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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人生的邊上——楊絳先生百歲答問
坐在人生的邊上——楊絳先生百歲答問
楚塵文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楊絳(1911年7月17日—),本名楊季康,祖籍江蘇無錫,我國著名翻譯家,文學家,戲劇家。丈夫錢鐘書是著名文學研究家和作家。1932年畢業于蘇州東吳大學。1935年—1938年留學英法,回國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任教。1949年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主要文學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記》,另有《堂吉訶德》,西班牙流浪小說《小癩子》等譯著,2003年出版回憶一家三口數十年風雨生活的《我們仨》,96歲成書《走到人生邊上》。



楊絳先生百歲感言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準備回家。


在這物欲橫流的人世間,人生一世實在是夠苦。你存心做一個與世無爭的老實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擠你。你大度退讓,人家就侵犯你損害你。你要不與人爭,就得與世無求,同時還要維持實力準備斗爭。你要和別人和平共處,就先得和他們周旋,還得準備隨時吃虧。


少年貪玩,青年迷戀愛情,壯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壽幾何,頑鐵能煉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鍛煉,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績;不同程度的縱欲放肆,必積下不同程度的頑劣。


上蒼不會讓所有幸福集中到某個人身上,得到愛情未必擁有金錢;擁有金錢未必得到快樂;得到快樂未必擁有健康;擁有健康未必一切都會如愿以償。


保持知足常樂的心態才是淬煉心智,凈化心靈的最佳途徑。一切快樂的享受都屬于精神,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于物質的勝利,這便是人生哲學。


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后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系。


楊絳先生近年閉門謝客,海內外媒體采訪的要求,多被婉辭;對讀者熱情的來信,未能一一回復,楊先生心上很感歉疚。朋友們建議先生在百歲生日來臨之際,通過答問與讀者作一次交流,以謝大家的關心和愛護;楊絳先生同意,并把提問的事交給了年來投稿較多、比較熟悉的《文匯報·筆會》。我獲此機會,有幸與楊先生作了以下筆談。


1


筆會:尊敬的楊先生,請允許我以提問來向您恭祝百歲壽辰。


您的生日是1911年7月17日。仔細論起來,您出生時紀年還是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尚未發生。請問,7月17這個公歷生日您是什么時候用起來的?


楊絳:我父親是維新派,他認為陰歷是滿清的日歷,滿清既已推翻,就不該再用陰歷。


他說:“凡物新則不舊,舊則不新,新舊年者,矛盾之辭也,然中國變法往往如是。舊法之力甚強,廢之無可廢,充其量不過增一新法,與舊法共存,舊新年特其一例而已。”“今人相問,輒曰:‘汝家過舊歷年乎,抑或新歷年乎?’答此問者,大率舊派。舊派過舊歷年,新派過新歷年。但此所謂過年,非空言度過之謂,其意蓋指祭祖報神……今世年終所祭之神,固非耶教之上帝,亦非儒家之先圣先賢,不過五路財神耳。此所謂神,近于魔鬼,此所謂祭,近于行賄。”


7月17這個公歷生日是我一歲時開始用起來的。我一歲時恰逢中華民國成立。我常自豪說:“我和中華民國同歲,我比中華民國還年長一百天!”7月17日是我生日,不是比10月10日早一百天嗎?


筆會:您從小進的啟明、振華,長大后上的清華、牛津,都是好學校,也聽說您父母家訓就是:如果有錢,應該讓孩子受好的教育。楊先生,您認為怎樣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楊絳: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動的,孩子在父母身邊最開心,愛怎么淘氣就怎么淘氣,一般總是父母的主張,說“這孩子該上學了”。孩子第一天上學,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書包,欣欣喜喜地“上學了!”但是上學回來,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師哄得好。


我體會,“好的教育”首先是啟發人的學習興趣,學習的自覺性,培養人的上進心,引導人們好學,和不斷完善自己。要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教育,讓他們潛移默化。這方面榜樣的作用很重要,言傳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師長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爸爸說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浩氣沖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秘訣,爸爸說:“哪有什么秘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媽媽操勞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翻古典文學,現代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hào)讀書,讀好書入迷。


