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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馬勇:一戰使中國知識界棄資改社
【思享】馬勇:一戰使中國知識界棄資改社
騰訊思享會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原本被狂熱追捧的資本主義迅速被中國知識界放棄,轉而投身于被認為不可實踐的社會主義。中國知識精英為何會發生這種改變?騰訊思享會策劃“一戰百年系列”研討,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馬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共同探討“一戰與中國思想之激變”,以下為報告實錄,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來源。歡迎收聽“騰訊思享會”或“ThinkerBig”公眾帳號: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為什么近來比較好的道路,理論上可以論證它很好,但在中國總是不占主流?為什么?


一戰過分地激活了中國民族主義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正面的東西就是激活了民族主義,負面的東西是過分地激活了民族主義。其實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一戰之前就有,只不過比較特殊,在晚清時期呈現為滿人與漢人之間的種族主義。晚清幾次對外沖突,老百姓真的不管,因為他沒法管,套用一句老話叫“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英法聯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發的過程中,老百姓挎著籃子做點小生意,賣茶葉蛋、賣水給英法聯軍。在這種狀況下,中國的對外戰爭根本沒法說。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從1840-1842年斷斷續續打的,就沒有多少次像樣的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是從1856年打到1860年,也是斷斷續續的,只不過了北京后,有一個最驚天動地的事是火燒圓明園。真正在戰爭中死了多少人?沒有多少,甲午戰爭也是這樣。甲午戰爭中,我們在牙山死了200人,1894年9月15日在平壤沖突一天,我們守日本攻,我們一天都沒有死人,日本死了幾百人。當天晚上,中國軍隊趁大雨撤退,結果中了日本人的埋伏,我們死了2000人,被抓了700人。北洋海戰時,中日雙方各死了500多人。遼東半島戰役、山東半島戰役斷斷續續,也沒死多少人。日軍攻打臺灣,被臺灣的軍民打死了5000人,整個戰爭就是這樣的。


多年來我們講的悲情,是共產黨從國民黨一脈相承下來的,一戰前的晚清和共產黨之間沒有關系,是因為共產黨在抗戰時期和國民黨爭奪意識形態的話語權,所以才會出現這種局面。有兩本書,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他們倆在爭奪誰是孫中山的真兒子,兩個人互相罵,他罵他是叛徒,他罵他是叛徒,于是孫中山的話語里就提供了很復雜的東西。這與真歷史沒關系,我們就這樣被誤導了,所以還要去重新認識。


一戰使中國知識界懷疑資本主義


究竟一戰給中國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我覺得一戰對中國最大的改變,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懷疑,而這個懷疑有正當性。所謂戰爭的發生是資本主義急劇膨脹導致的結果,是因為德國作為資本主義的后發國家,發展起來的時候,世界已經瓜分得差不多了,于是德國要重新建構世界格局。一戰發生的最根本原因,是德國要挑戰世界原來的秩序,這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非常大。比如中國重要的思想家嚴復對一戰有很深刻的批判。嚴復說,一戰一下把西方資本主義的劣根性和全面問題給暴露了,一戰導致西方世界只剩下“寡廉鮮恥”四個字。這是嚴復很重要的一個判斷,他對西方觀察的密度最高,因為給袁世凱整理資料。


還有辜鴻銘,他在戰前戰中都有判斷,就是資本主義沒有秩序的競爭一定是人類的災難。辜鴻銘一直在講春秋大義,以中國古典的東西規范西方,而這個春秋大義實際上等二戰之后中國人真做到了。二戰之后,中國的張彭春,即張伯苓的弟弟,就是用春秋大義規范《世界人權宣言》。今天我們知道,中國官方講,《世界人權宣言》這是西方的普世價值,其實那就是當年辜鴻銘所講的春秋大義。張彭春規范得很好,仁者愛人,普世原則,四海之內皆兄弟。這都是因為一戰之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無度競爭,使中國人認為西方的制度不行。


還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家就是梁啟超,他在1895年步入政治舞臺之后,就一個勁地鼓吹民主、科學、憲政,到1914年之前,都非常狂熱地鼓吹中國向西方學習。到1918年戰爭一結束,梁啟超帶著張君勱、徐新六等一撥他的門徒到歐洲旅游。通過實地考察,認為資本主義這樣發展不行。如果不是這樣發展的話,還是處在原來的冷兵器時代,不可能死幾千萬人。資本主義高科技發展了,特別是飛機、坦克、毒氣彈出來了,梁啟超認為這是人類最不應該發展的東西,所以這樣發展不行。結果梁啟超還沒有從歐洲回來,中國思想界就開始了對科學與路線的爭論,到1923年導致了科學與玄學的爭論。


