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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另一場革命
1917年,另一場革命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羅絲·塞拉維,馬塞爾·杜尚的女性化身,照片由曼·雷拍攝


“他在床上怎么樣?”

“我依然能記憶猶新的是,無論在床上,還是在床下,馬塞爾都很溫柔。”

—— 貝亞特麗斯·伍德



“人們根本不能說話,不能寫東西,不能自由地呼吸,不能自由地行動,人們完全被束縛住了……人們不能抗議,不能公開地譴責戰爭,不能抨擊這個世界上所有荒謬的東西;不能譴責暴力,譴責殘暴的殺戮行為。”加布麗埃勒·畢卡比亞回憶道。歐洲正深陷于腥風血雨的戰爭之中,而沉浸在威爾遜《新自由》氣氛中的紐約倒好像是世外桃源似的。格林尼治村正在為反對禁忌、反對清教徒式的性歧視而斗爭,當時的社會風氣禁止未婚男女同居或在飯店里同宿一室,否則將遭到監禁的處罚,并在報紙上蒙受公開的羞辱,而清除社會陋習協會則與警方密切協作,到酒吧里去查訪,將所謂的淫穢藝術品都沒收掉。“問題不再是‘你是男人嗎?’或‘你是女人嗎?’答案則是‘我是一個人!’”讀者們在先鋒派雜志《魔獸》里能看到這樣的文字。許多人都在議論“自由性愛”這個詞,因此社會習俗也受到一定的影響,放縱、酗酒、吸毒等現象也開始滋生出來,逃避到美國的歐洲人沉溺其中,以忘掉血腥的戰爭。1913年,乳罩在紐約問世,于是婦女們從此便甩掉了束胸緊身衣。至于說馬塞爾,家庭在道德方面的管束對他來說是鞭長莫及,而軍械庫展上獲得的聲譽使他成為先鋒派的領軍人物,他感覺一切皆有可能,況且他眉目清秀,性情淳樸,淡黃褐色的頭發顯得極為漂亮,行為舉止也顯得十分高雅,憑此他可以贏得任何一個女人的芳心。“所有的女人都會投入他的懷抱。”加布麗埃勒·畢卡比亞后來回憶道,加布麗埃勒于1915年底到紐約和丈夫會合,但已認不出這個曾暗戀過她的年輕人,因為他在美國取得的巨大成就已改變了他對女人的態度。“他已變成另外一個人。”她不無遺憾地說道,“他變得更成熟了。”他在內心里曾經愛著一個已婚女人,而且十分敬重這個女人,一邊在火車站等她,一邊讀著《窄門》,然而這個靦腆、浪漫而又孤獨的小伙子已經徹底變了樣。所有喜歡先鋒派藝術的女人都想認識《下樓的裸女》的創作者。“當一個美國人來到巴黎時,他問起的第一件事就是‘馬塞爾身體好嗎?’這已成為老生常談了……美國人總以為在這個地球上只有一個馬塞爾。”格特魯德·斯坦后來回憶道。


自從到達紐約之后,馬塞爾便經歷了一件又一件風流韻事,晚上或下午接待來訪的女人時,便把壁櫥式折疊床放下來。自結識畢卡比亞夫人之后,他一直喜歡豐滿的女人,喜歡比他年長的女人,這些女人并不漂亮,依照他的說法,丑女人更實用。當女人主動接近他時,他會滿口應承下來,但在很長時間里對她非常冷淡。他盡量不和年輕姑娘接觸,避免和她們碰出愛的激情,因為他不想引火燒身。“愛的情感是不存在的。”他坦率地對愛慕他的女人說道,這種坦率讓人感到吃驚。“把該散發給所有人的東西投到一個人身上,這是一種懶惰的習慣。友誼和溫情,這很好。至于說兩個人的生理功能,這并不重要,甚至還不如在一起吃晚飯重要呢。”他熱衷于鼓吹自由性愛,甚至將此稱為“相互認識”,這是一個25歲年輕人所特有的諷刺心態。但和畢加索第一次看見摩天大樓圖片的反應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我的天呀,你們想想看,如果一個男人在頂層有一間畫室,要是等他的情婦沿著樓梯一層層地爬上來,那該忍受多大的折磨呀!”


馬塞爾·杜尚或多或少以自己的方式給自己的作品留下這些艷情的痕跡。他在紐約制作的第二件現成品《精心打扮》,不過是一只鋅制的風葫蘆,杜尚再次精心設計了標題,其實這個標題是和通風煙道有關的文字游戲,而且把法語的這句成語直譯成英語。后來他經常玩弄從法語直譯成英語的文字,這種文字往往會產生出乎意料的結果。《精心打扮》也許是暗指畫布,畫布抻平后四個角釘在畫框上,或者暗指象棋的戰法“卡住對方的棋子”。杜尚對這個標題那放肆的隱喻很滿意,因為它隱喻著和女朋友露易絲·諾頓的艷情,而且他把這件現成品送給露易絲,讓人們想像他就是露易絲的情人。他在《魔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The”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用一個星號來代替這個定冠詞。“如果你穿上亞麻服裝,你的時間會變得干涸,因為墨水看到許多木材相當聰明,能從姐妹那里得到輕佻……”


馬塞爾·杜尚于1916年秋天離開林肯大廈的創作室,在愛倫斯伯格夫婦住的那幢樓里租了一個單間公寓,愛倫斯伯格繼續為他支付租金,希望能得到他在玻璃上創作的作品。房間的窗臺上擺放著餅干和巧克力,屋里的家具只有一張桌子和兩把椅子,墻上畫著象棋棋盤,上面標著未下完棋局的棋譜,衣服疊放在一只大筐里,紐約先鋒派明星的這間居室倒更像是學生宿舍。他懶得收拾這間居室,于是便在地板上放了一個衣帽架。由于來訪者的腳常常碰到這個衣帽架,他決意將其釘在地板上,并把這個現成品稱為“捕鳥籠”。“只有名稱才能使(它)最終成為看得見的東西。”尼采這樣寫道。要是沒有文字的話,杜尚的“作品”會是什么樣子呢?要想讓作品存在于世,軍械庫展的明星就應該給現成品起一個名字。他把一個衣帽鉤拴在漁線的一端,然后掛起來,衣帽鉤的影子投映在墻壁上,好像一只蜘蛛似的,他將此稱為“衣帽架”。這個奇特的造型使他回想起四維空間的種種難解之謎。他在創作室里安放了一個浴缸,還搗鼓出一套躺在浴缸里也能開門的裝置,從此,他在洗澡的時候也能接待來訪的朋友了。



