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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高全喜:不應對北洋政府過分苛責
【思享】高全喜:不應對北洋政府過分苛責
騰訊思享會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

對于一戰的中國站隊問題,在雙重革命史觀之下,北洋政府一直面臨著民族主義的批評指責。那么,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那段歷史?一戰之后,社會主義又為何在中國大受歡迎?騰訊思享會“一戰百年系列”研討,邀請多位學者共同探討“一戰與中國思想之激變”。以下為實錄,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來源。歡迎收聽“騰訊思享會”或“ThinkerBig”公眾帳號:


談歷史問題要先還原歷史真相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關于一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教科書從來沒有客觀中立地把故事敘述出來。因為我們的教科書大體上處于革命史觀之下,而且這個革命史觀是雙重的,即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革命史觀。這兩種革命史觀對一戰的論述,尤其是北洋政府和一戰的關系的論述,基本是批判性的,或者說是扭曲化的,并且他們調用了民族主義的悲情。以前的歷史是不真實的,在兩個革命黨所激化的民族悲情之下,顯然就會把北洋政府罵得一無是處,把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失敗夸大到了不得的、驚天動地的大事情。那么在這種情況下,一戰到底怎么回事?所以首先很重要的是,歷史學家要把它恢復成一個真實的過程,我們要在真實故事的基點上,來思考一戰與中國思想的激變。在此之基礎之上,我來談幾點看法。


不應對北洋政府過分苛責


第一,從外圍來看,中國與一戰的關系,暫且不談思想史的關系,首先要確立一個坐標。一戰是歐洲國家在主權國家形態相對比較完整的情況下,圍繞著國家利益進行的外部爭奪、資本擴張、殖民地重新調整等一系列戰爭。這些戰爭的背后,有一套國際法的制約,是正常的現代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戰爭。但是中國和一戰的關系,不是正常的關系。1912年中華民國初建,初建的民族國家羽翼還不豐滿,甚至內政外交的基本制度框架、人民的認同性以及國家執行能力,都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之所以沒有建立起來,不能說是北洋政府的無能,而是因為它本身是在一系列約束的情況下出現的。比如,《中華民國約法》給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設了一個重大陷阱。比如,宋教仁案意味著中國憲政初期的夭折,使得本來可以正常建設的國家發生了變化。宋教仁作為國民黨的一個領袖,某種意義上不主張革命,而是主張議會斗爭,如果他不被刺,可能當了總理,民國憲政也許會不一樣。那時候袁世凱底下的軍閥還沒有成氣候,國家奠定之后有了憲法,憲法之后有制憲,然后有政府,還有議會,就開始進入國家建設。正常情況下,假如到了一戰發生,(國家建設)應該已經初見成效,那這個時候我們就不至于那么失敗了。所以這個過程是宋教仁被刺扭轉了(歷史),尤其是之后的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等一系列事情,使得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國家能力非常脆弱。


當然我們講偉大的政治家,可能有重整家國的能力,使這個國家能夠很好地建立起來。但是歷史的演變(責任)不能在北洋政府一系,而且孫中山國民黨的激進主義,從來沒有承認過袁世凱,他認同的是后來南京的中華民國。在這個意義上,從辛亥元年就有一股革命的激進力量,雖然革命的正當性在當時是有的,但是建國后就應該停止革命了。權力不是讓給袁世凱,而是讓給一個選舉出來的總統,應該搞和平建設了,結果誰刺殺的宋教仁就一直說不清楚。這歷史迷案暫且不說。總的來說,民初國家建設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中,國家能力非常弱。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不能對北洋政府太苛刻。


從另外的角度來說,一戰之后所謂的國民黨的黃金十年,沒有民國這十年的社會建設和資本家的建設,怎么能有黃金十年?中國發展最好的是1927-1937年。但是1927年之前的這十年,說起來是軍閥混戰,實際上軍閥哪有混戰過?通電打打仗而已,實際上經濟發展很好的,所以我覺得這一塊功勞是要講的。國家層面上一直沒整合好,社會的自生自發建設在北洋這十年是非常不錯的,當然國民黨相對來說還可以。所以在這點上,對于一戰過程中的北洋政府,要站在當時的歷史角度說,給予同情和理解,確實不是很優良,但是不至于那么糟糕。


