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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楊絳《我們仨》節選:我與鐘書在牛津的日常
【讀書】楊絳《我們仨》節選:我與鐘書在牛津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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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后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今天,楊絳先生103歲生日,歲月難掩其風華,103年的她,在“人生的邊緣”收獲著更多的平靜和智慧。讓我們對這位才華橫溢、熱愛生活的老人說聲,生日快樂!下文節選自楊絳先生《我們仨》,歡迎收聽“騰訊思享會”或“ThinkerBig”公眾帳號: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為有我們仨。我們仨失散了,家就沒有了。剩下我一個人,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窮的羈旅倦客;顧望徘徊,能不感嘆“人生如夢”“如夢幻泡影”?


但是,盡管這么說,我卻覺得我這一生并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也可說:我們仨都沒有虛度此生,因為是我們仨。


“我們仨”其實是最平凡不過的。誰家沒有夫妻子女呢?至少有夫妻二人,添上子女,就成了我們三個或四個五個不等。只不過各家各個樣兒罷了。


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難,鐘書總和我一同承當,困難就不復困難;還有個阿瑗相伴相助,不論什么苦澀艱辛的事,都能變得甜潤。我們稍有一點快樂,也會變得非常快樂。所以我們仨是不尋常的遇合。


現在我們三個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這個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我只能把我們一同生活的歲月,重溫一遍,和他們再聚聚。


一九三五年七月,鐘書不足二十五歲,我二十四歲略欠幾天,我們結了婚同到英國牛津求學。我們離家遠出,不復在父母庇蔭之下,都有點戰戰兢兢;但有兩人作伴,可相依為命。


鐘書常自嘆“拙手笨腳”。我只知道他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樣的笨,怎樣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個門牙。他是一人出門的,下公共汽車未及站穩,車就開了。他臉朝地摔一大跤。那時我們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們夫婦,還有住單身房的兩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訪問的醫學專家。鐘書摔了跤,自己又走回來,用大手絹捂著嘴。手絹上全是鮮血,抖開手絹,落下半枚斷牙,滿口鮮血。我急得不知怎樣能把斷牙續上。幸同寓都是醫生。他們教我陪鐘書趕快找牙醫,拔去斷牙,然后再鑲假牙。


牛津大學的秋季始業在十月前后。當時還未開學。我們下船后曾在倫敦觀光小住,不等學期開始就到牛津了。鐘書已由官方為他安排停當,入埃克塞特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我正在接洽入學事。我打算進不供住宿的女子學院,但那里攻讀文學的學額已滿,要入學,只能修歷史。我不愿意。


我曾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美國韋斯利女子學院的獎學金,因為獎學金只供學費。我的母校校長以為我傻,不敢向父親爭求。其實我爸爸早已答應我了。我只是心疼爸爸負担重,他已年老,我不愿增加他的背累。我指望考入清華研究院,可以公費出國。我居然考上了。可是我們當時的系主任偏重戲劇。外文系研究生沒一個專攻戲劇。他說清華外文系研究生都沒出息,外文系不設出國深造的公費學額。其實,比我高一級的趙蘿蕤和我都是獲得獎學金的優秀生;而清華派送出國的公費生中,有兩人曾和我在東吳同學,我的學業成績至少不輸他們,我是獲得東吳金鑰匙獎的。偏我沒出息?我暗想:假如我上清華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選修了戲劇課,說不定我也能寫出一個小劇本來,說不定系主任會把我做培養對象呢。但是我的興趣不在戲劇而在小說。那時候我年紀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覺得很不服氣。既然我無緣公費出國,我就和鐘書一同出國。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費。


可是牛津的學費已較一般學校昂貴,還要另交導師費,房租伙食的費用也較高。假如我到別處上學,兩人分居,就得兩處開銷,再加上來往旅費,并不合算。鐘書磕掉門牙是意外事;但這類意外,也該放在預算之中。這樣一算,他的公費就沒多少能讓我借光的了。萬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辦?我爸爸已經得了高血壓癥。那時候沒有降壓的藥。我離開爸爸媽媽,心上已萬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們要錢?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個旁聽生,聽幾門課,到大學圖書館自習。


