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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芽訪談錄:大地上的精神流浪者 《文學青年》柴春芽專號
柴春芽訪談錄:大地上的精神流浪者 《文學青年》柴春芽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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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讀書頻道“文學青年”第七期:柴春芽專號)


柴春芽訪談錄

受訪者:柴春芽

訪問人:唐玲,嚴彬

訪問時間:2014年7月30日

關于身份:知識助我發現了人生的第一個真理:在超出這片貧瘠的土地之外的地方,有著更加值得人過的生活,那是一種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


   Q:
你生于甘肅隴西,可否談談故鄉,以及這片土地對你人生與創作的影響。你說過,你是一個喜歡到處行走的人。

A:甘肅隴西這個以貧窮著稱于世的地方,最先賜予我的禮物就是反抗與叛逃的精神,因為幾乎所有關于故鄉的田園溫情以及民粹主義很早就被我發現是一種謊言和欺騙。假如說我小學時代的優秀來自天賦的話,我高中時代的優秀則全然出自對貧窮和平庸的反抗,因為我開始學習著反省自己的人生,并因超越民族和國界的閱讀而嘗試著比較不同生活方式所折射的品質,并去追求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知識助我發現了人生的第一個真理:在超出這片貧瘠土地之外的地方,有著更加值得人過的生活,那是一種富足而有尊嚴的生活。

貧窮、知識的匱乏和信仰的缺失,為我少年時代的家庭制造了愚昧、仇恨與暴力。如果延及我早年生活的更廣范圍,我曾身處的那個以漢文明為精神背景的村莊——另一種意義上的家庭——同樣充斥著愚昧、仇恨與暴力。村民的械斗、父子的緊張對峙和鄰居婆媳之間的謾罵以及對異端思想的排斥,組成了喧囂的田園曲。我在少年時代就開始厭棄那個如今被我稱為基督不到的地方。很長一段時間,反抗與叛逃也是一種致我勤奮學習的動力。如今想來,做一個特立獨行的叛徒比做一個逆來順受的孝子,更能使人生豐盈。直到我的履歷因遷徙和旅行而超越了村莊與國際,我才返身回歸,重新審視那片養育了我的多民族多文化的土地,以便發現那些隱藏在大地深處的秘密,譬如佛教的神秘主義教派——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格魯巴,譬如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教派——臨夏回族自治州的蘇菲門宦。

長期的漫游、旅行和閱讀,早已使我放棄了地理概念的故鄉。如今,我更愿意在文化或文明的意義上界定自己的故鄉。這個精神的故鄉可能輻射到印度、中東和地中海。所以,自《寂靜瑪尼歌》中的戈麥高地之后,我的寫作中就不再出現一個具體的地理上的故鄉。即使是我導演的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以及隨后出版的同名電影小說,也不是特指地理學意義上那個名叫甘肅或隴西的地方,而是指向中國急遽消亡的農耕文明和當下國人靈魂無根的生存境遇。

Q:30歲之前,你是南周、南都的攝影記者,很多人也是通過此了解你,記者生涯給你帶來了什么?

A:從大學時代開始,我就在尋找一種能說真話的職業,雖然我的專業——思想政治——是一種最能教會你撒謊的專業。在我們所身處的這個被系統性的謊言、集體無意識的謊言和日常碎片式的謊言徹底覆蓋了的生活場域里,尋找一種能說真話的職業其實非常艱難。好在是我適逢其時,市場化的新聞媒體在一種奇特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下萌芽并茁壯了。我在一所背靠黃河的中學試講了一節思想政治課之后,決心放棄中學思想政治課老師這個職業,放棄公職,去媒體打工。