貝亞特麗斯·伍德對他的這種生活方式感到很好奇,貝亞特麗斯是一個23歲的漂亮姑娘,褐色頭發,皮膚很白,鷹鉤鼻子也很美,而且她的家境十分富庶。她的法語很好,只是偶爾會有一些拼寫錯誤,因為她曾在巴黎生活過好幾年。1910年,她在朱利安學院上過課,后在吉維尼小鎮租了一間閣樓,就為了模仿莫奈和他的《睡蓮》。1916年,她剛返回紐約不久,要去當話劇演員,母親同意她去當演員,但條件是必須用法語演戲。貝亞特麗斯待人和善,因此當愛德加·瓦雷茲因腿部骨折而住院時,一個朋友要她去和這位法國作曲家聊天,這樣即使待在那間窄小的病房里,作曲家也不會感覺悶得慌了。馬塞爾也到醫院里去看望瓦雷茲,于是瓦雷茲便把馬塞爾介紹給貝亞特麗斯。他和貝亞特麗斯一起離開醫院,并想同她繼續保持聯系。馬塞爾把創作室的鑰匙交給她,白天她可以到那兒去畫畫,其實她是為了躲避自己的父母,她父母很有錢,但也很保守。在去創作室之前,她總是給他打電話,以確認沒有人和他幽會。談起感情問題時,他總喜歡說“這并不重要”,雖然他顯得有些冷漠,可貝亞特麗斯還是愛上了他。她此前從未交過男朋友,馬塞爾尊重她的選擇,卻不想成為第一個讓她嘗試愛情樂趣的人。馬塞爾將貝亞特麗斯介紹給愛倫斯伯格夫婦,他們非常友善地讓她融入自己的社交圈子里,還把她當作提攜的對象。她的好奇心及活潑的性格倒和他們晚間聚會那種歡快的享樂氣氛十分和諧。亨利-皮埃爾·羅謝為法國駐華盛頓高級專員公署担任翻譯工作,并于1916年11月到達紐約,在愛德加·瓦雷茲的引見下,羅謝也來參加愛倫斯伯格夫婦組織的晚間聚會,他很快就在客廳里營造出一種調情的氣氛。“是的,他身材高大,但總露出傷感的樣子。他有點過于坦率,過于謙恭了。他總能迷倒許多人,這絲毫不會令人感到驚奇,因為他對所有的人都帶著一份愛的情感。他覺得所有人都很了不起。”后來在談到羅謝時,讓·波朗這樣說道。在寄給弗朗索瓦·特呂弗的信中,讓·科克托這樣寫道:“他是最典雅、最高貴的人。”羅謝長得很像馬塞爾·杜尚,比馬塞爾年長9歲,但他內心里想迷惑女人的欲望更強烈。貝亞特麗斯·伍德很快就被他迷倒了,幾個月以后,露易絲·愛倫斯伯格也被他的魅力迷住了,當然還有其他女人。馬塞爾·杜尚聽任這位新朋友做他喜歡做的事,“這沒有什么大不了的”。杜尚的冷漠態度和羅謝向女人獻殷勤的做法倒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馬塞爾·杜尚在等待嗎?或許是吧。在和亨利-皮埃爾·羅謝分手之后,貝亞特麗斯·伍德便和馬塞爾糾纏在一起,引發出一場真正的風流韻事。多年之后,貝亞特麗斯坦誠地說:“他(指馬塞爾)并不是一個好動感情的人。”1916年底,在伍德小姐的啟發下,他將一個安德伍德牌的打字機罩命名為“帆布折凳”。打字機罩使他聯想起一條短裙子,或者聯想起伸到女人短裙子里的那只手,因此,他不想把這件現成品放在一個臺座上,而是放在一支木柄上。打字機罩是以安德伍德打字機廣告畫為模式而制作的,它表明看起來倒像一件現成品,其實這是杜尚從美學和排字方面考慮而重新設計的:同廣告畫相比,他把打字機罩上的字母做得更大,更勻稱。整個字體圖案做得完美無缺,而且還要完美地縫好,于是他親自動手將其縫在打字機罩上。杜尚作品中反復出現的另一個主題就是軟模子,就像《大玻璃》里充氣的軍裝及號衣模子,這個主題也出現在《帆布折凳》里。貝亞特麗斯·伍德很愛馬塞爾,就像少不更事的年輕人那種愛情一樣,但或許是受馬塞爾那副冷漠樣子的感染,當他們分手時,貝亞特麗斯并未感覺太痛苦。然而,馬塞爾對她的情感,對她的友誼在一生當中都沒有改變過。



馬塞爾·杜尚把畢卡比亞當作良師益友,來質疑自己的藝術家地位;在與瓦爾特·愛倫斯伯格探討藝術的過程中,他超越了情趣的問題;而在與女人的情感糾葛方面,正是亨利-皮埃爾·羅謝幫助他擺脫了束縛,當然他的名望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后來在談到馬塞爾·杜尚時,羅謝說在他看來,杜尚“戴著一個光環”,他“純真、瀟灑、機敏、無私、率直、果敢,樂于接受新東西……他會享受生活,卻又過著清淡的日子。他給別人做出示范:在得到他的支持之后,他會利用你的幻想,把自己的愿望表達出來”。初次見面那一天,羅謝就被他吸引住了,此后對馬塞爾一直很感興趣。在創作出小說《朱勒和吉姆》很長時間之后,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里,他一直想以馬塞爾·杜尚在紐約最初幾年的生活經歷為素材,寫一部小說,他們第一次碰面的那天晚上,他管馬塞爾叫維克多。“那天晚上,我覺得他特別神氣(我當時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到凌晨3點時,我叫他‘維克多’,到天亮時,我叫他‘托多爾’。”這部小說雖然顯得有些幼稚,卻十分接近當時的史實,作為女主人公,貝亞特麗斯·伍德以帕特里夏的名字出現在這部小說里,她很愛維克多,在和皮埃爾聊天時談起維克多:“所有的人都喜歡他,他既屬于所有人,又不屬于任何人。可能他是對的。我只想讓他屬于我一個人,看來我錯了……他在任何時候都顯得很開心。他微笑起來非常可愛,卻十分專橫,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時候做就什么時候做。不管走到那兒,他都是核心人物,就像一個首領。他總是有各種各樣奇怪的念頭。他肯定和許多成熟的女人有過艷情,但絕不會和年輕姑娘談情說愛。他的嘴很嚴,大家對他一無所知。”而皮埃爾的原型就是亨利-皮埃爾·羅謝本人。在聊天的過程中,這些人物似乎在追尋一種坦率、自由、任性的倫理,話語間流露出的天真勁有時顯得很冷酷。“維克多既沒有什么奢望,也沒有遠大的抱負,能過上溫飽的日子就行了。誰也無法左右他,有些人對此感到很惱火,他們覺得維克多內心的想法將會給所有的一切帶來震撼。他說自己感到很輕松,而且與世無爭,不想去影響任何人,他的愿望就這么簡單。”這部小說尚未寫完,亨利-皮埃爾·羅謝就去世了。有一段刪改過的文字記錄了將要出現的對話:“維克多說:‘不要去傷害他人;要有一點點感覺;要提前作好選擇;我不想要孩子;不想和一個處女發生關系;不想受約束;不想墨守成規;我需要變化;需要有一半的時間獨自待在家里;需要思索。”