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午后茶和晚餐。我們住一間雙人臥房兼起居室,窗臨花園,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我既不是正式學生,就沒有功課,全部時間都可自己支配。我從沒享受過這等自由。我在蘇州上大學時,課余常在圖書館里尋尋覓覓,想走入文學領域而不得其門。考入清華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許多文學課程,來不及補習。這回,在牛津大學圖書館里,滿室滿架都是文學經典,我正可以從容自在地好好補習。


圖書館臨窗有一行單人書桌,我可以占據一個桌子。架上的書,我可以自己取。讀不完的書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讀書的學生寥寥無幾,環境非常清靜。我為自己定下課程表,一本一本書從頭到尾細讀。能這樣讀書,還有什么不滿意的呢?


學期開始后,鐘書領得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兩條黑布飄帶。他是我國的庚款公費生,在牛津卻是自費生,自費的男女學生,都穿這種黑布背心。男學生有一只硬的方頂帽子,但誰都不戴。領獎學金的學生穿長袍。女學生都戴軟的方頂帽子。我看到滿街都是穿學生裝的人,大有失學兒童的自卑感,直羨慕人家有而我無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牛津大學的大課,課堂在大學樓;鐘書所屬學院的課,課堂借用學院的飯廳,都有好些旁聽生。我上的課,鐘書都不上。他有他的必修課。他最吃重的是導師和他一對一的課。我一個人穿著旗袍去上課,經常和兩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課堂側面的旁聽座上,心上充滿了自卑感。


鐘書說我得福不知。他叫我看看他必修的課程。我看了,自幸不在學校管轄之下。他也叫我看看前兩屆的論文題目。這也使我自幸不必費這番工夫。不過,嚴格的訓練,是我欠缺的。他呢,如果他也有我這么多自由閱讀的時間,準會有更大的收獲。反正我們兩個都不怎么稱心,而他的失望更大。


牛津有一位富翁名史博定。據說他將為牛津大學設立一個漢學教授的職位。他弟弟K.J.Spalding是漢學家,專研中國老莊哲學。K.J.是牛津某學院的駐院研究員。富翁請我們夫婦到他家吃茶,勸鐘書放棄中國的獎學金,改行讀哲學,做他弟弟的助手。他口氣里,中國的獎學金區區不足道。鐘書立即拒絕了他的建議。以后,我們和他仍有來往,他弟弟更是經常請我們到他那學院寓所去吃茶,借此請教許多問題。鐘書對于攻讀文學學士雖然不甚樂意,但放棄自己國家的獎學金而投靠外國富翁是決計不干的。


牛津大學的學生,多半是剛從貴族中學畢業的闊人家子弟,開學期間住在各個學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了。牛津學制每年共三個學期,每學期八周,然后放假六周。每三個學期之后是長達三個多月的暑假。考試不在學期末而在畢業之前,也就是在入學二至四年之后。年輕學生多半臨時抱佛腳,平時對學業不當一回事。他們晚間愛聚在酒店里喝酒,酒醉后淘氣胡鬧,犯校規是經常的事。所以鐘書所屬的學院里,每個學生有兩位導師:一是學業導師,一是品行導師。如學生淘氣出格被拘,由品行導師保釋。鐘書的品行導師不過經常請我們夫婦吃茶而已。


牛津還有一項必須遵守的規矩。學生每周得在所屬學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飯。吃飯,無非證明這學生住校。吃飯比上課更重要。據鐘書說,獲得優等文科學士學位之后,再吃兩年飯(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碩士;再吃四年飯,就成博士。


當時在牛津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是獲得獎學金或領取政府津貼的。他們假期中也離開牛津,別處走走。惟獨鐘書直到三個學期之后的暑假才離開。