在蘭州和西安做了兩年深度報道的文字記者之后,我去了廣州。我渴望進入《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大院,因為那個被譽為“中國新聞之黃埔軍校”的大院里薈萃了中國最優秀的新聞人。我愿意與最優秀的人共事,這會激勵我不斷前進。在此之前,我在廣州一家報社担任副刊編輯時因為推薦一本禁書而被撤職,從而被迫以攝影記者謀生,其實新聞攝影我是現學的,相機也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第一次接受編輯任務去拍照,連膠卷都沒有裝好,結果暗房師傅洗出來的底片漆黑一團。在《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這兩個鮮有“單位政治”和權力斗爭的新聞媒體工作,真正奠定了我的職業精神,并使我担負起用新聞推動民主、法治與人權之進步的使命。這不就是百年中國知識分子一直為之奮斗不息的志業嗎?但是,我們終究是戴著鐐銬在火焰上舞蹈。鐐銬愈緊,而火焰熾烈。終于,或許是新聞理想的幻滅,或許是新聞本身缺乏對智性的追求,我才在30歲那年決意離開新聞,像海明威或是馬爾克斯離開新聞職業那樣,以文學寫作展開我余下的生命歷程。

長期職業記者的歷練,養成了我對社會的洞察力,而職業攝影記者的訓練,則讓我的文字一經鋪陳,就會呈現出一種視覺性的美學。作家之外的職業或許更能滋養文學。雖然我沒有做過專門的研究,但我憑靠直覺相信,新聞記者的職業必定滋養過海明威和馬爾克斯的文學,而家庭教師的職業也必定滋養過喬伊斯的文學,小偷和犯罪的職業滋養過熱內的文學,當然,毫無疑問,圖書館館長的職業滋養過博爾赫斯的文學,語言學教授的職業滋養過翁貝托·艾科的文學……

Q:2005年,你30歲時辭職去藏區義務執教,算是你拋開以往的一個決裂,現在你怎么看自己當時的決定?

A:人的智性周期和生理周期一樣,都是有著較為普遍的年齡階段的。一般而言,30歲是智性初次覺醒的一年,自此之后,智性逐漸成熟,乃至圓融。孔子講“三十而立”,喬達摩·悉達多王子30多歲悟道,遂成佛陀(覺悟者),始轉佛法法論,而拿撒勒人耶穌30歲開始召喚門徒,傳播福音。

對我而言,30歲那年,我開始思考:人究竟為何而活?帶著這個疑問,我與世俗生活發生了一次決裂。我拋棄了事業、財富和愛情,以一種近乎赤貧的狀態,在一個沒有電沒有通訊沒有公路的高山牧場生活了一年。我堅信:過于喧囂和紛擾的都市生活雖然有利于提升人的聰明,卻會使智性蒙塵。如今回首那一年的生活,我總是滿懷感恩,因為我印證了很多出自經典的真理,也就是那些有關生死、有關精神修煉的真理。我也確實感覺到了超自然力量的存在,或曰神性的存在。

自從那次與現代文明發生決裂以后,我才發現,不是我的勤奮和天賦促使我持續不斷的寫作,而是那種超自然的力量賜予我寫作的靈感和力量。漢娜·阿倫特在論述詩人布萊希特的一篇文章中就說:對于背棄了普世正義的詩人,譬如曾經歌頌過希特勒的布萊希特,或是為墨索里尼的反猶事件發表廣播講話以表支持的埃茲拉·龐德,他“所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長的懲罚,除了死亡,當然就是他天賦的喪失。而這種天賦,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被視為由神靈所賜。”我敬畏神靈,并且担心祂會有朝一日褫奪我的天賦。

關于青春:受制于寫作者的知識、閱歷和思想的膚淺,青春期寫作更多的是一種疑問式寫作,而不是一種嘗試給出解答的寫作。


   Q:
很多作家都有青春期寫作,《寂靜瑪尼歌》(《西藏流浪記》),你曾說這是對你青春的總結,如今有很多小說和電影都打“青春”牌,或遺憾或放肆,而你文本中多次出現“恐懼”, 你覺得“青春”和“恐懼”有何關聯?

