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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革命新發現
長平:革命新發現
長平     阅读简体中文版

    所有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無論作者本意如何,都必然映照現實。關于革命的正當性、革命的手段、革命的目的以及革命的后果,現實比歷史更迫切地需要答案。
而這所有的問題,又都被中國共產黨反復論證過。該黨的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當一個政府搞一黨獨裁、壓制民主自由、剝奪民眾權利和財產、導致民怨沸騰的時候, 人民就有理由揭竿而起,通過暴力手段推翻政權,建立一個新中國。「槍桿子里出政權」,暴力被賦予了天然正當性。革命者是個體英雄、民族救星和歷史偉人。
歷史又到革命關頭了嗎?在革命教科書中,這從來都不由統治者、中產階級和附庸文人說了算,而是由底層那些被欺侮和被凌辱的人來決定,那些未得賠償就被強制拆 遷了房屋的人,那些蒙冤上訪卻被關押折磨的人,那些被工廠主剝削勞動苦悶到要跳樓自殺的人,那些僅僅寫了反對政府的文章就被判刑入獄或被跟蹤監視的人,那 些因為腐敗工程而可能喪命于橋梁鐵軌的人,那些沒有基本醫療保障而在重病中被趕出醫院的人……前提簡單得不能再簡單,那就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革命的星火遍地閃爍。有上街「散步」抗議的,有圍攻州縣政府的,有阻斷公共交通的,有炸毀政府機關的,有沖上街頭砸車毀店的,還有持刀直奔警察局的……這些 在歷史教科書中被譽為「革命火種」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稱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事件」、煽動顛覆政府或其他犯罪行為,遭到嚴厲的打擊。正如「壓迫」與「反 抗」的辯證邏輯所示,政府的「維穩」經費逐年上升。
當執政黨一邊歌頌革命以論證自己統治的歷史合理性,一邊壓制革命以維護一黨獨享的現實政權的時候,到底是執政黨背信棄義呢,還是革命的邏輯本身有問題?
早在二十二年前,當一場從來沒有稱自己為「革命」、甚至打著「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旗號的學生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后,一些學者開始反思「革命」的問題。他們指 出,通過暴力革命獲得政權的組織,必然患上暴力依賴癥,繼續以暴力維護政權,產生新的暴君或專制統治,從而導致新的暴力革命發生。如此周而復始,永無止 境。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暴力循環。在這個過程中,無論興亡,都是百姓受苦。民主、自由和法治,除了作為幌子之外,從來沒有生長的土壤。
很多學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論證改良較之革命的好處,其實大可不必。除了少數天生嗜血者,絕大多數人都知道,不流血的變革比流血的變革更好。盡管經過意識形態洗 腦,暴力成為反復謳歌的光榮歷史,但是我相信大多數人仍會恐懼暴力和戰爭。另外,遍及全球的和平主義思潮也會深刻地影響年輕一代中國人。
問題在于,改良怎樣發生?啟蒙如何生效?如果不改變一黨專制,別的改革是否都是治標不治本,從而半途而廢?如果是這樣,那么執政黨放棄一黨專制的動力何在? 李澤厚先生在倡導「告別革命」之后,最近以慈禧太后為例,開出的藥方是「只要給予充足時間,變化就會發生」,「只要保證她的利益,可以慢慢來」。
這無疑是「相信政府」的另一種說法。且不論政府是否可以相信,單說多久才是「充足時間」呢?六十年是嗎,一百年呢?在這漫長的時間之內,幾代人的個體命運, 就應該心甘情愿地成為歷史發展的代價嗎?而且,就當代中國的情況而言,為什么前三十年會走向黑暗呢?如果黑暗之后統治者自當覺醒,那么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黑 暗?如何避免「黑暗——覺醒——黑暗」的歷史循環呢?
楊小凱先生曾經在反思和反對革命的時候,也開過一個藥方,那就是等 待國際環境,尤其是臺灣和香港的壓力。壓力足夠大的時候,變化就會發生。這也必將面臨這樣的質疑:前三十年西方社會民主自由的壓力不夠大嗎?如果說非要等 到經濟壓力足夠大,大到國家面臨崩潰邊緣,變化才會發生,那么如何解釋當下的朝鮮政局?而且在這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中國模式」還被論證為優勝者,香 港臺灣也難擋赤化,這是否意味著民主自由永遠也不會到來?