這在鐘書并不稀奇。他不愛活動。我在清華借讀半年間,游遍了北京名勝。他在清華待了四年,連玉泉山、八大處都沒去過。清華校慶日,全校游頤和園。鐘書也游過頤和園,他也游過一次香山,別處都沒去過。直到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華上學,他北來看我,才由我帶著遍游北京名勝。他作過一組《北游詩》,有“今年破例作春游”句,如今刪得只剩一首《玉泉山同絳》了。


牛津的假期相當多。鐘書把假期的全部時間投入讀書。大學圖書館的經典以十八世紀為界,館內所藏經典作品,限于十八世紀和十八世紀以前。十九、二十世紀的經典和通俗書籍,只可到市圖書館借閱。那里藏書豐富,借閱限兩星期內歸還。我們往往不到兩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圖書館。我們還有家里帶出來的中國經典以及詩、詞、詩話等書,也有朋友間借閱或寄贈的書,書店也容許站在書架前任意閱讀,反正不愁無書。


我們每天都出門走走,我們愛說“探險”去。早飯后,我們得出門散散步,讓老金妻女收拾房間。晚飯前,我們的散步是養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兩種散步都帶“探險”性質,因為我們總挑不認識的地方走,隨處有所發現。


牛津是個安靜的小地方,我們在大街、小巷、一個個學院門前以及公園、郊區、教堂、鬧市,一處處走,也光顧店鋪。我們看到各區不同類型的房子,能猜想住著什么樣的人家;看著鬧市人流中的各等人,能猜測各人的身份,并配合書上讀到的人物。


牛津人情味重。郵差半路上碰到我們,就把我們的家信交給我們。小孩子就在旁等著,很客氣地向我們討中國郵票。高大的警察,帶著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門推推,看是否關好;確有人家沒關好門的,警察會客氣地警告。我們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簾,相對讀書。


開學期間,我們稍多些社交活動。同學間最普通的來往是請吃午后茶。師長總在他們家里請吃午后茶,同學在學院的宿舍里請。他們教鐘書和我怎么做茶。先把茶壺溫過,每人用滿滿一茶匙茶葉:你一匙,我一匙,他一匙,也給茶壺一滿匙。四人喝茶用五匙茶葉,三人用四匙。開水可一次次加,茶總夠濃。


鐘書在牛津上學期間,只穿過一次禮服。因為要到圣喬治大飯店赴宴。主人是C.D.LeGrosClark。他一九三五年曾出版《蘇東坡賦》一小冊,請鐘書寫了序文。他得知錢鐘書在牛津,特偕夫人從巴黎趕到牛津來相會,請我們夫婦吃晚飯。


我在樓上窗口下望,看見飯店門口停下一輛大黑汽車。有人拉開車門,車上出來一個小小個兒的東方女子。LeGrosClark夫人告訴我說:她就是萬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LeGrosClark曾任婆羅洲總督府高層官員,所以認得。這位胡小姐也在牛津上學。我們只風聞她鉆石失竊事。這番有緣望見了一瞥。當時中國同學有俞大縝、俞大姊妹,向達、楊人等。我們家的常客是向達。他在倫敦抄敦煌卷子,又來牛津大學圖書館編中文書目。他因牛津生活費用昂貴,所以寄居休士(E.Hughes)牧師家。同學中還有楊憲益,他年歲小,大家稱小楊。


鐘書也愛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戲。滿嘴胡說打趣,還隨口胡謅歪詩。他曾有一首贈向達的打油長詩。頭兩句形容向達“外貌死的路(still),內心生的門(sentimental)”———全詩都是胡說八道,他倆都笑得捧腹。向達說鐘書:“人家口蜜腹劍,你卻是口劍腹蜜。”能和鐘書對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會嫌鐘書刻薄了。我們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離,又好像是驕傲了。我們年輕不諳世故,但是最諳世故、最會做人的同樣也遭非議。鐘書和我就以此自解。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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