一戰使中國知識界走向社會主義


在這個過程中,確實可以看到這些思想家對西方發展模式有過懷疑。但是中國也有個問題,就是在資本主義自我調節、自我洗牌、重新開始的時候,我們一看別人不好就不要了,就另外找新的。恰恰在一戰時,我們的路徑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國千不該萬不該沒有朝著資本主義,就朝著社會主義去了。這是1918年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最典型的情況是一戰剛結束時,李大釗、陳獨秀都對勞工的勝利表示了狂歡,甚至蔡元培,作為北大校長應該很沉穩了,但他也覺得十月革命給了中國一個機會。所以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一戰是一個高潮時刻。其實中國人很早就知道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一八七幾年就知道,但是一直停留在學理范疇內,沒有轉化為政治事件。直到一戰后,特別是后來的巴黎和會,我們又夸張了外交失敗的遭遇,也沒有反省,還對威爾遜大感失望,其實最終山東問題的解決還是美國人幫忙的。可惜我們只記住了仇恨,沒有記住幫助這一塊,于是社會主義就在這兒走過來了。


中國知識界清楚知道選擇社會主義的代價


等到整個局面穩定以后,中國的社會主義并沒有轉化為實踐。張君勱、張東蓀、梁啟超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1920-1921年有過很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是,中國知識人認為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不可要,但是理論當中的可要。梁漱溟當時有文章說,理論中的社會主義有一個好處,就是結束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不對等,絕對的私有制是罪惡。但是中國歷史發展得比較詭異,好像總是選錯,因為中國人太聰明。1920年代都說不要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了,理論上可以彌補資本主義的缺陷,但是恰恰到了192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又發生了一次大洗牌,結果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說好,這次更證明我們應該學北方。


在1930年代,中國知識人不是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罪惡,當時有很多人都曾到蘇維埃考察過,但最可恨的是,他們認為中國人可以忽略不計(這個罪惡),為了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發展,我們可以付出那個代價,這樣我們在1930年代就轉向了社會主義的軌道。1931年對中國最具有示范意義,這時候剛剛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還出了兩個大事,一個是九一八事變,另一個是中華蘇維埃正式建國。于是從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到1931年,社會主義路徑在中國就是這樣成形了。


選擇社會主義有時代正當性


一戰時期,確實是中國意識形態的一個大轉型期,中國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了。走過來之后覺得社會主義不應該有,但當年真的有它的正當性。毛澤東有一篇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講中國為什么學蘇聯,學社會主義,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中國當學生向老師學了幾十年,可是老師老打學生,這是中國背離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原因。二是從1918年到1920年代初期,中國人向往蘇聯的最重要原因,我覺得是沒有接觸過真正的蘇聯。當時蘇聯處在列寧的新政策階段,并不是純粹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架構下的資本主義,有點像中國的改革開放,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講,蘇聯的政治架構把蘇聯人民所壓抑的能量給釋放了,所以中國人的轉型之路,成了歷史的必然選擇。毛澤東講的這兩個理由,對于我們理解一戰后中國的轉軌很有幫助。


一戰使新儒家慢慢崛起


再看儒家,可以算作文化保守主義,不是激進性的變革。儒家的概念從孔子到近代,一直有保守的變化,也就是余英時講的“守先待后”。所以儒家不是封閉的,不是到這里為止,不是只在原來里找,還要有創新和創造,既有時代性,也有維新的路徑。20世紀所有的新儒家對儒家思想的重新建構貢獻都非常大,比如姚中秋(秋風)講的儒家憲政。當然他講得很極端,遭到很多人批評,其實如果像張君勱那樣講得緩和點,可能社會更容易接受。梁漱溟對儒家的體會、對西方的接納,還把它們揉到一起,你可以感覺到這根本不是董仲舒儒家,而是梁漱溟儒家,他認為儒家就應該這樣做。梁漱溟排除了純粹的資本主義化,認為資本主義是第一條走不通的路,那第二個判斷更厲害,第二條社會主義道路也走不通。在193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最高漲時,梁漱溟寫兩篇文章,打社會主義打資本主義,最后說要以中國本位的儒家思想為路徑。所以我們看這種“守先待后”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傾向,新儒家在一戰之后慢慢崛起,這與辛亥之后意義的丟失、政治權威的喪失有很大的關系,也與一戰后中國重新考慮政治架構有關。所以儒家在一戰前后發展變化的脈絡就非常明白。


自由主義政治行動力差難成主流


至于自由主義永遠不可能成派,因為它是游離出來的,是個人英雄主義,不會大家在一起有一個共同理念。儒家在一起可以發一個聯合宣言,自由主義沒法發宣言,都是互相瞧不起的,政治行動力也比較差。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在一戰之后,中國思想史的脈絡就是這三大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加上游離出來的自由主義。當年所有的知識精英,都可以在這幾個脈絡中找到位置。