杜尚在薄蘭韋勒的家宅


有傳聞說,在那幾年無憂無慮的安逸生活中,馬塞爾·杜尚曾拒絕和諾德勒畫廊簽署一份年薪1萬美元的合同,諾德勒畫廊想以此來換取他的所有作品。他總想自由自在地生活,于是便拒絕市場法則,不想同任何掮客合作,因為這些人會強迫他再回過頭去做以前曾做過的東西,而且總受他們指使。他崇尚極端的自由,崇尚非暴力的無政府主義,他調侃地自稱是“反藝術家”,因為他已經摒棄了油畫,摒棄了藝術,摒棄了先鋒派和畫廊體系,他寧愿把自己所選擇的現成品送給朋友。那時他的一舉一動都會讓他罩上榮譽的光環,也就是在那時,亨利-皮埃爾·羅謝稱他為“有活力的人”,他也樂于接受這個稱呼,以此來證明他很會安排時間。對于他來說,最重要的是體味生活的情趣,去享受各種樂趣,不受任何約束,況且他只想和自己要好的人保持聯系。實際上,杜尚和羅謝手中沒有任何財富,生活得卻像王子似的,常有靚女圍在他們身邊轉,他們追求精神和肉欲的雙重樂趣。1917年1月23日,馬塞爾喝得酩酊大醉,在畫家約翰·斯隆的陪伴下,他爬上了華盛頓紀念碑,借著隨身帶去的油燈光亮,他高聲宣布格林尼治村獨立了。馬塞爾·杜尚和亨利-皮埃爾·羅謝并不關心俄國的10月革命,他們只是在談論“情感上的共產主義”,依然在組織各種聚會。他們總是在沒完沒了地下棋,因為他們倆都是出色的棋手。要是有朋友請他們吃飯,他們就去芒甘餐廳或波利酒家,這是當時一家非常奇特的酒家,異教俱樂部的女子常在那里聚會。所謂異教俱樂部就是一家女權主義俱樂部,其口號是“我們惟一的忌諱就是禁忌”。晚上,他們倆一起到“自由主義者”酒吧去喝酒,這是一家美術咖啡酒吧,酒吧里煙氣騰騰,背景音樂是非常流行的黑人爵士樂,來自歐洲的拒服兵役者、海員、妓女、藝術家以及上流社會的女士都到這兒來尋求片刻震耳欲聾的喧鬧聲的刺激,再不然就閉上眼睛,聽著那軟綿綿的曲調。一天,也許是受達·芬奇素描畫《鏡中人》啟發,他們來到百老匯的一間照相館,每人拍了一張投映在五個鏡面上的照片。他們把夜晚當成白天,在曼哈頓的大街上漫步,常常會走上好幾個小時。摩天大樓腳手架的信標燈在閃爍著,大街上的霓虹燈令人驚嘆不已。紐約的建筑就像用金屬和紅色大理石構建的未來主義夢境。


他們倆同樣酷愛現代藝術。亨利-皮埃爾·羅謝“富有活力,有氣質,有激情,有犧牲精神,為人正直,會把每個人都介紹給大家。”格特魯德·斯坦后來回憶道,正是在他的引見下,斯坦在巴黎結識了畢加索。一天晚上,馬塞爾和亨利-皮埃爾應邀到約翰·奎因家里去吃晚飯,奎因家寬敞的居室就靠近中央公園,十幾幅畢加索、德蘭、維亞爾的畫作就靠墻擺放在居室的地上。奎因總想把珍貴的藝術品都買進來,仿佛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很短暫,每天看著這些現代精品似乎會延長自己的壽命。每天接觸這些名作,收藏家的時間好像濃縮、膨脹了似的。在收購名畫及雕塑方面,亨利-皮埃爾·羅謝已成為奎因的“顧問”,而在收購藝術品之后,奎因也會付給他的一筆豐厚的傭金和薪水,相比之下,法國駐華盛頓高級專員公署每天付給他2500美元的薪水已成為一段有趣的往事。他和奎因簽訂的合同規定,所有他本人想收購的藝術品,要首先推薦給奎因,于是他只好暫時去收斂自己的收藏狂熱。馬塞爾·杜尚獨立意識很強,因此不會接受這樣一份差事,雖然不再畫畫了,可他依然希望保持藝術家的地位,確切地說是保持自己先鋒派藝術家的地位,況且他正在創作一件非同凡響、難以比擬的作品。在和十分熟悉的人聊天時,他會毫不猶豫地談起《大玻璃》;他覺得約翰·奎因是一個“絕不會失手”的收藏家,而且鑒賞水平極高,他告訴奎因自己正在創作《甚至被單身漢們剝光衣服的新娘》,這件玻璃藝術品已基本上做好了,其實遠不是這么回事!他告訴貝亞特麗斯和亨利-皮埃爾,說自己正在創作一件將流芳百世的作品,“(作品)正反兩面都可以沖洗”,在談到《大玻璃》時,亨利-皮埃爾后來這樣寫道,因為馬塞爾曾向他解釋過:和油畫不同的是,“它的背后沒有灰塵”……即使在他們去世之后,這件作品也會流傳下去。突然間從天而降的巨大名望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與眾不同,這是反藝術家的命運。


他既不想投身于名畫家的職業之中,也不想為賺錢的藝術機構工作,更不想過那種放蕩的有錢人的生活,于是決定去教法語,或許他想到了朱勒·拉福格,拉福格曾為奧古斯塔皇后做伴讀。正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樣,他很容易就在上流社會里找到想學法語的女士。他把學費定為每小時兩美元。他在上課前兩分鐘出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們閱讀劉易斯·卡羅爾的法文版小說,尤其是還教她們學點粗話。畢卡比亞將此稱為“向美國女子傳授愛情課”,因為他的學生逐漸被老師的魅力迷住了,大部分學生很快就上了他的床。像所有的女人一樣,她們也拿領帶作禮物送給自己的情人。瓦爾特·愛倫斯伯格讓他給斯蒂海默姐妹教法語,她們能說一口漂亮的法語,但還是希望能和馬塞爾·杜尚學法語。她們后來愛上了他,還成為他的好朋友。



斯蒂海默姐妹的大哥在內衣制作行業賺了一大筆錢,在大哥的慷慨資助下,艾蒂、弗洛琳和凱麗三姐妹過著快樂的生活。她們和母親住在紐約上西區寬敞的居室里,有時也去康涅狄格州靠近塔里敦的自家莊園。三姐妹都還沒有出嫁,她們身穿塔夫綢褲子和帶花邊飾的長服,把頭發梳理成舊時的發型,打扮得很中性化,而且喜歡和50來歲的老男人調情。作為熱衷于社交活動的女子,她們常常邀請著名攝影家愛德華·史泰欽、馬塞爾·杜尚以及幾位大使參加她們的奢華晚宴,晚宴的菜肴既新穎又好吃,最令人感到震驚的就是飯后甜點竟然是直接從維也納運來的沙哈蛋糕。在榮譽軍人醫院值夜班時,安德烈·布勒東和路易·阿拉貢在甬道里高聲地朗讀《馬爾多羅之歌》,全然不顧病房里瘋子們的呼喊聲、謾罵聲,而就在這同時,馬塞爾·杜尚卻在曼哈頓溫馨的環境中慢慢地享用龍蝦濃湯。