我在啟明還是小孩,雖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愛心感染,小小年紀便懂得“愛自己,也要愛別人”,就像一首頌歌中唱的“我要愛人,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愛人,因為有人關心。”


我進振華,已漸長大。振華女校創始人狀元夫人王謝長達太老師毀家辦學,王季玉校長繼承母志,為辦好學校“嫁給振華”貢獻一生的事跡,使我深受感動。她們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從不訓示我們如何做,我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的。他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有位軍閥到上海,當地士紳聯名登報歡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屬下列入歡迎者的名單,爸爸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假人”,立即在報上登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上海淪陷時期,爸爸路遇當了漢奸的熟人,視而不見,于是有人謠傳楊某瞎了眼了。


我們對女兒錢瑗,也從不訓示。她見我和鍾書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她學外文,有個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未查著,跑來問爸爸,鍾書不告訴,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辭典果然找著。


我對現代教育知道的不多。從報上讀到過美術家韓美林作了一幅畫,送給兩三歲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畫拿來要韓美林簽名,問他簽名干什么,小孩說:“您簽了名,這畫才值錢!”可惜呀,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價值觀的教育難道不應引起注意嗎?


筆會:您是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和錢鍾書先生結婚后,進門卻需對公婆行叩拜禮,學習做“媳婦”,連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這么多心血培養的寶貝女兒,在錢家做“不花錢的老媽子”。楊先生,這個轉換的動力來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貢獻給備受困擾的現代婚姻?


楊絳:我由寬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錢家做“媳婦”,從舊俗,行舊禮,一點沒有“下嫁”的感覺。叩拜不過跪一下,禮節而已,和鞠躬沒多大分別。如果男女雙方計較這類細節,那么,趁早打聽清楚彼此的家庭狀況,不合適不要結婚。


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說,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覺委屈。為什么,因為愛,出于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我愿為他研究著述志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我與錢鍾書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癡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鍾書說他“沒有大的志氣,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臺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我賴以成名的幾出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所以,他說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不僅贊成,還很高興。我要他減少教課鐘點,致力寫作,為節省開銷,我辭掉女傭,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筆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扎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領,使我很自豪。


錢鍾書知我愛面子,大家閨秀第一次挎個菜籃子出門有點難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場。兩人有說有笑買了菜,也見識到社會一角的眾生百相。他怕我太勞累,自己關上衛生間的門悄悄洗衣服,當然洗得一塌糊涂,統統得重洗,他的體己讓我感動。


詩人辛笛說錢鍾書有“譽妻癖”,鍾書的確欣賞我,不論是生活操勞或是翻譯寫作,對我的鼓勵很大,也是愛情的基礎。同樣,我對錢鍾書的作品也很關心、熟悉,1989年黃蜀芹要把他的《圍城》搬上銀幕,來我家討論如何突出主題,我覺得應表達《圍城》的主要內涵,立即寫了兩句話給她,那就是:


圍在城里的人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沖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圍城”的含義,不僅指方鴻漸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對自己處境的不滿。錢鍾書很贊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覺得這個關鍵詞“實獲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凈說些老話。對于時代,我是落伍者,沒有什么良言貢獻給現代婚姻。只是在物質至上的時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輕的朋友,男女結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雙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賞吸引、支持和鼓勵,兩情相悅。我以為,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該是能做得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門當戶對及其他,并不重要。


筆會:您出生于1911年,1917年即產生了新文學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論是四十年代寫的喜劇,還是后來寫的《洗澡》《干校六記》等,卻沒有一點通常意義上“現代文學”的氣息。請問楊先生,您覺得您作品中和時代氛圍的距離來自哪里?


楊絳:新文學革命發生時,我年紀尚小;后來上學,使用的是政府統一頒定的文白參雜的課本,課外閱讀進步的報章雜志作品,成長中很難不受新文學的影響。不過寫作純屬個人行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個性、情趣和風格。我生性不喜趨時、追風,所寫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從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現代氣息”,如果說我的作品中缺乏這種氣息,很可能是因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傳統,旁汲西洋,背負著過去的包袱太重。


筆會:創作與翻譯,是您成就的兩翼。特別是歷經“大躍進”、“文革”等困難年代、最終完成《堂吉訶德》的翻譯,已是名著名譯的經典,曾作為當年鄧小平送給西班牙國王的國禮。很難想象這個工作是您47歲自學西班牙語后開始著手進行的。您對堂吉訶德這位騎士有特別的喜愛嗎?您認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門外語更重要?


