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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高全喜:要警惕“華夷之辨”的激進主義
【推薦】高全喜:要警惕“華夷之辨”的激進主義
騰訊思享會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

7月18日晚,在“法政文叢•治道文叢”新書推出之際,騰訊思享會和北航高研院聯合主辦活動,探討“法政秩序與文明復興”。雖然對于文明復興是否為激進主義,幾位學者各執一詞,但對于防止極端化則普遍表示認同。以下為部分實錄,獨家稿件轉載請注明來源。歡迎收聽“騰訊思享會”或“ThinkerBig”公眾帳號。


要警惕“華夷之辨”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姚中秋的東西,原理闡釋得有道理,但他最近的一些言談中,有著反西方,對西方文明有著一種舊的“華夷之辨”的影子在里面,這點要警惕。


劉蘇里(萬圣書園創辦人):你的闡釋當中有“華夷之辨”的影子沒有?


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有。


高全喜:這點比較可怕。甘陽以前提出過“通三統”,我不贊同,但我有一個新的理解。假如說,一統是民國前中國三千年之文明傳統,第二統是中華民國一直到當今國共兩黨的激進主義傳統,第三統是未來走向未來人性、普世性的,既存在于英美之中,也存在于中國三千年當今分享的之一統。這三統統起來才是真正的“通三統”。


文明復興是激進主義?


劉蘇里:秋風你點到了一個事實,但未必有這個意識。我們現在為什么提“復興”?是因為我們富強了,先不去論富是真還是假。如果在一個常識性的場合下,富強是什么含義?我有錢我就有話語。錢和知識之間有什么關系?權和知識之間有什么關系?這個中國文明的復興是不是恰好是新的激進主義的表現形式?


陳端洪(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一個有錢的人最怕別人說他沒有文化,最怕沒有話語權,最怕自己說出來的話顯得檔次低,所以中國有了錢以后,馬上找到“文明”一詞,肯定就有秋風這類先生會告訴你,我國古代很輝煌,這涉及到民族的因素,就像個人一樣,有這個意識很自然,沒什么奇怪,這很正常,這是第一點。


第二,“文明復興”未必是激進主義,但中國有一個激進主義的關沒有闖過去。香港人是在所有中國人當中,性格是最不激進的,最保守、最懂得節制的,是求保命的,可是現在越來越激進,極端化、民粹主義越來越厲害。由此可想到,整個中國大陸還有一關,這一關如果給到某個時間,有某個機會,那個激進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文明復興”是不是激進我不敢肯定,但中國肯定有一個大的激進機會,老天爺給你一個機會讓你發一次瘋。


任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我不認為“文明復興”是激進主義。如果放在現實語境下講激進主義,在香港追求民主化過程中,走戰爭一條路線是極端路線。想要依靠西方一套自由主義教條,然后推動民主化,希望馬上出現巨變,這是激進主義。但文明復興思維下,不可能出現激進主義。因為儒家思維它是保守化的,它保守是什么?不是保守權貴、政治,而是依據某種文明政治的原則來克制對于權貴政治的激進化處理。


文明復興是誰的復興


劉蘇里:既然這樣,那在什么意義上講“文明復興”這件事?最近流行一個帖子,講胡適小時候讀的教材,今天讀的漢字和胡適小時候讀的漢字不是一回事,更不要說器物、制度、觀念、思維方式。今天的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復興”是什么東西,復興什么根本不知道,還用“文明復興”這四個字概括。恰好說明“文明復興”是一個激進的,有錢以后要表達我們和別人的不同。


高全喜:本來“文明復興”是一個正常的、很好的詞,無論窮與富。可現在提出“文明復興”,語境首先是政治的,文明說起來是文化,但背后的推手是執掌政治的。執掌政治的為什么提出這個東西來?是為了要有一個獨特論,要處理一種別樣形態。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通過“文明復興”的提出,掩蓋甚至抵銷,彌合社會政治與法律層面中最基本、最常態的日常解決方式,用文明化解政治,話曰“政治與法律的獨特性”。從康有為的政治儒學、公羊經學走下來的一直具有這種激進色彩,甚至姚中秋身上也有這種激進色彩,蔣慶提倡保守主義,實際上他也非常激進。本來“文明復興”是一個好詞,但是在現代的語境下是激進的,恰恰與中國傳統文明在本性上有所對立。所以我說要保持警惕,就在于這里。