A:我都忘了在《寂靜瑪尼歌》中是否出現過“恐懼”。我也不覺得“青春”與“恐懼”有何關系。我所謂的青春期寫作,其實是指經驗性寫作。一種什么樣的經驗呢?冒險,叛逆,對未知之事抱有探索的熱情,但是,受限于寫作者的知識、閱歷和思想的膚淺,青春期寫作更多是一種疑問式寫作,而不是一種嘗試給出解答的寫作。太多的中國作家人屆暮年,其實仍然處于青春期寫作。當然,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認為,真正嚴肅的寫作是為世界提出一個疑問而不是給出一個答案。在我看來,超越青春期的寫作,就是試圖為寫作者自己的疑問尋求答案,并在此過程中,為世界拋出一個嶄新的疑問。

很抱歉,我好像沒讀過如今的中國青春文學,也沒看過中國的青春電影,所以我不知道這些青春文學和青春電影的創作者是在表達“遺憾”還是“放肆”。

Q:有人說“如果中國青年,可以隨心所欲地晃蕩青春了,那一定是我們創造力最奔放的時候”,你認同嗎? 你覺得怎樣的青春才夠本兒?

A:我的判斷是,如果中國青年可以隨心所欲地晃蕩青春了,那極有可能會產生一大堆懶漢、酒鬼、吸毒者、偏執狂和法西斯暴徒。只有在最嚴格的規范中,在彼此的制約與平衡中,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也才能誕生天才,而且是心懷慈悲的天才。“文革”年代的中國青年足夠隨心所欲地晃蕩青春了,事實證明,那個年代除了創造平庸之惡,再就一無所有。

關于智性寫作和思維深度:那些偉大的作品讓你感覺晦澀難以進入,不是因為你和那些偉大的作品一樣偉大,而是你太過平庸。


   Q:
為何在“智力和思維的深度”問題上如此用力?僅在《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提及不下20處。你是否認為世界上很多問題都源于智力不高、思維太淺?

A:智力與思維決定著個人和民族的思想能力。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寫完《極權主義的起源》并思考了唯有無思才能制造平庸之惡以后,致力于對思維的研究,而思維又關涉語言。我在漢娜·阿倫特和其師海德格爾語言哲學的基礎上,開始追溯象形表意文字與印歐語系的拼音文字在3 000年前分野時,沿襲了象形表意文字的民族與拋棄了象形表意文字轉而創造了拼音文字的民族,其智力是否存在差異。而裹挾在語言文字中的民族智力,或曰文化基因(美學家李澤厚曾在1980年代的著作中將其表述為文化-心理結構)是否會隨著代際遺傳而影響一個民族的政治理念、倫理規范和思想歷程。

而佛學一再強調智悲雙修。光有慈悲而無智慧,經常會造惡。佛擁有5種智慧1種慈悲。顯然,智慧,或曰智力(智力這個詞因為德國納粹的屠猶事件而沾染了種族主義的政治不正確,所以要謹慎使用),對于個人乃至人類都是最重要的。無智力,便難以看透某種行為將要導致的后果,于是,邪惡經常會以高尚和慈悲的名義輕易做出,比如法國大革命,朱學勤先生稱其為“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Q:同時,你在作品中經常提及的作家如艾略特、喬伊斯、馬爾克斯、卡爾維諾、福克納等,也常會提到《尤利西斯》、《百年孤獨》等相對晦澀的作品。這些作品讓大多數人“望而卻步”,但卻為何會如此吸引你?

A:有些作家是作家中的作家,他們并不為大眾寫作。他們為那些受過美學和文學專業訓練并且渴望精神生活的人寫作,比如你上面提及而我經常閱讀的那些大師。很多人讀書不是為了提升智力和審美力,而是為了娛樂,于是,就有類型小說——騎士小說、偵探小說、哥特小說、恐怖小說、科幻小說和武俠小說等等——應運而生。

晦澀與否也是相對而言。那些偉大的作品讓你感覺晦澀難以進入,不是因為你和那些偉大作品的作者一樣偉大,而是因為你太過平庸。一流作家為探求真理而寫作,三流作家為取悅讀者而寫作。

Q:如何看待當下的文學讀者,以及你作品的讀者?考慮過讀者的“智力問題”嗎?