楊絳:這個提問包含兩個問題。我先答第一個。


我對這部小說確實特別喜愛。這也說明我為什么特地自學了西班牙語來翻譯。堂吉訶德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眼前的東西他看不見,明明是風車的翅膀,他看見的卻是巨人的胳膊。他一個瘦弱老頭兒,當然不是敵手,但他竟有膽量和巨人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面前沙塵滾滾,他看見的是迎面而來的許多軍隊,難為他博學多才,能數說這許多軍隊來自哪些國家,領隊的將軍又是何名何姓。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我曾證明塞萬提斯先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遺體埋在三位一體教會的墓園里;他被穆爾人擄去后,是三位一體教會出重金把他贖回西班牙的。雖然他小說里常有些看似不敬之辭,如說“像你媽媽一樣童貞”,他也許是無意的,也許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說不是說教。但他的小說確是他信仰的產物。


現在我試圖回答第二個問題。


“作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語更重要?”


是的。翻譯是一項苦差,因為一切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譯者一方面得徹底了解原著;不僅了解字句的意義,還需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面,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里領略原文,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達;內容不可有所增刪,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原文弦外之音,只能從弦上傳出;含蘊未吐的意思,也只附著在字句上。譯者只能在譯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達,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譯者須對原著徹底了解,方才能夠貼合著原文,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可是盡管了解徹底未必就能照樣表達。徹底了解不易,貼合著原著照模照樣的表達更難。


末了我要談談“信、達、雅”的“雅”字。我曾以為翻譯只求亦信亦達,“雅”是外加的文飾。最近我為《堂吉訶德》第四版校訂譯文,發現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辭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當的文字或更恰當的表達方式,就覺得譯文更信更達、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謂“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卻也現成。)福樓拜追求“最恰當的字”(Lemot juste)。用上最恰當的字,文章就雅。翻譯確也追求這么一個標準:不僅能信能達,還要“信”得貼切,“達”得恰當——稱為“雅”也可。我遠遠不能達到這個目標,但是我相信,一切從事文學翻譯的人都意識到這么一個目標。


2


筆會:錢鍾書先生天分、才學過人,加上天性淘氣,臧否人事中難免顯示他的優勝處。曾有人撰文感嘆“錢鍾書瞧得起誰啊!”楊先生,您為什么從來不承認錢先生的驕傲?


楊絳:錢鍾書只是博學,自信,并不驕傲,我為什么非要承認他驕傲不可呢?


錢鍾書從小立志貢獻一生做學問,生平最大的樂趣是讀書,可謂“嗜書如命”。不論處何等境遇,無時無刻不抓緊時間讀書,樂在其中。無書可讀時,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碩大的韋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辭典,被他逐字精讀細啃不止一遍,空白處都填滿他密密麻麻寫下的字:版本對照考證,批評比較等等。他讀書多,記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貫通、文白圓融,大多源由于此。


錢鍾書的博學是公認的,當代學者有幾人能相比的嗎?


解放前曾任故宮博物院領導的徐森玉老人曾對我說,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見”。


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哈里·萊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譽西方學壇的名家,萊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對慕名選他課的學生,他挑剔、拒絕,理由是“你已有幸選過我一門課啦,應當讓讓別人……”。就是這個高傲的人,與錢鍾書會見談學后回去,悶悶冒出一句“我自慚形穢。”(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問他為什么,他說:“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


錢鍾書自己說:“人謂我狂,我實狷者。”狷者,有所不為也。譬如鍾書在翻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乖乖地把自己變成一具便于使用的工具,只悶頭干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張。他的領導稱他為“辦公室里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積極。


