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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慰年:半資本主義與中國的未來
羅慰年:半資本主義與中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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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棟裂開的房子

南北戰爭前,美國存在兩種政治經濟制度,一種是北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另一種是南方的奴隸制度。南方的奴隸制和北方的資本主義制度并存,美國分為自由州和蓄奴州。1787年制憲大會,雖然制定了美國憲法,卻沒有妥善解決奴隸制的問題。新增加的州不能實行奴隸制,奴隸州的奴隸沒有選舉權。在眾議員的代表選舉時,奴隸的人數按3/5計算,使得奴隸主通過奴隸的人頭計算,增加了他們的政治權力。兩種經濟制度并存,在國家內部形成制度沖突,發展到后來,南方和和北方勢不兩立。

美國早期的社會制度,是先進和落后的生產方式“混搭”的制度。這是美國式的“一國兩制”。這種混搭經濟政治制度的產生,有其歷史背景。回溯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制度自13世紀在威尼斯萌芽,后來進入荷蘭、西班牙、英國,也落戶英國的北美殖民地。資本主義進入美州大陸,伴隨著資本主義先進的生產方式在世界擴張的歷史潮流,同時伴隨著利用落后的奴隸的“勞動力比較優勢”,為英國和其它國家提供具有競爭的廉價產品。奴隸販賣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洗不掉的污點,它的罪惡,最終在美州大陸開出“惡之花”,為《87憲法》后的美國留下兩種相互矛盾的經濟政治制度。如何解決兩制的矛盾,是美國面臨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1858年6月,林肯在一次演講時,說出了一句至今人們銘記的話:“一幢裂開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這個政府不能永遠維持半奴隸和半自由的狀態。我不期望聯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確希望它停止分裂。”“我不希望這個國家沒落,我希望它不再被分裂,它將成為某一整體。”資本主義的擴張性決定了它與奴隸制的不可避免的劇矛盾。兩種制度共存的國家,解決不好制度之間的矛盾,沖突必然不斷。制度分裂的國家不能長久站立。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兩種經濟制度沖突的必然結果。沖突的解決,是戰爭;戰爭的結果,是奴隸全部解放。從此,美國走上完全的資本主義道路。

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說明在一個國家中,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共存;但是,兩種經濟制度并存,代表先進的和歷史潮流的制度,是否在國家發展中起主導作用,決定了國家的命運。先進的生產方式占主導,則國家走向壯大;落后的生產方式占主導,則社會為舊的生產關系“綁架”,處于停滯發展狀態。落后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必須退出歷史舞臺,國家才能進步。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以不可抗拒的趨勢,向全球擴張,到了二十世紀80年代,甚至進入中國大陸這個傳統的非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制度在擴張的過程中,自身也在不斷發展完善。如果說,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是傳統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凱恩斯時代的資本主義,是社會福利資本主義;今天的資本主義主流,是自由民主制的資本主義。那么,中國目前的資本主義,則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國家土地占有、集權政府利用金融資本,直接參與經濟運作的新的組合。顯然,它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不是完整的資本主義,而是一種不完全的資本主義。是集權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經濟結合產生的兩種制度“混搭”的半資本主義。中國目前是半集權半資本主義社會。

為了說明“半資本主義”的概念,我們要先弄請什么是資本主義。借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定義,“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的組織與制度,內中物品之生產與分配,以私人資本出面主持。大凡一個國家采用這種制度以擴充國民資本為當前主要任務之一,所以私人資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根據這個定義,一國的經濟比重,如果私人資本占據重要成分,同時,私人資本在政治上有代表資本法律權力的形式,才可以稱為資本主義。

除了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有以下幾個核心要素:第一,宗教信仰;“信教自由開啟政治自由之門,而政治上的自由也開經濟上放任政策之門,因后者才能實現資本主義。”第二,唯利是圖。“韋伯說出清教徒之成為資本家,他們不復以賺錢為壞事,而認為是好事。積蓄財富不復受傳統道德觀念束縛,也不按現今生活程度適可而止,因為賺錢已成為目的,而不是達到其它目的的一種手段。”第三,法制管理。“資本主義必須有法制維持,因為如此一個龐大的機構不可能憑空存在。”“韋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必須是一種‘能夠計算的法制系統’。”“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種理性的系統,端在其能繼續發展。在這需要的條件之下,不能沒有國家法制的維持。”(《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