姚中秋:我回應一下,一個是為什么會有“文明復興”這樣的現象,第二個是普遍和獨特問題。


第一個問題,為什么會有“文明復興”的現象?不是因為執政者提出了這個概念,所以存在這個事情。如果說費孝通也是一個執政者,我們就沒得討論。蔣慶在提出他的政治儒學時,一個人跑到貴州,直到現在也從來沒有找過深圳市的官方儒學機構,更不要說深圳市委書記、市長。還有民間的讀經,如王財貴,他們每一分錢都是來自于民間社會的志愿者,甚至在北京市都找不到一個場所。所以國學是怎么復興的?雷頤寫了一篇文章,我看了非常不舒服,因為他枉顧事實,只要了解基本事實就不會得出一個結論,說國學復興是共產黨倡導的結果。孔子像三年前到了天安門廣場的邊邊角角,100多天后離開了,誰讓他離開了?


劉蘇里:那誰讓他來的?


姚中秋:你說到了根本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中國文明的復興是這個國家整體的努力,而不是執政者為了維護他的權力做的事。剛才劉蘇里也說了,領導人曾經說過一下,后來沒了,現在又開始說,為什么現在?因為他也看到了這是大勢所趨,如果要維持政治秩序的穩定只能順乎民心、順乎民意。


回到富強與“文明復興”的關系,我同意陳端洪的解釋,更多是焦慮,是一個文化深層的焦慮,通過文化的回憶解決自己文化身份的焦慮。那為什么到現在才這么重要,為什么到了富強以后才會非常明顯?道理非常簡單,當你不富強時,GDP還是世界第12時,怎么可能有這種焦慮?尤其對于精英來說,我們的文化身份就是在我前面那個人的文化身份。我的價值是什么?這個國家的方向是什么?我的方向是我們前面的那個人,日本在我們前頭,我們信日本那些東西,法國在我們前頭,我們信法國。中國富強以后為什么這樣?因為前頭沒有別人,不能不自己找方向,不能不自己走路。自己的路怎么走?只能回頭看自己怎么走過來的,不僅是從個體的文化身份角度,而是從國家的秩序、演進的角度。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沒有方向,對于個體來說依然如此,所以我們要找這個“道”。


普遍性是誰的普遍


第二個問題,普遍與獨特性問題。當你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并排站在一起時,一定不會把它的“道”當成自己的“道”,這是最自然的。到了這個時間,會對原來所相信的普遍性有所懷疑,為什么你的是普遍的,我的不是,可是我現在過得不比你差很多。從嚴肅的理論角度來說,需要對普世價值做一個反思,我們除了有普世價值,儒家毫無疑問有普遍主義的思考方式。儒家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案,絕不是說為了讓中國獨特,一定說一個普遍的解決方案。那這就會有一個問題,比如高老師、劉老師也在談普遍,但你談的顯然跟我談的不一樣,這就有問題,這兩個“普遍”誰是普遍?至少你講的是從西方而來的“普遍”,如果我們相信有普遍性,一定會相信這個普遍性是適應所有人的。現在大家都在想起源于西方的那種普遍性,是普遍地適應于每個中國人,那為什么不倒過來想,起源于中國的普遍性同樣也適應于西方人,為什么不能?告訴我一個道德上的理由?我只是提出一個問題,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我們要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重新構思普遍性。


