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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馬勇談一戰:“列強瓜分中國”是資本東移?
【思享】馬勇談一戰:“列強瓜分中國”是資本東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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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值中國辛亥革命結束、民主共和方興未艾之際,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因之而起,俄國思想、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因之而行。一戰戰場雖遠在歐洲,但卻激起了中國思想界的巨大改變。如何解讀和審視這些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做客“騰訊思享會”共同探討一戰百年系列策劃之“一戰與中國思想激變”。以下為部分實錄,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來源。歡迎收聽“騰訊思享會”或“ThinkerBig”公眾帳號:


甲午戰爭與一戰的關聯性很大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今天的主題是“一戰與中國思想之激變”。中國面對西方時,是農業文明面對工業文明、商業文明。中西之間的貿易不均衡曾導致一系列的沖突,這個沖突是中國對于西方的商業和工業的一種抗拒。但是經過兩次鴉片戰爭,中國在這方面有一個大邁進。1842年的《南京條約》開放五口,1860年的《北京條約》幾乎把中國全部開放,這是中國現代化的真正起步。


經過30年的發展,到1890年代初期,中國確實恢復了它的力量。并且在30年的發展中,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架構,經濟依然增長,這是重要的。因此當時的中國人有非常強的自信,比今天講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毫不遜色,但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也越來越明顯。


中國從1860年開始學習西方,從技術層面、工業化層面模仿西方,短短7年時間內就可以消化德國最好的技術,生產最先進的戰艦。后發的優勢是整個體制都投入,這是1870年代。但是增長到1890年代,中國把之前幾十個殖民地都丟掉了。從1871年的琉球、1884年的越南,中間加上緬甸和其它地方,30年的時間里這些都丟掉了,直到最后一個殖民地——朝鮮,中國不接受再丟了,于是甲午戰爭就爆發了。


甲午戰爭爆發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直接關系,但是(結果)關聯性非常大。因為甲午戰爭的結果是中國和日本談判達成《馬關條約》,里面規定朝鮮獨立、賠款、割地和全面開放中國的資本投資,這四條中最重要的是第三個問題,即割地。當時《馬關條約》在簽字的時候是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這些都已經簽完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李鴻章去日本之前,在北京除和朝廷交涉之外,也在和各國公使交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馬關條約》簽字的那一天,李鴻章到船上馬上有一聲冷笑。日本人說這老頭肯定有陰謀詭計,結果第二天三國干涉還遼。俄國、德國、法國三個國家干涉還遼,而且毫不客氣地告訴日本必須吐出來。日本說為什么吐出來?三國說沒有理由,就是必須吐出來。這樣日本在三個國家的壓力下,把遼東半島還給中國,中國多出3000萬兩賠款,叫贖遼費。


確實這幾個國家和日本之間沒什么理由,但是這幾個國家和中國之間有默契、有妥協。在這個事情后的一年多,即1897年11月,德國利用山東曹州教案,兩個傳教士被殺,德國出兵占領了膠州灣。此后中德通過談判,達成妥協,租借膠州99年;緊接著俄國租借旅順、大連灣99年;法國通過談判租借廣州灣、湛江港99年。這時候我們才突然發現,三國之所以干涉還遼就是因為他們要租借。


“列強瓜分中國”實為外國資本東移


我們過去的敘事很悲情,民族主義敘事就叫“列強瓜分中國”。其實19世紀中期之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產能飽和、產能過剩,于是就往亞太地區轉移。1860年之后,整個西方資本都是往這個方向走,這些國家都向中國大量投資,但是和中國都沒能解決土地的使用問題。滿人曾為中國開疆拓土,贏得了很多土地,這種對土地的愛護,你可以感覺到滿人不會輕易地丟掉土地。


但是1842年的《南京條約》確實割讓了香港,當時清政府不知道香港究竟在哪里、有多大,后來發現這個事比較麻煩,和大清發展的方向不一致,開疆拓土怎么能把土地丟掉了?因此1842-1894年,中國和外國的合作無論多艱難,都沒有辦法在土地使用問題上達成協議。


外國人要求說,你能不能考慮給我一個地方,我的船員漂洋過海幾個月到中國后,放到廣州去、放到內陸城市去,如狼似虎,肯定把中國的民風民俗全部搞壞掉。在過去幾百年的中外貿易交流中,廣東一口通商的時候,都不讓外國商人在廣州城市居住,讓他們住在澳門,到交易時間再過來。都說清朝、明朝閉關鎖國,其實完全是從民風民俗考慮的。那么在土地的使用上,中國政府找不到出路,西方國家也沒有建設。