斯蒂海默姐妹雖然是日耳曼后裔,而且還是猶太人,卻是十足的親法派,在這場戰爭中支持法國。當若弗爾元帥于1917年5月訪美時,她們熱烈地向這位指揮馬恩戰役的元帥歡呼。她們三姐妹十分任性,卻各有所長。大姐艾蒂在德國弗里堡大學獲得哲學學位,以亨麗·韋斯特的筆名撰寫了小說《愛情歲月》,由克諾夫出版社出版,是1923年的暢銷書之一。杜尚以皮埃爾·德萊爾的名字出現在小說中,他“像石頭那樣頑固,與此同時又像空氣那樣輕盈”,“是一個冷血動物,任何人都不會為他失去理智”。在小說當中,這是一個俊俏可愛的人物,他身上有一種神奇的東西,而他本人既有魅力又十分敏感,與他人擁抱時很輕松,沒有任何控制欲。正如艾蒂所描述的那樣,這是典型的快樂主義行為。他講英語時很注意語法和細膩的東西,講話的節奏很慢,但講得很流利,而且帶著法語口音。除了鮮明的個性之外,皮埃爾·德萊爾對所有的習俗都持抵觸態度,包括語言和邏輯慣例,以及舊有藝術形式的俗套。艾蒂所描寫的內容與馬塞爾其他朋友的說法相吻合。亨麗·韋斯特還寫過詩,比如她于1922年夏在布萊特海濱所譜寫的那首“思念之禮:贈一位朋友的詩”,此詩明顯表明馬塞爾·杜尚把她迷住了。


我很想量身定做

只為你,為你呀

但我本身是現成品

又為何,為何呢?

我不得而知,為我自己

只好調整自我


弗洛琳會畫畫,她的油畫色彩鮮艷,頗有稚拙派的韻味,很像給女性雜志繪制的插圖,帶著一絲憂傷的情懷。就在她結識馬塞爾·杜尚那一年,位于第五大道的諾德勒畫廊要為她舉辦個人畫展。為了辦好展覽,她把整個畫廊重新布置了一遍,布置得像自己的創作室一樣,掛上一個配著金色飾帶的“T”字圖,還把自家的家具也搬到展會上。整個展覽期間只有一個人來詢價,一幅畫也沒有賣出去。弗洛琳把這件傷心事寫在筆記里,即使她繼續畫下去,也絕不會展出自己的畫作了。30年過后,安迪·沃霍爾對她的作品贊美有加,常常到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里去欣賞她那奇特的稚拙派畫作。那時她用“杜什”這個昵稱來稱呼馬塞爾·杜尚,而杜尚也多次出現在她的油畫里,她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愛慕之意,尤其是那幅《向杜尚賀壽》,畫面描繪了1917年7月28日為杜尚30歲生日而在鄉間舉辦的慶賀活動,這是弗洛琳最著名的一幅畫。畢卡比亞那天開著一輛豪華車也到場祝賀。那年夏天,加布麗埃勒去瑞士格施塔德看望孩子們,讓興奮異常的畢卡比亞留在美國,而畢卡比亞一起床就和情婦伊莎多拉·鄧肯一起喝酒,再不然就去參加羅謝組織的瘋狂派對活動,但他卻畫出最美的機器圖畫,那是真正的視覺現成品,是借鑒《科學與生活》雜志上所刊載的機械圖畫而創作的。弗洛琳還給杜尚畫了一幅肖像畫,背景是交叉排列在一起的法國和美國國旗。在致杜尚的抒情詩中,她寫道:“你使我變得瘋狂,你這只漠然的小蚯蚓。”她為此詩注明的標題是“致一位紳士朋友”。1946年9月,在她去世兩年之后,現代藝術博物館組織了一次弗洛琳繪畫回顧展,她的老朋友杜尚被任命為展覽的特邀組織干事,這個展覽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位女士所創作的稚拙作品完全可以成為見證紐約生活的重要佐證。


在面對馬塞爾時,三姐妹當中似乎只有小妹凱麗表現得很冷靜,或許因為她只喜歡一樣東西,即她的微型房屋,這是她一生的作品。她一直活到90歲,用自己畢生的精力去制作這個房屋,甚至還給這座房屋設置了一個現代藝術畫廊,畫廊展出格萊茲的一幅復制微型畫,當然還有那幅《下樓的裸女》的微型復制畫,以及模仿加斯東·拉雪茲或亞歷山大·阿爾西賓科的微型雕塑……今天,這座微型房屋被紐約城市博物館收藏。這件奇特的作品既不是粗制濫造的東西,也不是幼稚夢幻的產物,它和馬塞爾的想法不謀而合也是有可能的。從1928年起,馬塞爾就考慮把自己的作品濃縮成微型,裝入《手提箱式盒子》里。


人們不知道杜尚和三姐妹中的哪一個調過情,假如真有這種事的話。



瓦爾特·愛倫斯伯格聲稱一件真正藝術品的壽命不會超過6個小時,他敦促馬塞爾·杜尚去投身于一項極其莊重的事業之中:在新大陸創辦獨立藝術家沙龍展。32年過后,參照法國人于1884年所創建的模式,美國人也組建了一個“沒有評委,沒有獎項”的體制。創建者大約有20人左右,其中有反學院派的畫派團體,這個團體想借此計劃同國家科學院抗衡,并將軍械庫展拢在自己手中,使其制度化,甚至使其專業化,目的就是要從歐洲藝術家手里奪回對美國先鋒派運動的控制權。參與創建工作的藝術家有美國未來主義畫家約瑟夫·斯泰拉、阿爾貝·格萊茲、曼·雷,以及曾在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291畫廊展出過作品的藝術家,如默頓·香伯格、約翰·馬林、弗朗西斯·畢卡比亞以及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本人。鑒于《下樓的裸女》名聲在外,瓦爾特·愛倫斯伯格提議讓馬塞爾·杜尚担任遴選委員會主席,以確保這個項目的現代性。在馬塞爾·杜尚的提議下,雅克·維永也被推選為創始人。自1916年起,獨立藝術家協會便著手準備沙龍展。亨利-皮埃爾·羅謝為協會起草了章程,出于司法方面的考慮,約翰·奎因對章程作了審核,章程不提倡嚴格的遴選程序,其第二條作出這樣的規定:“任何藝術家,不管是美國公民,還是其他國家的公民,只要填寫一份表格,支付一美元會費及五美元年費,并在入會當年參加協會舉辦的畫展,就可以成為協會會員。”除了會費之外,若再支付四美元,那么會員的作品就可以刊載在沙龍展的目錄上。只有一小部分人意識到,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支付六美元就可以成為藝術家,尤其是約翰·奎因,他對這種過于寬松的條件持保留態度,并將此稱為“民主的暴動”、“街頭的反抗”,以此來強調這種展覽的無秩序狀態,而他本人正是軍械庫展的發起人之一。相反,愛倫斯伯格和杜尚卻對帶有限定條件的展覽持反對意見,反而極為贊賞不設限的想法。就像1884年在巴黎舉辦的獨立藝術家沙龍展一樣,由于沒有參展標準,從法律上講,任何物品都有可能被冠以“藝術品”的稱號……隨后,馬塞爾·杜尚便帶著“粗俗”的現成品去參展。