黃仁宇認為,“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最重大的意義,在于每一個國家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時的動態,亦即經過某種突破,而是情勢不可逆轉。只有這類經驗,才能對中國目前面臨的各種問題獲得更切實的解釋。”20世紀80年代,通過引進外資,三來一補,擴大出口,大進大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堂而皇之大舉進軍中國,并與中國經濟制度相結合,發展出以國有經濟為主導,金融資本與國有土地結合,國有和私有經濟混合的經濟制度。這是資本主義“經過某種突破”進入中國的路徑。然而,與生產方式相對應的資本主義的其它核心要素,只有唯利是圖這一條在中國大行其道,平衡資本主義經濟的宗教信仰,法制管理,不僅沒有隨經濟發展而推進,甚至受到抑制。

資本主義進入中國,跟采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領導集團維持國家穩定的利益吻合,因而取得長足發展的空間。第二代及其以后的領導集團,顯然樂意在中國推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尤其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新的技術元素(比如金融資本)和國家核心產業(比如能源和通訊),掌握在自己人,尤其是紅二代和官二代手上。同時,不必涉及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匹配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變革,他們就更加樂意這么做。

從積極的方面看,中國的半資本主義,由政府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借用國有土地的優勢,具有新的“制度組合”的爆發力,從而推動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從消極的方面看,中國的半資本主義,是一種殘缺的資本主義。政府直接主導經濟,作為經濟經營者與監督者必然發生角色沖突,政府從“人民守護者”的角色變為“與民爭利者”。有人用“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比喻中國當下的狀態,非常形象。由游戲者制定游戲規則,由政府自己約束自己,等于沒有規則和約束。作為“經營者”與作為“監督者”的政府角色沖突,必然造成政府功能失調。功能失調導致政府無效,不能集中力量做好現代政府應該做的環境保護、經濟監管、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必然帶來一些列社會問題。

國有經濟和私人經濟的混合體制的半資本主義,給中國帶來的是經濟高速發展,環境嚴重污染,社會道德頹喪的矛盾的結果。伴隨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目前中國社會出現的各類經濟和社會病,諸如,“海陸空”自然環境的嚴重污染;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投資過度、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臺高筑;農村人口流失、貧富兩極分化,社會矛盾起伏,無不與半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制度有關。

如何走出半資本主義的制度困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拒絕與其匹配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如同回到馬克思批判的早期血腥的傳統資本主義階段。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可調和,帶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相對和絕對貧困化造成急劇的社會矛盾。馬克思之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危機中尋找新的突破,不斷進行制度創新,發展出自由民主制的資本主義新的形式。資本主義制度在不斷改革中獲得新生。

中國的半資本主義是否能夠擺脫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魔咒?是否能找到擺脫國有與私有兩種制度內在矛盾的鑰匙?是否能創造超越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新的政治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跟集權政治制度的結構性矛盾,會不會造出一棟裂開的房子,導致社會沖突?抑或中國經過深度變革,轉型為自由民主制國家,擺脫朝代國家歷史循環的宿命,成為文明歷史“最后的終結者”?這些都是當代中國人面臨的不能回避的問題。

歷史的最后終結者?

中國的半資本主義,是計劃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結合的產物,必然帶有舊的生產方式的痕跡。在原有的政治制度主干上嫁接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兩種制度的不兼容性,都會逐漸表現出來。中國目前的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兩種經濟形態并存,有些像美國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奴隸制經濟并存的狀況。經濟學家們看到兩種經濟制度結合的經濟發展的爆發力現象,但是,并沒有認識到產生爆發力背后的制度性的原因;他們也看到了兩種制度結合的矛盾,但是,卻有意回避兩種經濟制度“混搭”必然產生劇烈沖突的問題。

德國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桑德施耐德說,“人類歷史上沒有一種增長模式能夠持久有效。特別是成績顯赫的模式必定帶來社會和經濟變化,政治決策人必須做出反應。中國政府必須采取對策。中國政府30多年來都沒有整體方案可談。這正是中國政治成功的秘密。它發現問題,并試圖找到盡可能高效的解決方案,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但成功的概率很高。”桑德施耐德把中國的成功歸結為沒有整體方案的功利實用主義的成功。功利實用主義確實表面上解決了中國的經濟問題,但因為沒有宏觀的制度設計,國家發展缺少大的發展方向,而產生更大的經濟甚至社會問題。所以,“過去30年,中國歷屆政府的管理成績令人贊嘆,同樣令人驚嘆的是中國面臨的問題。”

