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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丁·戈迪默訪談  南非的鏡子,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
納丁·戈迪默訪談 南非的鏡子,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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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14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女作家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約翰內斯堡家中去世,享年90歲。戈迪默一生著有20多部長短篇小說集、160余篇雜文評論。其主要長篇小說有《伯格的女兒》、《尊貴的客人》、《大自然運動》和《我兒子的故事》等,短篇小說集有《面對面》、《六英尺土地》、《星期五足跡》和《戰士的擁抱》等。她是個“反叛者”和“反傳統”的人物,拿起筆來批判南非的種族歧視,為被壓迫者說話,其作品堪稱為“南非社會的一面鏡子。”作為諾獎候選人,她在提名單上列名10余年,終在1991年摘取桂冠。


諾貝爾文學獎給她的授獎詞說:“戈迪默以熱切而直接的筆觸描寫在她那個環境當中極其復雜的個人與社會關系。與此同時,由于她感受到一種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礎上采取了行動——她卻并不允許這種感覺侵蝕她的寫作。盡管如此,她的文學作品由于提供了對這一歷史進程的深刻洞察力,幫助了這一進程的發展。她的獲獎是因其壯麗的史詩般的作品使人類獲益匪淺。”


4年前南非舉辦世界杯,戈迪默在接受采訪時說:“老實說,沒人真正需要那些露天體育場,等世界杯結束以后,我們要怎樣處理它們?讓那些棚戶區居民去那里躲雨嗎?”


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走近納丁·戈迪默

——納丁·戈迪默訪談(2002年)



78歲的納丁·戈迪默是南非現代舞臺上的一位杰出作家,撰寫了13部長篇小說,200多篇短篇小說,200多篇散文。在種族隔離最黑暗的時期,以反種族隔離為己任的她,盡管其著作在國內被禁,本人也遭受迫害,但她拒絕流亡國外而毅然留在國內,與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的地下組織成員并肩戰斗。就在白人政府瘋狂搜捕非國大成員時,幾位黑人運動領袖就躲藏著在她家中,并在其掩護下安全轉移。對戈迪默而言,最自豪和最驕傲的并不是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而是1986年出庭作證,使22名非國大黨員免除死刑。難怪曼德拉在1990年剛出獄后,最想見到的幾個人中就有她。戈迪默是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而國際社會則把她稱之為“南非的良心”。


2002年1月8日,記者如約來到黃金城一個綠樹映襯下的靜謐住宅,采訪了這位南非著名女作家、199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納丁·戈迪默。



“我一直在寫我熟悉的事情”


問:您在1991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中國讀者大都認為您的作品以反種族歧視為主題,不知這一理解是否正確?


答:事實上,我在寫作時從來就沒有刻意反對什么。我從9歲開始寫作,那時寫作是因為對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釋生活和人性是怎么回事,這個指導思想一直貫穿了我的寫作生涯。不過,我自己出生并生長在一個充滿種族歧視的時代,這是我熟知的生活,我一直在寫我熟悉的事情。那些小說被人們稱之為反種族歧視小說,其實小說只不過是真實反映了當時種族隔離時期的生活,反映了種族歧視的基本情況,也就自然反映出它是如何的殘酷黑暗。我的確是一名反種族歧視的活動分子,但不是一個反種族歧視的鼓動家,我從來都沒有利用作家身份專門著書立說來宣傳或鼓動什么。


以我的早期短篇小說為例,小說中的人物生活在種族壓迫下,當然可以把這些作品稱為反種族歧視的小說。自從我們國家贏得自由后,我又寫了三部小說,這三部小說都是1994年以后出版的,可以稱之為種族隔離后時代小說。很多人到現在還是當年種族隔離制度的受害者,人們雖然開始過上了一種新的生活,但回想起來,一些情形還會讓人們感到驚奇。我猜想,如果把白人和黑人的地位顛倒過來,讓白人到這邊,黑人到那一邊,這種生活將無法想象。



“就是因為我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總統沒有一個字的祝賀”


問:我們知道您很早就開始寫作,且是著名作家,但直到1991年南非的民主曙光初現之時,您才獲得諾貝爾獎。您覺得這和南非政治形勢有什么關系嗎?