共有1235名藝術家報名參加獨立藝術家沙龍展,其中三分之一為女性,也就是說很大一部分人是業余畫家,因為那個時候職業畫家當中很少有女性。展會組織者共接受2125件作品,參展作品的數量是軍械庫展的兩倍,由于范德伯爾特·惠特尼女士預先支付了1萬美元,獨立藝術家協會便把中央大畫廊的所有展廳都租下來,中央大畫廊坐落在第46街和47街之間的萊克星頓大道上,于是大家趕忙把畫作都掛在畫廊的墻壁上。面對組委會時,馬塞爾一改常態,不再那么謹小慎微,和他們爭論了很長時間,大家最終同意按字母排列順序布展,但第一個字母要由抽簽來決定,抽出的第一個字母是R。這時,馬塞爾腦中冒出一個惡作劇的念頭,以考驗自己身邊這些捍衛現代性的人,看看他們的信念所能承受的程度,或許也就是在那時,他想起了羅羅式(LoLo)的惡作劇。在向1910年獨立藝術家沙龍展提交參展作品之前,剛剛從美術學院畢業的羅蘭·鐸熱萊斯把一位法院執行員及幾位記者請到蒙馬特高地的“快兔”餐館。店主人在餐館后花園里養了一頭驢,這頭驢名叫羅羅,制造這場惡作劇的人把驢尾巴浸在顏料桶里,先后蘸上天青石色、紅色、深藍色和靛藍色,讓驢在一塊畫布上甩動尾巴,他們都帶著狼頭面具,免得被人從報紙所刊登的照片上認出來。他們還特意請來一位法院執行員,以證明誰是這幅畫的創作者。這幅作品的標題是“亞得里亞海的落日余暉”,他們聲稱畫作是一位名叫波洛納里的意大利未來主義畫家創作的,在支付了參展費之后,便將此畫送往獨立藝術家沙龍展。1910年獨立藝術家沙龍展的組織者是否知道這是一場惡作劇呢?有人說他們知道。不管怎么說,組織者寧愿遵守自己制定的“沒有評委,沒有獎項”的規則,因為這位所謂的藝術家支付了25法郎參展費,而且還展出了作品。報紙則大肆奚落他們。正如1917年紐約獨立藝術家沙龍展是法國獨立藝術家沙龍展的翻版一樣,馬塞爾·杜尚的惡作劇也正是當年轟動蒙馬特那場惡作劇的翻版。

泉(1917)


在瓦爾特·愛倫斯伯格的陪伴下,馬塞爾來到莫特鐵制品公司,在衛生潔具制品倉庫里買了一個小便池,這是當時很常見的一個款式,確切地說那個款式叫貝德福特。接著,回到朋友家中后,他大筆一揮,徹底改變了這個小便池的用途,使其進入另一個世界,這是發生在1917年春天里的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幾個月之后,列寧告訴他的部隊,革命成功之后,他們將用上金制的小便池,而金制小便池正是腐朽糜爛的資本主義及其金融體系的象征。


馬塞爾·杜尚將這件惡作劇的作品稱為《泉》,也許他這是在放肆地暗喻女人的性器官,因為在俚語里,這個詞就包含著這一層意思。在《1914年的盒子》的一篇筆記里,他這樣寫道:“只有小便池像女性,看著還真像。”難道這是巧合嗎?子宮的形態、女人的曲線轉變成視覺的文字游戲,而標題及簽字則把現成品神圣化了。在小便池的右下方,他簽上“R.莫特,1917年”,在英語里,“莫特”這個詞就是笨蛋、愚蠢可笑的意思。天真淳樸的R.莫特……“R.莫特,1917年”,有名有姓,還有日期。露易絲·諾頓將這件“藝術品”提交給遴選委員會,而且還支付了6美元的參展費。這場惡作劇的另一個參與者就是曼·雷,他們要他嚴守秘密。既然“R”被抽選為布展順序的起始字母,那么沙龍展就應把《泉》當作第一件展品。


這又是杜尚的杰作,不管遴選委員會是否同意展出小便池,轟動的效果肯定是造出去了,因為這件作品原創者的身份遲早會暴露出來,尤其是在先鋒派這個圈子里。馬塞爾·杜尚究竟是想讓人再次去議論他呢,還是只想向獨立藝術家沙龍展的組織者表明“沒有評委,沒有獎項”規則的局限性呢?


面對R.莫特這個特例,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由于理事會無法相信這場惡作劇竟然出自他們當中某人之手,因此認定這件作品既缺德又粗俗,況且它只是一件衛生潔具類的商品。在理事會會議上,瓦爾特·愛倫斯伯格拿出各種論據與大家爭辯,認為《泉》可以展出。他從美學角度來分析這件作品的形態及曲線,提出一個個論據,這是事關藝術史的重大問題,愛倫斯伯格特別強調,這屆沙龍展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能讓藝術家轉變為自主去決定什么是藝術品的行家。“你的意思是說,即使有人給我們送來一堆放在畫布上的馬糞,我們也要把它展出來嗎?”喬治·貝洛反駁道。“恐怕是這樣的。”愛倫斯伯格答道。于是理事會全體成員便靠投票來作決定,最終,不同意展出的意見占了上風。瓦爾特·愛倫斯伯格對此感到非常憤怒,暴躁地宣布退出理事會。杜尚對大家說,美國所制作的為數不多的藝術品就是衛生潔具和鐵橋。接著,他冷淡地離開會議室。自從1912年在獨立藝術家沙龍展遭到立體派畫家的排斥之后,杜尚知道所有的團體都不會遵守自己所制定的規則。為了支持朋友們的舉動,曼·雷也從展會上撤出自己的作品《舞繩女》。