醉心于甘地式的非暴力反抗的朋友,也必須直面這樣的現實:既然高呼「擁護中國共產黨」口號的運動,都會被視為過分激烈,像甘地那樣公然拒絕承認現政權、一再組織民眾靜坐示威、有組織地當眾撕毀當局頒發的居民身份證等行為,恐怕早已經受到跟暴力反抗一樣的懲罚了。
暴力反抗必然帶有報復社會、傷及無辜的后果,實為悲劇中的悲劇。但是,譴責暴力反抗的人們也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像江西撫州炸毀政府機構的錢明奇那樣的不幸 者,他們的出路何在?在實施爆炸之前,錢明奇已經上訪十年,而且通過寫微博等方式公開自己的絕望處境,得到的社會反饋,無非是鼓勵他只有實施暴力。
這時候,你總不能還輕描淡寫地對他說,辦法總是有的吧。非暴力主張者似乎會說,無論如何被欺凌,你都必須忍著;實在忍不下去,寧可自殺也不殺人。然而,唐福 珍等人不就是選擇了自焚抗議嗎?那些強拆者因此而有過半點遲疑嗎?再說,主張私有財產保護的人們也必須回答:當未經談判達成協議,也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序, 一群身份不明的人闖進家中拆你的房子,你是否有暴力反抗的權利?
在當下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告別革命」、「反對暴力」等 口號不僅顯得簡單粗暴,對底層民眾的處境毫無同情和理解,而且有壓制民眾抗爭權利、維護當局統治秩序的嫌疑——與李澤厚先生一同倡導「告別革命」的劉再復 先生在一篇訪談中,就強調說「這種告別,執政者本應當是歡迎的」,但我沒讀到,他有無關心底層民眾是否歡迎。
值此辛亥革 命百年紀念,諸多學者和媒體都對革命進行新的審視。談論革命再也繞不開「暴力循環」的門坎。于是學者們對革命進行了重新定義和闡釋。秦暉教授認為,革命未 必流血多,如辛亥革命;改良未必流血少,如戊戌變法(「六四」也許是最新的例子)。張健先生把革命分為權力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從而細化了革命的價 值。蕭瀚先生認為「當代中國就是革命的時代,革命已無法拒絕」,「不指望徹底非暴力,而是如何最大限度避免非正義的暴力」。這些對革命的重新發現,都具有 豐厚而深刻的意義。
我問過不止一個熟悉政府內情的人,政府改革的動力到底何在?在這些人士中,相信「明君德政」者,顯然 比普通民眾要少得多。他們一般會回答說,出于長治久安的目的。一黨之長治久安,本身就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如果有人期待從這個目的出發,改革到民主政體, 那實在是癡人說夢。
但是,這些人通常會有一個迷惑人的說法,那就是開明專制,黨內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就算你接受如此民 主,那么到底什么情況會影響這樣的長治久安呢?最后你會發現,并非西方發達國家把當局逼得臉紅了,也不是人們幻想的統治者利益爭斗達到一種平衡結構,更不 是當權者的良心不安,而是「維穩的壓力」。如果你繼續追問維穩的壓力到底是什么?顯然并非學者的理性建設性批評,而是底層民眾帶有暴力傾向的群體性事件。
不是足夠的時間,不是足夠的外部壓力,也不是足夠的權力爭斗,而是足夠的權利主張,讓政治變革產生可能。反對革命、痛恨暴力而又真切地希望社會進步的人們, 應該研究的是,是否有可替代性方案,來置換或者分担帶有暴力傾向的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壓力。我個人的看法是,應該告別陳舊的權力游戲,尋找新的力量。
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的主張者,都對古老的權力傾軋——改朝換代或者宮廷斗爭——傾注了太多的熱情。他們相信權力的變革來自權力本身,民眾的命運來自國家的發展,個體的權利攀爬于歷史的階梯。
在最近的一個討論會上,我提出遠離權力爭斗,拒絕宮廷秘聞,關注個體權利,支持新型抗爭。有將改革希望寄托于政府進步的人士,當場對我的發言表示失望。我后 來認真反思,認為除了言辭可以更加溫和、表述可以更加清晰之外,我仍然會固執己見。幾千年來,宮廷政治浪費了太多的政治和社會資源。今天還有人對中南海內 幕津津樂道,我只會把他當作一個舊時的說書人。
從年初的「茉莉花革命」到最近的「占領……」運動,再到持續發展的互聯網 技術和觀念的更新,一場深刻的革命正在席卷全球。這場革命可能發軔于阿拉伯世界,可能燃燒于美國華爾街,但是全世界的權力玩弄者都將難以幸免。中國人將不 是受影響受波及的對象,而是以新的方式,成為革命的主角之一。刊于《陽光時務》第四期

2011-10-14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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