人家覺得錢鍾書“狂”,大概是因為他翻譯《毛選》,連主席的錯兒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說孫悟空鉆到牛魔王的肚里,熟讀《西游記》的鍾書指出,孫猴兒從未鉆到牛魔王的肚里,只是變了只小蟲被鐵扇公主吞入肚里。隱喻與原著不符,得改。


錢鍾書堅持不參加任何黨派,可能也被認為是瞧不起組織,是驕傲。其實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并非瞧不起。


很多人有點兒怕錢鍾書,因為他學問“厲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無遮攔,熱心指點人家,沒有很好照顧對方面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較收斂。鍾書非常孩子氣,這方面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但錢鍾書也很風趣,文研所里的年輕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對他又佩服又喜愛。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出版的《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幾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對他又敬又愛的好友。


筆會:錢鍾書先生擬寫的西文著作《<管錐編>外編》當初是怎樣構思的?為什么沒有完成?有沒有部分遺稿?


楊絳:錢鍾書擬用西文寫一部類似《管錐編》那樣的著作,取名《<管錐編>外編》,起意于《管錐編》完成之后。這種想法并非完全沒有基礎,他生前留下外文筆記178冊,34000多頁。外文筆記也如他的《容安館札記》和中文筆記一樣,并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經過“反芻”悟出來的心得,寫來當能得心應手,不會太難,只有一一查對原著將花費許多精力時間。鍾書因為沒有時間,后來又生病了,這部作品沒有寫成。


錢鍾書開的賬多,實現的少;這也難怪,回顧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時間實在太少太少,尤其后半生。最后十來年干擾小了,身體又不行了。唉,除了遺憾和惋惜,還能說什么呢?


筆會:在您翻譯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學的范疇而進入哲學,蘇格拉底面對死亡“愉快、高尚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這本對治憂愁的譯作,有紀念錢先生的特別意義嗎?


楊絳:1997年早春,1998年歲末,我女兒和丈夫先后去世,我很傷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為悲痛是不能對抗的,只能逃避。


我選定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譯的習慣,一句句死盯著原譯文,力求通達流暢,盡量避免哲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語言生動如戲劇的對話譯成戲劇似的對話。


柏拉圖的這篇絕妙好辭,我譯前已讀過多遍,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同門徒侃侃討論生死問題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鍾書并沒有走遠。


應該說,我后來《走到人生邊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啟發。


筆會:聽說《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二十冊即將出版,是嗎?


楊絳:這個消息使我興奮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務印書館內外所有參加這項工程的同志表示感謝。《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依據錢鍾書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筆記手稿八十三本,形制各一,規格大小不一,因為年代久遠,紙張磨損,有殘缺頁;鍾書在筆記本四周和字里行間,密密麻麻寫滿小注,勾勾畫畫,不易辨認。鍾書去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對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編排,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此次商務組織精悍力量,克服種種困難精心編訂目錄,認真核對原件,核對校樣,補充注釋,工作深入細致,歷時三年有余,成效顯著,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鍾書和襄成此舉的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德炎同志地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


《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2003年出版時,我曾作序希望鍾書一生孜孜矻矻積聚的知識,能對研究他學問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現今中文筆記出版,我仍這樣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還能親見《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3


筆會:楊先生,您覺得什么是您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最值得驕傲的品質,能讓人不被摧毀、反而越來越好的品質?您覺得您身上的那種無怨無悔、向上之氣來自哪里?


楊絳: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總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說的:有念想。


抗戰時期國難當頭,生活困苦,我覺得是暫時的,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上海終將回到中國人手中。我寫喜劇,以笑聲來作倔強的抗議。


我們身陷上海孤島,心向抗戰前線、大后方。當時凡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成團。如我們夫婦,陳西禾,傅雷,宋淇等,經常在生活書店或傅雷家相會,談論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和前景。我們同自愿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有一天,我和錢鍾書得到通知,去開一個不記得的什么會。到會后,鄰座不遠的陳西禾非常緊張地跑來說:“到會的都得簽名。”鍾書說:“不簽,就是不簽!”我說:“簽名得我們一筆一劃寫,我們不簽,看他們怎么辦。”我們三人約齊了一同出門,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揚長而去,誰也沒把我們怎么樣。