中國面臨的問題之一,是經濟改革徹底否定了“計劃經濟”理論,而主流理論界不光不愿放棄計劃經濟理論,反而用兩種經濟制度結合的經濟發展的爆發力證明計劃經濟的生命力。桑德施耐德認為,“以所謂全局策略來處理中國的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為14億人口制定政策與在一個兩千萬、三千萬或八千萬人口的歐洲國家執政相比,是完全另外一個層面上的挑戰。因此中國政府除了擁有一步一步改革的意愿外,并沒有什么遠景規劃,比如2050年中國應當是什么樣。”所謂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區別于自由資本主義之處就在于“有計劃”。這等于說,中國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的所謂“計劃性”,實際上是紙上談兵。

計劃經濟不符合缺少數字化管理的農業經濟,更不適合中國這種大國的國情。在一個有14億人的人口大國,實行全國一盤棋的“計劃經濟”,從技術操作上說,根本難以做好。“計劃經濟”加全民和集體所有制,錯誤決策的危害性,卻是自由經濟的錯誤不能比擬的。從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農民放下農業生產,豐產不豐收,數千萬人死于大饑荒;到人民公社的全國統一生產計劃,農村種植什么或不種什么作物的決策,一概由上面決定,造成決策與實際脫節,嚴重損害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出工不出力,生產效率大減。到了1978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中國建國后頭30年的經濟證明,計劃經濟、全民和集體所有制是失敗的政治經濟制度試驗。這個社會實驗源于斯大林對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改變。斯大林強迫將民間田地并為集體農場。集體農場的改組到1934年完成。這段歷史,跟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也非常相似,但中國農民的反抗沒有蘇聯農民激烈。蘇聯“村民不甘心家產被奪,于是焚燒谷物,宰殺牲口,搗毀農具。1928年蘇聯原有馬三千兩百萬匹,到1934年只剩一千一百五十萬匹。”(《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再到集體農場,蘇聯堅持計劃經濟,直到國家解體。蘇聯的滅國,與其說是官員腐敗,軍備競賽,不如說是國有經濟、計劃經濟的失敗。

跟前蘇聯類似,中國實行供給制不到幾年,進行土改,迅速轉向人民公社化,兩個國家走在同一條國有經濟的道路。三十年以后,中國經濟也走向崩潰邊緣。跟蘇聯不同的是,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領導人推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半土改”的經濟改革政策,進而建立經濟特區,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引進城市。兩個國家最后的道路選擇不同,結局也不同。

改革開放雖然引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但同時保留了國有土地、國有銀行、國有企業的“三國經濟體制”。讓資本主義性質的民營企業和“三國經濟體制”在一個國家同時存在。“三國經濟體制”加上民營企業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制度原因,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障礙。政府掌握土地、金融和國有企業這三大經濟命脈,將其作為財富的直接來源,與民爭利。這是缺乏長遠眼光的功利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功利實用主義的國家經濟策略,沒有既定目標;因為沒有既定目標,走得是中間路線。“純中間立場”既不信奉市場機制,也不信奉計劃經濟體制,而是在兩種體制的中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中間道路,不是制度設計,而是功利實用主義的應用。

功利實用主義的經典口號“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30年經濟改革的指南針。如果說30年前中國經濟總量和規模還不大時,用“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功利實用主義的中間路線,對社會的危害性還不明顯。當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中國的經濟進入“深水區”甚至“藍海”,依然采用功利實用主義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摸著石頭過海”,其危害性將是全局性、國際性的。功利實用主義只顧經濟發展,忽視道德準則和法制約束,尤其對政府的制度約束,忽略與自由經濟相配合的信仰系統和法制系統的建設,將導致經濟和政治的嚴重不協調的后果。

功利實用主義的唯利是圖貽害無窮。功利實用主義者以目的為導向,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既不遵守道德準則,也不遵守游戲規則,甚至突破道德倫理底線。中國目前的“經濟病”和“社會病”,莫不是“目的至上”的功利實用主義造成的。功利實用主義的路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合,因襲了中國文化中的利益至上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利性兩種“基因”,患了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移植到計劃經濟體制不可避免的“器官移植排斥綜合癥”。不積極防范器官移植后的肌體排斥現象,不預先進行制度“器官”移植的“抗排斥藥物”的準備,將種下中國未來社會制度內在沖突導致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大患。