因此等到1880年代,特別是德國1870年代統一之后,作為“帝國主義盛宴的遲到者”,德國資本輸出更加猛烈,在中國北部投資的動作非常大。這就面臨著需要港灣港口的問題,當時德國派工程師到中國沿海勘察水紋和地質狀況,1871年選定了膠州灣。因為和德國的氣候最吻合,他們在膠州灣生活沒有問題,而且膠州的深水港灣是當時中國沿海最好的港灣。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中德、中法、中日之間都是處于合作開發的貿易往來,并不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如何沖突,而是貿易大幅度增長。但是中國的政策找不到這種機會(解決土地問題),找不到機會才遇到甲午戰爭這么大的磨難。到《馬關條約》后,三國干涉還遼得到了一個機會。等后來中德1898年3月份談判時,中德就找到了一個合作的路徑——租借。德國派的一個公使,在日記里寫得非常清楚,德國政府準備每年拿出20萬作為租金。中國政府談判時說,租金我不要了,99年歸你投資,99年結束后全部走人。如果后來不是香港一直留到1997年,我們就認為這都是假的,怎么可能?就把土地拿去不給了?1997年香港回歸,是因為德國、法國、俄國達成協議,英國要求對香港范圍擴大,重新談判,另外英國有租界威海。


那么過去講的“列強瓜分中國的故事”可以這樣去理解:外國資本向中國來的過程是資本東移。《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國通商口岸自由辦廠,列強根據利益均沾的原則就把權益各自分解,兩國談判,多國共享。這樣我們看到,1895年《馬關條約》之后后的中國是什么面貌?之前幾十年,洋務運動現代化起步,但基本上是國家經濟占主導,沒有資本家階級,沒有工人階級,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辦商業企業,完全是(國家)壟斷的。


但到《馬關條約》之后,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真正的資本家階級、工人階級成長起來,更重要的是之前中國人想辦的事辦到了。比如想修鐵路,過去講中國不想修鐵路,說是因為風水,那是假的。史料上中國很早就知道鐵路,也想修鐵路,也知道礦產資源的開采,就是沒錢嘛。那么《馬關條約》之后,外國資本進入中國,一下子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從1895年到1903年八年時間,中國關內的鐵路,兩條南北大干線都建成了。而且國際資本帶給中國的規范性、示范性,使中國的民族資本迅速成長。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這樣出來的。


一戰時日本對德宣戰搶山東


再回到德國對膠州的使用。在1895年之前,德國就集中在山東經營,等到1898年的膠州租借協議達成后,德國就更集中地向山東投資,還設立了總督府。德國在中國的投資帶動了山東的快速發展,當然也有負面影響,就是義和團起來了。這些集中投資使德國在山東的利益非常大,但到1914年一下就中斷了。1914年6月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7月德國、俄國介入戰爭。德國一介入戰爭,德國和中國的利益密切相關。1914年8月正式打起來,打起來之后中國政府就面臨選擇。因為德國和俄國、英國幾個國家對打,包括奧匈帝國,中國政府很難站隊,這時候已經到了袁世凱政府。這個問題選擇很難,因為這幾個國家都是中國友邦,沒有一個和中國不好,都是好朋友,很為難,不知道怎么辦。


中國歷史上能夠選擇的一個示范,就是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三省打,中國中立,你們都是我好兄弟,你們打,我看著你們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在8、9這個兩個月之間一直在猶豫不定,中國的外交官和德日英的外交官密切接觸,各種方案都提出來。德國外交官提出,兩國關系好,多年來的投資使中德之間貿易、經濟、外交往來都很健康,能不能你幫我托管一下,等戰爭結束之后咱們再談,這當然是一個選擇方案。中國的外交官也提出過類似的方案,但是中國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猶豫不定。