獨立藝術家沙龍展的資助者們想以說教的形式去設想自己的計劃。在整個展會期間,一個類似“茶話會”式的沙龍全天開放,參觀者們能聆聽到介紹藝術運動的講座……當然還有另外一場惡作劇,這一次是畢卡比亞、杜尚和愛倫斯伯格聯手采取行動,他們要向那些冒充高雅的人,向那些喜好藝術的凡夫俗子發起進攻。“他們應該明白,其實他們自己就是蠢貨。”畢卡比亞感慨道。亞瑟·克雷文,這位“詩人兼拳擊家”也準備去演講,向大家介紹未來主義。就在他演講之前,畢卡比亞、杜尚和愛倫斯伯格帶他去喝酒,他也甘愿讓他們幾個人來灌他,而他所面對的聽眾都是上流社會的女士,是熱衷于收藏20世紀藝術品的女收藏家,因為軍械庫展給她們帶來很大的震撼,其中有范德伯爾特·惠特尼女士,她是紐約惠特尼藝術博物館的創建者,有埃碧·洛克菲勒、麗茲·布利斯和瑪麗·蘇利文,她們創辦了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西奧多·羅斯福的侄女海蒂·羅斯福,亞瑟·克雷文很晚才來到會場,就像“一頭受圍獵的獅子”,衣冠不整,喝得醉醺醺的,卻擺出很自信的樣子,手里拖著一只手提箱,箱子突然間被打開了,里面的臟衣服都散落在講臺上。“突然,他換了一副腔調,低聲宣稱,天氣實在熱得受不了,在這種局面下,他只好脫光了衣服作演講。于是他就開始脫衣服,好像決意要脫得一絲不掛似的。”亨利-皮埃爾·羅謝在《維克多》一書中這樣描述道,與此同時,他還辱罵會場里的聽眾。女士們一邊尖叫,一邊用手蒙上眼睛,有的女士甚至暈了過去,幾位糾察員朝這個黃毛壯漢撲了過去,試圖強行給他穿上衣服,警察也趕了過來。在場的大部分聽眾都感到非常憤怒,而有些人則大笑起來,為這個滑稽的場面沒有持續下去感到遺憾。“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在場的一位女士感言道。為了讓亞瑟·克雷文免遭牢獄之災,瓦爾特·愛倫斯伯格支付了罚金,接著,加布麗埃勒·畢卡比亞把他送到鄉下去翻譯一部哲學著作,讓他住在一個既守舊又可愛的人家里,但還是叮囑他別把人家的銀制餐具拿走了。“多有意思的講座呀!”那天晚上,來到愛倫斯伯格家時,杜尚感嘆道。



獨立藝術家沙龍展開幕的日子終于來到了。馬塞爾也趕到中央大畫廊。到處都在謠傳,稱被認為是美國最前衛的藝術家也將展出自己的作品,但遴選委員會沒有收到他的任何作品。《甚至被單身漢們剝光衣服的新娘》尚未完成,而且他也不想展出任何一件現成品……也許他意識到自己的作品尚不具備顛覆藝術傳統的特性。貝亞特麗斯·伍德展出一幅剛出浴的裸女《香皂里加點水》,裸女的私處用一塊貝殼型的香皂遮擋著,這幅畫是在馬塞爾的創作室里完成的,她在畫作上寫下不太標準的法文標題,這幅畫竟然賣了出去。范德伯爾特·惠特尼展出一件高達5.4米的雕塑,一個近乎裸體的年輕男人,以悼念在“泰坦尼克”號上遇難的人。對于想在展會上購買藝術品的參觀者來說,他們只要在選中的畫作或雕塑上留下自己的名片就行了,藝術品的原作者會同他們聯系。瓦爾特·愛倫斯伯格想讓美國人再次感受軍械庫展的沖擊力。這一次布朗庫西的《X公主》是否會燃起公眾的激情呢?依照布朗庫西的說法,這件作品“集中了女性的特點”。這尊瑪麗·波拿巴公主的塑像在紐約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瑪麗·波拿巴公主是心理分析師,和弗洛伊德的關系很密切,正在從事女性性學研究,后來正是她在1938年協助弗洛伊德逃往倫敦。三年后,這尊塑像在巴黎引起軒然大波,這尊手拿鏡子的女子雕塑被看作是一個男根和一對睪丸。1920年,在保羅·西涅克組織的沙龍展上,《X公主》遭到非議,依照布朗庫西的說法,這件作品表現的不過是一個手拿鏡子裸露雙乳的少女。——原注沙龍展結束后,這尊塑像便成為瓦爾特·愛倫斯伯格的藏品,此前他還收藏瑪雅文化的雕塑,因為他非常喜歡將原始藝術和現代藝術聯系起來。站在出席開幕式酒會的人群當中,瓦爾特·愛倫斯伯格希望能親眼看看R.莫特的作品。


于是多種版本的傳說便流傳開來。有人說,這個小便池不見了……也有人說,在展會期間,小便池就藏在一個隔板的后面……還有人說,是瓦爾特·愛倫斯伯格把這個物件帶走了……甚至有人說,他連小便池的影子都沒看見,因為在遴選委員會的會議上,它被摔碎了……



對于馬塞爾·杜尚來說,所有這一切究竟有多重要呢?他依然顯得十分冷靜,明天將是新的一天,《泉》的事件也剛剛冒出來。“一股虛無主義的危險誘人之風正以神奇的喜悅之態折磨著我們。”畢卡比亞在《391》雜志上這樣寫道。馬塞爾依然和亨利-皮埃爾·羅謝一起玩弄三人色情游戲,1917年4月18日,羅謝在筆記中記錄了游戲的內容:“第一次。在呂茲(露易絲·諾頓)家。托爾(馬塞爾·杜尚)和我sp(做愛)。三人共度良宵。Kpf(口交)。2 sp(做兩次愛)。我幫助托爾。他、我sp(我做愛,他也做愛)。累了。回到家已一點了。”草率地生活,激情地做愛。他們還將做其他類型的游戲。



自20世紀初開始,各種雜志在紐約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就像一個個展示現代性的狂熱宣言一樣。《短評》雜志開始連載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魔獸》則支持一個詩人團體,凱恩伯格的雜志連續介紹了許多現代詩歌。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于1903年創辦了《攝影技巧》雜志,以證明攝影也是一門藝術,提醒人們注意負片應被視為一種美術材料,人們從中能得到多種多樣不同的效果。他試圖將現代藝術提升到理論高度,還提出許多政治問題,因為從格林尼治村直到上東區,言論自由一直在激勵著先鋒派。馬塞爾·杜尚也想擁有自己的雜志,以其特有的方式將各種藝術都融入雜志里。他把亨利-皮埃爾·羅謝和貝亞特麗斯·伍德也拽進來,和他攜手創辦雜志。1917年5月5日,《盲人》雜志創辦起來,這是一份非常簡易的刊物,朋友們也來同他合作,尤其是露易絲·諾頓和米娜·洛伊。創刊號的封面是阿爾弗雷德·弗呂赫用炭筆畫的一幅漫畫:一個盲人手持盲杖帶著導盲犬,散步走到一幅形象畫的跟前。封面上還有一行文字:“只要你們提供足夠多的素材,《盲人》第二期就會出版……《盲人》辦刊物的方針就是廣泛聽取讀者的意見。”稿件一旦發表,雜志將付給作者4美元。雜志的調子已經定下來了,就是對所有的事情都持嘲弄的態度,馬塞爾·杜尚引導著每一篇文章的走向,就像控制著盤面的象棋手,輕松地牽著對方的鼻子走。但杜尚和羅謝的名字絕不會出現在雜志上,因為他們倆担心被人認出來,那時美國剛宣布參戰,他們有可能被編入美軍的外籍軍團里。要是沒有官方的允許,他們是不能隨便離開美國的。