美國歷史上也經過多次資本唯利是圖造成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最近的一次大危機,發生在6年前。美國經濟至今沒有從次貸危機中完全走出來。一些人據此認為,美國的資本主義衰落了,并用中國目前的經濟榮景證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生命力。《歷史的終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認為,雖然“美國政治制度目前運轉不靈,但在美國社會中,私人領域總是大于公共領域。”從近期看,美國經濟依然健康,是主要民主經濟制國家中最健康的一個,同時,美國有著眾多的增長和創新的源泉。從長期看,“任何一個愿意現代化的社會依然都需要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多種民主政治機構的結合。”福山認為,他25年前關于自由民主制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最高點的論斷依然正確。

世界歷史的進程是朝向共產主義還是朝向自由民主制?還是井水不犯河水,二者競爭、共同發展?自由民主制度是不是歷史的終結?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有沒有對福山“歷史終結論”提出挑戰?歷史會不會在中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下終結?會不會在中國產生自由民主制度的一個新的制高點?在半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能否產生新的政治文明?中國在世界文明史上能不能畫出一個完美的句點?這些問題有待中國政治制度的完善,才能被最后證明。

華夏民族歷史上的朝代國家,都被歷史無情地淘汰、終結了。要避免這個結局,就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順應歷史潮流,推動文明進程。當代中國人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歷史的最后的終結者”的角色,擺在這一代人面前。究竟是成為歷史的終結者,還是被歷史終結,全看這代人做出怎樣的選擇。而由這一代人担當的“歷史的最后終結的最后一個人”的角色,絕不會盲目發生、更不會自動完成。認識中國目前問題的根源,透視半資本主義與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的內在沖突的現象,瞄準自由民主制的文明發展的方向,適應人民的需要,通過人民、為了人民,制定出適合社會進步要求的,與新的經濟制度匹配的政治制度,才能跳出朝代循環的宿命,邁向自由民主制國家,成為歷史的最后的終結者。

從一國兩制到一國多制

資本主義進入不同國家的方式和時間不同,總是在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造成與傳統生產方式的沖突。形勢不可逆轉,結果不盡相同,沖突也可能激化。半資本主義如同不完善的早期傳統資本主義,雖然半資本主義制度為國民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兩種制度混搭,埋下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導火索。只有在新的條件下通過創新找到新的突破口,才能避免新舊制度內在的矛盾和沖突進一步激化。

中國兩種制度的最尖銳的矛盾,目前體現在對香港和澳門完全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和中央集權的管制的矛盾。香港和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然而,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功利實用主義的權宜之計,因此說50年不變。功利實用主義的國家治理方略,必然是短視的策略。這種短視,也體現在解決國家分裂問題沒有長遠的計劃。因為不是一種永久的制度設計,制度決策者和執行者,一直都把重點放在如何回歸“一國”,而不是發展“兩制”上。

一國兩制,是一個創造性的政治設計。順應歷史和文明潮流的制度創造。通過“一國兩制”完成香港、澳門回歸,是兩制,當時指的是中國大陸和香港不同的經濟、政治制度,或者允許創造性的制定不危害國家統一的新的制度。一國之內,兩制并存,是一項偉大的創造;“兩制”是一國兩制設計的應有之意。具體說,就是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依法保障言論、集會自由不變。這種設計,既保留了香港的繁榮,也為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播下種子,從香港的來料加工開始,把中國經濟帶上全球化的軌道。從這個意義上看,香港在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功不可沒。經濟開放加上香港的鋪路塔橋,使中國逐漸納入全球化經濟系統。

一國兩制對于推動中國內地經濟改革,作用巨大。一國兩制的實驗,影響了大陸的經濟走向,推動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的進程。一國兩制不僅是香港繁榮的基礎,也是中國自由民主制的樣板。如果說,在英國人統治時期,香港是一顆鑲在大陸衣帶上的明珠;實行一國兩制后,香港就是一盞耀眼的明燈,照亮中國未來經濟和政治的道路。一國兩制,讓大陸人看到了“一國一制”所看不到的氣象;香港的自由景象,折射到大陸,讓大陸人民看到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方向。15年的實踐,讓人們看到:徹底實行“兩制”,順著一國兩制這條道路繼續往前走,才能在目前兩種制度并存的探索中,為中國的未來找到方向。