中國政府覺得,我接手這塊,別國會不會打我,這就是利己主義。那時候中國政府不敢接,又提出方案能不能托管給美國,戰后再還。在這個猶豫過程中,日本和英國就達成了協議。1894年日本和英國就是戰略同盟,英國衰落過程中找了日本這個小朋友,甲午戰爭后日本在強國俱樂部慢慢靠拢了英國。英國和德國一開打,日本說我幫你。就在中國和德國談在山東投資的處分問題時,就在中國(對于參戰)猶豫不定的過程中,日本對德國宣戰。宣戰后,日本并沒有跑到歐洲去(打德國),而是就在山東比劃一下,把膠州拿下來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就被移交到日本手里。


戰爭是象征性的,有打,中國軍隊也在哪兒,但是就在那兒看著,說你就在這個通道打,通道之外還有老百姓呢,你不能往那邊打。那么戰爭結束后,日本把山東還給中國,肯定也沒問題。關鍵是中國只要堅定地參戰,不管是哪一邊,都能贏得主動。你對德國宣戰,就能把山東拿回來。其實后來還不是對德宣戰了?哪怕比日本對德宣戰早一天,山東根本不需要真打了,對天上放一槍就行了,山東就接管過來了,戰后再和德國去談投資怎么收回。


外交失敗引發國體討論


最后德國在山東的問題就不了了之,因為日本占了很長時間。到1914年10月,日本完全占領山東后,要求中國政府確認它的權利,這就是“二十一條”。“二十一條”在這100多年來被認為是國恥,是不得了的事,但是仔細分析,這是袁世凱要公布出來的。1914年10月日本從德國手里拿到山東后,日本外務省就在密集地商議怎么處理這個事。日本處理事情要提交一份備忘錄,這個備忘錄需要中國認可,為什么?因為山東的權益之前是德國投資的,德國和中國在1898年有協議,現在打完德國后,如果沒有一個文書是沒有辦法的。


這時候日本和中國外交部商量一個文書,這就是日本提交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政府對這個“二十一條”里面的絕大部分是認可的,因為沒有超出中德合作的范圍,但袁世凱發現里面有一部分是有問題的,即第五號文件涉及到滿洲和蒙古的權益。怎么能夠談這個?你跟德國人打,要的是山東權益。但是日本的理由是,1904年幫你打了一次俄國,沒有確權,補了這一塊。為此中國政府和日本談了二十幾次,談到1915年的3月份,還是達成了一個改變后的條約,叫“民四中日條約”。這個條約實際也是接受了山東權益從德國手里轉給日本,具有正當性,但后來革命敘事把它說成是國恥。


這里面涉及到國家力量的問題。國家有沒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能力做,這就是民主的效率問題,就涉及到國體。中國為什么在日本步步緊逼的時候,沒有應對的力量?這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變動之后1912年構成的政府。1912年構成的政府是一個沒有效率的政府,沒法決策,所以弄了一個《臨時約法》。政府是一個沒有力量的政府,決策很為難,想對德宣戰,結果議會不通過。當時戰爭一爆發,嚴復專門編輯西方情報,每天給袁世凱報西方戰場的情況。但中國的決策系統是外交、政府、議會、中間層,因此等到1915年3月,中日之間達成妥協之后,1915年4月又發生了一件事,影響了后面的思想史,就是楊度的文章《君憲救國論》。


為什么楊度要講君憲救國,他有三個理由。如果你不使用君憲,還是現在這種半調子民主,你就不可能走向富強;如果你不使用君憲,就不會強大;你不使用君憲,外國人瞧不起你。這就又回到1906年憲政改革的三個領域里。你不實現君主立憲的架構,政府就不能集中決策,不能集中決策就沒有辦法。所以楊度這篇文章提交給袁世凱,袁世凱5月份就給楊度題了一個匾——曠世逸才,贊美楊度。楊度這篇文章寫得很瀟灑,論證國家政治中心的效率問題,緊接著導致了后面的結果。袁世凱覺得楊度的建議是對的,體制不好就應該改。往下1915年輿論慢慢跟進,出現了楊度找幾個人弄了籌安會,討論怎么能夠在我們原來的政治架構下使它有活力、有效率。這個問題報給袁世凱,袁世凱認為這個事可以討論,在民主架構下當然可以討論。這就到了1915年7、8月,籌安會已經緊鑼密鼓地作為理論提出來。