答:沒有任何關系。很多人并不理解諾貝爾文學獎是怎么回事,你不可能僅憑那一本書就能獲獎,他們要看你主要的創作成就,這就是為什么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都是些上歲數的人,我獲獎時快68歲了。



問:能否談談您對獲獎的感受?


答:一位作家在真正獲得諾貝爾獎前的至少五六年甚至七八年里,都會被一直排在候選人之列,每年結果揭曉之前,就有記者打電話問我:“你已經排上名了,將獲諾貝爾獎,你有什么感想?” 我總是告訴他們:“如果我得了獎,我會告訴你的,再見!”然后我就掛斷電話。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又一年,我知道遲早會有一天會獲獎。


我獲獎的最早消息是一名瑞典記者告訴我的,當時我在美國。那時的南非總統是德克勒克,你能想象出我在回南非后他竟然沒有一個字的祝賀?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總統都會為自己國家出了諾貝爾獎得主而高興,且不言我還是諾貝爾文學獎二十六年來獲獎的第一位女作家,也是非洲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而我們國家的總統卻沒有說一句祝賀的話,就是因為我反對種族隔離制度,又是非國大成員。



問:您認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您的文學創作有什么影響嗎?


答:沒有任何影響。我除了獲得諾貝爾獎外,還獲得過其他一些獎項。但不管獲什么獎項,它們對你要創作的下一部作品不會有任何幫助。每創作一部新作品,你都需要找到恰當的方式來表達你要闡述的事物,如果我考慮到別人會說,戈迪默拿到諾貝爾獎了,這回寫的書肯定很好,那我就干脆別想再寫什么東西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專門設計讓哪些人來讀我的作品,也就是說,我從來沒有要刻意迎合讀者。



“我不會畫自己便畫了貓”


問:1988年您被提名為奧蘭治文學獎的候選人,但被您斷然拒絕,不知何故?


答:因為那是專門為婦女作家而設的。我反對一切人為分類的所謂獎項,文學獎還能分出什么花樣來嗎?難道非要分男性獎、女性獎、紅發人獎、金發人獎、 一夫一妻者文學獎、同性戀人文學獎嗎?這些和文學本身又有什么關系呢?這種類型的獎我自然不會接受。我還真不知道是不是專門有為男作家而設的什么文學獎項,我認為男女應該完全平等。



問:  1976年,世界上的700名作家被請求畫自畫像,聽說您畫了兩只貓,真實情況是這樣嗎?


答:原因很簡單,我不會作畫,也畫不了自己,我那時養了兩只小貓,很喜歡它們,所以干脆就畫了貓。現在那兩只貓沒有了,我養了那條狗,那條你剛才見過的黃狗。



“中國文學作品向西方介紹得實在是太少”


問:您閱讀過中國的文學作品嗎?


答:沒有。文學的翻譯溝通是我經常關注的問題之一。我們現在都在講全球化,而事實上,在經濟、金融、貿易等領域,也的確發生了許多變化,全球化趨勢迅猛,差距正在縮小。如果看一看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則這種全球化現在代表的可以說是美國文化中最低檔次的那一部分。不管你到任何地方,打開電視,到處都是美國的那種粗俗淺薄的鬧劇,這種鬧劇居然還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差不多充斥了整個世界,從匈牙利、贊比亞到日本,到處都一樣。另一方面,談到書籍和文學作品的交流時,翻譯工作實在是做得太差太少,尤其是對非西方文化的介紹和翻譯更是如此,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介紹就更是少得可憐。


假設你在中國寫了一本非常好的書,一舉成名,可是在西方世界,還沒有人聽說過你。如果我懂中文,把他的作品翻譯成英語,然后出版發行,可是由于西方讀者對作家并不了解,他的書在書店里可能還是賣不動。看來介紹文學作品需各方共同努力,至少需要出版商、文學評論家、媒體等來合力推進文學的交流。出版商要做好共同承担費用的準備。我曾多次出席過由出版界和文學界共同出席的國際會議,我常對出版界的人說,你們分別來自美國、法國、西班牙、瑞典等國家,你們難道就不能共同組織翻譯一些好的作品?最終你們也是會受益,不過說了也是白說。


現在再回到你提的問題上,關于中國文學作品,向西方介紹得實在是太少,我對中國文學根本不了解。我不知道為什么日本的作品在西方介紹得比較早、比較多,而中國的文學作品卻很少被翻譯介紹。



問:你知道中國有哪些著名作家嗎?