香港與大陸矛盾的根源,是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共國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香港高度自治“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一國兩制”中,兩制僅能“從屬”于一國。根據這個邏輯,一國兩制變成了兩制一國。順序不同、性質也不同。一國兩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終要用中國的一制取代香港制度,回到一國一制。

按照《白皮書》“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的歷程”,一國兩制的構想可以回溯到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國家在必要時設立特別行政區”。1983年,就解決香港問題,中國政府確定了12條基本方針和政策;1984年,這個方針政策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得到體現,并“將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之”。1990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并公布的《基本法》。從此,《基本法》、特別行政區和一國兩制,三者成了一個同義概念。近期的香港“占中投票”,源于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普選的分歧。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偉庭認為,“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行政長官選舉是地方性選舉,是中國主權范圍內的事。”“中國是個單一制國家,不是聯邦制國家。單一制國家的特點是中央擁有對地方的全面管制權;聯邦制國家則通過憲法規定,中央與地方分權。從香港回歸祖國之日起,中央就擁有全面管制權。”從靜態的角度認識香港的現狀,這些觀點都非常正確;但是,如果從變化的角度看,香港市民要求和爭取的,顯然超過目前的“全面管制權”所允許的權利;他們爭取在地方行政長官選舉上更多的話語權,是在行使他們的公民的權利,包括推動修憲的權利。

評論家長平則認為,“一國兩制的矛盾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而是民主與專制的矛盾,這對深刻的矛盾幾乎是無法調和的,當初對一國兩制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描述,其實是掩蓋了民主與專制矛盾的實質,這個矛盾會一直存在,而且不會井水不犯河水,會一直發酵。”無論是哪種矛盾,相信都不會無解。關鍵在于決策集團要認識到,一國兩制的“兩制”中,代表歷史進步的先進的制度,最終應該也必然改造落后的社會制度,從而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經濟制度。

一國兩制,目前經受嚴重的考驗。把一國兩制當作短期的權宜之計,沒有長期的解決兩制并存可能造成的國家分裂的險境的預案,無疑會把國家拖入“一幢裂開的房子”的境地。如果一國兩制、兩制并存的結果是把國家帶入分裂的結局,或者回到背離文明方向的一國一制,那么,一國兩制就是失敗的制度設計;如果兩制存在,國家政治權力吸收先進的政治制度的精華,通過政改去除不合時宜的政治制度的內容,讓兩種制度的合理內核融合互補,從而創造出順應文明潮流的自由民主制的新的范式,那么,一國兩制就是成功的制度設計。

關于政治權力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恩格斯有一段名言。恩格斯說,政治權力“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它和經濟發展之間沒有任何沖突,經濟發展加快速度。或者違反經濟發展而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除去少數例外,它照例總是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陷于崩潰。”政治權力,是順應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的要求,進行變革,還是抱殘守舊,從今天的兩制回到過去的一制,決定一國兩制是成功還是失敗。兩制成功,將為中國未來政治制度“按照合乎規律的經濟發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立下成功的典范。兩制成功,將做出示范,從“一國兩制”到“一國三制”,甚至一國多制。兩制失敗,中國國家和平發展和統一的路子將被堵死。

兩種制度或多種制度并存,不同制度的摩擦引發制度間矛盾乃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一國兩制或一國多制,會不會遇到美國南北戰爭的兩種經濟制度劇烈矛盾、沖撞乃至必須用武力手段解決沖突,這種結局是制度設計者必須思考和預防的。一國兩制,必須以保證國家完整為前提,以推進國家統一為目標、以促進國家進步為方向;既要避免中國變成“一幢裂開的房子”,也要避免保存著一棟“完整而老朽的房子”。

通過主動和平轉型的方法,而不是用暴力沖突的方法,解決兩制并存的矛盾和摩擦。這將是實行一國兩制最大的挑戰,也是國家是否能夠進而實行一國三制最大的挑戰。通過兩制、三制有序的競爭,吸收先進的政治制度的精華,和平、理性、智慧地創造出一部新的憲法,實現國家和平統一。通過和平手段完成國家統一,香港的一國兩制是起點。切切實實實行“兩制”,尤其兌現“兩制”的政治承諾,是一國三制的基礎。以香港作為未來政治改革的“試驗田”,在中國兩種經濟和政治制度和結構的矛盾中,探索和開辟出一條國家進步和統一的道路。