《盲人》的編輯們為一位名叫路易·埃爾施繆的畫家恢復名譽,這人喜歡說大話,在寫給藝術批評家及畫廊的自薦信中吹噓自己是個天才。他的畫作帶有樸素的象征主義色彩,夾雜著色情的描繪,表現出輕浮的道德觀以及夢境般的場景,他甚至把這些場景畫在雪茄煙盒上。米娜·洛伊撰寫了一篇題為“恕不評論!”的文章,給他帶來成名的幻想,他覺得這么多年來自己有權去盼望這一名望。正如小便池的惡作劇是歐洲大陸驢子羅羅的惡作劇之翻版,為畫家埃爾施繆恢復名譽一事倒使人回想起讓-皮埃爾·布里塞當選為詩歌王子的往事。1913年,馬塞爾·杜尚在巴黎親眼目睹了推選過程。后來,他開始對瘋子的創作感興趣,因為這些作品介乎于藝術與非藝術之間,即使那時他還沒有看到雷亞醫生于1907年在法國推介的出自瘋子之筆的畫作。對于可憐的埃爾施繆來說,被人遺忘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他成了瘋子,而且遭到所有人的遺棄,在痛苦之中死去。許多人撰文認為馬塞爾·杜尚在擺布一個人的悲慘命運,稱這種做法既虛偽又殘忍,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他們忽略了伴隨著他一生的兩種共存的特征:在蒙馬特求學時,他有一種叛逆精神,一種不求上進、善搞惡作劇的性情,那些錯失教育、拋棄傳統的人都有這種精神,馬塞爾·杜尚感覺自己就屬于這樣的超脫社會的團體。況且他像超現實主義者一樣,對那些“標新立異的人”,對生動的藝術,對淳樸的藝術家,對被人遺忘的藝術家,對擺脫美學準則約束的藝術家很感興趣,比如像亨利·盧梭那樣的畫家,他們證明某種想像可以和他們自己的想像產生共鳴。1945年,瓦朗蒂娜畫廊展出埃爾施繆的畫作,為畫展撰寫的廣告詞這樣寫道:這位畫家“依照馬塞爾·杜尚的說法,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藝術家”。


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對獨立藝術家沙龍展“沒有評委,沒有獎項”的規則感到喜出望外,甚至希望去超越這一規則,建議所有展出的作品都不署名,依照他的想法,“在讓展覽擺脫傳統,擺脫人的名望的同時,協會不應讓掮客及批評家去占便宜,甚至不應讓藝術家去沾光……所有的作品都將憑借其本身的價值得到公正的評判”。對于他來說,好的箴言應該是“沒有評委,沒有獎項,沒有商業手段”。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他卻起著現代藝術商人的作用,向自己畫廊所推介的藝術家們提供資助,為他們支付參展費用,其中包括查爾斯·德穆斯、亞瑟·德夫、馬斯登·哈特利以及喬治亞·奧基夫等人。他不太器重馬塞爾·杜尚,把他當作黃金分割沙龍展上的立體派畫家,認為他的畫很像畢加索的畫,因此而看不起他,然而在面對獨立藝術家協會成員的保守觀念時,他的反應卻出人意料。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站在馬塞爾·杜尚等人這一邊,捍衛R.莫特,并在《盲人》第二期上撰文,以攝影藝術為依據,為《泉》作辯護。像所有人一樣,他并不知道這場惡作劇的始作俑者恰好是杜尚本人。根據貝亞特麗斯·伍德日記的記載,斯蒂格利茨在攝影的照明方面花費了許多心思,巧妙地讓一束光影投映在小便池上,就像薄紗蒙在上面一樣。在任何場合下,斯蒂格利茨都會保持自己那朦朧、模糊的風格。馬塞爾·杜尚為什么選擇斯蒂格利茨來拍攝這張照片,而不用曼·雷呢?曼·雷是靠為藝術品拍照來維持生活的,況且還是他的朋友。正如蒂埃里·德迪夫所指出的那樣,杜尚在謀求美國先鋒派的支持,而斯蒂格利茨恰好是美國先鋒派的頭面人物。整個事件正在發生變化,馬塞爾·杜尚早就提前做好了準備:最初在面對保守觀念時,他要捍衛自己的原則,而斯蒂格利茨的支持則在美學方面和他遙相呼應。馬塞爾在“支配”著自己每一件作品的命運,就像一位棋手在對局中支配每一個棋子的命運一樣。由于遴選委員會拒絕小便池在沙龍展上展出,想造成轟動效應的愿望沒有實現,因此,他要在一篇文章里去散布傳言,文章由露易絲·諾頓撰寫,但文章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馬塞爾·杜尚口授的。然而,最重要的是讓人們承認“這[指復制的作品]也是藝術”,以便把一個演變為《泉》的小便池升華到想像的博物館及藝術史之中。此文轉載如下:



  理查德·莫特先生的事例


  他們說所有支付6美元的藝術家都可以參展。

  理查德·莫特先生送去一件名為“泉”的作品,在未經協商的情況下,這件物品便消失了,而且再也沒有展示出來。

  拒絕理查德·莫特先生這件作品的理由是什么呢?

  1.有人聲稱這件作品傷風敗俗,很粗俗。

  2.還有人說,這是一件復制品,是一件衛生潔具。

  事實上,理查德·莫特先生的《泉》并不傷風敗俗,認為它傷風敗俗的看法太荒謬,難道浴缸也傷風敗俗嗎?這不過是一件衛生設備,你們每天都能在衛生潔具店的櫥窗里看到這樣的設備。

  不管理查德·莫特先生是否親手制作了《泉》,這已不重要了。他選擇了這件物品,選擇了一件日常用品,準備送去參展,在新的標題和新的視角下,物品原有的意義也就消失了,從而給人一種全新的感受。

  拿衛生潔具來說事,這也太荒唐了。美國所制造的惟一的藝術品就是橋梁和衛生潔具。



1917年5月中旬,杜尚以《泉》為契機,開始深入研究現成品的概念,雖然《泉》最初不過是一件挑釁型的物品。他的思路漸漸地清晰起來,一定要突出藝術家的選擇,在同獨立藝術家沙龍展組織者的爭論中,瓦爾特·愛倫斯伯格也是這么做的。藝術家的選擇為作品的藝術特征奠定了基礎。經過不斷的修改完善,現成品的定義也逐漸確定下來……但非得通過惡作劇的手段,繞了一個圈子才能震撼文化機構。拿一個小便池到一個藝術展上展出,這個物件顯然并不是一件無特性的東西,并不是一件“人們連看都不看的東西”,正如馬塞爾·杜尚在1964年為現成品下定義時所指出的那樣。參觀者與小便池之間的象征性關系依然存在,即使這件物品并未派上應有的用場。在五金制品店里隨意選中的這件物品遠未體現出“無差別的美”。