到“文化大革命”,支撐我驅散恐懼,度過憂患痛苦的,仍是對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對焚書坑儒悲劇的不時發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陰陽頭……種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折磨。我絕對不相信,我們傳承幾千年的寶貴文化會被暴力全部摧毀于一旦,我們這個曾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優秀民族,會泯滅人性,就此沉淪。


我從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發,對外小心觀察,細細體味,一句小聲的問候,一個善意的“鬼臉”,同情的眼神,寬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辭,含蓄的批語,都是信號。我驚喜地發現:人性并未泯滅,烏云鑲著金邊。許多革命群眾,甚至管教人員,雖然隨著指揮棒也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揮拳怒吼,實際不過是一群披著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


筆會:能談談您喜歡的古今作家嗎?


楊絳:這個題目太大了,只好作個概括性的回答。我喜歡和人民大眾一氣的作家,如杜甫,不喜歡超出人民大眾的李白。李白才華出眾,不由人不佩服,但是比較起來,杜甫是我最喜愛的詩人。


筆會:楊先生,您一生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與“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卻始終是一物兩面,從做錢家媳婦的諸事含忍,到國難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斂抑、“穿隱身衣”,“甘當一個零”。這與一個世紀以來更廣為人知、影響深廣的“追求自由,張揚個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兩個氣質完全不同的東西。這是怎么回事?


楊絳:這個問題,很耐人尋思。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你罵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決不還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殺我,我會說:“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為我當殺人犯呢?我哪里礙了你的道兒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辨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筆會:孔子“十五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話,已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一個生命的參照坐標,不過也只說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期頤之境,幾人能登臨?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嗎?能談談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嗎?


楊絳: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年輕時曾和費孝通討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時間跑,地球在轉,即使同樣的地點也沒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現在我也這樣,感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葉子的變化,聽鳥的啼鳴,都不一樣,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樹上的葉子,葉葉不同。花開花落,草木枯榮,日日不同。我坐下細細尋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沒有一天完全相同,總有出人意外的事發生。我每天從床上起來,就想“今天不知又會發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沒有大的意外,我也能從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體會。八段錦早課,感受舒筋活絡的愉悅;翻閱報刊看電視,得到新見聞;體會練字抄詩的些微進步,舊書重讀的心得,特別是對思想的修煉。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了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面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凈這一百年沾染的污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過平靜的生活。


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


筆會:有人認為好性情只能來自天生,但您的好性情,來自您一直強調的“修煉”。您大部分作品是70歲以后創作的,堪稱“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典范。您認為“人是有靈性、有良知的動物。人生一世,無非是認識自己,洗練自己。”您看重曾參所說,“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在《走到人生邊上》的自問自答中,您得出的結論是“天地生人,人為萬物之靈。神明的大自然,著重的該是人,不是物;不是人類創造的文明,而是創造文明的人。只有人類能懂得修煉自己,要求自身完善。”“這個苦惱的人世,恰好是鍛煉人的處所,經過鍛煉才能煉出純正的品色來。”對您這些話,我沒有疑問,也不求回答。在此復述一遍,只為給您一個響應。


最后問一下,您和錢鍾書先生作品收入所得設立的“好讀書獎學金”是怎么運作的,運轉得好嗎?


楊絳:由錢鍾書和我的作品收入所得、于2001年建立的“好讀書獎學金”,設在我們的母校清華大學。截至2011年5月為止,基金已由起初的72萬元,增至929萬元。為268名品學兼優的清華學子頒發了獎學金,獲獎的學生中有的也是我和錢鍾書作品的讀者。他們手寫書信給我,談談自己的成長和校園生活,我由此得知現代大學生的一些狀況和心態。有的同學說我與清華同歲,邀我百年校慶時回校與清華同過生日。我曾請獲獎同學來家作客。大家說說笑笑頂高興。他們爭著翻閱錢鍾書批注的韋氏大辭典,對老學長的精深細致驚嘆不已。