一國兩制的意義,還在于它或許開啟從中央集權國家轉型為自由民主制國家的機會窗口和歷史進程。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順應制度文明發展的潮流,認清國家未來的方向,通過代表進步和普世價值的國家意志,主動引領經濟、社會、政治朝著文明的方向發展。通過兩制甚至多制的探索,結合權力三層分立,探討大國治理的新的路徑。完成中國從中央集權的朝代國家向自由民主制現代國家轉型的這一代中國領導人,將成為終結華夏民族朝代循環歷史的第一人。

權力三層分立

權力三層分立是美國的一項政治制度發明。在1787年立憲大會召開時,13個從英國人那里獨立的小邦,遇到了經濟和政治的大問題。獨立的13個邦,如何往前走?要不要聯合起來,成立一個中央政府?這個任務,因為13個獨立的小邦遇到的經濟、政治危機,擺在這13個邦面前,也擺在將要成立的美國聯邦政府的制度設計者面前。這種情況,和今天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剛好相反;一個需要集權,一個需要分權。雖然實現集權和分權的過程和道路不同,但建立一個具有權威的中央政府和權力分層結構的國家的大目標,卻是相同的。

1787年6月25日,平克尼在聯邦立憲大會做了一個長篇發言,其中的精粹集中在下面的幾句話。“總的來說,這個國家就是由一種公民群體組成,只有一種,但是,是一個巨大而平等的公民群體。”“根據這個政府將要治理的人民的需要,量體裁衣,加以設計。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會建立起一個積極行動、明智能干、能被世人接受的好政府。”平克尼為邦聯社會的疾病開出兩個“藥方”:

第一,把權力分開。他說,“如果不讓各邦政府擁有處理地方事務的權力,總體政府就無法有效存在。”這是美國今天聯邦、州和郡縣“權力三層分立”的思想來源。憲法規定美國中央和地方分權。在國家憲法的大的架構下,不同的州根據本地的情況制定諸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樣的“小憲法”。聯邦政府給每個州留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空間,實行聯邦、州、市的“權力三層分立”的行政制度。美國建國者制定的“權力三層分立”制度,是大國治理的不二法門。治理大國,大事小事,都靠中央政府決策,必然出現問題。“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中央的歸中央,地方的歸地方。

第二,把權利留下。“把選舉的權利,保留給人民。不要也不應該使人民經常與他們的選舉權利分離。”把地方政府自治權力歸給州和郡縣人民和地方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選舉實現。今天,這些政治原理,已經是國家治理的常識,家喻戶曉。平克尼提到的權力觀和權利觀,通過美國憲法早就得到體現,成為美國國家治理的準則,也被世界上很多民主國家采用。

自秦以來,歷朝實行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的垂直管理模式。國家治理通過少數皇族的強權實現。皇權政治的權力的合法性,來源于武力。歷代的建國者,必是亂世中的梟雄。馬上得天下,武力治天下。這種依賴強權而不是平等的權力結構,無法回避兩方面的挑戰。首先,來自內部的挑戰,其合法性必遭到非嫡系但是更強勢的皇親國戚和地方割據的質疑,難免被強者取而代之;其次,來自外部的挑戰。因為政權的合法性不是源于人民授權,人民之于國家,如同油水,國家沒有凝聚力、向心力,遇到強大的外敵入侵,難免土崩瓦解。

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朝代國家,國祚或長或短,沒有一個逃脫亡國的命運,結果總是被一個新的朝代國家取代。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你方唱罷他登場。下一次朝代更替的歷史循環的大劇重新開場,復又等待下一次的改朝換代。歷史學家黃仁宇把中國的朝代更替籠統地歸因于缺乏“數字管理”的缺失;顯然忽略了“數字管理”后面的沒有來自自下而上的人民授權的權力合法性危機,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如同油水分離,國家沒有向心力,人心潰敗渙散,無法抵御外敵等更重要的因素。只有建立在公民選舉基礎上的中央和地方權力分層的權力三層分立,才能保證國家權力永遠的合法性。

中央集權制度的皇權政治,從上到下,垂直管理,權力授受自上而下,官員不必選舉產生,而是科舉考試,皇帝任命。雖然下層精英有個別上升的通道,甚至可以進入中央決策層,但是,由于終極的權力來自皇帝,中央集權的行政制度忽略下層的主動性、底層人民的政治參與。人民和國家處在相互漠不關心的隔離和游離狀態。