文明復興關鍵在于防止極端化


任鋒:高老師說的担憂我非常能夠理解,對于政治勢力利用“文明復興”的陰謀論的想法。


高全喜:確實在儒家中有表現,儒家有多種儒家。


任鋒:對,我們說以往有政治儒家,董仲舒是政治儒家。政治化儒家被權力所干預,被權力所利用,是權力的工具,然后政治儒家能有“道”的担當和正統對抗。在這點上,您的担心是必要的,在儒家復興中對此有警惕,但不是全這樣。如秋風所說的,不是那么簡單的。現在的事,一旦進入到廣義的政治社會領域,利用被利用、抗議與博弈的都會發生,這種警惕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什么是“文明復興”,我們今天一定要穿漢服?寫的正字才叫“文明復興”?的確有這樣一種原教旨,那是真正的復古,但不知道復的是哪個古,有很多爭論。這種原教旨并不能代表現在儒家復興的大多數人。他們不可能依附器具,甚至制度層面完全恢復科舉,怎么可能?大部分儒家是清醒的,和西方普世的自由、憲政、民主有一個對接的努力。但要防止被叫得最極端的聲音把持,有些人會把價值上的自由民主說成是豬狗。


所以還是公共理解上的弊病,要么把西方神圣化,要么把自己搞得特極端化。如果中國社會被這種力量所劫持,以后沒有好日子過。香港情況也是,要么被國家主義一派劫持了,要么被民主派、民粹派劫持。我們要具體的分析,不能籠統地說是激進主義。


高全喜:我只是提醒不要激進化,我們要生活在真實的感覺中,如果中國目前拋開那種大家被蒙騙的感覺,那離我們所說的正常的文明生活差得很遠。我們要警惕野蠻化,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強權勢的囂張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兩塊我們都要警惕。這時候談我們的普遍性要推廣到世界,仔細地想想,你是否具備這樣的資格?要在解決這兩個問題之后,才能夠踏踏實實、真真正正的使東海、南海都歸入大海,西方之道、中國之道都是統一之道。問題在于我們不能被自己所看到的幻想所欺騙,但往往有些人會被欺騙。


劉蘇里:所謂“文明復興”,事實上是各方一派,各有各的章法、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綱領。我們可以看到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的滑稽性,也可以看到在政權主導下的以“中國夢”為火車頭,后面帶著是“文明復興”的車廂,包括姚中秋和任鋒的努力,對儒學的復興,這點我是完全贊同的,總比野蠻化要好。但是,我們確實也看到,當你說“我們儒家”時,可能你這個概念中的儒家是激進化文明復興語境下的一個,你們為的是尋找在精英階層內達成廣泛共識的一條路,當然朝著這條路走的人可能很少的。為此你們更要努力,而且不能走偏了。有時候人是謙謙君子,但吵架的情境把你帶進去后,跟野蠻人差不多,必須要即刻戰勝你。這時候跟我們看到剛剛結束的世界杯一樣,前場發球到中場傳遞都沒有問題,甚至到禁區前的分腳配合都很漂亮,可球就是踢不進去,為什么?技術動作有問題。我相信你們都是把球帶過了中場,到了禁區,而且小范圍的傳遞非常漂亮,但我不想看到最后臨門一腳技術不行。


觀眾提問:姚中秋老師剛才說野蠻化,是指個體還是體制?


姚中秋:野蠻是因為整個教育體制、社會人格養成體制,在20世紀中期完全崩潰,所以我們教育出紅衛兵一代,說壞人變好,這就是野蠻化。所以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當然集權主義政黨要承担最大的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問題在于,你現在責怪它有什么用?重要的是自己擺脫這個狀態。所以精神文明復興,不管是誰提出這個東西,假定能改變我們的生存狀態,有一點點用處的話,我覺得就可以接受。


任鋒:我們有時候看微博,上了三天微博沒罵一個臟字,你就是文明人。


劉蘇里:資中筠先生,她認為她自己是一個野蠻人,我們誰敢說自己是文明人?她說的野蠻化都已經很客氣、很厚道,她后來糾正說是“野獸”。說不好聽的話,我們就是在一個“野獸化”的過程中,所以才會看到報道出來的案件讓人匪夷所思,一般性的殺人根本不會成為新聞,必須要匪夷所思的殺人才會成為新聞。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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