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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長”龍應臺的日常生活│讀藥周刊
“文化部長”龍應臺的日常生活│讀藥周刊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來源:中國新聞網  蘇潔


1999年12月的一個凌晨,臺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龍應臺坐在臺北市議會的大廳一隅,看著細細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響,感到全身徹骨的寒意。


“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點鐘,龍應臺站上了質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對面站著的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通紅,大聲問道。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龍應臺一下子變得很感性。拋開預算、項目、艱深的學術定義,在連著數月的質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緒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從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屏幕的公領域里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范,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么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講這番話時,龍應臺的腦袋仍是半暈眩狀態。當天接連十幾小時的質詢,議員發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響。


走下質詢臺,她抬眼看著窗外,臺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憶時,龍應臺坦言,那是她做臺北文化局長時最難忘的場景之一。那時的她,一天花15個小時處理政務,被外界形容是“掙扎在臺灣官場”。一度被議員質疑“不是臺灣人”時,龍應臺曾憤怒地高舉著右手大喊“我抗議!”在極度的壓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電話給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求救。但無論受到怎樣的捶打,龍應臺還是學不會打躬作揖的規則。“如果是作家龍應臺,早就拂袖而去了!”說到激動,她握著拳頭。


2003年,卸任臺北文化局長后,龍應臺去大學教書,像逃一樣地回到了學術的樂土。后來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除了寫字和教書,偶爾會和兒子坐在家里的陽臺上,端杯酒,看著傍晚的大海,說說話。另一個海島上曾經歷的那幾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龍應臺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繼《野火集》后再掀兩岸閱讀風潮。


五年后,這本書仍擺在臺灣各大書店暢銷書榜的前列時,龍應臺卻在為即將參加的議會質詢胃痛,仿佛多年前臺北市議會經歷的那一幕又回來了。她要去做臺灣“文化部長”任職兩周年的施政報告。


“為了做一個應對質詢的報告,我的同仁忙得雞飛狗跳。可能對面的人動一動小指頭,我們這邊的公務員,就要忙得跟狗一樣。”龍應臺忍不住表達“委屈”。


對于委屈,龍應臺是有準備的。“人生有些決定就在一剎那。”2012年,答應馬英九的請求回臺灣接掌“文化部”,任臺灣首位“文化部長”時,龍應臺沒和任何人商量。


那年她60歲。如果再晚4年,我不會干。如果這輩子還要用一次大力氣,這是最后一次。”


一個龍應臺,兩千多人的“文化部”,千頭萬緒。


非議不少,期待也不少。臺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王榮文曾說,“馬英九強調文化,龍應臺是值得期待的人選。”而包括云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著正面的期許。“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成員之一的張鐵志指出,龍應臺當“文化部長”是好事,這體現了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為。但同時,作為一個關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團體,“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也會持續檢驗龍應臺的施政表現。


龍應臺說,當時外界很希望看到她“馬上出成果”。


于是龍應臺告別了在香港沙灣徑25號“閑云野鶴”的7年,“帶著頭盔”回到了臺灣,如打地樁一樣地從頭做起。


“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龍應臺一個人在辦公室打掃,慢慢有人走進來,她一個一個地認識,“剛開始會覺得,好像面對一群可愛的‘烏合之眾’。他們都是來自完全不同部門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沒有共同的目標,也沒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間也沒有默契。”


臺灣“文化部”,是2012年5月從“文建會”“新聞局”“研考會”“教育部”等四大塊業務部門正式合并而成的。不僅業務變成原先的四倍,內部人員彼此也不太熟悉。對于空降的龍應臺來說,如何整合“老樹與雜草”,讓“文化部”的地下管線接起來,并非易事。


像在大學期間組織“思沙龍”一樣,龍應臺每隔兩三個月,就把各部門的負責人招呼到家里來Party。從六點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點,交流想法。建立一個“共識營”,一起討論下半年的目標、困難。


可壓力不僅來自內部的整合。


龍應臺發現,作為“部長”,她不僅要面對比市“議員”質詢火力更強的“立法委員”,還要隨時接受來自媒體和外界如放大鏡一般的檢視。


“可否請‘部長’談談影音政策?”剛上任時,有媒體追問。“我還沒聽到那里,請給我一點時間,好嗎?”龍應臺帶著歉意,“流行音樂部分原本不在我這里。”她坦言,2003年離任臺北市文化局長后,連這方面的報紙都很少看。


只做功課還遠遠不夠。2013年,有民意代表質疑,臺灣“文化部長”龍應臺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將近400萬新臺幣(約合人民幣83萬),但有關計劃的執行率卻只有32%,狀況并不好。該代表隨即表示,認為“龍應臺是把‘文化部’當成自己的基金會,出訪是為了替自己累積聲望。”


面對質疑,龍應臺承認,有些計劃的執行率的確偏低,但不少也是客觀原因造成的。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為“臺灣書院”,就必須通過上網公開招標的方式,但這在執行上有困難,同時也要耗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不會那么快地反映到“執行率”里。


“頭一年,我的感覺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會問自己‘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這感覺蠻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時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盡回到家,我開始會覺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點事情’。”龍應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部長”最初的感覺,好像是自己站在沙灘上,腳還沒站穩,一個浪頭就打下來,還沒準備好,第二個浪頭接著打下來了。


在紛繁的檢視和質疑里,龍應臺偶爾也會為指責和誤會而忿忿。“文化部”即將遷址到臺北新莊“副都心”時,“龍部長”一人坐擁三間辦公室的報道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臺聯”黨團副總召黃文玲更是出來嗆聲,“龍應臺不食人間煙火,1個人需要3間辦公室,根本就是龍太后!”