“好讀書獎學金”由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管理,他們運作很好。我們的信托協議中有約: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在享有錢楊作品的財產權利的同時,有保護錢鍾書、楊絳作品著作權及其人身權利的義務,我對基金會認真履行約定感到滿意。


“好讀書獎學金”在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眾多的項目中,基金數額不是很高,但他們很重視這項獎學金的人文含蘊和它背后的故事,我們合作愉快。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會長賀美英女士是賀麟先生的女兒,我們住干面胡同時的鄰居小友,她和基金會的同志對我很關心,常來看望,大家成了朋友。錢鍾書逝世十周年,基金會請來鍾書在社科院的同事羅新璋、薛鴻時先生演講,介紹錢鍾書的學術人生。夜晚,同學們聚集大草坪,用燭光、朗誦和提琴演奏追思他們的老學長。我年老,未能身臨其境,但深為他們的真誠感動。


4


筆會:親愛的楊先生,我曾寫過一篇短文,贊美您有“種子之性”,柔弱,又堅韌,深自斂抑,且一生有少女相。我的幾位師友看了,覺得文章還少了一層意思,那就是“種子的信仰”。我現在把他們特意找出來的梭羅的這首詩抄在這里,獻給您,真的算恭恭敬敬為您拜一個壽——


Though I do not believe

that a plant will spring up

where no seed has been,

I have great faith in a seed.

Convince me that you have a seed there,

and I am prepared to expect wonders.

——Henry David Thoreau


我不相信

沒有種子

植物也能發芽,

我心中有對種子的信仰。

讓我相信你有一顆種子,

我等待奇跡。

——梭羅


恭祝您健康快樂,智慧平安!


楊絳:我一向把理解我作品的讀者當成知心的朋友,感謝朋友們多年對我的關心和鼓勵。我現在很好,很乖,雖然年老,不想懶懶散散,愿意每天都有一點進步,better myself in every way,過好每一天。


我從年初開始,再次用毛筆練小楷,抄寫鍾書的《槐聚詩存》,一天寫幾行。練練字,也通過抄詩與他的思想詩情親近親近,今天(6月19日)凌晨兩點,全部抄完。


我有時也寫點小文章,多屬雜憶與雜寫之類,等將來攢到一定數量,當結集出版請大家指教。


來源:文匯報 記者 周毅



楊絳,從名門閨秀到文學大家


五十年后,楊絳在接受訪談時,針對“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時完全可以離開內地的,為什么留下了呢”的問題,答道:“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能理解。因為我們愛我們的祖國。當時離開有三個選擇,一是去臺灣,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國外。我們當然不肯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去臺灣;香港是個商業碼頭,我們是文化人,不愿去。”“很多外國人不理解我們,認為愛國是政客的口號。政客的口號和我們老百姓的愛國心是兩回事。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我們是文化人。中國的語言是我們喝奶時喝下去的,我們是怎么也不肯放棄的。”這確是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心里話。


上海于當年五月獲得解放。這時,楊絳、錢鐘書已接到清華大學的聘函。據說,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們兩人的老友吳晗和錢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對北大、清華實行接管工作。隨后,吳晗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聘請楊絳夫婦担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出自吳晗的主意。


這樣,楊絳舉家離開上海,定居北京,開始了新生活,從此再也沒有離開京城(除“文革”、“五七干校”之外)。楊絳、錢鐘書曾在清華求學,度過了終身難忘的學生生涯,如今他們雙雙又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將在這里執掌教鞭。他們夫婦于八月二十四日攜帶女兒,登上火車,二十六日到達清華。


錢鐘書主要是指導研究生。楊絳是兼任教授,因為按清華的舊規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當專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鐘點計工資,工資很少。對此她就自稱“散工”。后來清華廢了舊規,系主任請楊絳當專任教授,她卻只愿做“散工”。她自己認為,因為她未經“改造”,未能適應,借“散工”之名,可以“逃會”。婦女會開學習會,她不參加,因為自己不是家庭婦女。教職員開學習會,她也不參加,因為她還沒有專職,只是“散工”。楊絳曾應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門到兩門課,其實已經夠專任的職責了,但是她為了逃避開會,堅持做“散工”,直到“三反”運動。


