是他犧牲的又一項“對于生活的義務”。除了在日內瓦和比利時待過幾天外,他唯一的一次去國外旅行就是同他母親和雷納爾多·阿恩一塊在威尼斯的短暫逗留。在他的小說中,我們會看到熱切的希望,激動的情緒,多次準備動身而又未能成行,一陣興高采烈,接踵而來的則是這座令許許多多的作家熱愛和痛苦的城市在他心里引起的習慣性失望。1900年以后,除了去特魯維爾或加鎮度夏之外,他不再離開巴黎了。幾年中他偶爾還去看看大教堂和喜愛的古建筑。友人們要花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他拉到桑利或亞眠去游玩。這種旅行可不簡單:由于担心一大早來不及準備,他夜里只好不睡覺。為了防止哮喘病發作,他在出門前還要做煙熏療法。然而他卻能勝任驟然而不太長久的劇烈運動,這表明他有著旺盛的生命力:一次到庫西城堡游玩,他不顧疲勞,在好友貝特朗·德·費內隆的攙扶下,一直登上了大塔樓的平臺頂,朋友“為了鼓勵他,低聲唱著《耶穌受難日的奇跡》。這天真的是耶穌受難日,初升的太陽照耀著開滿了鮮花的果樹”喬治·德·洛里:《斯旺之前的幾個年頭》,《新法蘭西雜志》1923年1月1日。──原注


這是普魯斯特的最后幾次出門旅行,但他的旅行與其說是為了消遣,還不如說是為了研究。哪怕是小小的一次出門,也會給他帶來痛苦,但他卻甘愿忍受,為的就是進一步了解他打算描寫的教堂。他當時決定翻譯和注釋羅斯金約翰·羅斯金,1819—1900:英國藝術評論家和社會學家,《芝麻與百合》(1865)和《亞眠的圣經》(1880—1885)都是他的作品。普魯斯特曾譯過他的幾本美學著作。的作品,這個“強有力的大腦”使他著迷。他為找到這樣一個工作而十分得意,這個工作給他帶來他所希望的約束,而又不像自己創作那樣需要花費全部身心的巨大努力。1900年,他在《法蘭西水星》雜志上發表了《羅斯金在亞眠圣母院》。他翻譯的《亞眠的圣經》到1904年才出版,而《芝麻與百合》則在1906年出版,這兩本書都有一篇可以獨立成章的序言。他對英文并不精通,翻譯時離不開詞典。整整6年的時間,他都在埋頭鉆研羅斯金。這項浩繁的任務治好了他的懶惰。他對一位友人承認道:“羅斯金有點讓我中毒了,還有考古學。”


最后,他還需要作出一個犧牲:放棄社交生活,這卻是他深深眷念著的。他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完全隱居到奧斯曼林蔭大道他那間有名的軟木房間里。難以忍受的隔絕。“我不能孤零零地生活。”在《歡樂與時日》中多米尼克這樣呼喊。一個陌生人回答他說:“你很快就會殺死我,然而這卻應當歸功于我……我是你的靈魂,我就是你自己。”普魯斯特還可以再加上一句:“我是你心里的作品。”歸根到底,最后是作品戰勝了。通過他一向渴慕的歡樂,在他憎惡的痛苦──但這卻是通向最大快樂的唯一途徑──中,他終于找到了自己。為了弄懂這個至高無上的犧牲的意義,我們下面將看一看普魯斯特同他無限痛苦地離開的社交界有著怎樣密切的聯系。


選自:《普魯斯特傳》[法]萊昂·皮埃爾-甘 著  蔣一民 譯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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