A:在大陸,經過將近一代人的庸俗唯物主義的污染,如今新一代的讀者重又煥發了對精神生活、智力生活和靈性生活的熱切向往。每年大量西方經典著作的移譯出版,足資證明。當然,我還有最重要的一部分讀者在臺灣。我在臺灣出版的小說比在大陸出版的多。我在臺灣文學雜志發表的小說也比大陸多。大陸官方的文學雜志我是拒絕投稿的,而那些民間文學雜志則命運多舛,譬如曾經發表我作品的《天南》。至于我的讀者,我將其視為同道者。

我在寫完處女作《寂靜瑪尼歌》之后,由于出版無望,就開始只為自己寫作。純粹是對小說這種藝術形式本身的迷戀和對真理的求索,我接連寫了6本小說。幸得香港友人廖偉棠的推薦,我的作品才在臺灣陸續出版,然后,才有了大陸簡體字版。當然,電影小說《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最先是由頗具勇氣和才情的出版人范新先生籌劃出版的,之后臺灣行人出版社又出繁體未刪節版。目前得以出版的作品,能有讀者喜歡,只能說我的讀者和我一樣熱愛思考。我一直拒絕思想的懶漢成為我的讀者。我才不屑于像娛樂明星那樣取悅腦殘粉。

關于文學語言和文化偏見:我還是躲在魯迅先生那瘦弱的身影下,以免被那些只知盲目崇拜而不知比較評判的文化民主主義者潑大糞。


   Q:
“作為一名漢語寫作者,我卻陷入語言學的困境,從而越來越悲哀地感覺到這種智力的先天不足。”這個語言學的困境有哪些?為此你做了怎樣的克制?

A:現代漢語,由于其語法結構的粗糙,很難進行致密的思想。而象形表意文字,很難把抽象的概念完整又細致地表達出來。以梵文為載體的純抽象的佛教思想在東漢末年傳入中國之后,經由象形文字的扭曲,幾乎全都變成了具象化的東西。英國歷史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因此才不得不感嘆:佛教最終被改造成了徹頭徹尾的中國貨。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肇始的一場對西方文明的嫁接,最后又因語言文字的不同,而把西方文明變成了徹頭徹尾的中國貨。

Q:你理想中的口語語言體系和文學語言體系是怎樣的?

A:以魯迅為代表,有一群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主張廢除漢字,創造拼音文字。在文化學的意義上,我不是一個極端的外科手術醫生,我愿意把自己看做是一個更有歷史遠見和現實感的文明嫁接師。或許日文(象形字與假名)對漢語是一種很好的借鑒,也就是說,我們的漢語文應該在保持象形表意文字(具象符號)的同時,另外創造一套表音符號(抽象)系統,用來表達非具象的概念。每一種語言都留有文明嫁接的痕跡。漢語中滿是來自梵文、日文和英文的外來字。如果不經象形的扭曲,或許我們更能準確地理解這些外來字真正的涵義,譬如佛陀、自由、民主與共和等等。

Q:有人在網上說你對中國文化和孔子有偏見,對此你怎么看?

A:以此觀之,魯迅對中國文化和孔子更有偏見。我還是躲在魯迅先生那瘦弱的身影下,以免被那些只知盲目崇拜而不知比較批判的文化民族主義者潑大糞。實際上,他們是一群仰賴老祖宗菲薄的遺產窮過日子的思想懶漢。只要他們稍微翻翻書,就知道朱熹王陽明他們是從佛教里偷取思想的。只要他們稍微了解一下蘇格拉底、喬達摩·悉達多和耶穌,就知道孔丘同志是個跑官專家。只要他們稍微動動腦子,就知道自己整日吃的惡果必定不是產自一粒善的種子。

關于寫作題材:知我是個少年,努力按照各個偉大宗教的教義生活。我為自己寫作。


   Q:
你的作品中涉及大量宗教和藏區題材,為何要作這種選擇?與你的個人信仰或精神世界有何關聯?

A:越是被禁止的,就越是藏著誘人的秘密。文學難道不是去探究秘密嗎?探究秘密難道就不能檢驗一個作家的勇氣嗎?而宗教一直伴隨著人類,從來不曾消亡。當然,人類的貪婪、傲慢和愚蠢也一再玷污宗教的純潔,致使宗教一度被體制化,譬如羅馬天主教、伊斯蘭哈里發和西藏的喇嘛王國等政教合一體制。我把這種被體制化的宗教叫做宗教政治,與世俗政治一樣丑惡。幸運的是,總有宗教天才一再反叛這種宗教政治,譬如加爾文的新教改革,譬如蘇菲教徒對伊斯蘭奢靡的教士階層的反叛。

我個人的信仰與宗教政治無關,所以我不加入任何有組織的宗教團體。我閱讀佛經,也讀《圣經》,還讀《古蘭經》和《圣訓》。我是個少年∏,努力按照各個偉大宗教的教義生活。當然,如有學識和修為皆具圓滿的大師,不管他是一位喇嘛,還是一位蘇菲,或是一位神父,我都愿意終生追隨。

Q:是否考慮過這種選擇對外容易討巧,而對內則易為當局不喜?