臺灣“立法委員”為此在質詢會上質問“行政院長”江宜樺時,江解釋,“一個‘部長’原則上只能有一間辦公室。”而面對“狡兔三窟”說,龍應臺也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體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間辦公室。”


對于不信任,龍應臺有些無奈。“如今媒體的生態已經變成,它拿著弓箭對著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圍的狀況。也就是說,它是帶著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這個讓我整整有一年時間,覺得蠻沮喪的。”


龍應臺坦言,她不習慣在一個不被信任的環境里工作。“我以為我沒有什么私利的考慮,只是做一個公仆,你為什么不信任我?這是整整頭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這就是現實。并且接受以這個為前提來工作。大概是兩年來,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


這種艱難,甚至有一個階段讓龍應臺產生了深深的自我懷疑。“有時候我難免會思索,我這樣一個人,如果要對臺灣、對華人世界有任何貢獻的話,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為寫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寫作是對的事情,還是現在做的是對的事情。”


龍應臺的《百年思索》里,曾記錄了這么一段話:


“你把她找來,是因為她有獨立的精神。如果她一進入官僚體系就失去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來的意義,你同意嗎?”


“如果她失去了獨立的精神,那么她輸了,我也輸了。”


對話發生在15年前的龍應臺和馬英九之間。像是為了一場誰也不愿輸的賭博,15年來,馬英九始終給龍應臺留著足夠的獨立空間。


“換一個人在馬英九的位置,有可能他三天兩頭給我打電話說,‘哎,我的輔選團隊的某某人有個什么劇團,你給他個什么資源。因為他對我的選舉有利。’或者是說,‘這個人跟我的政治利益有關,你的場地借給他用一用。’這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都會做的事情,馬英九一次都沒有。馬先生從來沒有試圖通過影響我這一塊,來服務他的政治目標,從來沒有。”龍應臺對《中國新聞周刊》形容,馬英九就像臺灣政壇的“稀有動物”,而這種有所不為,讓她有理由堅持自己的獨立。包括努力推動一些原本不被看好的項目。


最初有創辦藝術銀行的想法,龍應臺并沒有獲得太多支持,不少圈內的藝術家甚至質疑,為什么讓陽春白雪的藝術染上“銅臭”?而身處藝術市場的畫廊、經紀人則担心,“文化部”這是來和我們搶生意?


龍應臺嘗試著把這個概念介紹給更多的人,逐漸建立和完善甄選標準和典章制度,吸引臺灣本土的藝術家把作品賣給藝術銀行,再由藝術銀行出租給公共空間。


馬英九是第一批客戶之一。在他辦公室的走廊上,掛著大大小小近20件藝術品,都是從藝術銀行租來的。慢慢的,臺灣的機場、火車站、醫院和酒店等公共空間開始看到一些繪畫和雕塑作品,這些作品租金不高,為給民眾一個認識本土藝術家的機會。


為了推動藝術銀行的正常經營,龍應臺專門邀請澳大利亞藝術銀行的專家,來臺灣給工作人員上課。也許是因為多年海外生活的經驗,在推動文化交流方面,龍應臺總是不遺余力。


近幾年,由于多次參加交流活動,龍應臺一度被民進黨“立委”抨擊。但她依然故我。


“我確實在這兩年中,很有意地跟同仁‘磨’。用文化的海內外來往,來培養他們的觀念和視角,應該說是從頭教起。他們會覺得很辛苦,但我也相信這是他們從來沒有學過的。”


余光中形容早期的龍應臺是一股“龍卷風”,像梁啟超那樣披著啟蒙先鋒的戰袍,揭示社會病情。但對于她進入政壇的決定,他總抱著担心,担心這股龍卷風,扛不住政壇的夜長夢多。


進入“文化部”的龍卷風的確常常失眠,但風勢似乎并沒有中斷的意思。


臺灣部分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沖進“立法院”并占領議場23天,龍應臺以政務官的身份要求年輕人退出議場,呼吁請“立委”上工。她的態度遭遇不少輿論反彈,譏諷龍應臺“野火不在”。


“臺灣雖然已經在1987年解嚴,但很深的部分還沒有解嚴。人們仍拿著威權時代的同一把尺看現在的當局。如果臺灣人心底徹底解嚴,對當局的態度不會是一味的反抗。而是會多一點信任、鼓勵、并懂得慎思和明辨。”龍應臺反思,如果臺灣的前途都由“街頭”決定,是很可怕的景象。


2012年2月,以“黑馬”姿態進入馬英九行政領導班子的龍應臺,在當年的民調滿意度調查中高居榜首。兩年后,臺灣指標民調公司再做調查,龍應臺的施政滿意度也呈現下降、不滿意度升高的趨勢。


龍應臺似乎并不太在意,大方地給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一直在“補數位化課程”的她,不久前段用WhatsApp(類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軟件)給工作群發了條信息,“親愛的同仁,我是政務官有天會離開,你們是事務官,一切都要謹慎再謹慎。”


龍應臺說她喜歡美國詩人佛羅斯特的一首詩,“我們永遠是站在三叉路口選一條路走,不可能走回頭路,不可能回到原點。既然不可能回到原點,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別只是,每條路的風景都不一樣。”采訪完,從她遠離市中心的辦公室眺望臺北,這個城市已經有星星點點的燈亮起了。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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