答:不知道,一個也不知道。


問:迄今為止,還沒有一位中國作家問津諾貝爾文學獎,而中國卻不乏優秀作家,甚至是非常優秀的作家,您如何看待此事?是不是和您剛才提到的文學翻譯問題有關呢?


問:當然關系密切。西方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太少了,諾貝爾文學獎在評選之前,候選人須從世界各地被提名,然后再從中篩選。這首先需要推薦者有機會了解中國作家的作品。



“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怎么啦?”


問:您如何評價自己的作品,能否介紹一下您最近的寫作生活。


答:正如剛才所言,我的小說主要反映自己所見所聞的人和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異性情愛,同性友愛,父子親情等,當然也有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政治。


我的長篇新作《邂逅》講述的是一個南非白人女孩和一名阿拉伯穆斯林青年之間的故事。一天,這個女孩子的車開到約翰內斯堡希伯魯區時突然壞了,這里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女孩自然十分担心,她的朋友勸她不要担憂,說前面拐彎處有個修車鋪,她于是走到修車鋪,一名修理工正從車下爬出來,這就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情形。這個修理工是個非法移民,青年穆斯林,來自沙特阿拉伯這樣的國家。通常情況下,他不會有什么麻煩,因為他看上去和南非開普敦的馬來人、印度人差不多。他們兩人在邂逅后關系越來越密切。我在寫這本小說時就問自己:到底是誰選擇了對方?對他來說,她來自富有的家庭,有穩定的生活,也許他可以通過她的關系獲得在南非合法居留的身份;而對她而言,他有一些小資產階級情調,想尋求一種不同價值觀,或者體驗某種冒險生活,也許是他選擇了她,也許可能是她選擇了他。故事的發展情節是,雖然她通過律師企圖把他在南非的身份合法化,但是沒有成功,移民局認定他是通過假結婚來騙取身份的,他于是被驅逐出境,而她則毅然決定隨他遠走他鄉。故事的場景于是轉換到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個小村莊,以及那里人們的生活情況。


那么,這部小說的主題是什么呢?我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我在寫兩個人之間的故事,兩個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們之間的愛情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意味著責任,這個故事就是在講這個問題,但我寫著寫著,突然意識到我實際上在寫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就是移民問題。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移民,就在我寫作這部書的過程中,就有很多人為了移民不惜藏在悶罐船艙或是不透氣的貨車后部,甚至在飛機的貨艙中,有人甚至窒息而死,這種悲慘的事情總在發生。


現在,就在阿富汗,每天都有人試圖逃往其他國家,他們掏錢找人把自己裝進箱子偷運出去,甚至不知目的地在何方,很多人就這樣死在途中。這就是我在這本書中要表現的事情。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怎么啦?找一處家園怎么這樣難?你在自己的國家到處流浪,找不到工作,無法謀生,這樣那樣的壓力迫使你背井離鄉,而你又去世界上到處流浪,可仍然是那樣的艱難,似乎沒有一處安身之地。這就是我想探究的東西。


采訪完這位著名作家,她平易近人的態度,對待名利的態度和嚴謹的創作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活躍的思維,清晰的思路,深遂的思想在她的談話中不時給人以深層次的啟迪。作為一位南非作家,她在不停地思考著自己身邊的變化,自己國家的變化,以及整個世界的變化;她在積極關注著世界的局勢,置身于改變貧窮與疾病的斗爭,準備著下一步的新的創作。這一切,對一位老作家而言,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作者:人民網駐南非記者  李新烽

來源:人民網 2002年3月29日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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