A:我說過,自《寂靜瑪尼歌》之后,我只為自己寫作,從不考慮出版。當然,客觀的結果是,涉及宗教和西藏的小說在臺灣較易出版而且頗有市場。聯合文學在2010年之前引進過三位大陸作家,最年輕的是我,另兩位是我的前輩:莫言和余華。時任聯合文學主編的王聰威在一次文學討論會上透露,我是唯一給他們出版社賺錢的大陸作家,言下之意是另兩位文學前輩讓它們賠錢了。當然,莫言先生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想聯合文學應該是又賺錢了。無疑,當我開始只為自己寫作時,我就清楚地知道,這樣的寫作必然不能見容于大陸,因為我解除了曾經作為記者而加諸我身的鐐銬。寫作不能有絲毫的精神閹割。

Q:你的作品中也涉及到一些族群沖突,甚至有仇殺情節,對此你作何考慮?

A:我們的歷史一直充斥著族群沖突乃至仇殺,只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政治之手巨大的陰影一直將其遮蔽著。自9·11之后,族群沖突成了世界關注的新聞乃至文化話題。當然,在此之前,世界性的族群沖突又夾雜著殖民主義的罪惡。非洲黑人作家索因卡,或是白人作家多麗絲·萊辛、南戈爾丁和庫切都曾關注過這種殖民主義下的族群沖突。族群沖突不僅是個歷史性的主題,而且是個世界性的主題。美國學者亨廷頓甚至寫出了西方藍色文明遭受中國黃色文明和伊斯蘭綠色文明之威脅的《文明的沖突》。但是,族群沖突這個歷史性和世界性的主題在中國文學中尚屬空白。我想去填補這個空白。在結束了十年西藏研究并寫出3本西藏小說和一本非虛構作品《西藏的憂傷》(待出)之后,我開始將目光投向新疆。

Q:“故鄉死亡”的主題,里子應該不算是個新命題,比如魯迅也寫過,你即將完成的故鄉三部曲和他的有何異同?

A:關于魯迅的“故鄉死亡”主題,我沒有研究。我的“故鄉三部曲”分別涉及三個主題:死亡、生命和救贖。第一部《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探討的是肉體的死亡和農耕文明的死亡;第二部《蜂王的夏天》(待出)講述的是人們對超越政治的個體生命的救助以及對超越種屬關系的大生物圈的關愛。第三部《九月曼札》(待寫)講述一個陷入道德困境的人對自己的靈魂完成的最后救贖。

Q:在《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里,尕桂最后在“水”里尋找到了形而上的“故鄉”,你如今尋找到了“故鄉”么?

A:如今,我感覺到了某種形而上學意義上“故鄉”的存在,但我尚在尋找中。我渴望著早日覓得途徑,以便終生寓居其中。

關于孤獨與克制:我害怕惡業的報應,所以盡量說善知識和真思考。


   Q:
你曾提到,自己的寫作初衷是“看人可不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你現在找到了答案么?

A:找到了。我覺得自己正在幸福地生活下去。

Q:臺灣聯文文學出版社評價你的小說“更多地體現人道主義者的悲憫、禁欲主義者的清潔和宗教徒般的救贖。”你怎樣評價自己的小說?

A:這句話本來是編輯寫的,我做了提煉,因此,這句話也是我對自己小說的評價,當然,僅限于已經出版的西藏小說。在此之后,我的小說寫作將轉向智力型和知識型的寫作,像《哈扎爾辭典》或是《玫瑰的名字》那種。

Q:類似的作家張承志,同樣有宗教背景(伊斯蘭),創作中注重心靈力量,在90年代還是“抵抗投降運動”的重要人物。你如何看待?你是否可與其相比或受過影響?