中國歷朝歷代的朝代更替證明,“中央集權、垂直管理”的政治制度,帶有亡國的政治基因,不符合歷史潮流;而自由民主制則是通過人民(bythepeople),為了人民(forthepeople)和屬于人民(ofthepeople),超越朝代循環,終結歷史發展,不光持續而且永續的政治制度。作為地理、人口和經濟大國,今天中國依然采用中央集權的垂直管理模式。這種朝代國家的政治模式、國家管理方式,顯然不適合網絡時代的人民可以即時獲取全球資訊,底層有著巨大的政治參與熱情與要求的現狀。

現代中央集權官僚結構,與朝代社會又有很大不同。從基層官員到中央大員,不是由中央通過科舉考試選拔,而是由上一級通過親疏關系推舉和任命;這就把朝代國家屬于皇家的專屬的行政權力,下放給基層;行政制度的權力授受,采取一層一層的自上而下任命的方式。在吏治清明時,這種制度確實可以選出勤勉的官員;但是,在官員直接主導經濟活動的經濟結構中,勤勉未必是社會之福。這種官員選拔制度,下一級官員的政績,必須突出,才有機會獲得升遷。為了獲得上級官員的賞識提拔,地方官員必須加倍勤勉,提高GDP。地方官員,為了升遷,常常不顧社會效益,通過環境污染的代價獲得政績。中國目前的泡沫經濟、環境污染,顯然可以從這種官員選拔制度中,官員升遷的動力中找到原因。

中央集權行政制度加上半資本主義的經濟,這種前提下的地方財政自理,對國家和社會,有更大的損害。在吏治松懈的時,這種行政制度危害更巨。推選官員,唯選親信,拉幫結派、近親繁殖;政治上結黨營私,經濟上中飽私囊,乃至權色交易、賣官鬻爵····。通過官員主導經濟的半資本主義和至上而下的官員選拔以及缺少監督檢查制度,是官員群體腐敗的最佳的溫床。中國的任何實質性的改革,都會遇到失去這種溫床的官員群體的積極或消極的抵制。目前官場出現的“懶政現象”,就是最好的例證。

腐敗是當下最嚴重的社會甚至政治問題。官出于吏,官吏不分,是腐敗的制度根源之一。官吏相護,共同腐敗,源于官吏共同體必須沆瀣一氣,才能互相照應。除了最高領導人有任期的時間限制的規定,地方官員都是一層一層選拔出來的、沒有任期的、以退休年齡為限的終身官僚。如果說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腐敗,那么,國家官員群體的終身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整體性絕對的腐敗。

作為地理上的大國,中國各地經濟、文化、風俗、宗教信仰的情況很不同,管理這樣一個大國,中央集權不是最有效的模式。中央集權的國家平面化管理,必然造成上下不通氣:上令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達。在這種制度結構中,行政斷裂失效、政治左右分離;官員離心離德、人心麻木不仁,道德沉淪腐化,社會潰敗瓦解。認為腐敗現象源于官員的個人品質問題,采取殺一儆百的震懾的方法,不能解決官員腐敗問題;腐敗源于制度的結構功能失調,要通過制度改良的方法解決。

美國的分層治理的大國治理的思路,值得借鑒。除了把軍事和外交權捏在國家手里,把其它權力都下放到省、市、鎮,適應地理、經濟和政治大國的國情,給地方政府留下處理地方事務的權力,由地方政府根據實際情況,按照選民的需要進行自我管理。各級政府官員,通過選舉產生;通過不同層次的選舉,定期更換核心權力的擁有者,避免官員層層任命造成制度性群體腐敗。通過選舉擴大地方民眾多層次政治參與和監督,使人民通過選舉權利的經常應用和操作,與國家結為一體。這樣的制度改革,是目前政治制度改革的正路。

全面系統的改革,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刻;改革的機會窗口,稍縱即逝。頂層制度的創新設計和執行,落在這一代人肩上。國土、國資、國企的“三國經濟體制”,通過經濟改革,轉變為民土、民資、民企的“三民經濟體制”;在國家統一的大前提下,在“一國多制,三層分立”的制度框架中,中央權限和地方權限,通過行政改革,逐漸找到平衡點;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架構中,半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中央集權的制度,通過政治改革,棄舊維新,找到新的政治制度的生長點;使原來互相排斥的國有經濟和私人經濟制度,與半資本主義不兼容的集權政治制度,通過系統的、全面的、創造性、持續的改革,轉型為符合現代文明價值與原則、人類歷史發展最高點的自由民主制度。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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