這種以不雅觀物品為手段的拐彎抹角的表達方式引起許多人的誤解,他們根本無法理解杜尚的方法,在近乎一個世紀當中,現成品已等同于小便池,人們錯誤地把現成品當成一種挑釁型的物件。


《盲人》雜志刊載了另一篇由露易絲·諾頓撰寫的文章“浴室里的佛像”,此文依然是杜尚口授的,這篇文章為《泉》的形式美大唱頌歌,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蘿卜白菜,各有所愛”……尼采再次出現在杜尚的腦海里,《快樂的科學》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佛祖釋迦牟尼死后,人們總在一個洞穴里展示佛陀的陰影,如此長達幾個世紀。那陰影實在令人不寒而栗。”在這1917年,藝術的美感已經死去多年了,因為自1884年在法國舉辦第一屆獨立藝術家沙龍展之后,所有的一切就都結束了。《泉》的事件不過是把藝術美感之死刻意突出來罷了。



1917年春天,馬塞爾在紐約做出許多危言聳聽的舉動:值獨立藝術家沙龍展開幕之際,有人舉辦了一場正式舞會,女士要身穿長裙,男士則要衣著燕尾服,米娜·洛伊看見馬塞爾正和一個長著驢臉的丑女人做愛。就在那天的舞會上,十幾名年輕貌美的姑娘陸陸續續地坐在他跟前,就像花叢中一朵朵可愛的鮮花,她們的舞伴很快也簇擁過來;她們對《下樓的裸女》的創作者十分著迷,而且他那氣宇軒昂的魅力也把她們迷住了,可他為什么偏要傾心于丑女人呢?有人說被丑男人迷惑住的漂亮女人是在彌補自己未曾犯下的罪過,她們在遭受懲罚,但男人與丑女人交往,難道就是作踐自己嗎?


“假如讓高雅藝術,讓節日慶典藝術在我們身邊消失的話,那么我們藝術品的技藝也就沒什么了不起的了!”馬塞爾再次想起尼采的話。他打算舉辦一次盛裝舞會來為自己的雜志籌集資金,這也是他的第一次商業嘗試。他是否還記得奇裝異服舞會所取得的成就呢?舞會請柬上寫著:“在西11街119號韋伯大廳,跳房子游戲的新玩法,超級放蕩不羈。舞會將通宵達旦:《盲人》大概會看到日出。未化裝者將處以10美元罚金。”5月25日,終于等來舞會的那一天,韋伯大廳里的眾人既有社交場合的風度,又不失放蕩不羈的特性,貝亞特麗斯·伍德在人群當中跳起了俄羅斯舞蹈,又把她在巴黎的生活展現出來。接著,一位日本歌舞伎表演了一個節目,舞會隨后就開始了。所有在場的人很快都舞動起來。亞瑟·克雷文也從鄉下趕回來,他身上只披了一條床單。在大肆羞辱他之后,米娜·洛伊卻愛上了他,而且和他結為連理。馬塞爾·杜尚化裝成天文學家。在子夜時分,他喝得醉醺醺的,爬到距地面10米高的掛旗子的橫桿上,任憑身上的短披風隨風飄蕩,手里不停地晃動那頂粉色紙制的禮帽,好像在向來賓們致敬。所有的人都鼓掌喝彩。“當他爬到高高的旗桿上,那意思是說:‘做點別的事,做得大膽點。’”多年之后,亨利-皮埃爾·羅謝這樣寫道。于是有人便開始調情了。“這已超越了朋友間的友誼,是介乎于游戲與性行為之間的一種色情游戲。跳過舞之后,舞伴們相互接吻,輕輕地撫摸。在這里,這種事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羅謝對杜尚與女人之間的關系感到非常迷惑。“他在筆記中用許多形容詞來描寫主宰新郎的人,他還在體味這些形容詞。他不會說出自己內心的秘密,但會憑著自己的興致有條理地放棄這些形容詞。”天快亮的時候,《盲人》雜志的所有編輯都醉倒了,亨利-皮埃爾、貝亞特麗斯和馬塞爾以及其他朋友一起去吃早飯,他們吃著炒雞蛋,喝著紅葡萄酒。后來,他們回到西67街33號,五個人睡在馬塞爾·杜尚的床上。貝亞特麗斯·伍德靠墻躺下來,身邊就是她深愛著的馬塞爾,她根本就睡不著。“我幾乎躺在他身上,可以聽到他心臟的跳動,感受他胸脯的涼意。我真的感覺幸福極了,整個夜晚我都沒有合眼。”她把那一夜的感受繪成一幅色彩斑斕的水彩畫。不久以后,畢卡比亞請亨利-皮埃爾·羅謝吃飯,對羅謝的雜志表示不滿,因為這份刊物與他自己的《391》雜志競爭,此前受斯蒂格利茨的291畫廊的啟發,他在巴塞羅那創辦了《391》雜志,現在打算在紐約繼續出版這份刊物。依照他的想法,兩份雜志只能保留一個,于是他們商妥以一盤象棋的勝負來決定雜志的命運,最終亨利-皮埃爾·羅謝輸了,因此《盲人》雜志也就壽終正寢了。



但馬塞爾·杜尚并未就此止步。1917年夏天,他和曼·雷合作創辦了《榮如昂》雜志,這個標題很怪異,其實是印刷廠把“一錯再錯”的標題印錯了。偶然間所制造的美感再次保留下來。雜志的封面選用了一幅火柴盒貼花,這是一幅漫畫,畫面上一只白狗和一只黑狗在相互挑逗。


后來,馬塞爾·杜尚打算展出一件奇特物品,并得到著名攝影師畫廊支持的消息在巴黎的先鋒派中間流傳開來。關于這件小便池,格特魯德·斯坦還收到一封信:“斯蒂格利茨將這件物品拿到291畫廊里展出,而且還為這件展品拍攝了幾張神奇的照片。”將近一年過后,紀堯姆·阿波利奈爾在《法蘭西信使》周刊上也撰文提起這件物品,這是他在接受頭顱環鉆手術之后撰寫的文章。在軍械庫展一鳴驚人之后,時隔4年,馬塞爾·杜尚再次成為人們談論的話題,但這一次是他本人制造了誤解,然而,我們還是別搞錯了:在1917年,大概只有百十來個人知道《泉》的事件。不管馬塞爾·杜尚的小便池是否成為全球最著名的現成品,不管這件物品是否成為20世紀現代藝術的象征,2001年,索斯比拍賣行以190萬美元的價格將杜尚后來制作的另一個小便池拍賣出去,這才是我們這位藝術家一生當中最偉大的事件,是他那神奇戰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選自《杜尚傳》 朱迪特·伍澤 著  袁俊生 譯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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