一戰讓中國對西洋文明幻滅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我補充一下。一戰對中國最大的沖擊,也是對知識分子最大的沖擊,即對西方文明迷信的幻滅。廢科舉以后,中國社會迅速在文化上激進化,所以民國初年沒有人去想中國傳統,大家都要按照西方的模式來構建一個現代的中國,結果一戰讓大家完全幻滅了。梁啟超說“西洋文明已經破產”。這里的“西洋文明”一個是自由資本主義,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所導致的不加節制的競爭。第二個是民族主義及它所支撐的民族國家,這是當時很多人深刻懷疑的東西,而這個和中國自身構建現代秩序的過程有一個很詭異的悖反,我們在一戰中看到中國政治決策的低效率,恰恰是民族國家沒有建成的結果。所以一戰以來,大家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結構產生了深刻的懷疑,自然也與社會主義興起有密切的關系。另外梁啟超特別強調的科學萬能的幻滅。大家都特別相信科學能夠帶來現代文明,但科學在一戰中的表現是殺人效果大幅度提高。由此大家對科學、技術在文明中能夠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產生了深刻懷疑。這樣的懷疑就引發了中國思想的覺醒。


在一戰結束后,以梁漱溟先生引起的東西方文化大論戰和張君勱先生引起的科學與玄學大論戰作為標志,新儒家正式登場。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事件,任何變化都沒有這個大,因為它形成了一個思想傳統,在未來也生產出了現代中國唯一一套哲學,就是新儒家的哲學體系。


陳獨秀不是自由主義者


觀眾提問:我想問高老師一個問題,您說到自由主義在一戰前后的中國,已經有了很深的根基。陳獨秀當年也提出了的個人主義、避免群體意識,呼喚大家承担責任。我覺得,這是一種偽自由主義,是儒家的君子精神試圖舊瓶裝新酒。您怎么認為?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一般來說自由主義是后來的詞匯,自由主義捍衛的是人的一種權利、尊嚴。建立法制政府、憲政秩序、遵循自由的市場秩序,這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內容。陳獨秀不是自由主義,在早期屬于激進主義。回到哈耶克所說的兩種自由主義,一種是法國式的,一個是英美式的。啟蒙運動其實催生了兩種思想,一種是社會主義,一種是法國版的自由主義,有一致的方面。但是真正的自由主義是保守的自由主義,從英國的大憲章、英國政治傳統這一路下來的是正宗。自由主義也有它的激進時刻、激進的表現方式,這屬于特殊情況。陳獨秀他們談的都是強調個人自由、個人權利,這屬于法國啟蒙時期的思想,肯定不是英美系。所以陳獨秀、李大釗他們很快就變成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真正的保守自由主義或者儒家主義,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


搞不清楚歷史也搞不清楚現實


觀眾提問:現在的中國與在一戰時期,國際環境上有何相似之處?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這個問題不太好講,去年開始在國際關系學界有很多討論。現在外面都把中國看成是一個非常負面的因素,認為中國非常強大,但是像高老師講的沒有真強大,結果還在那兒亮肌肉就很麻煩。(注:高全喜語,現在中國的筋骨發育不強,卻要向人家展示肌肉,這不是愚蠢的民族主義嗎?)中國自身的民族主義并沒有凝聚起來,反而把周邊的民族主義煽動起來。這究竟是不是中國一個很大的戰略,現在搞不清楚,因為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引起討論,我們也不是民主決定的一個體制,而且兵不厭詐。如果把握不好,擦槍走火引起局部戰爭未來是有可能的。


中日之間也是這樣。日本不構成中國發展的障礙,說句實在話,我們今天只不過拿日本作為出氣筒而已。因為二戰的一頁早就翻過去了,二戰的所有文件,從開羅會議到后來的所有文件都有約束力。如果不發生國共內戰,中日之間會達成第二次《馬關條約》,因為中日之間要單獨談,交還臺灣等這些東西會有手續。但是后來國共內戰發生了,就沒有辦法了。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歷史,在90年代以前,中日之間沒有問題的。我的同事在80年代研究慰安婦,結果不讓搞,我們現在還到處找慰安婦。當年研究慰安婦是因為她們健在的已經很少了,不讓搞是因為我們政治上中日要友好。現在中日不友好,就鼓勵大家天天談這些東西。最近曝光了一份戰犯的檢討,都藏了70年,而且那是被我們關押時寫的,能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真實意思?所以中日之間是個現實的問題,世界格局的變化才是對中國的真正考驗。如果回到晚清格局上,是因為我們的信息不對稱。現在領導人聽不到不好的聲音,領導人出訪到任何地方,都是想和中國合作,西方國家都說中國好,因為能得到合作機會,聽不到中國的問題。所以這可能是未來中國在世界格局中最大的風險,不要說我們今天的社會內部問題。晚清的增長,如果從比例上來講,比我們今天要強。因為晚清有一個北洋艦隊是真的,我們現在只有一個遼寧號。晚清的戰艦,它就是亞洲第一、世界第六,我們今天的戰艦能達到什么程度?晚清的增長在當年的情況下,比我們今天在世界格局中要強大得多,但我們把歷史給屏蔽掉了,既搞不清楚歷史,也搞不清楚現實。



2015-08-23 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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