一戰時的中國是一個初建的現代國家,而參與一戰的西方諸國則處于擴展時期。我們的國家剛剛構建,政治也不成熟,所以對于這一段歷史,沒有過多的可指責的,它是客觀事實,你可以指責北洋政府無能,我同樣可以指責革命黨搗亂,各打五十大板。這就是中國當時的現狀,這是第一個故事,而一戰后的那些是第二個故事。


俄國帶給中國的災難遠大于日本


第二點,談到思想演變,一戰的五年,加上之前、之后戰爭的發育、演變、擴展期,大約前后有十來年,中國確實進入了第二代思想家的時代。但可惜的是,第二代思想家時代是更扯淡,因為第二代不如第一代。第一代有康梁、張謇等諸多人,而第二代里頭,有自由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可惜的是,源自第一代嚴復的自由主義沒有占主體,第二代思想家胡適的自由主義,雖有一脈血統,但是沒有占主體,這比較可惜。我們要問,為什么一戰前后自由主義沒有興起,反而讓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興起了呢?這是某種程度上運氣不好,趕上了整個世界的社會主義上升期,整個知識界的潮流有點所謂的“世界公理”,舊的西方世界瓦解了,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樣板蘇聯逐漸升起了。這是一個大思潮,所以知識分子像胡適這樣的人,都曾經有過一段簡單的迷戀,但是很快就放棄了。這里面最讓人佩服的是徐志摩,雖然他是個詩人,但從來對這一塊都非常斥責。所以說這首先是一個大環境,即世界格局,無論是中國還是當時西方的知識界都不成熟或者幼稚。就是說,真正的社會主義不代表世界公理,只是一時之短長,但很多人迷戀了,西方的知識界也有這樣膚淺的認識或者被迷惑,那么中國的知識界顯然更是容易被迷惑。


第三點,日本在中國的關系中是有重要的意義,但是日本并不是中國發展過程中最致命的因素。雖然從歷史上來說,在中國好的時期,日本人出于它的國家利益,確實在使壞,比如甲午戰爭時期,民國時期,日本確實挺壞的,但問題是還有更壞的。而且我們要站在大國角度上,比日本歷史更久遠的大國,體量比日本大,思考的尺度也應該比日本大,所以就可以理解日本雖然帶給我們很多災難,但作為一個小國、它要生存,它的國家利益就是要做這個事。那我們雖然記住這段歷史,但應該超越中日關系的恩怨,尤其在今天談這個問題。因為中國跟日本的矛盾不是根本的,根本的矛盾在俄國,至少相當一段時期內,俄國給中國帶來的災難遠遠大于日本。我們反省這段歷史,不能過于強調日本的關系,還要向日本學習,至少日本現代轉型比我們好,憲政發展了,國家文明,國民精神也好,這不夠我們學習嗎?所以要超越中日恩怨,氣魄要大。


民族主義不可極端


第四點,當時的民族主義有正當性,任何一個國家有民族主義都是正常的,但問題是不能導致極端。俄國導致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是極端,民粹主義也是一種極端。正常的、理性的民族主義適合一個國家的正常建設,是一個正能量,但問題是怎么能夠理性地處理好這把雙刃劍?不能說一見到民族主義就怕,也不能說民族主義就是一個好東西,只有一個審慎的、理性的民族主義才是好的,尤其是中國具有超大負荷的國家,稍微大一點人家就怕,更要審慎。現在中國的筋骨發育不強,卻要向人家展示肌肉,這不是愚蠢的民族主義嗎?在這點上,民族主義更應該理性、健康和自由主義相結合,這才是一條比較好的道路。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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