A:張承志先生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幾位值得尊敬的作家之一。他在1980年代之后脫離體制,成為一個自由作家,他精通蒙古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并且是位信仰虔誠的穆斯林。但是,他那種左派紅衛兵的好斗氣質和偏狹的文明沖突觀,我是持保留意見的。我更愿意將各民族創造的文明在我的知識和思想系譜樹上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嫁接。我也不愿意將自己歸為某一類人的代言人。

Q:你說自己絕對不會在文中出現色情和暴力,做一個好人比做一個藝術家重要。為何要作這種克制?你有沒有在寫作中遇到非得要這兩種因素,才可表達的情況,怎樣克制自己(比如《寂靜瑪尼歌》的開頭,也算是邊緣性描寫)?

A:關于對色情和暴力的克制,我是在創作了3部小說之后才逐漸確定的。寫作是一種文字的言說。根據佛教的教義,一個人的身(體)語(言)意(識)必將產生業(因果)。我不愿因言說而制造惡業。沒有人能夠逃離自己身語意所生的業。我害怕惡業的報應,所以盡量言說善知識和真思考。所有呈現在紙面上的文字,都是寫作者意識的投射。在我的意識里,有比色情和暴力更為寶貴的東西。

Q:在追求“時髦”和“經驗有效性”的當代文壇,這樣的寫法是否會為你帶來某種寂寞?

A:我已一再陳述:我不為讀者寫作,當然更不會為文壇寫作。我為超越人之上的某種存在而寫作。人到四十,開始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最高存在對你的呵護,你就不會再有人世的孤獨和寂寞了。

Q:你現在是創意寫作的老師,問一個很通俗的問題——“怎樣作小說”?寫作可以教和學習嗎?

A:我一直仰慕的攝影大師約瑟夫·寇德卡曾有機會去大學教攝影,但他拒絕了。他認為攝影是不可教的。同樣,我認為小說也是不可教的。我只是嘗試著去培養大學生的文學鑒賞力。你不一定要成為一個作家,但是,你應該有能力欣賞文學作品,或者至少,為了你生命的品質,你可以分辨那些是有毒食品,哪些是綠色食品。在我們的文學體制中,一直是綠色食品的管道被堵塞,而垃圾食品的管道則暢通無阻。我們太多的人長期被垃圾文學所污染,從而對健康文學過敏。

關于電影:該是文學借鑒電影的時候了。


   Q:
你的電影語言和文學語言都在尋求對線性敘述的突破,如何平衡這種突破中產生的障礙?

A:從技術層面上講,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突破線性敘述,于我而言,并不太難,難的是如何以數學的和諧,為小說和電影創造出一種獨特的結構,就像卡爾維諾小說《看不見的城市》那樣。

Q:嚴歌苓說她的作品要有“抗拍性”,作為作家和導演,對文學作品的“抗拍性”你怎么看?

A:恰恰相反,我的“故鄉三部曲”的第二、第三部曲,就是一種專為電影拍攝而寫作的小說。我將這種小說命名為電影小說。電影小說這一提法最早來自法國作家兼導演阿蘭·羅伯-格里耶。我嘗試著創造一種新的小說類型,借用電影的諸多表達技巧。有一段時間,電影借鑒文學,甚至有諸多小說改編成了電影。隨著電影這一第七藝術變得越來越成熟,那些偉大的導演創造了新的敘述方式。該是文學借鑒電影的時候了。

Q:如果不考慮錢的問題,《蜂王的夏天》會是一部怎樣的電影?想由誰來演?

A:《蜂王的夏天》是一部線性敘述的電影,極為克制和冷靜。養蜂人是我第一部電影里的一位演員,就是那位扛著皮影樹漫游大地的皮影藝人,被養蜂人救助的大學生和養蜂人的女兒需要職業演員,因為二人有愛情戲。

如果不考慮錢的問題,我希望是臺灣演員張震來飾演大學生,大陸演員余男來飾演養蜂人的女兒八月。我特別喜歡余男在王小帥電影《圖雅的婚事》里精彩的演出。

關于信仰和自我:我逐漸游離于宗教團體之外。到處都是宗教和知識的偏見。


   Q:
你對佛教、基督教等均表現出較大興趣,而又說過自己沒有明確信哪種宗教。為什么?是不愿將自己交出去,還是“信”得不夠?或者過于理性?