在他們夫婦的眼里,清華園變了,變得比以前更加熱鬧,變得比以前更加陌生。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學、老同事與他們在一起,如吳晗、金岳霖、浦江清、馮友蘭、吳組緗、溫德等人都在清華任教授,楊絳心忖,他們可以相互幫助,相互砥礪,共創未來。


苦中求樂


楊絳寄寓楊村的時候,房東家的貓兒給她來了個惡作劇。他們屋里晚上點一盞油燈,掛在門口墻上。楊絳的床離門最遠,幾乎全在黑影里。有一晚,她和同屋伙伴兒在井邊洗漱完畢,回房睡覺,忽發現床上有兩堆東西。她幸未冒冒失失用手去摸,先打開手電一照,只見血淋淋一只死鼠。他們誰也不敢拿手去拈。楊絳戰戰兢兢移開枕被,和同伴提著床單的四角,把死鼠抖在后院漚肥的垃圾堆上。第二天,她大清早就起來洗單子,汲了一桶又一桶的井水,洗了又洗,曬干后又洗,那血跡好像永遠洗不掉。


楊絳遇見錢鐘書,就把這樁倒霉事告訴他,說貓兒“以腐鼠‘餉’我”。錢鐘書安慰妻子說:


“這是吉兆,也許你要離開此處了。死鼠內臟和身軀分成兩堆,離也;鼠者,處也。”楊絳聽了大笑,憑他運用多么巧妙的圓夢術或拆字法,也不能叫她相信他為她編造的好話。她大可仿效大字報上的語調,向他大喝一聲:


“你的思想根源,昭然若揭!想離開此地嗎?休想!”


這年年底,錢鐘書到菜園來相會時,告訴楊絳一件意外的傳聞。


當時錢鐘書在郵電所,幫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認難字,尋出偏僻的地名,解決不少問題,所以很受器重,經常得到茶水款待。當地人稱煮開的水為“茶”,款待他的卻真是茶葉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個消息給他。據說北京打電報給學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殘”回京,“老弱病殘”的名單上有他。


楊絳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圓相依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釋慮;而且每年一度還可以回京探親。當時雙職工在息縣干校的,盡管夫妻不在一處,也享不到這個權利。”


過了幾天,他從郵電所領了郵件回來,破例過河來看楊絳,特來報告她傳聞的話:回北京的“老弱病殘”,批準的名單下來了,其中有他。


楊絳已在打算怎樣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動身的日期。過了幾天,他來看她時臉上還是靜靜的。她問:


“還沒有公布嗎?”


公布了。沒有他。他告訴楊絳回京的有誰、有誰。楊絳的心直往下沉。沒有誤傳,不會妄生希冀,就沒有失望,也沒有苦惱。


楊絳陪丈夫走到河邊,回到窩棚,目送他的背影漸遠漸小,心上反復思忖。難道自己的丈夫比別人“少壯”嗎?她背誦著韓愈《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感觸萬端。她想到了他檔案袋里的黑材料,肯定是這份材料在作祟!


楊絳想起這事仍然心上不服。過一天錢鐘書到菜園來,楊絳就說:“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說無聊,事情已成定局,還管它什么作祟。楊絳承認自己無聊:妄想已屬可笑,還念念在心,灑脫不了。


回家的是老弱病殘。老弱病殘已經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輩子留在干校吧。楊絳痛苦地聯想著。


一天,錢鐘書路過菜園,楊絳指著窩棚說:


“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


錢鐘書認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


楊絳認同:真的,什么物質享受,全都舍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筆記本、碑帖等等。


楊絳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錢鐘書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


在楊絳眼里,錢鐘書向來抉擇很爽快,好像未經思考的;但事后從不游移反復。而自己則不免思前想后,可是兩人的抉擇總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選擇,而且不是盲目的選擇,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特別關照下,楊絳和錢鐘書作為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殘”人員,離開干校,回到了闊別兩年的北京。據說周恩來調錢鐘書回京是以參加毛澤東詩詞的英譯工作為名,主要目的是怕他下放干校受折磨而死。


來源:《百年風華:楊絳傳》 羅銀勝 著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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