但是這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新力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參加者,就是陳獨秀這撥人。陳獨秀這撥人是絕對的民主主義,特別是黃興,他認為民主原則不能沒有,一定要走民主道路。孫中山不一樣,到二次革命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成立中華革命黨,就是因為北京在籌建籌安會。我們不理解,孫中山怎么那么倒退?說要以黨的名義,還要忠于黨魁,簽字畫押效忠。其實很簡單,孫中山就是回到了原來的會黨,中華革命黨就是會黨,會黨當然是忠于領袖。這就可以看到,1915年因為外交問題引發了中國思想界的混亂,混亂過程中各種思想都在出現。


當年9月1日,陳獨秀的青年雜志創刊,創刊號里所講的理論仍然是絕對共和原則,仍然堅持那套東西,但是國家效率不管。這樣到1915年底還是不能決策,還是沒有辦法,這時候(參戰)被強制推行。袁世凱認為參戰不能決策,是因為沒有效率,政府沒力量。怎么有力量?君憲。因為楊度給了這個路徑,另外當時認為,中國的政治架構可能還應該是君主體制下的共和。古德諾他們這一批人,也都這樣論證。他們認為中國在這時候確實慌了,1912年大家都大意了,沒有去想究竟什么體制適合中國。


因為中國在兩千年的帝制架構中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的意義世界——我們為什么活著。第二個問題是在帝制架構下最高權威的爭奪。中國的意義世界就是威權世界。威權世界就是皇權體制下皇權不一定就是專制,是后來革命敘事導致了我們認為皇權就是專制。其實皇權并不意味著專制,儒家在這方面講的道理更多,而且它解決了一個問題,在皇權架構下,最高大位是不能爭奪的。我們為什么今天搞成這個樣子?辛亥之后一直到今天為止,大位其實大家都覬覦,因為沒有神秘性了。辛亥革命導致的結果就是最高權位大家都可以去爭。對此,章太炎有反省,他說當年中國的知識精英確實大意了,已經有了獨立的環境,為什么沒有好好討論一下國家的未來政治架構呢?這是章太炎在1921年辛亥革命十周年時寫的。


一戰結束,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巨大轉變


那么再回到1915年,袁世凱在1915年下半年確實想強制推行(君憲),因為不推行,國家利益就嚴重受損,因為沒有辦法介入到一戰,政府決策達不到,當時中國的政治領導人都想介入,結果議會反對。一直等到袁世凱死后,戰爭快結束,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張勛復辟的特殊環境,強制性通過參戰法案,而且以督辦的身份,強制性為中國在最后時刻留下了一個進入巴黎和會的機會。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內部的爭論、意識形態的爭論,包括袁世凱死后的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中國從民國元年一直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未參戰,中國覺得還有機會,等參戰后,戰爭明朗化,中國對戰爭結果的期待非常高,當然這與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宣布有關。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宣布,根本沒有談山東問題。但中國人的理解是,威爾遜一定幫我們把山東要回來。特別是陳獨秀在這過程中不斷地忽悠,把中國人的民族情緒(煽動起來)。要求把山東還給我,山東怎么還給你?巴黎和會中,中國根本沒有談判的力量,因為你參戰晚了嘛,你一參戰就打完了。


本來這場戰爭四年就結束了,中國還以為有好長時間才結束,結果不僅在1915年簽了個《臨時條約》,而且還在戰爭快結束時,跟日本簽訂秘密協議借錢。那么一戰結局就和我們的主題有重大關聯,就是在巴黎和會上,公理沒有幫中國戰勝強權。中國想要的東西沒有要到,盡管我們今天知道中國想要的東西,是不可能在那兒解決的。而且一戰快結束時,發生了十月革命,這給中國一個強烈的信號。我們發現,威爾遜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但是列寧說蘇維埃政府要把過去沙俄從中國拿去的東西都還給你,這時候中國人覺得俄國人好,十月革命好。但是恰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知識精英)也確實認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在中國怎么能夠(建立)有秩序的制度,能夠和社會主義層面有一種關聯。之后是意識形態轉軌一下子轉型到社會主義,這是政治層面。在意識形態層面,1915年后,中國正兒八經地去討論原來走的廢儒家的路徑對不對,共和國是不是一定要有共和國的國民。這時候討論這個問題了,因為1912年誰也不知道,那時候說共和國就要做共和國的國民,不能再做帝制下的國民。到1915年的時候,中國人真正仔細去想,我們走向民主共和這條路,我們的價值理念、我們的傳統究竟應該怎么保護,怎么能夠轉化、傳承。因此,從這兒往下走,從一戰結束以后,中國思想界發生了巨大轉變。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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