A:從儀式上講,我皈依的是藏傳佛教寧瑪巴,但我看不慣彌漫在信徒和上師之間的那種迷信和偶像崇拜,也看不慣那些來自西藏的僧人追逐金錢的丑陋和對現代科學的無知。于是,我逐漸游離于宗教團體之外。到處都是宗教和知識的偏見。其實,對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這些偉大的宗教,它們都是有著科學理性精神的。聽慣了不同宗教不同教派的信徒彼此的詆毀和攻訐,我才以宗教比較學的心態,對各個偉大的宗教兼容并蓄。

Q:你覺得信仰的力量在你身上是怎樣體現的?宗教的缺位,會帶來什么?

A:信仰首先以禁忌和戒律的力量,來限制我的自私、貪婪、懶惰、傲慢……然后,信仰以實證的力量,讓我對生死充滿自信。不能說宗教的缺位會帶來什么,因為宗教幾乎在每一個時代都有可能變成宗教政治。應該問信仰的缺位會帶來什么?我想,信仰的缺失會帶來極端的自私自利和毫無節制的貪婪,會帶來對死亡徹骨的恐懼,尤為明顯的,會帶來傳銷組織、邪教徒和廣場舞。

Q:你曾說你自己是孤獨的人,但也有強烈的和人分享的欲望,可以再說說你身上還有哪些對立面?它們彼此的拉鋸,對你的創作和生命有何影響?

A:我一直對我稍具教養的外表下深埋的暴力感到担憂和厭惡。我很担心自己在面對敵人的刀劍時,不是以微笑接受死亡,而是以暴力抗擊暴力。我很担心自己在面對不公的審判時,不會坦然說出:“我沒有敵人。”

Q:我個人也喜歡你在05年辭職時的自我評價——天生偏左的無政府主義者,具有獅子座人鋪張炫耀的劣跡,同時兼具感恩和俠義的美德。過了快10年,這個自我評價還適用嗎?有何改變。

A:十年之后,我變成了一個既不偏左也不偏右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個不愿廢話只想與人交流思想的人,在無人交流時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至于感恩的美德,依然存在,但對中國江湖式的俠義,多有懷疑,因為普世的美德和超世俗的正義更加令我傾心。

Q:十年來,你的身份也增加了更多的標簽,從作家、導演到佛教徒、教師,還有父親等等,談談這些身份所賦予你和改變你的東西?明年四十,將近 “不惑”,有何感想或新的打算?

A:渴望有偉大的小說和電影作品被我創造出來,而這往往造成一種焦慮,且又承担著對父母養老送終對兒女撫育成人的雙重使命,從而不得不在世俗中掙錢度日,因此也就難有充裕的時間閱讀和寫作。人到四十,世俗疑惑確實不多,但形而上的困惑則更多,于是,我急切地渴望著一位學識淵博、品行高潔的精神導師出現在我面前。

Q:謝謝接受訪問,愿生活與創作順意。

關于柴春芽柴春芽,1975年出生于甘肅隴西一個偏遠的小山村,1999年畢業于西北師大政法系;曾在蘭州和西安的平面媒體任深度報導的文字記者,后在廣州任副刊編輯和圖片編輯;2002年進入《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先后任《南方都市報》和《南方周末》攝影記者;2005年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一個高山牧場義務執教,執教期間完成大型紀實攝影《戈麥高地上的康巴人》;多次游歷安多、衛和康巴三大藏區,并去尼泊爾和印度流亡藏人社區旅行考察;著有小說《西藏流浪記》、《西藏紅羊皮書》和《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均由臺灣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西藏流浪記》更名為《寂靜瑪尼歌》后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出版;2010年受邀成為大陸首批赴臺灣常駐作家之一;編劇并導演獨立劇情長片《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并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和臺灣行人出版社出版同名電影小說;另有長篇小說《我們都是水的女兒》及圖文集《風馬旗下的憂傷》等待出版;目前在一所私立大學教授創意寫作課。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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